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集王聖教序碑》書法地位的確立

北宋建立的最初百年，整個社會的書法水平有所下降，當然這是相較唐代而言的，科舉制度中書法考試科目的取消據説是導致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功利的動因退出書法活動之後，個性化的書體獲得明顯增强，不過，這些都是歷史地看待發展過程所推導出的結果，當時人們不但没有類似的認識，反而顯得憂心忡忡，歐陽修在《范文度摹本蘭亭序二》中指出：

自唐末干戈之亂，儒學文章掃地而盡，宋興百年之間，雄文碩儒比肩而出，獨字學久而不振，未能比蹤唐之人，余每以爲恨，[277]

這樣的擔心歐陽修不止一次地表露出來，當然，有類似憂患的並非歐陽修一人，或許是文化領袖們的普遍焦慮，和歐陽修經常討論這一問題的就有蔡襄（君謨）[278]，宋太宗也不能坐視書法相較前朝的衰落，設置御書院以延攬書法人才，史學家楊億專門談到御書院的情况：

翰林學士院，自五代已來，兵難相繼，待詔罕習王書，以院體相傳，字勢輕弱，筆體無法，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太宗留心筆札，即位之後，募求善書，許自言於公車，置御書院，首得蜀人王著，以士人任簿尉，即召爲御書院祗候，遷翰林侍書，著善草隸，獨步一時，[279]

唐時皇室、翰林待詔多習“二王”書，其實多借宫廷收藏方便，並有一整套研習方法，五代戰亂，藏品四散，宋初的翰林待詔們沿襲原有傳統，被世人稱爲以院體相傳，“書體輕柔”是對院體書迹一般性的批評意見，竟稱“凡詔令刻碑，皆不足觀”，其實以傳世的宋初翰林待詔們書寫的碑石，也没有一般士大夫所説的那樣不堪，宋太祖開寶六年（973）《大宋新修女媧廟銘碑》，翰林待詔張仁愿奉敕書[280]，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廟之碑》（圖三十四），由著名文人王禹偁撰文，翰林待詔、御書院祗候黄仲英奉敕書[281]，書迹顯然與唐代翰林待詔們的一脉相承，無論字的結構造型還是筆法上，都表現出很大程度的相似性，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北岳安天元聖帝碑》（圖三十五），由陳彭年撰文，翰林待詔邢守元奉敕書[282]，字迹大體與前碑相類，北宋晚期黄伯思，將翰林待詔書體風格歸結爲多學《集王聖教序碑》的結果：

然近世翰林多學此碑，學弗能至，了無高韻，因自目院體。

並且覺得並非碑中字俗，而是學者自俗，當然他以爲非深耕書學者不足理解他這句話的含義[283]，在士大夫的目中，翰林待詔所學的書體代表着官方公文流行的書體，而這些人本身的文化素養不高，並且是職滯下流的伎（技）術官，他們上昇的空間極爲有限，多年後纔能出職，按照《宋史·職官志》所載標準：“御書院待詔五年出左班殿直，書藝十年出右班殿直，御書祗候十五年出借職，並補正名後理，”[284]並且以御書院待詔身份出職者不得爲文資，只能出武職，宋人重文輕武[285]，以書藝爲業者，被排除在清流士大夫之外，可見社會觀感中翰林待詔的地位。

職業書法家受到貶低的最好策略就是將其打入院體的行列，相反另一些書家則被抬舉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隱含在這些論述背後的是士大夫階層所佔據的文化優越性，有别於技能嫻熟者的平庸。

《宣和書譜》在談及草書家入選標準時，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陳述：

自漢晉宋以還，以草書得名者爲多，姑以流傳於今者，凡得六十五人。

以其世次之，（略）本朝得錢俶、米芾、蔡襄、杜衍等輩，且不得人人而自舉，特取其尤異者，姑表其略，自餘如仲翼之流，以草書自名，格律凡下，承襲晚唐所謂“院體”者，此其黜之，[286]

本來在《宣和書譜》的體系中，“以楷爲上，行次之，章草又次之，草書爲下，以其難工者楷法，而易工者草字耳”[287]，受院體影響的草書完全排除在外，或者説書院體者兼習草書的人並不在士大夫眼簾之中。

