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史视野中的当代性

从文学的角度切入当代性，选择几部有代表性的文学史或文学论著来讨论，或许是最为直接而切实的做法。因为文学史著作对这个被称为“当代”时段的文学现象的取舍把握，表明它已经作出了关于“当代”的确认和规划。洪子诚先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前言里表示：他在这本书里使用的“中国当代文学”，“首先指的是1949年以来的中国文学。其次，是指发生在特定的‘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中的文学，因而它限定在‘中国大陆’的这一区域之中……第三，本书运用‘当代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间，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一体化’趋向的全面实现，到这种‘一体化’的解体的文学时期。中国的‘左翼文学’（‘革命文学’），经由40年代解放区文学的‘改造’，它的文学形态和相应的文学规范（文学发展的方向、路线，文学创作、出版、阅读的规则等），在50至70年代，凭借其时代的影响力，也凭借政治权力控制的力量，成为唯一可以合法存在的形态和规范”。[22]洪子诚先生把“当代文学”分为两个阶段，1950至1970年代这前半段是特定的文学规范取得绝对支配地位的时期；19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这种规范及其支配地位“逐渐削弱、涣散，文学格局出现分化、重组的过程”[23]。很显然，这就包含着洪子诚先生对1949年以来的“当代”的时间、形态及本性的认定。何为当代？体现了一体化和规范化的形成建立过程，这就是“当代”。换句话说，当代性就存在于这样的历史过程中，是其内在性质。然而，到了1980年代，“当代”走向了其反面，在变革、转折、解构的过程中，“当代”的本性才体现出来，或者说才实现了“当代性”。在这一意义上，“当代性”既是先验的，又是被建构起来的。这里的“当代性”显然也是历史之后的认识和概括，洪子诚先生后来进一步解释“一体化”所指称的文学形态方面的状况：“这涉及作品的题材、主题、艺术风格，文学各文类在艺术方法上的趋同化的倾向。在这一涵义上，‘一体化’与文学历史曾有过的‘多样化’，和我们所理想的‘多元共生’的文学格局，构成正相对立的状态。”[24]显然，这里对那个时代的“一体化”的批评，依据于此前的现代文学史的“非一体化”，也与洪子诚先生秉持的“多元共生”的文学理想化的生存状况相关。然而，置身于“一体化”那样的历史中的人们，不管是自觉地进行“一体化”的建构，还是被历史裹胁，都会认为“一体化”是“当前的任务”，体现了历史本质规律，表达了“人民的普遍要求”。如果说只有深刻地理解了当下的历史本质，才具有当代性，那么“一体化”无疑是那个时期的“当代性”。然而，多年之后，在洪子诚先生的论述中，那样的“一体化”显然不具有“当代性”或者说是虚假的“当代性”。

洪子诚先生也并非把“一体化”看成铁板一块，他试图以辩证眼光去看一体化内在的涌动的能量，他也试图看到这个时期文学有更多的阐释可能性。例如，他论述到“百花时代”的文艺状况时，就勾画了那个时期的争鸣局面。虽然那是昙花一现，但却有着超出一体化的热烈时期。他在论述王蒙的《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和杨沫的《青春之歌》等作品时，也有超出一体化的解释。这些与当时倡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存在偏离的作品，在洪子诚先生看来，反倒具有当代性，是少数最能反映当时真实的历史愿望的作品，体现了历史的更深刻的审美要求。如此看来，是不是意味着这些作品真正体现了“当代性”？

洪子诚先生没有作明确回答的问题，在陈思和先生那里则成为把握当代文学真实的历史要求的线索。陈思和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中，提出“潜在写作”和“民间”两个重要概念，以此来解释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内在性问题，也就是什么才是那个时代的真文学、有价值的文学？按此逻辑可以推论，什么才是反映那个时代的历史要求，具有真正的当代性的文学。陈思和在解释“潜在写作”时说道，提出这个词是为了说明当代文学创作的复杂性，他举沈从文在1949年以后写的家信为例，这些家信文情并茂，“细腻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生活和文学的理解。相对那时空虚浮躁的文风，这些书信不能不说是那个时代最有真情实感的文学作品之一。‘潜在写作’的相对概念是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在那些公开发表的创作相当贫乏的时代里，不能否认这些潜在写作实际上标志了一个时代的真正的文学水平。潜在写作与公开发表的创作一起构成了时代文学的整体，使当代文学史的传统观念得以改变”[25]。陈思和一再解释这是就“多层面”的当代文学历史而言，但不能读出其中真意，按陈思和先生的想法，“潜在写作”肯定更能触及当代性，更能真正表现那个时期的历史的真实状况、知识分子的心理和真实思想。这种“潜在的”的情绪、思想以及有限的文字形式，表达了当代史最为内在的、坚实的层面。

