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孝文帝、王肅與北魏後期墓誌文化的創生
對齊梁之際南朝墓誌文化的歷史脈絡進行梳理後，我們再將眼光轉回北魏這邊，如第二節所述，製作於太和十九年秋冬的馮熙墓誌，是北魏第一方真正意義上的新型墓誌，當時馮熙夫婦靈柩剛從平城遷葬而來，孝文帝正欲以此宣示自己定鼎伊洛的决心，在獲得了來自南朝的墓誌新知識後，隨即將其應用於馮熙墓誌的製作，並公開宣揚“親作誌銘”。
學者指出孝文帝關於南朝新型墓誌的知識很可能是來自於王肅，理由顯而易見：王肅出身南朝一流高門琅邪王氏，對建康精英社會的諸制度和文化瞭然於胸；在孝文帝推動官制改革時，王肅就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南朝制度資源；南朝新型墓誌始祖即元嘉十八年顔延之撰王球石誌，而過繼給王球爲後的王奂正是王肅之父；北奔琅邪王氏後來在北魏製作的墓誌，也基本反映了他們在南朝政治社會中所製作墓誌的原本面貌[461]，綜合考慮這些因素，王肅確實是太和十九年秋冬之際向孝文帝提供南朝墓誌新知識的不二人選。
需要仔細梳理王肅北奔後的時間綫，纔能更好的理解爲何是在這個時間點上發生了這一新知識的傳遞，王肅因家禍北奔是在南齊永明十一年，此年三月乙亥（廿五日），其父王奂在雍州伏誅[462]，王肅自建康逃亡入北應即在此前後，《魏書》卷六三《王肅傳》載“父奂及兄弟並爲蕭賾所殺，肅自建業來奔，是歲，太和十七年也”，之後即言“高祖幸鄴，聞肅至，虚襟待之，引見問故”[463]，似乎王肅和孝文帝的第一次見面就在他入北後不久，太和十七年八九月間孝文帝以南伐名義經并州南下洛陽後，確實又北巡鄴城，一直停留至次年正月，但實際上，孝文帝引見王肅要遲至太和十八年的十一月七日，此年二月孝文帝返平城佈置遷都諸事，十月正式南遷，取道河北，先後經過中山、信都、鄴城，十一月十九日至洛陽[464]。
之所以如此説，首先是因爲《魏書·王肅傳》載王肅被孝文帝引見後，最初授予的官職是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465]，這裏的“大將軍”應指宋王劉昶，《魏書》卷七下《高祖紀》載太和十八年“秋七月乙亥，以宋王劉昶爲大將軍”[466]，此時孝文帝身在平城，所以他在鄴城引見王肅就只能發生在此年十月至十一月從平城經河北遷都洛陽之時，《王肅傳》在言及上述任命之後，接着説“詔肅討蕭鸞義陽，……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467]，而《高祖紀》載此年“十有二月辛丑朔，遣行征南將軍薛真度督四將出襄陽，大將軍劉昶出義陽，徐州刺史元衍出鍾離，平南將軍劉藻出南鄭”[468]，也可以説明他作爲大將軍長史，參與的正是此年底劉昶領導下北魏對義陽的攻擊。
又《魏書》卷五五《劉芳傳》載：
這裏的“從駕洛陽”“旋京師”和“從駕南巡”，當分别指太和十七年八月孝文帝以南伐名義南下洛陽、十八年二月返回平城佈置遷都諸事和同年十月正式遷都洛陽，而“王肅之來奔”被放在了“從駕南巡”之後，這也可以旁證王肅爲孝文帝引見是在太和十八年十月正式遷都之後，也就是説，從王肅北奔到他第一次爲孝文帝引見，中間有長達一年半的間隔期，這段時間王肅的行蹤在史料中是空白的[470]。
關於二人的初次會面，《魏書·王肅傳》渲染了孝文帝對王肅的知遇，號稱“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能間也，或屏左右相對談説，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所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玄德之遇孔明也”[471]，但實際上，孝文帝最初面對王肅的心態相當複雜，前引《魏書·劉芳傳》在王肅來奔之後，記録了劉芳與王肅在洛陽華林園的宴會上圍繞古者男子是否有笄進行的辯論，結果王肅爲劉芳所折服，而“高祖稱善者久之”[472]，更爲典型的表現見於《魏書》卷七九《成淹傳》：
可以看到，成淹與王肅的言辭往復，並非一般的機辯，而有着南北文化競争的意識在内，頗似在南北朝使者之間發生的談辯對話[474]，二人的争論由“殷之頑民”的話題引發，王肅開始説朝歌有“殷之頑民”的時候，可能只是在賣弄學識，豈料成淹立即將其上昇到了政治高度，言這些頑民在永嘉亂後均逃至東晉南朝了，幾個回合下來，王肅自認“辭溺”（故意認輸的可能性更大），結果孝文帝聽説此事後，不僅“大悦”，稱讚成淹“足爲制勝”，甚至還在宴會場合要求王肅將二人對話再給大家復述一遍，其對南朝的正統競争意識和以漢晉天下國家繼承者自居的心態躍然紙上。
王肅對孝文帝的這一心態非常清楚[475]，這種政治意識决定了他在孝文帝面前定不會以南朝先進文化的代表者自居，在南朝制度和文化的傳播方面也當以謹慎消極和被動回應爲主，前節所述馮誕墓誌的面貌即爲其證，王肅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爲孝文帝引見，而十九年五月馮誕入葬之時，其喪葬文化及墓誌面貌一仍平城之舊，説明直到此時孝文帝仍不暸解南朝方面已經流行了半個世紀的新型墓誌文化。