宋太宗所倚重王著，能補智永和尚真草《千字文》數百字並刻石，太宗也在每年九月專門召王著詢問書藝，常至半夜方罷，王著最大的貢獻是編輯《淳化閣帖》，經過王著改造的御書院“自是内署書詔，筆體一變，燦然可觀，人用傳寶，遠追唐室矣”[288]，但在黄伯思的眼裏，御書院翰林待詔的書體不但並未變化，王著又成了“院體”的代表人物，因爲在北宋一代有翰林侍書職銜者，唯王著一人，在南宋陳槱《負暄野録》這本筆記中，王著書風又被稱作“小王書”，而所謂院體並無統一標準，並時常處於變化之中，太宗時因覺得院體書者平庸，而被特意引入的王著，多年後也被歸入此列並影響深遠。

世稱“小王書”，盖稱太宗皇帝時王著也，本學虞永興書，其波磔加長，體尚嫵媚，然全無骨力，方上集刊法帖時，著預校定，識鑒凡淺，不無謬誤，如列王坦之於逸少諸子間，意謂名皆從之，殊不知坦之乃王述之子，自太原王耳，非琅邪族也，黄長睿《志》及《書苑》云：僧懷仁集右軍書，唐文皇製《聖教序》，近世翰林侍書輩學此目，曰院體，自唐世吴通微兄弟已有斯目，今中都習書誥敕者，悉規仿著字，謂之“小王書”，亦曰“院體”，言翰林院所尚也，[289]

僅僅時過百年，時人對王著的評品已在天壤間，值得關注的是北宋時期著名文人歐陽修、黄庭堅等人雖然不像周越那樣對《集王聖教序碑》有過評價[290]，但並不表示他對此毫無興趣，在另外的集王書材料中我們可獲得他們的價值取向，歐陽修在跋衛秀集王《梁思楚碑》道：

秀，筆工之善摹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爲未必同也，[291]

雖然歐陽修也認爲衛秀善於模書，他所自稱的集王羲之書而來也可相信，但可取之處無多，學書者皆稱出自書聖，而未必與其相同，孫過庭所謂“差之一毫，失之千里”[292]就是同樣的意思，黄庭堅在胡英《嵩山寺碑集王羲之書》中表達了相似的含義：

胡英集王右軍書，如優孟抵掌作孫叔敖；書家尊而奉之，如楚王左右以爲令尹復生耳，[293]

黄庭堅用優孟模仿孫叔敖，楚王以爲是孫叔敖復活的典故，來説明集書與原作、形似與實質之間的關係，《宣和書譜》的作者在評論初唐趙模時亦云：

蓋翰墨之祖，必語羲、獻，而師之者，世難其人，如晚生輩，以家學相承爲一律，非不以王氏爲宗，然其泥於形似而俗惡凡下者，病在索馬於唐肆，浮屠氏懷仁，乃能稍得，故步固不易得，然至於犇逸絶塵處，則又不可以同日而語，若模之書復出懷仁下，則所謂思其上者不可得，又思其次也，噫，古人真難到耶！[294]

在議論行敦集王書稱：

然羲之真行，論者謂入神品，正如庖丁之技，輪扁之斫，手與心會，不容外人，豈學者步趨能要其至耶？故行敦之書，雖竭智力作意仿效，而氣骨精神終不似真，[295]

至此，我們已經大致習慣了評品者的邏輯結構與轉折，集模者的王字與傳世王帖相較，有的已達“纖微克肖”的程度，只是臨習者未能至某種境界，即使形似克肖者，也徒具外形，雖然我們以簡單的視覺形象判斷，蘇軾、米芾、黄庭堅的書法，並不比唐宋間所謂的“院體”更接近傳世的王羲之法帖書風，但書法所崇尚的高級階段從來不以形似爲指歸，尚韻這種看似虚幻的目標纔是士大夫的懸的，黄伯思指出，因院體“了無高韻”，“故今士大夫疏此者少”，這種偏見傳承有序，從唐朝吴通微、吴通玄時代已經開始，寫得如何已無足輕重，關鍵是誰在寫，宋李之儀曾云：“凡書精神爲上，結密次之，位置又次之，”[296]

《宋史·蔡襄傳》記載的故事尤能反映士大夫對書法待詔的態度：

〔蔡〕襄工於書，爲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297]

余貴林等曾經對伎術官的社會地位做了横向比較，指出有待遇差、昇遷難、限制嚴等幾項特點[298]，黄庭堅在談及蘇東坡書法時也稱：

東坡書，隨大小真行，皆有娬媚可喜處，今俗子喜譏評東坡，彼蓋用翰林侍書之繩墨尺度，是豈知法之意哉？余謂東坡書，學問文章之氣，鬱鬱芊芊，發於筆墨之間，此所以他人終未能及爾，[299]

