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现代语言学的主要流派

索绪尔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他于1906年至1911年间在日内瓦大学开设了“普通语言学”课程。他去世后，他的同事、学生根据他留下来的讲稿以及课堂笔记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著作。这部著作对后来的语言学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也奠定了索绪尔“现代语言学之父”的地位。下面就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展开论述。

一、现代语言学之父索绪尔

（一）索绪尔语言理论产生的背景

科学的发展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任何一个开学术风气之先的理论体系都不是孤立的，索绪尔语言理论的产生也不例外。具体来说，索绪尔语言理论是在语言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语言学背景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建立在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语言学思想和研究方法的基础之上，既有继承的部分，又有发展和独创的部分。

其中，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William Dwight Whitney）对索绪尔的语言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惠特尼的主要著作有《语言和语言研究》（Language and the Study of Language, 1867）和《语言的生命和成长》（The Life and the Growth of Language, 1875）。在惠特尼看来，语言是建立在社会常规之上的流行于某一共同体内的一套用法，是一个词和形式的宝库，其中每一个词和形式都是一个任意的、惯例的符号。惠特尼关于语言的符号性、惯例性、任意性、可变性、不变性等看法对索绪尔产生了重要影响。

索绪尔关于语言和言语、共时和历时、组合和聚合关系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波兰语言学家博杜恩·德·库尔特内（Baudouin de Courteney）的影响。库尔特内在《语言与语言学综述》（Some Genaral Remarks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1870）中提出了语言的“动态性”和“静态性”的概念。库尔特内的学生、波兰语言学家克鲁舍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静态与动态两个角度来研究语音变化规律，这对索绪尔的共时和历时的区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克鲁舍夫斯基提出的语言系统中词的两类联想关系的看法，对30年后索绪尔提出联想关系和组合关系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从语言的符号学研究方面来看，法国学者泰因（Hippolyte Taine）对索绪尔的影响很大。泰因在其《论智慧》（De l'intelligence, 1870）一书中对符号的作用．进行了重点论述，认为人们通过符号感知和认识世界。该书对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阿尔斯列夫（Hans Arsleff）认为，这部著作中包含了“索绪尔符号论中的所有成分”，包括有关物质运动和思维运动“像一页纸的两面”这样的类比。

2．心理学背景

在心理学方面，索绪尔受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影响较深。弗洛伊德提出了“下意识”即“集体心理”的概念，认为人类由于下意识的作用逐渐形成了一个底层心理系统。人们一般意识不到这个底层心理系统的存在，但它却时常支配和控制着人们的行为。从语言行为的角度看，一个人并不一定能够说明他的语言知识，却能够说话、听懂别人的话。这些实际上都是受语言规则限制的结果，即语言行为的规范取决于语言规则。索绪尔接受了弗洛伊德的观点，认为“下意识”是具有连续性的，一件事情即使过去之后仍然会对这个人产生深远的影响。

此外，格式塔心理学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产生过影响。格式塔心理学，也称为“心理学的认知观”，最初形成于德国，是一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格式塔心理学强调人类感知即意识的整体组织性，反对把人类的感知分析为感觉元素。另外，格式塔心理学假设心理过程是一种有组织的空间或时间的整体性结构，不能将整体结构的性质归结为组成该结构的元素特性的总和。索绪尔语言理论中的“系统”观点与格式塔心理学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

3．社会学背景

在社会学方面，索绪尔受到当时欧洲特别是法国社会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在当时的多种社会学思潮中，以现代社会学的创始人、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学说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影响最大。涂尔干创立并出版了《社会学年鉴》（1896），几乎所有有名的法国社会学家都成了他的门徒。

涂尔干认为社会学的特定研究对象是社会事实，并提出了研究社会事实的特殊方法，从而使社会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他确定了社会学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把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运用到实践当中，由此，社会学的学科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涂尔干在确定社会学研究对象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以下两点。

（1）确定了社会事实的性质，并将其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涂尔干揭示了社会事实的三种性质（王远新，2006）。

