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學界近年愈來愈認識到，北魏後期也就是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墓誌文化的流行是非常突然的事情，平城時代雖然也有墓銘、墓磚類型的文物出土，但一來數量不多，行用未廣，二來内容也比較簡單，特别是幾乎不具備由四字韻文組成的銘辭，與十六國時代的“墓銘”相比並無本質區别，而在孝文帝遷都洛陽之後，一方面使用墓誌的風習在精英階層的喪葬文化中逐渐普及，涵蓋了從皇族元氏到胡漢大族的主要範圍；另一方面，遷都後的北魏墓誌從最開始就出現了誌題、誌序、銘辭皆備的成熟作品，與平城時代墓誌的粗陋面貌形成了鮮明對比，其背後應有北魏洛陽朝廷的積極推動在起作用[340]。

近年馮熙墓誌、馮誕墓誌的先後刊佈進一步加深了這一印象[341]，此前所知時代最早的遷洛後墓誌是製作於太和二十年（496）的南安王元楨墓誌[342]，馮熙墓誌和馮誕墓誌則製作於更早的太和十九年，而學者皆由此注意到《北史》卷八〇《外戚·馮熙傳》在叙述馮熙哀榮時，有孝文帝“送臨葬所，親作誌銘”的記載[343]，這就使得孝文帝本人在北魏後期墓誌文化的創生過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進入了學者的視野。

不過，孝文帝此時“親作墓銘”並非憑空創造，遷都之前的北魏墓誌尚顯粗陋，而誌題、誌序、銘辭皆備的墓誌此前在南朝已經有相當成熟的發展（詳見第三節），如後所述，馮熙墓誌在各個方面均與南朝墓誌相類，而與包括馮誕墓誌在内的北魏前期墓誌形成了鮮明的斷裂，孝文帝必然是通過某種媒介獲知關於南朝墓誌文化的新知識，並將其應用於馮熙墓誌的製作，遷都之際自南齊逃亡入北的王肅很可能就是這一媒介的承擔者[344]，如所周知，王肅出身南朝一流高門琅邪王氏，北奔後爲孝文帝所知遇，爲北魏洛陽朝廷的官制改革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南朝制度資源。

筆者也贊成王肅在北魏後期墓誌文化的創生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媒介作用，不過，不能因此就將北魏後期墓誌文化的創生簡單理解爲南朝墓誌文化的傳播和復製，如學者所指出的，在獲知新知識後，北魏一方的取捨選擇也不可忽視[345]，本文希望從三個方嚮入手推進關於這一問題的理解，其一，太和十九年的馮熙墓誌具體産生於怎樣的政治環境之中？其二，身爲南朝精英的王肅，他所傳遞給孝文帝的南朝新型墓誌文化，具有怎樣的特質？其三，在這一知識由南入北之際，孝文帝與王肅的關係如何？這種關係又是如何作用於馮熙墓誌乃至北魏後期墓誌文化的創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