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古代小说研究与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探索

多年前，在一次关于古典小说研究范式的座谈中，刘勇强先生曾提出加强古典小说研究理论性的两层意义：一是运用理论思维对古代小说加以科学的阐释；二是从古代小说研究中提炼出富有理论意义的成果。9对这一主张，笔者深表赞同，因此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在这一基础上加以延伸，并同时表明笔者自己对这一问题的一些粗浅看法。

从根本上来说，古代小说研究（尤其是小说史的研究）乃是属于广义的历史研究的一部分。在历史学界，曾经长期存在着“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出”的争论，如果将其移诸古代小说研究，则所谓“以论带史”大致就相当于上述的第一层意义：运用已有的理论（在很多情况下乃是指西方小说理论）来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史实加以解释。关于这一问题，笔者认为其中实际上还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层次，比如：部分小说理论主要是揭示小说的一些普遍的基本原理或技巧，其本身不太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这样的理论也并不具备很强的解释力和可重复操作性，例如爱·摩·福斯特所提出的“扁形人物”和“浑圆人物”的理论，这一理论确实指出了小说中普遍存在的两种基本人物类型10，对中国古典小说的人物研究自然也是可以适用的，但是这一理论本身的简明浅显注定其并没有太多的理论潜力和方法论价值，如果我们在古代小说的人物研究中对之加以运用，那么除了为其增加更多的证据、进一步证明其正确性之外，大概不会再有太多的作为，更难以为中国古代小说的人物研究增加新的知识，拓展出新的空间。又例如西方叙事学中的叙事视角理论也曾被大量用之于古代（以及现当代）小说研究，但基本上也是停留于被重复运用的解释性层面，未见其有更多的发展与创新，这也是因为该理论本身基本上已经被穷尽，没有多少可以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的余地了。

然而，另外一些具备很强的方法论意义的小说理论就不是如此，这些理论提供的乃是一种研究的重要角度或手段，并且提出这一理论的原初的研究论著也具有很强的方法论与思想史上的示范性意义。比如巴赫金的《拉伯雷研究》，深入挖掘了拉伯雷的《巨人传》与欧洲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民间文化的复杂联系，对民间诙谐文化与狂欢节文化的特征进行了理论说明，阐明了它们与作家创作之间的关系。这一研究所提出的一些重要理论命题（比如狂欢理论、戏仿理论）曾几何时被当代文学批评界频繁使用，而在笔者看来，这些理论背后所包含的眼光、方法与思想才是最重要的，而且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在十多年前，当笔者对唐代精怪小说进行集中阅读时，即曾受到巴赫金这一研究的启示，注意到精怪小说中的谐隐因素跟中国古代民间普遍存在的诙谐文化的关系（而且也促使笔者注意到中国古代的一些诙谐手法跟法国文学中同类手法的相通之处）。这也让笔者联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林庚先生提出《西游记》中的喜剧性因素以及孙悟空、猪八戒这两个人物的设置很可能来源于民间滑稽戏的著名论断11，这些都从方法论的角度启发我们去关注古代小说与其他文学类型、文艺形式之间的深刻联系，从而对古代小说的艺术特征作出新的解释。

在运用西方小说理论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阐释时，还必须注意一点：如何使从西方文艺实践中产生的文艺理论跟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相结合12。提出这一问题的暗含前提乃是认为中国古代小说跟西方小说既有相通之处，但也存在着一些差异，因此在运用西方理论时自然应该有所取舍，有所调整，甚至进而结合中国古代小说的文本实际与研究实践对其加以补充和修正，从而有效地避免对既有理论的生搬硬套，并保持理论本身的开放性和生命力。在这一方面，陈平原先生的《千古文人侠客梦》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该书主要运用西方的文学类型理论来研究中国武侠小说的演变历程，并将这一小说类型的“基本叙事语法”概括为四个方面（即“仗剑行侠”“快意恩仇”“笑傲江湖”“浪迹天涯”四个陈述句），探讨其特殊的表达功能及其文化和文学意义，并特别注重其“基本叙事形式”在演进过程中的各类变形。这一理论框架和操作方式就有效避免了类型研究中所常见的简单的、浅层次的套用，从而增强了这一理论本身的生命力。