①社会事实具有外在性，它存在于个体身外，因此，不同于那些存在于个体身内的生理的和心理的现象。

②社会事实对个体具有强制性，它不仅存在于个体身外，而且对个体施加各种形式的影响。

③社会事实具有普遍性，它是全社会成员共有的特征，而不是个别人的特征。

他认为，社会学要研究“社会事实”，同时还要区分“个人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

（2）对从集体意识角度考察社会事实的必要性进行了论述。涂尔干除了提出“集体意识”的概念，并对集体意识和个人意识进行了区分之外，还进一步论述了从集体意识角度考察社会事实的必要性。他指出，“要考察社会现象的原因，或者社会现象的产生，不能在那些组成集体的各个分子中去寻找，而必须对这个已经组成的集合体进行研究。”

索绪尔追随涂尔干的观点，认为语言本身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且同样区分了语言中“社会的”和“个人的”两个方面，由此提出“语言”和“言语”两个概念。“语言是社会事实”是索绪尔开展语言研究的出发点。

（二）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基本内容

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本内容及其方法论贡献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语言符号性质的认识

对“语言是什么”这样一个语言学的基本问题，索绪尔明确提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单位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是概念，一方面是音响形象。语言符号是概念和音响形象的结合体。表示概念的音响形象是“能指”，被表示的概念是“所指”。“能指”与“所指”都是符号的组成部分。

在此基础上，索绪尔进一步指出，语言符号的本质是它的任意性，即“能指”和“所指”之间不存在天然的或必然的联系。索绪尔把符号的任意性原则列为语言研究的“第一项原则”，认为这一原则“支配着整个语言的语言学”。

总的来说，索绪尔关于符号的性质及符号任意性的原则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

（1）能指和所指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2）能指和所指都是对连续体进行任意划分的结果，其中能指是对声音连续体的划分，所指是对概念连续体的划分，因此符号具有任意性的特点。

（3）能指和所指都是由它们跟其他能指和所指的相对关系决定的。

2．对语言系统的认识

索绪尔不仅提出了“语言是一个在其系统内部一切都相互联系的系统”，而且进一步指出了它们之间存在着怎样的联系。他使用的“实质和形式”、“差别”、“对立”、“价值”等术语使“系统”理论具有很强的独创性。其中，“价值”概念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索绪尔认为，一个价值可以和另一个系统中的价值相交换，且这个价值是由同一系统中其他价值的相互关系决定的。理解“价值”概念是正确把握索绪尔“系统”理论的关键，因为语言是由相互联系的价值构成的价值系统，语言分析的目的就是要找出构成语言现状的价值系统。

3．明确了语言研究的对象

索绪尔区分了语言和言语，确定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他指出，语言和言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语言潜藏在人们的意识里，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语言不属于个人特有，而是社会的产物。言语则是发出的语言，如说出的话或写出的文章。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思维、交际目的、背景等，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输出的话语也会不同，即言语是利用语法规则将词汇、短语等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表现，而语言则是言语的抽象表现。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而非言语。

4．明确了语言研究的途径

20世纪之前的语言学研究方法大多采用历史比较法，即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这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索绪尔则认为，语言的使用是一种历史实体，它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因此，要想系统地开展语言研究，就必须抓住共时状态中的关系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做出静态描写。

索绪尔进行了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的划分，并强调了共时描写的重要性。这改变了语言研究的方向，对语言结构的共时描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5．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

索绪尔认为，在语言序列中，一个符号的价值由以下两种关系来决定。

（1）该符号与可以替代它的其他符号的对应关系，这种关系是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s，现常译为聚合关系）。

（2）该符号与其前后符号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一种句段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s，现常译为组合关系）。

聚合关系是指可以相互替换的各个成分之间的对应关系；组合关系是指各种组合的可能性，是组合序列中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王远新，2006）。索绪尔认为，人们之所以能够进行有效的交际，就是这两种关系同时起作用的结果。

总的来说，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影响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方面。

（1）提出了语言学研究的总方向，即研究的任务。

（2）影响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具体概念。他提出的很多概念，如语言符号的任意性、语言系统与语言现象的对立、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等，这些概念成为了现代语言学研究的重点内容。

值得提及的一点是，索绪尔把语言视为一种观点的符号系统，同时还运用符号学的原理对语言的社会性质进行确定，这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但是，索绪尔在对语言的社会方面和个人方面进行区分的同时，把语言社会属性的一部分“内化”为一种纯一的社会心理体系，使其成为一个规则系统，另一部分“外化”为一种非语言学的“无机的”、“混杂的”、“异质的”大杂烩，从而被排除在语言研究之外，这不利于语言学的全面发展。