而到了太和十九年秋冬之際，馮熙墓誌一變爲南朝新風，如學者所推測，孝文帝應是從王肅處獲得了相關知識，可以注意到太和十九年最後兩個月，正是北魏洛陽朝廷的制度建設有了重大進展之際，十一月，議定圓丘，十二月乙未朔，引見群臣於光極堂，宣示品令，爲大選之始，甲子，引見群臣於光極堂，班賜冠服[476]，圓丘祭祀、品令選官、重制冠服，這些以推動北魏向“華夏國家”轉型爲目標的制度革新，如《南齊書》卷五七《魏虜傳》所言，“王肅爲虜製官品百司，皆如中國”[477]，必然有王肅的深度參與，但改制整體的主導者無疑還是孝文帝，馮熙墓誌創生於這一過程中，如同孝文帝的新官制並非照搬南朝制度[478]，我們也不宜把馮熙墓誌直接視爲南朝墓誌文化的傳播産物，而應理解爲孝文帝君臣的共同創造，在這一意義上，《北史·馮熙傳》所謂孝文帝“親作誌銘”也是可以成立的。
若將馮熙墓誌與南朝墓誌進行比較，將進一步明確這一印象，與南朝墓誌一樣，馮熙墓誌具備了誌題、誌序和銘辭三大要素，但首先可以注意到，在其誌題和誌序之間，並未設置“譜牒式”家系書寫的獨立空間；相反，其中關於馮熙出身的説明，呈現爲“嵌入式”家系書寫的面貌，如前節所述，在南朝建康精英社會發展的墓誌文化中，譜牒式家系書寫和嵌入式家系書寫是並存的兩種傳統，而後者若出現於由朝廷出面營葬的場合，似較前者規格更高，多有“奉敕撰”機制的參與，前者則主要由喪家主導，北奔琅邪王氏後來在北魏製作的那些墓誌即爲典型，那麽，馮熙墓誌呈現的嵌入式家系書寫，可以説明孝文帝從王肅那裏獲得的南朝墓誌文化的圖景是較爲完整的，而且很可能包括了對兩種家系書寫方式規格高低的説明，王肅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媒介的作用，並不意味着琅邪王氏的家族墓誌必然成爲孝文帝學習的模板，馮熙墓誌中雖然没有留下如南朝“奉敕撰”墓誌一樣的撰者姓名，但《北史》中既然有孝文帝“親作誌銘”的記録，顯示孝文帝在製作馮熙墓誌時，可能有意識的與南朝墓誌中皇帝親撰銘辭的級别相對應，或許也有一種文化競争的意識在内，所謂“親作誌銘”，至少可以説明孝文帝有意讓自己作爲誌銘作者的形象公開宣揚，前文提到劉宋孝武帝在大明年間即已有爲宗室“親作墓誌銘及序”之事，後來的齊梁陳君主更是多見，能夠撰作符合南朝精英文化標準的墓誌銘，無疑有利於展現孝文帝“華夏式”君主形象的一面。
即使如此，馮熙墓誌的獨特性仍然非常明顯，學者曾對北魏皇子墓誌與蕭梁皇子墓誌進行比較，指出其中若干相異之處：如前者字數較少而後者字數較多，前者幾乎不叙歷官而後者詳記歷官，前者不引用詔書而後者多引用詔書；並且北魏皇子墓誌的這些基本特徵均淵源於馮熙墓誌[479]，結合第三節的論述，可以認爲孝文帝在推出馮熙墓誌時，與南朝高規格墓誌的真正區别在於，並没有將其設定爲一種需要發動若干官僚部門合作的制度性行爲，孝文帝雖然“親作誌銘”，但因爲馮熙還具有“國之外舅”（見《馮熙墓誌》）的身份，故孝文帝在此給予自己的定位毋寧説更近於“喪家”，可見其與南朝的皇帝親撰或奉敕撰墓誌只是名目相似，實質則有相當的差距，反而又與南朝由喪家主導的譜牒式家系書寫墓誌接近。
事實上，儘管有孝文帝的刻意標榜和推動，新型墓誌文化在北魏精英社會的普及還是需要一個過程，如太和二十年八月，南安王元楨死於鄴城，十一月“及葬，又賜帛千匹，遣黄門郎監護喪事”[480]，元楨墓誌是馮熙墓誌之後最早的北魏墓誌，也是最早的皇子墓誌，其面貌與馮熙墓誌非常相似（包括嵌入式家系書寫），應該是孝文帝給予重視的結果，而元楨作爲景穆帝子，被孝文帝以“族祖”視之[481]，那麽在此也可以看到孝文帝的喪家意識，同樣是死於太和二十年的高道悦，由其子歸葬渤海，後又於神龜二年（519）改葬，改葬時製作的《高道悦墓誌》言“昔太和之世，壙内有記無銘，今恐川壟翻移，美聲湮滅，是以追述徽猷，托晰壤陰”[482]；同時製作的《高道悦妻李氏墓誌》言：“亡考常侍使君，以太和中薨，雖先有銘記，而陳事不盡，令以荼蓼重被，沈扃再闡，舊山停水，改卜漳東，因此動際，追立誌序云云，”[483]可以知道太和二十年高道悦入葬之時喪家也製作了墓誌，但前者“有記無銘”説明其不具銘辭[484]，後者“先有銘記，而陳事不盡，……因此動際，追立誌序”，則説明誌序亦無，恐怕只是如北魏前期墓誌般簡單記録誌主姓名、官職和卒葬信息[485]，因爲太子恂所殺，高道悦也從孝文帝那裏得到了“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謚曰貞侯，兼賜帛一千匹，並遣王人監護喪事”的高規格哀榮待遇，但顯然並未將製作馮熙墓誌風格的新型墓誌納入在内。
太和廿三年四月一日，孝文帝卒於南伐前綫，五月入葬長陵，在此前後，我們既可以看到承襲馮熙墓誌和元楨墓誌新風的元簡墓誌、元弼墓誌和元彬墓誌，也能看到仍然維持平城特色的元偃墓誌，還有韓顯宗墓誌這樣誌序和銘辭皆備而誌形却作小碑形的復古風格，學者指出北魏墓誌的定型要遲至遷都十數年後的宣武帝永平年間（508-511）[486]，在此期間，北奔琅邪王氏以王誦兄弟爲中心的第三波入北應該也起到了一定的催化作用，但就整體而言，可以説這一定型過程既非南朝墓誌文化的原樣移植，亦非皇帝一紙詔令下的强制推行，而是在遷都後的洛陽政治社會中由復數的“喪家”逐步互動發展而來，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通過丧家、文士、朝廷等多種權力要素共同參與北魏後期墓誌的生産過程，墓誌方纔成爲了丧家確認自身在政治社會中的位置時所不可或缺的文化裝置[487]。