利用西方理论来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阐释，其主要目的仍然在于深化对中国小说艺术及其发展历史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为某一理论提供更多的注脚。比如类型理论的运用，提供的乃是从某一小说类型内部进行长时段考察的视角，这一视角能够有效避免对一些小说作品进行孤立解读时所可能发生的误解，并能比较准确地把握这些作品的小说史地位。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所借用的理论本身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应该是在这一理论视角下对具体问题的深入分析和重新理解。比如林庚先生从童话理论和“童心说”的角度重新论述《西游记》的艺术性质，这不仅消除了以往的一些模糊看法甚至错误认识，而且更加深刻地解释了这部作品艺术魅力的根本原因，令人感到豁然开朗，耳目一新，而且其具体分析也深入透辟，精彩纷呈，读来真有如哀梨之爽，几乎要超过原著。13因此结合对具体文本的敏锐感悟来选择恰当的理论工具有时可以清除思维方式上的尘埃，为进一步的分析开辟路径。而当分析的任务完成并获得必要的结论之后，我们完全可以用“得鱼而忘筌，得兔而忘蹄”的态度来对待所运用的理论工具。

在运用西方理论来对中国古代小说加以研究的时候，也有可能导致新理论的出现，比如美国汉学家浦安迪运用原型理论来研究中国古代神话，提出了“非叙述性”原型的观点，并进而认为中国叙事文学中具有空间感优于时间感的特点14，这一说法确实可以解释中国古代小说的某些艺术特点（笔者以前研究唐代小说时，即发现唐代小说喜欢描写宴会和谈话场面，当时曾联想到《金瓶梅》和《红楼梦》中的大量类似描写，后来才发现浦安迪已提出过一套理论来对此加以解释15）。笔者以为，运用现成理论来进行古代小说研究的理想境界乃是从理论与作品有机结合的研究实践中提出新的理论（这跟那种从理论到理论的“空对空”式的理论推演具有根本的不同）。但是这方面的成功范例似乎比较少。因此对于新的理论与方法的期待还是必须仰仗于“论从史出”这一途径，即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实践中提炼出新的理论与方法，从而真正实现中国小说理论及其体系的原创。

虽然曾有学者认为这一抱负近于“狂妄”，但笔者以为纵使如此，这仍然是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学者们不应放弃的一个高远追求，否则我们永远只能停留于借用西方理论、为西方理论作注解的地步而难以有真正的推进。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古代的诗学和小说理论不发达是因为中国人不擅长系统的理论思维，这一说法笔者认为是十分可疑的，根本不值一驳（因为篇幅关系，这里不能多论）。既然如此，那么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提出有哪些比较可行的途径？或者说，我们应该如何去从事原创性小说理论的研究？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历史学界曾经对历史研究的方法问题有过热烈的讨论，有学者提出过“史学理论的层次模式”的观点16，即认为存在着基层史学、中层史学与高层史学三个相互区别但又彼此联系的史学层次，其中基层史学以确立历史事实之具体存在为目的，其基本方法是考释和描述，中层史学以探讨史实间的相互关系为目的，其基本方法是分析和归纳，高层史学则是在前二者的基础上建立历史演化的一般法则和理论模式，基本方法是抽象和假设。这一说法对我们观察和思考古代小说的研究层次也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在笔者看来，原创性小说理论的提出至少可以通过如下这样两条路径：一条是在小说史演变的层面上提出，但其前提则是对于小说文献和基本史实的全面考证以及研究已经比较完善，在这一基础上才可以开始思考某一时段以至整个小说史的发展规律或逻辑（如果存在这种规律或逻辑的话）；或者在全面占有资料的前提下进行抽象以至必要的假设，建立一个小说发展演变的理论模式。这一思考可以在小说主题演变、技巧演变、形式演变、传播接受或者小说社会学等各个层面上具体展开，从而提出各自相应的理论。