但是，不能回避的是：如何理解被主流思想表述的宏大历史呢？那些“宏大叙事”的历史依据即使是意识形态，它的历史要求、真实的历史愿望以及历史实际的情况该如何理解呢？

怎么理解“当代性”？不同的文学史家都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认识。王德威在其著名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的表述下，将现代性延续、发展至“当代”，即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那又会是怎么样的“当代性”呢？显然，王德威身处海外华语圈，视野无疑更为开阔，他有两岸三地的更为广大的文学视野。对于他来说，1949年以后的“当代”也必然是要放在现代以来的传统下来理解的。王德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视野，那就是“抒情传统”，这就不只是从现代来看中国当代的问题，还有如何看待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王德威是中国当代最具有历史感与美学意识的文学史家（批评家），不管是“压抑”还是“抒情”的视角，他看到的是历史之侧的景象，或者是历史零余的场景，他更愿意去观看在历史夹缝间的生存或历史在颓败之际存留的时刻。在他那本广受好评的著作《当代小说二十家》（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中，他论及的大陆小说家有莫言、王安忆、阿城、苏童、余华，虽然这只是他关注的中国大陆当代小说的一部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他理解的当代文学的重点，这些作家最能体现他所理解的“当代性”。历史的变动与断裂，生活的变故与命运的玄机，人生的哀怨与无助，荒诞中透示出的执着与决绝……这些指向历史颓败的必然命运，也预示着当代不可抗拒的坚定性。既有沧桑的荒凉，又有不知所终的勇往直前——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当代性境遇。王德威试图去讲述这样的“当代性”，无疑有别于大陆主流的文学史。他在《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这本书中，选择海子、闻捷、施明正、顾城为研究对象，去分析当代“诗人之死”的现象。当然，对于王德威来说，他并没有声明要研究中国当代最典型的事件，但这些极端的现象无疑是他理解中国当代作家诗人的存在方式的一个极重要的视角，他试图从这里看到什么呢？这样的视角能展示出什么样的历史真实呢？答案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固然可以说这些极端例外的事件只能说明个人的事故，并不能揭示当代史的本质方面，还可以以更极端的批评认为王德威身处另一个文化情境中，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现象采取了“猎奇”的方式，尽管如此，我们依然不得不同意，王德威所探究的也是当代史隐秘的那一部分，它是我们的主流历史不愿意或不能够去触碰的部分。1990年代初，“海子之死”的话题就遍及那个时期的各个诗歌讨论会的现场，多年来也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诗人的口头禅。尽管有借题发挥之嫌，但也不无认真严肃的大陆学者探讨这个问题，如吴晓东就写过与王德威同题文章《海子之死》，他指出：“诗人的自杀必然是惊心动魄的。在本质上它标志着诗人对生存的终极原因的眷顾程度，标志着诗人对‘现存在’方式的最富于力度和震撼的逼问和否定。一种深刻的危机早已潜伏在我们所驻足的这个时代，而海子的死把对这种危机的体验和自觉推向极致。从此，生存的危机感更加明朗化了。”[26]显然，吴晓东也是把“诗人之死”看成叩问“当代性”为何、当代何为的典型案例。

王德威后来有专著更深入地探讨中国当代文学——《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1949年前后的中国现代文人》[27]，关于大陆的作家、诗人，他选择沈从文、何其芳、冯至与穆旦等人，1949年这个时间节点，也意味着一种历史的断裂或重新开始，这些文人从现代历史走向当代，身陷囹圄，进退困难，这些人的境遇也体现了当代与现代的截然不同。从这里可以体味到当代所要求的那种进步性，那种巨大的理性力量。更极端的例子可能应该数胡风和丁玲，但王德威选择这几个人则显然还是想要触及当代史的复杂与微妙的层面。青年学者韩晗评论此书道：“《声音》（指《史诗时代的抒情声音》）采取‘群像式’的写作范式，‘抒情’与‘史诗’两大概念贯穿全书，以中国现代文人中的不同个案为研究对象，构成了一部独特的中国现代文化史，意图在个人命运、文化命运与国家命运三者之间寻找平衡的研究支点。”[28]所谓“中国现代文化史”也就是在现代与当代转折，使个人、文化与国家之间构成了更为尖锐的对抗性关系，这也就提炼了“当代性”的本质方面。

孟繁华在他影响广泛的文章《乡村文明的变异与“50后”的境遇》这篇文章中论述说：进入21世纪，中国的乡村文明正处于解体的进程中，以城市文化为代表的“新文明”正在崛起，这个时代生活的本质方面是由60代、70代作家表现的，50代作家还固守在“过去的乡土中国”，对新文明崛起后的现实和精神问题有意搁置，“当他们的创作不再与当下现实和精神状况建立关系时，终结他们构建的隐性意识形态就是完全有理由和必要的”。这里暂不讨论孟繁华对“50后”作家的乡土叙事的批评是否中肯，可以直接感受到孟繁华强调了文学的当代性，这种“当代性”是与书写当代现实，关心当代精神事物相关联的。也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认为60后、70后的一批作家描写当代城市生活的作品更能体现“当代性”。[29]

基于不同的文学观念和价值立场，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最能体现当代本质或内在精神的方面的理解，不尽相同。洪子诚先生看到“一体化”的规范力量，在此规范下，文学转化为意识形态的工具，未必能揭示当时的现实本质。而在陈思和先生看来，则是那些隐秘的潜在写作、被忽略的个人写作，更真实地表达了那个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理情绪。如果有当代史的话，显然这些潜在写作才能指向真实的当代。王德威则从另外的角度去看现代和当代的断裂与转折，他看到作家诗人在当代的命运遭际，这就是活的当代史，存在与困厄，这就是当代的实质。这些研究或叙述，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接近当代，摹写不同的当代文学史，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讨论或批判，但不能否认人们看到的“当代”如此不同，对“当代”的理解有如此大的分歧。何为当代性？当代何为？这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自明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