附記：本文之撰寫，承蒙窪添慶文、佐川英治、榮新江、羅丰、陸揚、葉煒、鄭雅如、游自勇、馬立軍、于溯、聶溦萌、陸帥諸位師友提示寶貴意見，謹此致謝。
The Entombed Epitaph of Feng Xi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Culture of Entombed Epitaphs in the Later Years of the Northern Wei
Xu Chong
FLng Xi's馮熙LntombLd Lpitaph producLd in 495 was thL first NorthLrn WLi Ln-tombLd Lpitaph that adoptLd thL litLrary stylLs prLvalLnt in thL SouthLrn courts.Em-pLror XiaowLn孝文帝intLndLd to dLmonstratL his rLsolvL in making Luoyang thL capital city as thL caskLts of FLng Xi and his wifL only arrivLd from PingchLng.ThL gLnLalogy containLd in thL LntombLd Lpitaphs of thL southLrn LlitL rLsidLd in Jiankang wLrL prLsLntLd two basic litLrary stylLs-narrating thL clan history or listing thL linL of dLscLnt.ThL formLr stylL was typically guidLd by thL mourning family as sLLn in thL LntombLd Lpitaphs of thL lowLr-ranking aristocrats of thL Liu Song and SouthLrn Qi ar-istocracy and that producLd by thL Wang clan of LangyL in thL NorthLrn WLi.ThL lat-tLr stylL was morL prLstigious than thL formLr as it was thL stylL usLd in court commis-sionLd LntombLd Lpitaphs or thosL composLd by court-appointLd authors.WhLrLas Wang Su王肅thL famLd scholar who flLd to thL NorthLrn WLi court from thL South-Lrn Qi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L in introducing thL southLrn litLrary stylLs hL nonL-thLlLss had littlL influLncL on how EmpLror XiaowLn adoptLd thLm.FLng Xi's Ln-tombLd Lpitaphs dLspitL absorbing thL southLrn stylLs rLflLcts EmpLror XiaowLn's involvLmLnt and thL rLsulting uniquL charactLristics.It is diffLrLnt from thosL of thL mLmbLrs of thL Wang clan of LangyL in thL North as wLll as kLLps a distancL from thosL of thL highLr-ranking aristocrats in thL South.ThL articlL arguLs that LmLrgLncL and normalization of LntombLd Lpitaphs writing in thL lattLr yLars of thL NorthLrn WLi wLrL a rLsult of thL intLractions bLtwLLn thL mourning familiLs and politics in thL soci-Lty of thL NorthLrn WLi sincL thL propagation of EmpLror XiaowL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