通过过去一百年古代小说文献研究以及基本史实考辨的积累，目前应该说已经具备提出这方面理论的初步条件。虽然等待基础研究全部完成之后再去从事这一工作乃是比较理想的状况，但某些相对次要环节的缺失往往并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研究者完全可以保留将来有机会再进行补正和调整之可能），而且也并不影响我们可以先在某一基础研究比较充分的时段或者某一小说类型内部从事这一工作。根据笔者有限的观察，个人以为刘勇强先生的《掘藏：从民俗到小说》17《历史与文本的共生互动——以“水贼占妻（女）型”和“万里寻亲型”为中心》18《西湖小说：城市个性与小说场景》19等论文在这一方面作出了比较有益的尝试。

提出原创性理论的另外一个可能途径，笔者以为是对经典作品的更为深入的文本研究。曾经有学者出于重写小说史的策略考虑提出“消解经典”的口号，但这样的提法很容易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经典作品的研究潜力已经被完全穷尽了。但事实却根本不是如此。比如，一百年来《红楼梦》的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但仔细检点就会发现，这些成果仍以本事考证、版本校勘等实证性的研究为主，而像以何其芳、蒋和森、周汝昌、蔡义江、余英时、王蒙等人为代表的对《红楼梦》文学特质以及艺术技巧的研究并不是太多，而且似乎也不被看重。而在笔者看来，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公认的那些经典作品，比如唐人小说、宋元话本、明代拟话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等，都既是滋养孕育新的文学形式、培养文人作家的文学沃土，也应是孳乳产生新理论的渊薮。这一方面我们只要稍微跟西方小说理论产生的历史作一对照即可明白。比如卢伯克从詹姆斯的小说中提出创作角度的理论，缪尔从萨克雷、菲尔丁、勃朗特、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中提出人物小说、戏剧性小说、纪事小说等理论20，巴赫金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提出复调理论与对话理论21，弗兰克从福楼拜和乔伊斯等人的小说中提出现代小说的空间形式理论等22，这些理论之被提出的一个共同特点乃是它们都来自于学者对经典文本的集中深入而且视野开阔的钻研与探索，也就是说，这些理论的提出既依托于对原始文本的精细体味与准确领悟，也依托于对小说史线索的必要把握，因此这种对经典作品的研读虽然集中，但又并不孤立。中国古代小说中并不缺乏能与西方经典小说相抗衡的经典作品，但却没有与之相称的理论建树，其根本原因或许在于我们缺乏广泛自觉的理论探索意识与持续深入钻研经典文本的努力，而仅仅满足于生搬硬套与浅尝辄止（也许有人会质疑笔者的这种说法背后隐含着以西方学术为衡量标准的思路，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这种质疑已经缺乏建设性的意义，那种虚幻的学术尊严并不能替代学术的真正推进，除非我们不需要提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说理论）。