二、布拉格学派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的影响，马泰修斯（Mathesius）和雅各布逊（Jakobson）创立了结构主义语言学派的一个重要代表流派——布拉格学派。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特鲁别茨柯依（Trubetskoy）、卡尔采夫斯基（Sergei Karcevski）、瓦赫（J. Vacheck）、布龙达尔（V. Brendal）、马丁内（Andre Martinet）等。

布拉格学派对语言学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将语言作为一种功能体系来进行研究和分析，尤其是将语音学和音位学区别开来的观点和研究成果最为突出。他们认为，语言学研究的是语音的生理和物理属性，而音位学研究的则是语音在音位体系中的功能。

在布拉格学派的众多观点中，以下三点至关重要。

（1）强调语言的系统性。他们认为，以孤立的观点来研究语言系统的成分是无法得到正确的分析和评价的。只有明确该语言成分与同一语言中其他共存成分之间的关系，才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换言之，语言成分存在的条件就是它们彼此在功能上的对比或对立。

（2）从某种意义上将语言视为一种功能，是由某一语言社团使用的、用以完成一些功能、任务的工具。

（3）注重对语言的共时性研究。他们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研究便于从完整、可控的语言材料中选取素材。需要指出的是，他们也并未将共时性研究与历时性研究严格地区别开来。

1．音位学和音位对立

前面我们提到，布拉格学派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对其音位学说以及对语音学和音位学加以区分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领域贡献最大的是特鲁别茨柯依。他的代表作《音位学原理》是对该领域最完整和最权威的论述。他沿用了索绪尔的理论，提出语音学属于parole（言语），而音位学属于langue（语言）的观点。以此为基础，他还提出了音位的概念，并以之作为语音系统的抽象单位来与实际发出的声音相区别。音位被认为是区别性功能的综合，当一个语音能够区别意义时就算是音位。

特鲁别茨柯依对语音特征的分类提出了三条标准。

（1）它们与整个对立系统的关系。

（2）对立成分之间的关系。

（3）区别力的大小。①

这些对立可以被分为以下几种。

（1）双边对立（bilateral opposition）。双边对立是指两个音位共有的语音特征只属于这两个音位，而同时出现在其他音位中。例如，/p/和/b/就具有双边特征。

（2）多边对立（multilateral opposition）。由于多边对立的关系并不是局限在某两个音位之中的，因此其关系较为松散。例如，/a/和/i/由于都是元音，因此具有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在别的元音之间也同样存在。

（3）均衡对立（proportional opposition）。如果某一特征可以区分若干组音位，这种音位对立即为均衡对立。例如，/p/和/b/的对立特征是清与浊，/t/和/d/, /k/和/g/之间的对立特征同样如此。

（4）孤立对立（isolated opposition）。孤立对立是指两个音位的对立关系是独特的，是在其他音位中找不到的。例如，英语中的/v/是唇齿摩擦浊辅音，而/I/则是双边辅音。

（5）否定对立（privative opposition）。否定对立是指两个音位的对立中，一个音位具有某种特征，而另一个音位不具有该特征。例如，/n/是鼻化音，而/b/是非鼻化音，二者即为否定对立。再如，/p/是送气音，而/b/是不送气音等。

（6）分级对立（gradual opposition）。分级对立是指两个音位的对立特征相同而只是程度不同。例如，某种语言的元音有以下七个。

上面七个元音中，/u/列中的任何两个音位之间都存在分级对立的关系。因为/u/列都具有圆唇特征，而只是在舌位高度上存在差别。同样，/i/列中任何两个音位之间也存在分级对立关系。

（7）等价对立（equipollent opposition）。等价对立是指两个音位可以在逻辑上看成是等价的，既不是否定对立，也不是分级对立。例如，英语中的/t/与/p/, /t/与/k/。

（8）中和对立（neutral opposition）。中和对立是指两个音位在有些位置上是对立的，而在其他位置上时就不再对立。例如，英语中的/p/和/b/本来存

①胡壮麟．语言学教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在对立关系，但当/s/出现在/p/之前时，就与/b/的发音一样，失去了对立。

