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梨园妙曲齐阳阿,衣冠优孟舞婆娑”
——说优孟
清人梁清标《蕉林诗集·雨中听梨园演黄孝子传奇》一诗生动描述了优伶表演的艺术感染力与情感渗透力:“梨园妙曲齐阳阿,衣冠优孟舞婆娑。曲中哀怨一何多,四座闻之涕滂沱。”在我国古代戏曲史上,关于“梨园”一说始自唐玄宗,玄宗李隆基精通音律,擅谱佳曲,创设了著名的音乐教习与演出机构——梨园,故而一直以来被习惯地尊之为梨园之祖,后世亦通常以“梨园”指代戏曲行业。不过,若要论及中国戏曲演员真正的始祖,先驱者则并非唐玄宗或唐代众多的梨园子弟,而要继续上溯到更早以前,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优孟”才是公认的中国戏曲演员之始祖,“优孟衣冠”则是中国最早的戏曲装扮。
唐玄宗封禅图
关于优孟的生平事迹,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中有着较为详细的记载。优孟乃春秋时楚国优人,生活年代与楚庄王(公元前613——前590年在位)大致同时。优孟身高八尺,外形魁梧,仪表堂堂,而且滑稽调弄,机敏多智,常在谈笑中施以讽谏。
司马迁《史记》中记述了关于优孟的两件典型事例:
其一是“楚庄王与马”。说是楚庄王有一匹非常喜爱的马,每日让马儿享受着食物充裕、安逸舒适的生活,结果由于肥胖过度得病而死。庄王心疼不已,要求臣下按照大夫的礼仪为马装殓埋葬。朝中官员自然对此议论纷纷,然而庄王一意孤行,宣布若反抗命令者罪可致死。闻知此事,优孟未正面劝阻,而以大哭进谏:“马者,王之所爱也,堂堂楚国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礼葬之,薄!请以人君之礼葬之。”听及这番话,庄王幡然醒悟,明白了自己的想法过于荒唐,遂命人将马交给了主管宫中膳食的太官,以果众人之腹。
《史记·滑稽列传》书影
其二是“孙叔敖复活”。楚相孙叔敖死后,其子贫穷潦倒,以砍柴为生。优孟得知后,便穿戴上孙叔敖生时的衣冠,模仿其言行举止、音容笑貌,过了一年多,形容极为逼真。于是优孟前往拜见楚王,楚王惊其奇似,以为孙叔敖复活,遂邀请其出任楚相。优孟细细诉说了不能担任楚相之理,道:“孙叔敖之为楚相,尽忠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无立锥之地,贫困负薪以自饮食。必如孙叔敖,不如自杀。”此番话使楚王检点了自己的过失,“乃召孙叔敖子,封之寝丘四百户,以奉其祀。后十世不绝”。此即所谓的“优孟衣冠”。
《人马图》
在“楚庄王与马”这一事件中,优孟表现出了过人的机敏与智慧,他采取“先顺其所好,以攻其所弊”之欲扬先抑、欲擒故纵的讽谏策略,以夸张放大的说术,使楚庄王主动意识到所犯的错误,从而实现了规劝君王行事的目的。“孙叔敖复活”之例,更可见优孟为人之善良与执著,他对已故楚相之子加以援手,花费一年有余的时间充分准备,显示出沉稳睿智的特点,“优孟衣冠”之典故也为后人广为传颂。这两件典型事例的综合,形象生动地表现了优孟作为一名俳优伶人之勇担道义、善良正直的优良品质。
其实准确说来,中国历史上最早有姓名可考的优人并不是优孟,而是春秋时期晋国的优施。《国语·晋语二》对优施事迹有所记载,讲述了优施如何帮助晋献公夫人骊姬设计谋害太子申生,从而扫清障碍,使骊姬亲子奚齐继位。既然优施早于优孟载名史册,而且左近时代还有同样擅长调笑滑稽的淳于髡等人,那么值得玩味的是,为何在后人眼里“优孟”会取代“优施”等而成为整个戏曲演员群体的始祖呢?原因至少有三:就声名而言,楚国的优孟较晋国优施,名气要大得多,传播面较广;就人格品质而言,优施为人邪恶阴逆,为世人鄙弃;优孟则善良正义,获得了后代人的褒赞与颂扬;就后世戏曲演员来说,他们更愿意以优孟所显现的“道义”作为其职业的道德价值标尺,从而获得世人更多的理解和认可。
优孟崇尚正义、宣扬道德的精神内涵得到了大多数戏曲演员的承继传递,其以幽默、滑稽、调笑的娱乐表演进行讽谏的形式更是被一代又一代优人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展示了优伶艺术的社会政治功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干预现实的作用与意义,可概言为“优孟精神”。
女乐俑
古来优人讽谏之例多矣。如秦时侏儒优旃以一句“多纵禽兽于其中,寇从东方来,令麋鹿触之足矣”(《史记·滑稽列传》),劝阻了秦始皇扩筑宫廷苑囿的意图;后唐敬新磨采取以退为进、正话反说的讽谏策略,通过责备县官不应令百姓种庄稼而应空出稻田来供帝王驰骋狩猎,警示了庄宗若要治理好国家,就要关心百姓,并对自己的行为进行约束检点(《新五代史·伶官传》),由于该故事强烈的趣味性,元人周文质还曾据之编成杂剧《敬新磨戏谏唐庄宗》。与敬新磨相类,以巧妙说术来暗示讽谏君王之不体恤民情者,还有南唐优伶申渐高。南唐烈祖升元(937—943)时,申渐高曾任教坊部长官,某日,烈祖宴饮北苑,问于侍臣:“近郊下雨,而都城不雨,何故?”申渐高应声道:“雨怕抽税,不敢入京。”(《南唐书》)烈祖被引得哈哈大笑,遂下令除税,减轻百姓负担。
女乐俑
