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当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当代道路
当然，关于现代性“无法终结”这种论说，并非在现代性之外。历史成为一种叙事表明历史把自身总体化了，现代性也是如此，套用一句马克思的话来说：现代性历史并非古已有之，作为现代性历史的历史是现代性的一个结果。[11]我们今天反思现代性也好，重写现代性也好，其实依旧归属于现代性的一部分。这本身就是“现代性无法终结”的一个共存的事相。
在“无法终结的现代性”之名下来思考中国文学的当代道路，是我们思考理论命题向现实实践探讨延伸的尝试。在今天中国文学又面临着深刻变异的时刻，这可能就是一个独特且必要的视野，当然也是一个较劲的角度。尽管作出“无法终结”这种论断只是一种理论阐释，但没有理论阐释就无法对历史、现实及未来开掘进行深入探讨，不管是创作还是理论批判，都不可能打开真正有拓展力的面向，不可能激发起新的阐释路径。因为在临近“终结”的时段中，中国当代文学的诸多变革、转型、选择和开启都获得了另一种解释的维度，也因此可以看出百年中国文学郁积于此的那种厚重、那种伤痛、那种渴求和不甘的心灵，可以看出其中的超常的力道、放纵的宣泄、莫名的诡异、向死的枯竭以及再生的渴望……所有这些，并不是要去建构一部华丽颓靡的末世论，而是要真切生动地展现出不屈的坚持与顽强的肯定。
很显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展开至今，绵延至此，也是郁积于此，也就形成“当代性”的问题。从过去到“现在”再面向未来，这个“现在”就是当代性。对于进入现代已然百年的中国文学来说，它可能已经处于一种历史的“晚期风格”中[12]；对于要展开21世纪的未来路径来说，它又是一个需要拓展的崭新的当下。“当代性”并非一个空洞的时间标记，也并非只是一个自明的现实性的指称。当代性的确立也就是关于未来面向的当下预设。这样的“当代性”的确立有没有向未来真正展开的能力，这就是“当代性”有没有真正的坚实性、有没有实践的现实性所在的问题。既然是向未来的开展，实则是关于“路径”或“道路”的取向的问题。如果立论于这一命题——“中国文学的当代道路”——可能会更加明朗。这里有必要更具体地探讨的是两个关键词：一个是百年中国文学至今的转型问题，另一个是“当代性”的意义指向。
百年中国文学固然无比宏大，但有几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必须去思考的，也可以作为切入点。这里需要关注的主题就是：究竟可以在什么意义上去认识中国文学自己的道路，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思考其前提，即在现代之初形成的传统，其独特性成为一种历史传统，几经变异和强化，在20世纪的激进现代性进程中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例如，我们此前探讨的激进现代性对文学的全盘支配作用，以及后来分化出现的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建构，也是为了适应政治激进化、浪漫主义文学被放逐而现实主义成为压倒性的主导美学规范。甚至有较长的时段里，所有的文学问题都必须归结到现实主义名下讨论才是正当的。这一正当性使文学话语与激进性没有疏离的空间，毋宁说全面受制于激进性。由此可以认识到浪漫主义缺失、现实主义主导或许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文学的一个重要特质。于是依然需要在现代性的语境中，去探讨浪漫主义的重建与当代文学现代性的美学选择这样的主题，因为文学现代性具有了自主性，具有了与社会历史现代性疏离的美学能力，这很可能会重现中国现代早期的浪漫主义那种特征，并且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相互混淆，形成文学的多样化表现形式。这与其说是中国文学的当代性，不如说是中国文学发展至今不得不历经的转型路径。这一切当然不是理论的推导，而是从莫言、张炜、贾平凹、王安忆、铁凝、阎连科、阿来、苏童、余华、格非等作家的实际创作中分析体会到的。他们的创作混合了多种创作手法，不再只是现实主义起作用。这种美学要素丰富多样的表现手法，正表明中国当代文学话语既能把握社会现实，又有能力反思其现实性并与之疏离，使得文学有可能形成自身的话语情势。