（9）永恒对立（constant opposition）。永恒对立是指对立的音位无论出现在任何位置上仍然存在对立关系。例如，在尼日利亚的努皮语中，一般音位结构是一个辅音后面跟一个元音，只有少数例外。/t/与/d/的对立就是一切辅音位置上都不消失的永恒对立。

综上所述，特鲁别茨柯依对音位理论的贡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

（1）提供了音位的精确定义，同时指出了语音的区别性功能。

（2）通过对语音和音位、文体音位学和音位学的区分，界定了音位学的研究范围。

（3）通过对音位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的区分揭示了音位间相互依赖的关系。

（4）提出了一套研究音位的方法，如确定音位的方法、研究音位组合的方法。

2．句子功能前景

句子功能前景（Functional Sentence Perspective，简称FSP）是一套语言学分析的理论，“是用信息论的原理来分析话语或篇章。其基本原则就是一句话中各部分的作用取决于它对全句意义的贡献。”

捷克的一些语言学家注重从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句子。他们认为一个句子包含出发点和话语目标。出发点就是发话人和受话人都知道的信息，叫作“主位”。话语目标就是对受话人意义重大的信息，叫作“述位”。从观念的出发点（主位）到话语的目标（述位）的运动揭示了大脑本身的运动。语言虽然有着不同的句法结构，但它们表达思想的次序却是基本相同的。根据这些论点，语言学家们提出描述信息如何分布于句子之中的“句子功能前景”这一概念。句子功能前景十分关心已知信息和新信息（将要传递给受话人的信息）在句子中的分布效果。下面请看一个例子。

上面两句话中，Sally都是语法意义上的主语，但在第一句中为主位，而在第二句中为述位。由此可见，主语并非总是对应主位，而谓语也并非总是对应述位。

一个句子可以从三个层面上进行分析，即语法句型、语义句型和交际句型。例如，就“John has written a poem.”这个句子而言，其语义句型是“施事一动作一目标”，其语法句型是“主语一谓语一宾语”，其交际句型是“主位一过渡一述位”。由此可以看出，句子和话语是存在差别的。

费尔巴斯（Firbas）在研究结构和功能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了“交际力”（communicative dynamism）的概念。这个概念是建立在语言交际并非静态现象而是动态现象的基础上的。交际力不仅代表了句中某个成分负载的信息量，同时也表明了一个语言成分对于推动语言交际向前发展起到了多大的作用。例如：

He was cross.

在正常语序里，上面这个句子中各成分的交际力为：he的交际力最小，was的交际力一般，而cross的交际力最大。

语素、词、短语等句子中的任何成分都可以被强调出来，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例如：

John was reading the newspaper.

上句中，我们可以通过重读was来与现在形成对比，表明was是有待传递的信息，而其他信息都是已知的。传送新信息的成分通常要具有明确的语义，因为它无法依赖上下文得出，而传送已知信息的成分的语义则由上下文来决定。显然，通过语境可以判断出语义成分的交际力较小。而对语境的依赖与否取决于交际的目的。例如：

John has gone up to the window.

上句的交际目的是告诉他人John移动的方向，因此the window很可能就是一个新信息，是无法依赖语境获得的。再如：

I have read a nice book.

上句中，a nice book的交际力就比have read更大，因为宾语是对动词的扩展，因此也就更加重要。

一般情况下，如果动词、宾语或状语无法通过语境获得具体含义时，主语所负载的交际力就会比这三个成分更小。因为主语表示的是施动者，无论是已知还是未知，其交际性都不如未知的动作、方向、目标等更重要。例如：

A man broke in to the house and stole all the money.

上句的交际目的是陈述一个行为（broke into the house）及其目标（stole all the money），因此施动者（a man）并不是本句最重要的信息。然而，当主语是独立于上下文，且其后面的动词表示“存在”或“出现”的含义时，这个主语就具有最大的交际力。因为一个新出场的人物或新发生的事件要比“出现”这一动作以及地点、场合更加重要。例如：

An old man appeared in the waiting room at five o'clock.

上句中，五点钟出现在候诊室的这个人就是交际的重点，因而其交际力最大。再如：

The old man was sitting in the waiting room.