宋代世俗流行以王著或院體書法作爲繩墨尺度來衡量，用這樣的標準評品東坡書迹，後者顯然有點離經，黄庭堅所持當然是文章人品優先，並及筆墨，爲他人所不及，不過，我們也由此獲知世俗社會所秉持的書法準則。

由於書法評判的標準因素甚衆，評者即使如歐陽修見多識廣，也難免在矛盾中徘徊，歐陽修親身經歷的一個故事很能説明這一點，《唐王師乾神道碑》，唐大曆年間著名書法家張從申書，歐陽修初以爲張書不佳，只是因唐人推崇，纔録此碑，一日與書家秦玠論書，秦玠隨大書法家李建中學書，歐陽修問秦玠，李建中學何人之書？答曰學張從申，歐陽言你見過張從申書没有？未見，歐陽出此碑，秦玠大驚説：“西臺未能至也，”歐陽修感嘆道：“以此知世以鑒書爲難者，誠然也，”[300]

總體來説，從周越《古今法書苑》開始關注《集王聖教序碑》，宋人對懷仁及此碑評價趨於正面，只是由於習此書體者多爲皇室、翰林待詔，士大夫覺得與自己的旨趣相異，而與官樣文書院體的契合度頗高，引發世人的鄙視，傳世宋高宗紹興二十三年（1153）御書院款行書《千字文》（圖三十六·1、2）[301]，頗類《集王聖教序碑》，只是結體筆法更爲流暢，顯示出南宋御書院臨習此類書體的傳統，北宋宣和年間，懷仁書寫的《聖教序》尚在御府之中。

雖然集王書常常被作爲王字庸俗化的産物遭受抨擊，但集王成碑的傳統仍然被延續，著名的有《絳州夫子廟碑》，我們已不太瞭解其集字來源，以理揆度，其源於前述若干唐人集王碑石的可能性很大，《普濟禪院碑》《集右軍牡丹詩》亦爲宋人所集[302]。

對於懷仁《集王聖教序碑》較多的懷疑來自宋末元初的書家趙孟堅，他的質疑從傳爲王羲之的《遺教經》開始：

唯《遺教經》，宛然是經生筆，了無神明，决非羲筆，正如率更之玩長孫無忌面團團也，識此已，又識破懐仁《聖教》之流入院體也，其逸筆處，世謂之小王書，此書一一（官告）體，《蘭亭》《玉潤》《霜寒》諸帖，即無此逸筆，不知懷仁從何取入？使後人未仿羲帖，先爲此態，觀之可惡，其流至於《蘭谿經藏記》《烏龍廟記》，僧有交之集書極矣，[303]

趙孟堅的疑問對後世有一定的影響，明清時代的人在論及《集王聖教序碑》問題，無不從趙氏提問説起。

隨着南宋的滅亡，代表宫廷皇室書法的御書院傳統隨即中斷，蒙古人的進入也使文人進階的科舉制度廢除，漢文化追隨者覺得前途渺茫，因爲元朝最初的幾位皇帝是否懂得漢文是值得懷疑的，讀書習字與進仕關係不大，遂造成“學士老棄林丘，遺書束之高閣”的局面，14世紀初科舉恢復，纔給漢人帶來曙光[304]，儘管面臨這樣的困境，但《集王聖教序碑》的地位大約形成於元代，有人公開申明自己是模習《集王聖教序碑》，陶宗儀《書史會要》：朱振，“草學《聖教序》，真師趙魏公”[305]，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雖然大家也在學習《集王聖教序碑》，最直接的證據是大書法家趙孟頫學習過《集王聖教序碑》，虞集在論述趙孟頫書法時歷數其臨習淵源：

趙松雪書，筆既流利，學亦淵深，觀其書，得心應手，會意成文，楷法深得《洛神賦》而攬其標；行書詣《聖教序》而入其室；至於草書，飽《十七帖》而變其形，可謂書之兼學力、天資，精奥神化而不可及矣，[306]

此段論述趙孟頫書邁唐宋，直逼二王，亦與趙氏取向一致，值得注意的是趙氏學習行書的門徑則在《聖教序》，而非宋人最可寶貴的《蘭亭序》，《集王聖教序碑》與《洛神賦》《十七帖》一樣成爲窺視二王書體的門徑，從元朝開始人們已經試圖將《集王聖教序碑》納入主流的書學價值觀念中，《翰林要訣》是一部有關書法的手册，它的作者陳繹曾官至國子學助教，從内容來看涉及書法的方方面面，第十二章是推薦的法書名帖，行書帖基本上是唐以前的，其中王羲之名下有：《蘭亭》《極寒》《苦熱》《官奴》《快雪》《來禽》《奉橘》《聖教序》《開元寺》和《十七帖》[307]，以“翰林”爲名手册，或表明在某種特定人群中傳授，所謂“軌則各有條貫，自古皆口傳手授，不載文字”[308]，不及廣大世俗人衆，《集王聖教序碑》被列入王書的經典法帖之中加以推薦，或許代表士大夫階層有着不同宋代士人的偏好和轉向。

