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鲁迅到张爱玲:文学史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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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赠清水安三字幅考略

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放下佛经 立地杀人

鲁迅

上述连署名在内总共十八个毛笔字,书于24×20cm的日产卡纸之上,后装裱成日式挂轴,并配有长型木盒,木盒盒盖内又书有如下毛笔字:

朝花夕拾 安三 七十七

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安三”即日本人清水安三,木盒盒盖内的这段话应出自他本人手笔,而“七十七”当为他七十七岁时所书。“添四个字”即“朝花夕拾”,鲁迅回忆性散文集的书名。这段话再清楚不过地告诉我们,日式挂轴上署名“鲁迅”的这十六个毛笔字是他称之为“故人”的“周树人先生之真笔”,这幅“真笔”是鲁迅书赠予他清水安三的,而挂轴则装裱于清水七十七岁也即1968年之前。

如何证实这幅挂轴出自鲁迅之手?这就需要梳理清水安三与鲁迅的关系了。清水安三(1891—1988)并非等闲之辈。他是基督教徒。1917年他以唐朝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传授佛教为榜样,由日本组合基督教会派遣,以宣教师(传教士)身份来到中国沈阳。1919年移居北京,进入大日本支那语同学会学习中文。1921年与夫人一起在北京创办“崇贞平民工读女学校”(后改名“崇贞学园”)。清水安三同情中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参与日文《北京周报》的撰稿与约稿。正是在北京期间,他与日文《北京周报》的二位作者即鲁迅和周作人周氏兄弟结识并开始交往。

清水安三结识鲁迅的时间,有1921年和1922年的不同说法。25但无论鲁迅还是周作人,他俩1921年的日记均无关于清水安三的明确记载。而按照清水安三晚年的回忆,他首次与鲁迅见面还有点戏剧性: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第一次拜访鲁迅时的情景。严格地说,当时我不是专程去拜访鲁迅而是去拜访周作人的。可是,当时不知是因为我没人介绍单独去的缘故呢,还是周作人真的不在家,反正我被中国人惯用的“没在家”这一挡箭牌挡住了,吃了闭门羹。……尽管被告知周作人没在家,但我还是再三恳求听差的,说只要给我五分钟就行,请他一定行个方便。这时,一个鼻子下蓄着黑胡须的中年男子从西厢房掀开门帘,探出头来说:“如果我也可以的话,就进来吧,我们聊聊。”于是我进了房间与他进行了交谈,没想到这个人就是鲁迅。26

可惜的是,鲁迅1922年的日记至今不知下落,无法将清水的回忆与日记的记载进行印证。我们只能先从周作人日记中去寻找清水安三的踪迹。清水安三首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是在1922年4月10日:“清水君偕渡边藤田二君来访。”此后,“清水君”的名字多次出现在周作人日记中,或“清水君来”,或友朋宴聚,或周作人“至清水君宅”,其间鲁迅会不会有时也参与呢?该年7月1日,清水安三还到八道湾周宅小住,次日由周作人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清水安三一同离京,因北京东站“无车复归”,至3日方始送成。10月5日周作人日记又云:“晚丸山、永持、清水三君来会餐,旧中秋。”1922年有闰五月,10月5日才是中秋节,那么当晚鲁迅一定也在家,与周作人和清水安三等人一并“会餐”赏月吧?由此或也可知,周氏兄弟当时与清水安三的联系还是较为频繁的。

清水安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现存鲁迅日记中是1923年1月20日,该日鲁迅日记云:“晚爱罗先珂与二弟招饮今村、井上、清水、丸山四君及我,省三也来。”而同日周作人日记则云:“晚邀今村、丸山、清水、井上诸君会食,共八人,十时半始散。”两段日记互相对照补充,才构成当晚欢宴的全景,出席的八个人也一一落实。可以肯定的是,这次周氏兄弟确实与清水安三共宴畅叙了。但就在京时期总体而言,清水安三与周作人的关系似更为密切,如周作人该年3月14日“至东总布胡同访清水君”、5月12日“午至东华饭店”与张凤举、徐耀辰、沈尹默、沈兼士、马幼渔共同宴请清水等日本友人,鲁迅均不在场。

鲁迅日记中第二次出现清水安三的名字已到了该年8月1日,这时鲁迅已与周作人失和,准备迁出八道湾。这次见面鲁迅日记中这样记载:“上午往伊东寓治齿,遇清水安三君,同至加非馆小坐。”鲁迅一向不喜喝咖啡,这次与清水在咖啡馆小坐,一定有什么事要谈。果然,五十五年以后,清水安三在东京对来访的鲁迅研究专家唐弢作了如下的回忆:

一九二三年八月一日,鲁迅在日记里记着在伊东寓所遇见我,同至咖啡馆小坐,因为要搬家,借车子。我认识一个叫福本的海关税员,是大山郁夫的弟弟,他有汽车。第二天搬家,弟兄俩闹翻了。……后来从砖塔胡同搬到西三条,也是我给借的车子。27

可见清水安三还无意中介入了周氏兄弟失和后鲁迅迁居事宜。清水安三最后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1924年5月7日,是日“下午清水安三君来,不值。”也就是说鲁迅不在家,失之交臂了。两个月后,清水携夫人离京回日,然后赴美留学。

尽管清水安三在现存鲁迅日记上总共只出现了三次,但他对鲁迅一直十分尊敬和推重。早在1922年11月24日、25日和27日,他就以“如石生”的笔名在日本《读卖新闻》“支那的新人”专栏连载《周三人》一文,介绍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他对鲁迅的评价不吝赞美之词:

盲诗人爱罗先珂(Eroshenko)推崇周树人为中国作家第一人,我也持这种观点。正当上海文士青社的每个人都在就《聊斋》中那些未写好的故事随随便便写文章的时候,发表了唯一称得上是创作作品的人,实际上就是周树人。28

这是继青木正儿之后,日本学者第二次向本国读者介绍鲁迅其人其文,仅凭这一点,清水安三就功不可没。直到晚年,清水安三还接连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以及在1979年会见唐弢时追忆鲁迅,尽管有些细节有所出入,清水深情缅怀当年与鲁迅的交谊却是一以贯之,他强调:“我认识很多中国人,但是象鲁迅那样平易近人、善解人意、谈笑风生、见识高深的人还未曾遇见过。”29

清水安三与鲁迅之间既然有着这样的渊源关系,那么,鲁迅曾经书赠清水字幅就是完全可以想见的,是情理中事。事实上,已有不止一位中国学者提到清水珍藏着鲁迅的书法作品。李明非是这样说的:“鲁迅在日记中记载着清水安三的名字,他曾多次将自己的书法作品赠与清水先生。”30闻黎明也说过:“清水先生非常敬仰鲁迅,一直珍藏着鲁迅送给他的书法作品。”31李说是“多次”,闻说则未涉及次数,但不管是一次还是多次书赠,他们对鲁迅赠送清水安三书法作品的具体内容,均语焉不详。

唯一的一次公开披露鲁迅写给清水安三书法作品具体内容的文章出现在1996年。该年日本《从地球的一点开始》(又可译作《来自地球的一角》)第九十二、九十三期合刊发表日本学者饭田吉郎的《由鲁迅的一张明信片想到——“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一文。很快,北京《鲁迅研究月刊》1996年11月号又刊出李思乐《鲁迅寄给清水安三的一张明信片》一文,文中全文转录了饭田此文的日文全文和中译全文并略加评说。鲁迅曾给清水安三写过“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这四句十六个毛笔字一事由此遂为日中读者所知,虽然并未引起中国鲁迅研究界足够的关注。

饭田吉郎(1922—)编纂有《现代中国文学研究文献目录(1908—1945)》,1959年2月由日本汲古书院初版,1991年2月出版增补版。此篇短文正是从编纂这部工具书的话题切入的,饭田说:

在进行这项工作时,遇到了一些意外的、甚至不可思议的事情。第一件是无意中得到了鲁迅(1881—1936)寄给清水安三(1891—1964)的一张明信片。……

这张明信片的寄出人署名是鲁迅,收信人是“上海市徐家汇 清水安三先生”。是用漂亮的毛笔字写的,无日期,邮戳也模糊不清。因此,不能判定寄出的日期。因这明信片在《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中都未收录,以致鲁迅究竟什么时候写了这张明信片,则无从知晓。

鲁迅在这张明信片上写了以下四句话十六个字,因在明信片的正面有鲁迅写的“应需回信”字样,看来很可能是受清水的请求而写的复信: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放下佛教,立地杀人。

意思是说,“如果放下屠刀,立地便可成佛。如果放下佛教,立地便可杀人。”32

这几段文字公开报道了鲁迅曾经书赠清水安三这十六个毛笔字,应该肯定。遗憾的是,其中也存在种种疑点,很容易产生误解,有必要略加辨析。首先,饭田并未提供这四句十六个字的照片,以至我们难以判断是否真的书于“明信片”上(日文“頁書”,一般译为“明信片”,但也应可视为比明信片大的“卡纸”)。其次,饭田并未告诉我们他具体是什么时候“无意中得到”(或“找到”)鲁迅这张“明信片”的。第三,饭田在抄录这四句十六个毛笔字时,竟然两次把“放下佛经”抄错,抄成“放下佛教”。“放下佛经”,是通顺的、形象的,“放下佛教”,就不大通了。如果“明信片”确在他手头,按理不应该犯这种错误。这还不包括已为李思乐一文所指出的,饭田在介绍清水生平时把清水的卒年也写错了。