上句中，the的存在暗示了主语old man应该是已知信息，而地点状语in the waiting room就会显得十分重要。

上述例子表明，交际力程度的大小受语义内容、语义关系的影响，而与成分在线性排列中的位置并无必然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线性排列本身无法影响交际力。例如：

（1）He went to Prague to see his friend.

（2）In order to see his friend, he went to Prague.

上例（1）句中，不定式即使不依赖语境，其交际力也较小。而在（2）句中，不依赖语境的不定式的交际力较大。同样，不依赖语境的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在线性排列中，位置靠后的话，交际力就会比较大。例如：

（1）He give a boy an apple.

（2）He gave an apple to a boy.

上例（1）句中an apple的交际较大，而在（2）句中，a boy的交际力较大。

费尔巴斯将句子功能前景定义为“不同程度的交际力的分布”，并将其解释为序列中的第一个成分负载的交际力最低，然后逐步增强，直到交际力最大的成分。”然而，主位在前，过渡居中，述位在后的规则也并非适用于所有句子，也会有例外情况。另外，有时整个分布场都不受语境的制约（如“A girl broke a vase.”）。因此，主位并非一定受语境制约，但受语境制约的成分总是主位。非主位的成分虽然总是独立于语境，但并非所有独立于语境的成分都是非主位的。

布拉格学派不仅是继索绪尔语言理论之后欧洲最重要的一个现代语言学流派，而且对西方后来出现的一些语言学流派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正如鲍林格（Dwight Bolinger）所言，“欧洲人和其他语言学团体都没有像布拉格学派那样的巨大影响。布拉格学派成员从来没有企图规定语言学范围，他们的研究也从来没有产生形式演绎系统，但是他们提出了一套原则。

这些原则，既为该会成员普遍接受，也在其他地方被广泛采纳。”

三、哥本哈根学派

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为“丹麦学派”、“语符学派”，前身是丹麦青年学者成立的“音位学研究小组”和“语法研究小组”。1931年，哥本哈根语言学学会的成立标志着哥本哈根学派的创立。这一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路易斯·叶姆斯列夫（Louis Hjelmslev）和乌尔达尔（Uldall）等。其中，路易斯．叶姆斯列夫被看作是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创立者和举旗开道的人物。

哥本哈根学派强调，其语言理论主要立足于解决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1）语言学的对象问题，以往的语言学以语言物理的、心理的、逻辑的方面，或者社会的和历史的方面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与之不同，哥本哈根学派主要以语言单位之间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也就是研究语言形式。

（2）语言研究的精确化问题，在对语言所做的形式化描写过程中，把语言的可计算性和可度量性作为关注的焦点；在追求语言描写的形式化过程中，把语言学和数理逻辑相结合，由此形成了一种纯理语言学。

概括起来，哥本哈根学派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赞同索绪尔的观点，认为语言是一种形式，而非实体。叶姆斯列夫认为，音素与意义是独立于语言而普遍存在的，其本身是没有结构的，特定的语言会用特定的结构将二者结合起来。因此，对语言的描写就是对其结构关系的描写。

（2）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语言成分之间的关系，是语言的内部体系，而非语言的外部体系。因此，哥本哈根学派试图建立一门新型的语言学——语符学。

哥本哈根学派对符号的兴趣不仅体现在语言符号上，还体现在交通信号、电报代码等其他符号上。因为他们认为语言形式与实体没有必然关系，语音实体也可以用其他任何符号体系来代替。他们还认为，自然语言并非其他语言符号的基础，并尝试用形式语言来代替自然语言。尽管这种观点并未取得其他语言学家的一致认可，但却对人工语言的建立起到了促进作用。

（3）认为语言是有层次的。叶姆斯列夫在《语言理论导论》一书中指出，语言的区别有两种：①形式与实体的区别；②内容和表达的区别。将这两个区别进行不同组合就产生了四个层次：表达形式、表达实体、内容形式、内容实体，如图2-1所示。