政治上的元明鼎革是一場重大的變革[309]，而僅就書風而言，明朝初期更像是元朝的延續，而非新時代的開端，馬宗霍曾言：

有明一代，亦尚帖學，成祖好文喜書，嘗詔求四方善書之士以寫外制，又詔簡其尤善者於翰林寫内制，凡寫内制者，皆授中書舍人，復選舍人二十八人專習羲、獻書，使黄淮領之，且出秘府所藏古名人法書，俾有暇益進所能，故於時帖學最盛，（略）明之諸帝既竝重帖學，宜士大夫之咸就心於此也，帖學大行，故明人類能行草，雖絶不知名者，亦有可觀，簡牘之美，幾越唐宋，惟妍媚之極，易粘俗筆，可與入時，未可議古，次則小楷亦劣能自振。

然館閣之體，以庸爲工，（略）其帖學，大抵亦不能出趙吴興範圍，[310]

以趙孟頫書體爲館閣體之基礎，影響朝野，劉濤舉《永樂大典》書例頗具典型性[311]，範式的改變，像宋人崇尚文人書法風尚也隨即煙消雲散，顛倒過來的還有對《集王聖教序碑》所代表唐宋的官告體的態度，在流行的趙字館閣體面前已經相當古樸典雅。

有些人目中《集王聖教序碑》的書法已經成爲“百代模楷”[312]，書家以爲要尋找右軍筆非此碑不可，孫鑛在《書畫跋跋》中的一段跋語，大約是當時社會的普遍認識：

此帖乃行世法書第一石刻也，右軍真迹存世者少矣，即有之亦在傳疑，又寥寥數字，展玩不飽，惟賴此碑尚稍存筆意，緣彼時所蓄右軍名迹甚多，又摹手、刻手皆一時絶技，視真迹真可謂毫髮無遺恨，今觀之，無但意態生動，點點畫畫皆如鳥驚石墜，而内擫法緊，筆筆無不藏筋，藴鐵轉折處筆鋒宛然與手寫者無異。

並且與《蘭亭序》諸石刻相較，得體者多不得勢，得其形態者則多不得骨，二者難以兼得，並舉《集王聖教序碑》二十餘字稱其“有體有勢，有態有骨，流動中不失嚴密，具八面之妙，以此想右軍筆法，真是得心應手，超妙入神”[313]，書史上若干形容王字筆法的美妙之辭，在此碑中均獲體現。

這時書家習字時，不但學習《集王聖教序碑》，其他的集王字碑也成爲人們模習對象，並形成自己風格，王穉登“行書自爲一體，骨法從《孝侯碑》來，佈置稍加己意”[314]。

至此，《集王聖教序碑》已經獲得與《蘭亭序》完全相同的地位[315]，有人斷言要想臨習此碑没有二十年的精進之功，不能得知其奥妙，適宜學者寥寥無幾[316]，人們視此碑不斷本爲瑰寶，收藏家學與不學的人都購一本以方便示人，尤以陝西士大夫爲最甚，有人竟稱《集王聖教序碑》與《定武本蘭亭序》相比，相絶千里，孫承澤批評類似説法：“真所謂夜郎不知漢大”[317]，《長物志》在“法帖”條列舉諸多名碑顯刻，《集王聖教序碑》當然名列其中，值得注意的是《興福寺碑》《平西將軍墓銘》《梁思楚碑》等集王行書碑也在文震亨推薦之例[318]，這與其説是文氏個人的目光，還不如認爲是迎合大衆需求來的更準確一些，因爲，在此之前的高濂《雅尚齋遵生八牋》一書“論歷代碑帖”所舉出的集王字碑更多：《金剛經》僧懷仁集右軍行書，《集王聖教序》《集右軍書牡丹詩》《集右軍書絳州重修夫子廟堂碑》（圖三十七）、《興福寺碑集書》《平西將軍墓銘》《集右軍書梁思楚碑》《楊承源碑》集羲之、歐陽詢、褚遂良等書，《集右軍書建福寺三門碑》，高氏稱在他所舉者：“余目及而宋拓、今拓各半，”在當時聚玩鑒家心目中以宋拓、宋書爲第一[319]，在《遵生八牋》等幾部大衆生活普及讀物的推介下，成爲生活常識的一部分，和服飾、家具、食物、茶、酒等種種器用一樣作爲生活的必需品出現，明代的“日用類書”流行所體現的是統治階層與普通世俗社會相互間極爲重要的轉變，它旨在宣傳士紳階級精緻生活的價值觀，也傳播了一些必備的商業信息，書中包含着準確的信息和實用性，是雅致物質生活的指南[320]。

