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农垦体制改革重要文件的诞生
1994年2月16日，唐海县委县政府下发了一号文件《关于调整农业承包政策的意见》。这是1985年县委县政府一号文件《唐海县职工家庭农场承包办法》实施后，有关柏各庄农场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的又一份重要文件。当时，我正在县委农村工作部工作，有幸和部里其他同志一起，经历了这个文件酝酿、起草的全过程。
国营农场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新中国成立之初，建立国家所有制的农业企业，对开垦荒地、增加农作物产量、发展国民经济产生过重要作用。弊病也显而易见。当时，农场流传着一句顺口溜叫“拔草留根、下回挣分”，很形象地说明了问题所在。集体劳动、统一分配的经营方式，违背了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压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造成了大锅饭、铁饭碗等种种弊端，使农垦企业效率低下，改革经营管理体制成为必然趋势。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发轫，“交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几乎一夜之间，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热情，迅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发展。其秘诀其实也很简单：联产承包制使亿万农民摆脱了计划经济的桎梏，有了自由经营土地的权力，也有了自由支配自己劳动的权力，从而带来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农村改革的成功，验证了一条经济学原理：怎样分饼，决定饼可以做的多大。这对向来以“一大二公”自居自傲的国营农场产生了巨大的震动。1984年，中共下发一号文件，要求农垦系统兴办家庭农场，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双层经营体制。全国各地的农场纷纷结合自身特点，搞起了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1985年唐海县委县政府一号文件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了，一举打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僵化体制，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改革和发展的道路充满了坎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兄弟县相比，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增长速度明显落后。在唐山市委市政府的考核表上，唐海县常常处于中下游位置，这使全县上下处于焦虑之中，如何改革，成为人们不得不思考的迫切问题。
我在农场基层工作多年，对农垦体制的利弊有切身体会。到县委农工部工作后，有机会到其他各县学习调研，对农村工作也逐渐加深了认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深刻认识农垦体制的弊病，应该跳出唐海看唐海。所以，我很注意从与兄弟县的比较中发现问题。这样，慢慢对唐海向何处去开始有了些想法。某日，去滦南县一个村子参观，这个村家家户户都在做钢锹，产品外销好几个国家。看着他们干得热火朝天，我就想：唐海县的农工们会这样干吗？肯定不会。那是为什么？就这个问题，我问当地一个村干部。他说唐海用不着干这个，唐海地多，又都种水稻，挣得多呀！我们这都是让穷逼的！他的话很直白，也一针见血。被逼无奈，听起来残酷无情，其实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哪一步进取，不是逼出来的呢？反观唐海县的状况：一个青年人长到16周岁就“自然增长”为农场的工人了。家庭承包前，他参加生产队组织的劳动，每月得到三十几元的工资。家庭承包后，他从生产队平均分到十亩左右责任田，只要不发生灾害，年底可有一份确定的收入。住房由农场分配，面积不大，但不用自己掏钱盖房。生病了，有公费医疗，老了，有退休金。这样一套包就业、包福利、包养老的“三包”制度似乎很美好，很公平，但是它带来的是职工出工不出力，不思进取，效率低下，农场经济停滞不前，长此以往“三包”制度就会产生“难以为继”的严重后果。唐海有27万亩水稻，是全县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全县10万左右人口死守着水稻过日子，不发展多种经营，不创造更多的财富，又要承担“三包”的重负，怎么可能不落后？有人分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小富即安思想作怪，其实并不准确。一个职工十亩水稻，按人口平均不过三四亩地，能有多少收入？离小富还差得远呢。准确的说法是，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体制，培养了人们的惰性，消解了人们的进取心和开拓精神，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县委县政府1985年一号文件确立了家庭农场承包责任制，变大锅饭为分灶吃饭，是一场重大的变革，但没有解决包就业等一系列问题，劳动力没有得到彻底解放，人们还被“三包”制度束缚着，迷惑着，不思改变，不敢创新，唯有进一步深化改革，唐海县才有活力。
1992年10月中央召开的“十四大”，确立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也为唐海县向何处去指明了方向。我和农工部的同志们一起学习十四大文件，学习市场经济知识，多次讨论唐海县深化改革的政策措施，逐渐理清了思路。由李庆玺执笔，几经修改完善，最终形成了1994年一号文件的初稿。1994年一号文件开宗明义，这次农业承包政策改革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投入机制、土地流转机制和竞争承包机制，主要政策措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改变土地承包方式，由口粮田、责任田两田制，改为三田制。从原责任田中划出一部分，作为规模效益田。打破生产队界限，面向全场以至全县招标承包。这样做的目的，既是着眼于长远，逐步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走农业机械化、现代化之路，又实现了土地资源的市场化，提高经济效益。二是改革用工制度。文件规定，实行三田制以后，职工责任田只分配给1993年底在册的农业固定工和合同工。实际上取消了柏各庄农场建场以来实行多年的“自然增长”的用工制度，把包就业改为自主择业，实现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愿意经营土地的，交纳劳保福利费，承认其职工身份，享受职工待遇；自谋职业的，交纳劳保福利费，其身份和待遇不变。不交纳劳保福利费的，视同自行离职。用工制度改革的目标，是把劳动力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从种植水稻的单一经营中解放出来，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创造更多的财富和就业机会。三是改变土地承包费上交方式，由交现金改为交实物。土地承包费是涉及国家、农场、职工三者利益关系的重要指标。1994年前后，国家多次提高征购粮价格，原来用现金上交承包费的形式，很难兼顾三者利益。农工部同志们在讨论中，采纳了孟德元同志提出上交粮食实物的建议。事实证明，这项措施产生了极好的效果。县领导对1994年一号文件提出的改革举措十分重视，派出工作组到九农场抓试点，而后在全县推广。农场领导、生产队干部和职工，经历了一段逐渐加深理解的过程。
我始终坚信，一颗有生命力的种子，一旦种下去，早晚都要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光阴荏苒，20多年过去了。曹妃甸像渤海湾边的明珠，在昔日柏各庄农场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如今，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脱离了土地，从事二、三产业，发挥着他们的聪明才智，高效农业蓬勃发展，给社会提供着越来越多的优质产品，土地规模经营长足进步，出现了不少承包千亩水稻的家庭农场。1994年一号文件所期望的愿景，已部分成为现实。从历史的长河看，当年的改革，不过是沧海一粟。让农工部同志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顺应改革的大潮，谋划了具有前瞻性的政策措施，为我们所钟爱的那片土地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张秀三，1946年生，河北滦南人，大专文化。1966年毕业于唐山一中，1968年在柏各庄农垦区三农场参加工作，先后任农场会计室副主任、经营管理办公室主任、副场长，1989年起任唐海县委农工部副部长、部长，县委农工委书记，1998年任唐海县财政局党总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