确实，这是需要去思考的：百年白话文学发展至今，它的内在变革（转型）动力来自什么样的动机？外界（比如西方）还能构成挑战吗？没有面向世界的压力，也没有融合世界的渴望，传统、民族本位、当代的坚实性究竟以何种力道扎根于所谓自己的土地上？它与自说自话、自我重复有多少区别呢？今天中国文学还在相当程度上执着于社会化的现代性，例如，它保留不断进步的历史感，追求完整性的美学，构造民族性的寓言。它在文学现代性的个体话语方面的深化做得很不够，这样的保留和延续或许不可避免。中国文学的个体性、非整全性的表意形式、更加开放且多变的文学性等这些所谓后现代意识的延搁出场，无疑也是现实条件使然。在如此剧烈转型的时代，如何去理解文学表现的思想以及认识历史和事物的不同方法，对于文学共同体来说，并非很明确和明晰的问题。在何种意义上，当代文学可以有更理想的方案、理想性的选择，这也不是理论批评所能起作用的。这种当代性无疑受制于百年文学传统，尤其是五六十年代激进现代性建构起来的范式体系，在当今现实给定的条件下，文学的自主拓展和转型选择究竟有多大呢？但有一点我们可以看到，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开始以更加多样的方式，以文学自身的自觉和承担来寻求拓展的方向。其现实批判性反思也表明文学现代性与社会历史现代性的明显疏离，因此，当代性的真实含义，需要去探究一些有自觉意识的作家如何突破写作困境和寻求超越的路径，这本身可能表示了当代中国文学再次变革转型的内在必然性。
既然“当代性”并非只是一个自然的时间标记，那么它必然是一种存在感，是一种有历史感和现实感的存在时刻。科学史家萨顿曾经说过，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人们在精神上不一定是同代人。这就是说，人们是否能感知到“当代性”，是否真正具有当代性，还是一个疑问。然而，谁来判断呢？随后到来的历史吗？或者如海德格尔一样，认为是存在的绝对性所自明的本质？
德里达也曾经针对弗洛伊德的“潜意识文本”，尖锐地解构过“当下性”这种说法。他不承认“当下”可以与过去严格区分开来，“当下”总是由过去的印记所构成。德里达说：“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当下/在场文本，甚至也不存在过去了的当下/在场文本，即作为曾经当下/在场的过去文本。以当下在场的形式出现的文本是无法想象的，无论这种形式是原初性的抑或是修改过的。”[13]他不同意弗洛伊德所言“潜意识文本”能在“当下”始终起支配决定作用，“当下”性的意识能以某种本质化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且永久不变地起作用。实际上，德里达这里说的弗洛伊德试图确定的“当下性”，是童年经历中的某个受创伤的时刻。当它被确认为一个创伤机制时，这一“当时性”就转化成“潜意识文本”，始终在人的一生中起作用。人们的生活似乎永远被这一“当下性”所决定。德里达认为，这样的“当下性/当时性”并不存在，“当下性”总是被过往或随后的经验所覆盖，它只是一些原初性的盖印。一切都始于复制。“其意指当下总是以延缓、追加、事后、替补的方式被重建的：追加指的也是替补性的。”[14]德里达试图解构弗洛伊德的当下性，其实是过去某个时刻形成的“当时性”，它成为永远在场的起决定作用的潜意识，这样的“当下性”并不具有面向新的未来开放的活力，反倒是过去困扰现在的创伤性的幽灵。德里达对当下、对今天的世界，总是更倾向于看出它的问题，并不愿意把它固定住，不把它看成某种先在的可以永久起作用的神秘在场。他后来在《马克思的幽灵们》里指出：“我们的今天，当下性本身，当下的各种事务：在那里，它既存在（合适的去处），又不存在，它在那里腐烂或枯萎，在那里运作或作祟，在那里存在着，没有移动，仿佛它就是永远的现今。”[15]德里达的“当下意识”，就是解构“当下”的意识，他把“当下”看成不存在的空无，总是被过去涂抹，总是覆盖过去，并且总是向未来延异。我们当然不可能像德里达那样极端和彻底，对“当下”的意识并非是把“当下”实在化和绝对化，也是看到“当下”的交集、矛盾和冲突，看到它向未来的变异和新生。对“当下/当代”的意识，恰恰是具有创新活力的“当下”，能在与当前的无限开放场域交流中更新的那种自觉意识。它并不固定住自己，而是积极向未来开放。