西方的小说理论一旦问世，往往会成为创作实践的强有力的理论指导，但中国的现当代小说创作所受古代小说的影响基本还是来源于作家自己对作品的直接阅读（这当然是不可缺少的），而难以获得来自小说研究界的自觉的理论支持。仍以《红楼梦》为例，这部小说从问世刊行以来曾经使多少文学创作者受益，大概已经难以精确统计了，但这种事实的大量存在却是我们无法否认的。这充分证明了这部小说丰富的艺术价值与理论内涵。以笔者粗浅的了解而言，这部书中所存在的大量隐语、象征、暗示、双关、呼应一类手法所造成的复杂的、独一无二的艺术形态在中国古代小说中虽有其深远传统，却缺乏后继，如果我们希望这一旷世无匹的艺术杰构不至于从此以后成为绝响，那么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和理论鼓吹就很有必要。在这一方面已经出现过一些出色的研究，比如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和《红楼艺术》中有部分内容涉及这一问题，不过还不太成体系；梁归智的《石头记探佚》则对此有比较系统的研究，但其基本取向还是利用他对这些艺术手法的认识来进行情节探佚；蔡义江的《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也大量论及上述艺术手法，而其主要目的也仍在于对作品情节的探佚以及对其中诗词曲赋的准确理解。如果我们将着眼点转移到小说艺术本身，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理论总结，那么一定可以提出重要的小说艺术理论，既能对《红楼梦》所代表的中国小说的独特成就作出理论概括，也可以对当代的小说创作实践产生有益影响。要做到这一点，笔者相信，将《红楼梦》作为一部纯粹的文学作品加以深入细致的文本研究仍然是极为必要的。这对其他经典作品的研究也同样适用。从过去一百年的小说研究史来看，文献研究、本事考证等实证性的研究吸引了大多数优秀学者的注意力，而且造成了重考证、轻理论的学术传统，因此目前在继续保持文献研究基础地位的前提下，应该大力提倡从文本研究出发的真正深入而且踏实的理论探索。从小说史层面提出的理论主要说明小说的整体演变过程以及小说的发展与外在因素的关系，从文本研究层面提出的理论主要说明小说本身的艺术特质以及创作规则，这两个方面既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而在具体研究中也还是可以有所偏重的。

对于原创性小说理论的追求不应忽视另一可以加以利用的宝贵资源：那就是中国古代小说评点方面的丰富资料。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中国古代小说评点具有“直观式、领悟式、随感式”的特征；而且也比较零散琐碎，不成体系。但在那些一流评点家对一些经典作品的评点文字中却包含着非常丰富的理论生长点，如金圣叹等人对《水浒传》读法的总结以及大量的夹批与回前、回末总评，脂砚斋等人对《红楼梦》的大量批点等，就都包含着一些或抉幽引微、或把握全局的精彩观点，而且这些评点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值得继承的优点即“直接切入小说细部”的评论方式23。令笔者印象十分深刻的比如金圣叹对《水浒传》第二十二、二十三回中（这里的回数以金圣叹评点本为准）多次反复出现的“哨棒”“帘子”等器物的注意，以及脂砚斋对《红楼梦》中大量草蛇灰线般的伏笔和隐语的揭示等，都显示出评点者对文本阅读体悟的精细度和敏感度都远远超出了一般人，已深入到了小说艺术创作的深层肌理。对于这些具备理论生发性的评点资料的利用，以往似乎主要是研究小说理论的学者们的工作，而且研究的方式也主要是对这些批点加以解释和梳理，并进一步形成小说批评史，而不是将其作为一种原创性理论的出发点。如果我们能够结合大量深细的文本研究对这些评点家的某些观点加以扩充、完善和丰富，并用现代理论语言加以表述，那么一种新的理论很可能就由此而形成了。比如前面提到的金圣叹对“哨棒”和“帘子”等器物的关注仅仅以“哨棒此处起”“哨棒二”“哨棒三”……“帘子一”“帘子二”“帘子三”……等方式简单地标出，至于其在整部小说中是否具有普遍性，以及在其他小说或艺术形式中是否也有类似笔法，其表达效果及结构意义如何等等，这些问题金圣叹都没有再去追问，因此其点评也就到此为止，这就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难以深入、难以形成体系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事实上，如果我们根据金圣叹的这一提示稍微扩大一下阅读范围就会发现：与此相同或类似的笔法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乃是大量存在的，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也是大量存在的。一些西方小说理论家即根据类似的现象提出了小说叙事节奏理论24、小说中的重复模式理论25以及小说“章法反复”与“形象迭用（或形象密度）”等理论26。笔者相信，在中国古代丰富的评点学资料中，一定还蕴含着大量类似的理论触发点有待于我们去进一步深入开掘。

此外，多学科融通与世界文学视野的培养也值得加以提倡，因为从中国古代小说与其他国家古典小说的对比中可以发现一些具有世界性的小说现象，从而帮助我们确立一些具有理论发掘潜力的重要研究方向。但这个问题已经窜入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远非这篇短文所能阐述清楚，这里就不再多论了。

（李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