读《萧红书简》札记
1936年12月2日
1981年1月，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萧军整理编注的《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收入萧红1936年7月18日至1937年5月15日自东京和北京致萧军书简四十三通。现存萧红书简总共只有五十多通，这批书简之珍贵显而易见。
从那时至今，《萧红书简》又出版了2011年金城出版社版《为了爱的缘故：萧红书简辑存注释手稿本》和2014年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版《萧红书简》手稿本，后者增补了新发现的一通萧红书简。今年5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经过修订的《萧红书简》最新版。这四十四通萧红书简中有二十六通是寄往上海的，让这些书简“重归海上”，理所当然。
然而，无论是初版还是以后的这三个版本，编号第二十六封的萧红书简，写信时间均存在疑问。细核萧红原信手迹影印件，共二页，第二页落款“荣子 十一月二日”，因此，萧军认定此信写于1936年11月2日，将其编在1936年10月29日的第二十五封信和11月6日的第二十七封信之间。殊不知萧红的落款时间是笔误，此信不可能写于1936年11月2日。
此信第二段对考定其确切写信时间至关重要：
如果此信确实写于1936年11月2日，那么萧红当天应该在东京听了一场郁达夫演讲。但是，这是不可能的。据现有史料，郁达夫以采购印刷机和学术演讲为名赴日，于1936年11月12日船抵长崎，13日才到东京，怎么可能提前十一天，即11月2日在东京演讲？
萧红1936年11月29日致萧军第三十封信中也明明写着：“这里，明天我去听一个日本人的讲演，是一个政治上的命题。我已经买了票，五角钱，听两次，下一次还有于（郁）达夫，听一听试试。”也就是说，11月29日的“明天”，即11月30日，萧红去听一场日本人的讲演，下一场准备去听郁达夫讲演。所以，听郁达夫讲演的时间，一定在1936年11月30日之后，而不可能是11月2日。
2011年黑龙江大学出版社版《萧红全集》和2014年北京燕山出版社版《萧红全集》，都已对此信写于1936年11月2日提出质疑，“疑该信确切的写作日期为‘十二月二日’”，但还只是“疑”。郁达夫在日期间，作过数次演讲，萧红听过的到底是哪一次，此信写信时间又到底是哪一天？
1990年2月，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印行《郁达夫资料总目录附年谱》下册（《东洋学文献丛刊》第五十九辑），《年谱》中有如下记载：
据此，萧红1936年12月2日参加郁达夫《现代中国文坛概况》演讲会已可确定，萧红此信确切的写信时间也可最后确定为1936年12月2日。
萧红与郁达夫
上篇考证萧红1936年12月2日而不是11月2日在日本东京日华学会听取了郁达夫演讲《现代中国文坛概况》，萧红当天致萧军信中说郁达夫“看人还不讨厌”。短短六个字，道出了萧红对郁达夫的印象，颇有趣。而郁达夫当时是否知道听众中有一位萧红？则已不可考。
萧红萧军1934年11月到上海，在鲁迅的帮助下，分别以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登上文坛。但萧红与海上文坛的交往并不多，除了鲁迅夫妇，以及与鲁迅熟悉的黄源、黎烈文、胡风、孟十还等位，她与其他前辈和同辈作家几无往来。郁达夫当时定居杭州，已不可能像以前那样经常拜访鲁迅，1936年春又南下福州出任福建省政府参议，他与萧红在沪期间没有交集，完全在情理之中。
然而，历史还是安排了郁达夫与萧红的一次成功的合作。1938年底，郁达夫远涉重洋，到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大力宣传抗日。此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三周年，作为鲁迅的好友，郁达夫计划在《星洲日报》上推出一系列回忆和研究鲁迅的文字以为纪念。他想到了时在重庆的萧红，特地向萧红约稿。萧红怀着对鲁迅的深深敬意，写下了后来广为传诵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寄给郁达夫。这篇回忆录很长，连载于1939年10月14日至20日《星洲日报·晨星》。郁达夫专门在文前撰写了《编者附志》：
显而易见，郁达夫推重萧红，也推重萧红这篇情真意切的回忆长文。鲁迅逝世以后，郁达夫也写过一篇很长的《回忆鲁迅》，先后在上海的《宇宙风乙刊》和新加坡的《星洲日报半月刊》连载，所以他在《编者附志》中说《鲁迅先生生活散记》“所记者，系鲁迅晚年的生活，颇足以补我《回忆鲁迅》之不足”。郁达夫这个评价是恰切的。《回忆鲁迅》写的是郁达夫自己与鲁迅的交往，也即1923—1933年前后的鲁迅，而萧红写的是1934—1936年的鲁迅，把这两篇回忆录合在一起，几乎就是一个较为完整的1920—1930年代的鲁迅。虽然两位作者的视角不同，着墨点也有所不同，但两位作者都平视而不是仰视鲁迅，笔下的鲁迅都真实、生动和可亲，这是这两篇鲁迅回忆录的共同特点。回忆鲁迅的文字已经汗牛充栋，而萧红的《鲁迅先生生活散记》和郁达夫的《回忆鲁迅》，或许还应加上林语堂的《悼鲁迅》和荆有鳞的《鲁迅回忆断片》，是其中很难得很有价值因而也是很可宝贵的，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