隨着《集王聖教序碑》價值的普及，宋代拓本精品當時存世者尚多，不惜重金亦不難購得[321]，退而求其次，碑石尚存西安，可使拓工精拓，價值也在《淳化閣帖》之上，鑒定《集王聖教序碑》拓本遂成一門專門學問，董其昌稱：紛、糺、何、以及内出的出字，少此五字者即是宋拓，和《稧拓》損五字或七字本一樣[322]，爲滿足普通民衆的一般需求，明代初年《集王聖教序碑》便被重刻在木板上，據看到拓本的王壯弘説，木刻拓本很少見，但紙墨精良，與《淳化閣帖》的重刻拓極爲相似[323]，西安碑林現存的有崇禎十五年（1642）黄甲鑄重摹刻的《集王聖教序碑》（圖三十八·1、2），這時的大明王朝已摇摇欲墜，喜好者一絲不苟的鐫刻使人仿佛回到太平盛世，明代是一個翻刻《集王聖教序碑》的高峰，除上述外，尚有秦藩朱敬鎰本和莊孫氏本、黄六治北京東岳廟本等[324]，王昶稱：“此後翻本極多，如孟津王鐸本、西安苟氏本，皆極工，可以亂真，”[325]（圖三十九、四十、四十一）

圍繞着《集王聖教序碑》明朝人展開一系列複雜活動，臺北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紙本《集王聖教序》手卷（圖四十二·1、2），爲呈現原碑集字的特質，刻意采用不同顔色的紙張書寫，再拼裝裝裱成爲手卷的形式，上有許敬宗上表及郭子儀小印，尾有蘇軾、虞集等人的題跋，裝池形式是當時流行的“包邊”（鑲邊）手卷[326]。

最後讓我們以大約是明代人僞造的一篇所謂《蘇文忠審定聖教序集字》（圖四十三）的跋文來結束本節的討論，文章以蘇軾的口吻飽含深情地歷數《集王聖教序碑》成立之種種，史實與傳説俱備其間，尤以“徵右軍筆札，有投隻字，賚以寸金”語，頗與集字不易、難得的大衆心理相吻合，真實與幻想相織，躍然紙上：

元祐三年七月二十日，翰林學士、朝奉郎、知制誥上騎都尉、武功縣男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蘇軾，奉敕謹定《聖教序》集王羲之書墨迹，案：梵教之入中國也，歷五百餘年，文典未備，又夷夏異音，譯釋不一，多失法意，唐太宗文皇帝天挺睿聖，經綸禮樂之餘，憫窮黎之昏溺，留神斯典，命沙門玄奘往西竺求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七部，翻譯裝演，發大音聲，啓衆生一切疑誤，立言示教，爲標目指，使人得津梁，咸登彼岸，更御製序文，弁諸經之首，發揮玄奥，開天地之輝光；彪炳性情，曉生民之耳目，鑒周日月，妙極機神，淵哉鑠乎，致化歸一之文也，當時在廷，虞、褚諸臣並精書體，以聖教莊嚴不付繕寫，欲得王羲之字填文，而羲之字，於貞觀初内帑金帛購求殆盡，一時不能復得，敕弘福寺僧懷仁，大開溥福之壇，廣宣净業之旨，明《聖教》因緣，徵右軍筆札，有投隻字，賚以寸金，仰佛慈靈，遺迹響應，不閲歲，而得二千餘字，鴻業竣焉，有所不足，雙鉤秘閣《蘭亭集叙》數字補之，錦背金標，檀函玉軸，冠諸梵典，藏於西京翻經禪院，至高宗咸亨時，續以《般若多心經》，摹勒上石，經天寶之亂，内府寶藏悉遭兵燹，此帖賴入梵藏而不毁失，豈非神天所呵護耶？至德二載，恢復西京，復取入内府，歸我皇宋，歷世珍襲，炯炯真文，亘古今而不朽，離離墨寶，粲日月以常明，真爲襲藏之摩尼，非復塵寰之翰墨，臣軾幸獲拜觀，不勝歡忭，稽首、頓首謹識。[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