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五年前，我还在上海一家财经报纸做深度编辑期间，看到记者一篇有关松江家庭农场的报道，发现它的耕作制度有些不一样，出于本能的研究兴趣，我第一次去了上海松江。

再后来，上海书展遇到了刚刚出版《城乡中国》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周其仁教授，我问他松江家庭农场如何，没想到他说，那不是松江改革最厉害的，最厉害的还是理清楚了1956年以来集体经济账本的产权制度改革，并建议我去好好了解了解。

一来二去之间，松江就成了过去五年我跑得最多的地方。

如果说这个地方有什么不一样，我想先从观察到的现象做一个初步描述。它的多数农民进城之际，乡下的农田并未荒芜，而是连成了片实现了全程机械化生产，留下来的农民种地年净收入普遍超过10万元。

当全国不少地区农民养老金不足100元/月时，松江农民却实现了1500元/月左右的养老金水平；它还领先全国，从制度上改掉了易滋生基层腐败的“小金库”，并变为农民每年年底的分红收入，进城农民也由此多出了一部分保障，农民利益自此与城镇化相统一。

它不仅终结了无节制征用农田的“摊大饼”模式，通过更有力的城乡土地统筹，农民进城更是不用买房却置换到了和乡下同等面积、可以买卖的商品房，市场力量则让地方政府实现了“无债一身轻”的资金平衡，同时还多出了一部分建设用地资源。

它并不是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牺牲城里人利益换来的，而是靠一系列尊重常识的效率改革实现的，无论城里人还是乡下人，抑或是地方经济发展，皆实现了多方共赢。

至于具体的实现过程，便是本书所要详尽记录的。作为一名全国行走多年的文字工作者，将这些全国并不多见、如流星般闪耀的事实原汁原味地记录下来，无疑也是我职业生涯的最大意义所在。

也是多年的田间地头调查，使我意识到，城乡中国的沟壑不仅在于城乡不断拉大的差距，也在于理论研究与真实世界的信息不对称。

从真实世界的具体实践着眼，“三农”问题的彻底解决并不轻松。松江位于中国工业化、城镇化最发达地区，理应走在前面，但它实现上述结果的全方位改革，时间跨度即近10年。聚沙成塔之难，以至于每项改革皆须尽心竭力，方可取得一些成效，更不必说改革的持续深化与巩固。

松江改革成功的另一面，是它谋定而后动的事前规划，它的一系列改革，皆是在城乡统一规划基础上实现的——松江浦南地区是规划设定的非开发地区，由此才有了农民种粮年净收入超过10万元的家庭农场改革，进一步有了跨越城乡、统筹安排城乡土地出让金，让农民实现城乡均等保障等一系列制度创新。如果没有科学合理的规划和严谨认真、敬畏规则的改革态度，这些深入推进并取得实效的改革亦无从谈起。

相比坐而论道，对常识、科学与市场规律的理解，恐怕是这个时代更需要的。

比如所谓“家庭农场是靠补贴出来的”，颇有些业余的说法，它并不符合经济学常识，在没有规则的前提下，补贴只会变为地租，最终流入土地所有者的口袋，而非让农地经营者获得好处，再多的补贴也无济于事。回看松江家庭农场能够成功，实际上是制度约束出来的结果。

寸土寸金的上海，又是否还应该发展农业，或者是全部变为建设用地盖成房子？

这里的常识在于对城市建成区的理解，假设上海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全部盖成房子——它比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墨西哥城还要大数倍，结果只会是一座密不透风、没有生气和活力“封闭的城”。

城市建设也不是变魔术，它还有一个漫长的建城、养城过程，目前上海不到辖区总面积1/2的城市建成区，发展时间跨度即已近200年，它也非只有建筑就算大功告成，而是离不开高效率的人口集聚和科学有序的城市经营。

发展农业又交织着“18亿亩耕地红线”争议，它需要全方位审视——除了中国耕地结构与人口需求，还有它与影响城里人“钱袋子”的通货膨胀关联，再加之全球贸易格局下农业效率的比较，更不必说农产品与工业品在生产方式上的天壤之别等诸多不可抗力因素。

目前对“耕地红线”的质疑，相当一部分原因来自于城市房价高企和建设用地紧缺，耕地与城市建设用地的关系更需厘清。

它并不是因为耕地“摊”得还不够多，而是城市供地结构失衡和建设用地利用低效所致——城市里用于盖商品房的商住用地供给偏少，盖工厂的工业用地却存在着大量投机——工业用地50年使用期，可多数企业寿命不到10年，余下的40年不少企业成了“僵尸企业”，对应的工业用地，要么沦为无产业之地，要么变成了企业套利的标的物机会，政府收不回这些工业用地，为了发展新的工业，就不得不继续征用耕地，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它并不是个长久之策。

倘若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让工业用地利用更有效率，供地结构得以向商住用地倾斜，大量农民通过宅基地置换而非现金补偿的方式获得商品房，其更利于城市房价回归——既增加了住房供给，又减少了刚性需求；农民有了可以买卖的商品房，进城保障更为充足，置换后的宅基地，更得以复垦成耕地，它与“耕地红线”矛盾亦走向消解。

不仅城市的房价与农村密切相关，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的历史趋势下，农民能否实现更广泛意义上的城乡均等保障，也将影响到城市的长治久安，它的应对之策，也在于城乡土地的更高效率利用。

包括并不限于这些问题的前因后果及解决办法，同样是本书在城乡一体框架内，结合最前线调查试图厘清的内容。诚如其仁教授所说的“城乡中国”，新时代的中国农村问题，它需要在城乡视野下重新定义和审视。

中国城乡问题又如此特殊，它也只能从田间地头寻找答案。而为了让本书不至于显得过于晦涩，我采用了一种接近历史研究，从最基础的常识、科学与市场规律切入的非虚构写作方法，或许只有如此表达，才有可能消除争议、有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

郭涛涛

2018年11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