五四以后,留过洋的文化人通信使用明信片不少,但鲁迅致信友人,一般不大使用明信片。查《鲁迅手稿全集·书信》,仅见1919年1月31日致钱玄同函和1926年9月11日、13日致许广平函等寥寥数通使用明信片而已,而前者是钱玄同先寄鲁迅明信片,鲁迅才以明信片答复老朋友。而且,清水安三向鲁迅索字固然完全有可能,但这四句十六个字的内容似不像鲁迅“受清水的请求而写”,而更像是鲁迅主动选定写给信教(虽然不是佛教)的清水安三的。“应需回信”四字似也文理不通,不够礼貌,不像出之鲁迅之手。综上所述,笔者敢大胆推测,也许饭田吉郎撰写此篇短文时已届七十五岁高龄,记忆或时有失误了?

然而,饭田吉郎至少见到过鲁迅书赠清水安三的这四句字幅,这一点应无可怀疑。他所说的因为《鲁迅日记》《鲁迅书信集》都未收录,鲁迅究竟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写了这四句字幅,“则无从知晓”,也都是实情。当然,鲁迅为人书写字幅,包括为日本友人和机构如圆觉寺所书,也有不写上款和不落款时间的,他写给清水安三的这四句字幅无上款无落款时间并非孤证。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是传诵甚广的佛家语。宋释普济编《五灯会元》卷五十三:“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颺下屠刀立地成佛。”明彭大翼《山堂肆考·征集》卷一:“屠儿在涅槃会上,放下屠刀,立便成佛,言改过为善之速也。”清文康撰长篇小说《儿女英雄传》第廿一回中也有“从来说‘孽海茫茫,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句。此语明白晓畅,但含义十分丰富,既可理解成停止作恶,立成正果,也可解释为放下妄想、执念,就是佛。鲁迅对佛学深有研究,他自费印行《百喻经》,他的作品中大量使用佛家语,都是明证。所以为信教的清水安三书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在他是信手拈来,不足为奇。至于“放下佛经,立地杀人”,自然是鲁迅的引申,不仅可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相对应,显示了鲁迅思想敏锐,言辞犀利的特点,或者也有所针对,有具体所指。

有必要指出的是,鲁迅这十六字挂轴到底书于何时?一时固难以确定,鲁迅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日记中也已无与清水安三交往的明确记载,但据清水安三自己回忆,他和鲁迅在上海确实见过面。他1979年亲口对来访的唐弢说:

我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前,从沈阳来到北京的。一九二四年前往美国,住了三年。以后也在上海和鲁迅见过面。

不过,我们的主要交往在北京。33

但若进一步追问,清水和鲁迅到底具体何时在上海何地为何事见面,我们仍不得而知。不过,鲁迅1933年11月4日写了《归厚》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值得注意的话:

古时候虽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人,但因为也有“放下官印,立地念佛”而终于又“放下念珠,立地做官”的人,这一种玩意儿,实在已不足以昭大信于天下:令人办事有点为难了。34

文中“放下官印,立地念佛”和“放下念珠,立地做官”云云,与“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倒颇有相似相近之处。当时谁在大念佛经?1934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和已下野的北洋政府执政段祺瑞等联合发起,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宣扬“佛法”,35鲁迅这四句十六字会不会与此相关呢?他对段祺瑞一直是痛恨的。如果属实,那就颇具讽刺意味了。但这也只是一种推测,有待进一步查考。

鲁迅无心作书家,但他的书法历来为文坛和学界所看重,历来被视为文人书法的代表作品。鲁迅的字无论是大幅还是小幅,无论是精心之作,还是随兴所书,而今早都已是凤毛麟角。从这个意义讲,鲁迅为清水安三书写的这四句十六字挂轴的公之于世,实在令人欣喜。

(原载2016年1月成都《当代文坛》总第225期)

附记

关于鲁迅书赠清水安三的这幅字,鲁迅研究界存在争议,有关讨论文章按发表时候先后有王锡荣作《再谈鲁迅偈语条幅》(刊2015年12月30日上海《文汇报·笔会》)、萧振鸣作《鲁迅致清水安三行书偈语是真品吗?》(刊2016年1月13日北京《中华读书报·瞭望》)、黄乔生作《清水安三藏鲁迅手书佛偈》(刊2016年1月南京《开卷》第十七卷第一期)和王观泉作《新发现鲁迅四言诗偈:我的考证》(刊2016年6月《上海鲁迅研究》2016春号)等文,可以参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