张扬“优孟精神”而敢于讥讽权贵的优伶在历史上亦大有人在,明代宫廷优人阿丑就是其中的典型。阿丑乃明成化时的太监兼俳优,对时政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当时太监汪直颇得宪宗宠幸,势倾朝野,欺横霸道,文武百官对其所作所为敢怒而不敢言。一次,阿丑在宫中作戏,扮成一豪喝滥饮的醉汉寻衅谩骂,另一人假装呵斥“某官来了”,“醉汉”滥骂如故,又喝道“皇帝来了”,“醉汉”仍不以为然,身边一人突然喊“汪太监来了”,“醉汉”立即惊止,仓皇跪伏道左。旁边一人问曰:“皇帝都不怕,为何独独怕汪太监呢?”“醉汉”则道:“我只知有汪太监,不知有天子。”(《明书·宦官传·阿丑传》)阿丑的表演揭示汪直权势显赫、一手遮天的嚣张,同时又暗示明宪宗如若再不及时制止汪直,国家将有危险。据说事后明宪宗意识到政权受威胁,逐渐疏远冷落了汪直。
“优孟”们以特殊的身份与特有的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参与着国家的政治生活,但人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其光鲜受宠、得行其愿的一面,事实上,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地位低下的优伶过问朝廷政治、讽谏拥有生杀大权的爵贵君王是件非常危险的事情,一步不稳,一语不慎,便会招来灭顶之灾。阿丑的确以其过人的睿智与见识,机敏巧妙地表现了对帝王政权的忠诚维护,因此也得到后代士人的褒赞。可是谁又能知道,掌控朝野的汪直在得知此事后不曾阴谋报复并置阿丑于死地呢?对此并无相关的历史记载,但就诸多泪痕点点、血迹斑斑的戏曲史料来说,因稍有触问朝廷政治而付出宝贵生命的优伶并不少见。比如,雍正皇帝一次看戏,演出的是明代徐霖所作传奇《绣襦记》中“郑儋打子”一出,剧情讲常州刺史郑儋因儿子郑元和沦为歌郎而一怒之下将其痛打几死的故事。演员的表演、唱腔都很不错,演出颇为成功,雍正帝亦龙颜大悦,下令赐食,而且还亲自询问了几句。获皇帝如此亲近,戏中扮演常州知府郑儋的演员受宠若惊,以致得意忘形,便随口问了一声:“今常州太守为谁?”结果这句极为普通的问话招来了雍正的勃然大怒:“汝优伶贱辈,何可擅问官守,其风实不可长。”于是,宴饮还未结束,这位演员就被拉至庭下活活打死了。(《啸亭杂录》)
由于“优孟”们的这种“讽谏精神”,卑微的优伶进入了史家的叙述视野,历代官修正史大多有《伶官传》来记载优伶们对时政的讽刺,但优伶们获得史家的青睐也仅止于此,他们大量的生活内容和艺术创作则付之阙如,这是令人遗憾的。
自古以来,关于“优孟”的诗文数不胜数,几乎历朝历代都有吟咏,如李益“巧为柔媚学优孟,儒衣嬉戏冠沐猿”(《汉宫少年行》),刘禹锡“谑浪容优孟,娇怜许智琼”(《历阳书事七十四韵》),苏轼“不如老优孟,谈笑托谐美”(《次韵王定国谢韩子华过饮》),黄庭坚“岂以优孟为孙叔敖,虎贲似蔡中郎者耶”(《写真自赞》),刘克庄“莫是散场优孟,又似下棚傀儡,脱了戏衫还”(《水调歌头·八月上浣解印别同官席上赋》),蒋士铨“台中奏伎出优孟,座上击碟催壶觞”(《京师乐府词·戏园》),等等。从所引诸多诗词句中不难发现,优伶之滑稽调笑一直都是古代文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衣冠优孟的舞动中,文人们感受到了幽默、滑稽,体验到了谐趣、轻松,同时也找到了逃避生活烦恼、去除尘世忧愁的好去处。由此就深层意义来说,“优孟”与“优孟衣冠”之于文人,其实暗喻了一种世事如戏、人生如梦的生存态度。与佛教之遁世、道教之化仙相对,入戏之于非佛非道者有着更多的含义,亦真亦幻的戏曲表演可以让人体验真实生活难以体验的情感,可以让人实现现存境遇未曾实现的理想,几乎所有的爱与恨,恋与憎,无不可寄于三尺高台。
明·马轼《归去来兮图》(局部)
近代出色的京剧表演艺术家德珺如(1852—1925)的经历颇为传奇,也更具一种特殊的意味。这位出身权臣豪贵家族而最终“下海”的艺人于戏曲表演中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德珺如以工小生闻名,代表剧目有《辕门斩子》《罗成叫关》等。据徐珂《清稗类钞》记载:
德珺如之所以抛弃功名,背叛家族,脱离权贵生活,选择做“完全之伶人”,不仅仅出于他对戏曲艺术单纯的热爱,从史料中还可以看出他对衣冠优孟职业的认可、对优伶社会地位的肯定,以及对“优孟精神”惩恶扬善、正直超俗的赞扬。据说后来一友人还曾劝德珺如返家承袭爵位,他反问道:“我在舞台上一身而兼帝王将相,威重一时,为何要回家?”友人提醒他:“这戏中的帝王将相可是假的。”而他反驳道:“那天下事还有什么是真的?”可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只有深入洞察、领悟了人世的种种,才能发出如此动人深省的言论。
古人云:天地一梨园。整个世界的运转变迁其实就像一个剧情丰富的连台本大戏,不同时代不同肤色的人都在扮演着各自不同的角色。还是康熙帝赐北京广和楼戏园那副对联写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