其中，表达形式和内容形式属于语言内部体系，而表达实体和内容实体则属于语言的外部体系。语言的任务就在于沟通和联系内容实体和表达实体。

（4）认为语言关系主要有以下三种。

①并列关系，即语言成分之间既不相互规定，也不相互排斥。

②决定关系，即一种语言成分可以规定另一种语言成分，但这种决定关系不能反向。

③相互依赖，即两个语言成分相互依赖、相互规定。

（5）强调语言结构关系研究的数学性质，认为语言学与艺术、文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不同，语言学家需要从中找到一个常量，也就是说要确定对所有的语言来说是稳定的、共同的部分。这种常量对语言的本质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使一切实体与其变体基本一致。找到这种常量后，并对其加以描写，就可将它投射到某种现实之上。他们认为理论要受实验数据检验，遵循经验主义原则；传统的归纳、概括的方法不能帮助找到预想中的常数，也不能建立语言理论，真正的语言学必须是演绎性的（王德春，2011）。

哥本哈根学派对20世纪的语言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前苏联邵勉的范畴语法、美国悉尼·兰姆的层级语法、法国A.J．格雷马斯的结构语义学、比利时列日学派的普通修辞学以及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等，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该学派理论的影响。

四、英国语言学派

1．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

在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理论中，有关语言功能的理论最为重要。马林诺夫斯基认为，将语言视为“将思想从说话人的大脑传递给听话人的大脑的手段”的观点是个谬误。他曾指出，语言不是与思维相对应的东西，而是一种行为模式。按照他的观点，话语的意义并不取决于构成话语的词语意义，而取决于话语所在的上下文之间的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的上述观点是建立在以下两种判断的基础上的。

（1）原始社会由于没有书面文字，因而语言只有一种用途。

（2）一切社会中的儿童都是在无文字的情况下习得语言的。儿童往往是凭借声音而行动，周围的人对某些声音做出某些反应，儿童接受到这些信息之后就会将这些声音的意义与外界的反应（即人的活动）联系起来。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话语与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环境对于话语（尤其是口语）的理解是至关重要且必不可少的。只靠语言的内部因素来分辨话语意义是不可能的。

另外，他还区分了如下三种语言环境。

（1）言语仅被用来填补言语空白的环境，如寒暄交谈。这是一种无目的的、自由的社会交谈。这种环境下的语言使用与人类活动的联系程度最低，因此语言的意义也并不取决于语言使用的环境，而取决于社交氛围以及交际者们的私人交流。例如，客气话的实际意义和功能与其字面含义往往并无关系，而只是一种表示礼貌的寒暄语。

（2）言语与当时的身体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一个词的意义并非取决于其所指的自然属性，而是取决于其功能。例如，原始人要想掌握一个词的意义通常无需他人解释这个词，而是自己使用这个词。同样，掌握一个表示行为动作的词语的最好办法就是实施这个动作、参与这个行为。此外，马林诺夫斯基还对其做了进一步的区分：叙述涉及或所指向的环境和叙述本身所处的当时当地的环境。其中，后者由当时在场者各自的社会态度、智力水平和感情变化等因素组成。

（3）叙述环境。在这种环境中，语言的意义通常由语言的所指来获得。马林诺夫斯基认为，虽然叙述的意义受语言环境的影响不大，但叙述的内容却可以改变受话人的思想感情、社会态度等。

马林诺夫斯基在其《珊瑚园及其魔力》（1935）一书中，不仅进一步发展了他的语义学理论，还提出了如下两个新的观点。

（1）规定了语言学的研究素材，并指出孤立的词是想象出来的语言事实，是高级语言分析程序的产物。而在实际的语言环境中使用的完整话语才是真正的语言事实。

（2）一个语音即使能够用于两种不同的语境，也不能算是一个词，而应算是同音词或两个具有相同发音的词语。他还指出，语音的意义并非存在于语音本身，而是与其使用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

马林诺夫斯基的研究成果为弗斯（J. R. Firth）进一步发展语言学提供了相当有益的背景。

2．弗斯的理论

弗斯在吸收索绪尔和马林诺夫斯基某些观点的基础上发展了他们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受马林诺夫斯基的影响，弗斯将语言视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方式，而并非是一套简单的符号。弗斯还认为，人们为了生存会不断地学习，而语言学习就是人们做事情、使他人做事情以及实施行为、参与社会生活的一种手段。