然而，对于我们关于文学的诸多论说来说，我们所说的“当下”或“当代性”一定是具有文学本身生命的存在，就是在“无法终结”的这一时间中文学的存在具有承前启后的生命意义。它并非只能被百年的无法终结的现代性所困扰，一方面，“无法终结”确实也可能意味着“无法开启”，但是我们更倾向于看到在“当代”的这一节点上，终结与开启构成的冲突和张力，也使中国文学具有了更为充分的活力、更充足的肯定性和超越性。这也就是说，它正在酝酿开启它的未来面向道路，它有能力从此刻的存在中展开向未来的延伸。每一个存在、每一个文本、每一个词句，仿佛都是扎进现实的深处，并激活和充实了文学的当下向未来的展开。
“当代性”的意识与对“无法终结”的认识是可以沟通并重合在一起的。认识到“无法终结”，意识到中国文学历经百年沧桑在今天郁积的诸多矛盾冲突，现代冲动的超常消耗直至枯竭，新的渴望蕴含着有限的能量，哪里是突破口？哪里是转型的路径？在电子化的时代，书写文明本身就陷入了终结的困境，文学书写是陷入绝境还是转型的新的开启时刻？这实在是诸多历史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如果是一种时代的命运，一种文明存在的形式的宿命，那谁也没有办法。新的由电子科技主导的视听文明时代的到来，肯定会从根本上改变文学写作的存在方式，会要求和促使文学作出剧烈的变革，而文学为书写文明守灵，坚守于传统与经典的价值观和存在感，以及认知世界的方法。这一点可能恰恰是中国当代文学最有可能作出的选择。
当然，我们也渴求，也怀有侥幸之心，“无法终结”既是当下的境况，是某种临近历史性的终结，但也正是在对它的意识中，体验到变革的动力和方位。“无法终结”既然可以重合多个历史，也可能可以预示着一种新时代的到来。多年前，哈贝马斯在谈到尼采写于1870年的《悲剧的诞生》时说道：“这部思古的现代性的‘迟暮之作’变成了后现代性的‘开山之作’。”[16]哈贝马斯这句话对笔者影响甚大，他如此来理解尼采，对理解此后的人文思想的发展路径极具启发意义。尤其是在现代性的终结处，就是后现代的开启时刻，而这一个开启时刻，比我们通常理解的后现代的开始时间提前了一百年。这句话若出自别人恐有疑虑，可能并无阐释力，但出自哈贝马斯这位当代欧洲哲学史（思想史）最为权威的大师，自有他的道理。而他的那部影响卓著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就是据此一句论断来展开现代思想史分岔路径的论说的。[17]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在被我们称为立于“现代性无法终结”之境遇的作品中，倾尽全心去描写传统中国进入现代的那种深切创痛，也可以说是对农业文明最后衰败时期的痛楚表现。在这里，传统的衰败与现代的崛起重合在一起，更甚一步，当今时代对这两种历史痛楚的重合碰撞给予的书写本身，或许同处于那种历史时刻，共享同一种命运，例如前面提到的《白鹿原》《笨花》《尘埃落定》《生死疲劳》《老生》等。中国进入现代，农业文明的转型与终结，并不是社会生产形态方面进入现代、被先进的生产力替换，而是被社会变革剧烈地阻断，以观念性的社会改造促使社会剧烈转型，传统农业文明的社会存在根基迅速瓦解。《尘埃落定》讲述的最后一个土司的故事，甚至描述了游牧生产如何被现代暴力裹胁转为农业种植（种植罂粟和粮食），但是，根本性的改变是重构了社会的暴力机制。中国当代文学对农业文明衰败和转型的描写是发人深省的，历史学无法完全解答这样的难题，只有从美学、神话学的意义上才能给予解释。因为这样一种历史转型、衰败和更新，是如此痛楚、剧烈和迅猛，以至于无法从理性的意义上加以合理化地解释，但只在神话思维的意义上去体验其直观形象就足矣！[18]在这一书写意义上，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具有独特且重大的贡献。其他文学写过人类历史这样巨大、剧烈的转变吗？写过如此深切、深刻的历史创痛吗？
当然，中国文学的“当代道路”无疑只能是一种隐喻性的说法，我们不可能在文学上归结出一条明确清晰的路径，它可以从过去通往现在，并指向未来。关于“当代道路”的说法，只是我们对突出的现象作出一种具有意义指向性的归结，并给出一种同一性的维度的描述。所有这些推断都只是一种理论设想、一种理论期盼，又确实是一种现代性的预设。后现代思维是没有方位、没有去向、没有同一性聚集的，而在当今中国，我们无疑还有对历史的判断和期盼，依然设想在总体性上去接近如此纷纭复杂的时代现象，试图给予历史的发展以更加理想化的期待。这也是现代性之无法终结的现实依据。
在很大程度上这依然是我们对过往文学现象的一种解释，并没有注入太多的理想性的解释，笔者倾向于去理解作家创作的完整性，尽可能从中获得新的经验。如果用既定的现成的理论和观念去套用作家的创作，那样张扬批评家的主体性和权威性是不恰当的（只有批评家自认为掌握和代表了至高的绝对真理才有可能）。回到批评家的主体性只有一种角度，而进入到作品文本却可以展开无限的丰富性。批评的阐释力不是去压制作家、简化文本，而是去塑造作家、激活文本。理论的力量在于从活的文学创造中获取启示，建构起有当下开创性、有未来展开能力的话语。
我们的理论阐释并不是去寻求某种历史的同一性，去规划某种历史之路。在关于道路进向的相对性思考名目下，文学理论和批评应怀着更大的热情去呈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正如德里达所说：“应当明确的是没有差异的纯粹拓路并不存在。作为记忆的印迹不是一种我们永远能够将之当作简单在场而重新获得的纯粹拓路，它是那些拓路之间的那种不可捕捉的无形之别。因此，我们已经知道心灵生活既非意义的透明又非力量的不透明，而是那种在力量较量中出现的差异。”[19]在现代性的尽头，在百年中国文学的后期，在一大批中国作家身处重重困难时期的当下，中国文学内在的复杂性正以各种矛盾的形式体现出来，它们正孕育着新变——这是对“当代性”的体认，也是对“当代道路”的选择。历史之变化的方向并非是自然成形，也并非宿命般的被决定，它需要我们去寻求、呼唤和推动。所有这一切，我们都不能想当然地用以往的经验、用既定的套路去规训，而应该回到历史中、回到文本中、回到作家的精神世界中，去捕捉和重视那些最有活力和生命力的要素，形成更为强大的汇合，不管是临近终结的坚持，还是面向未来的拓路，都是一种依据和可能的动力。
在某种临近终结的时刻，去思考百年中国文学在今天的状态或选择，是非常困难且令人疲惫的事，这会让笔者想起保罗·策兰在《棉线太阳》里的诗句：
策兰写作此诗之时，大约是在两次精神濒临崩溃的间隙（1965—1967），要写下这些诗句，对于他真不知是多么沉重的事。他如此坚持，只是为了说出“那点儿真理在疯的深处”。这诗句是如此平静和缓，在安详的时间里，历史与思想可以相通。你很难想象这是疯人之思。就在策兰写作此诗时，德里达很可能正在法国心理分析学院发表那篇《弗洛伊德与书写舞台》的演讲（该演讲作于1966年3月），上面所引德里达关于拓路的差异问题的话就出自这次演讲，这是德里达关于弗洛伊德第一次发表的演讲。而策兰写作《棉线太阳》一诗时也是从弗洛伊德那里开始：“后面，被哀声扫描，弗洛伊德的大脑自动打开……”德里达一直非常喜欢策兰的诗，他与策兰有过多年的同事之谊，后来他十分懊丧自己竟然没有和策兰说上几句话，不过这实在是因为策兰不苟言笑。但在那个时间里，他们各自所思却如此贴近。令人惶恐之处在于，笔者思考百年中国文学，乡土叙事之侧，尽头停息之处……会如此自然地想起德里达的告诫：“唯有这种差异能解放‘这条道路的那种优先性’。”不想却遇见策兰，在疯去安详的片刻，在百年的影子身边休息、思想。这如何是好？所有这些命名、这些论断，是理论之疯所为吗？所有这些思索、这些守望，在这无法终结的时刻，在这路的尽头，听策兰说：“给我路的权利”！唯有重复那句老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是以为序。
2016年8月10日改定于北京万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