弗斯认为语言既不是完全天生的，也不是完全后天获得的，而是同时兼具先天和后天两种成分。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该以实际使用中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以分析语言中有意义的成分，从而将语言因素与非语言因素对应起来为研究目的。他同时还提出了研究语言的方法：首先要确定语言活动的组成部’分，说明它们在各层次上的关系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然后指出这些成分与处在其中的人类活动的内在联系。由此可以看出，弗斯试图将语言研究与社会研究结合起来。语言作为人类交流的工具以及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语言的研究必定有助于揭示人的社会本质。

另外，弗斯对意义也有一定的研究。他将意义定义为不同层次上的成分和该层次上此成分的情境之间的关系，并指出任何句子的意义都包含如下五个部分。

（1）音素与其语音环境的关系。

（2）词项和句中其他词项的关系。

（3）每个词的形态关系。

（4）该句子所代表的句子类型。

（5）句子与上文的关系。

和马林诺夫斯基一样，弗斯也将语言环境当作研究的重点。他认为，语言环境不仅涉及语言出现的环境中人们的活动，还涉及个人历史以及整个言语的文化背景。弗斯发现，句子的变化是无穷无尽的，因而提出了“典型语言环境”的概念。对此，弗斯解释到，社会环境决定了人们在社会中所要扮演的角色，这些角色是有限的，因此典型的语言环境也是有限的。人们实际的交往活动基本上都可以被归类为多个不同的典型的语言环境。这表现在当有人对你说话时，你基本上处于一种规定好了的环境，对于什么样的话语大概会有什么样的回答，而不是随心所欲地回答。

对于典型的语言环境，弗斯还采用了社会学的方法对其进行了以下四个层次上的研究。

（1）语音层。这一层的研究是通过对语音位置以及语音与可以在同一位置上出现的其他语音的对立进行分析来发现语音的功能。

（2）词汇和语义层。这一层的研究不仅要分析词的所指意义，还要分析词的搭配意义。因为，词语的意义经常受到搭配对象的影响。例如，night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和dark搭配后产生的，而dark其中的一个意思也是和night搭配构成的。

（3）语法层次。语法层次的研究又包括形态学层次和句法层次。形态学层次的研究关注的是词形的变化，而句法层次的研究关注的是语法范畴的组合关系。这种关系是靠语言的组成成分实现的。

（4）语言环境层次。这一层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非语言性的事物、行为以及语言行为的效果上。弗斯指出，这一层次的研究不区别词汇和思想，目的在于使我们明白在某种环境下为何使用某种话语。这样看来，“运用”和“意义”之间就是对等关系。弗斯还指出，较小的语言环境存在于一个更大的语言环境之中，那么所有的语言环境也就存在于整个文化环境之中。但弗斯同时也明白一点：要限定环境所有的组成因素是十分困难的。

此外，弗斯还对语境进行了更加具体而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对语言环境的理解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篇章角度和语言环境角度。篇章角度涉及篇章的内部关系，包括结构成分之间的组合关系、系统中单位的聚合关系及其价值；语言环境角度涉及语言环境的内部关系，不仅包括非语言成分与篇章成分之间的关系及其总效果，还包括篇章中的“小片段”和“大片段”（如词、短语等）与环境的组成成分（如物体、人物、事件等）之间的分析性关系。

弗斯于1948年在伦敦语言学会上提出的韵律分析法（又称“韵律音位学”）是他对语言学的第二大贡献。人类的话语是一个连续的语流，至少包括一个音节，无法被切分成若干独立的单位。仅靠语音描写或音位描写是无法分析语流中语言各个层次的功能的。这是因为，音位描写只探讨了聚合关系，并未涉及组合关系。而弗斯认为，在实际的话语中构成聚合关系的并非音位，而是准音位单位。准音位单位的特征比音位少，原因是有些特征是音节、短语或句子中的音位共有的。这些共有特征归到组合关系中以后，被统称为“韵律成分”。

尽管弗斯并未对韵律成分下定义，但他在论证中指出了韵律成分包括这几个方面：重读、音长、鼻化、硬腭化和送气等特征。而这些特征并不单独存在于某一个准韵律单位中。

弗斯在强调“多系统”分析的同时也十分重视组合关系和对结构的分析。他认为，分析话语的基本单位不是词语，而是特定环境下的语篇。分析时要把语篇拆成各种层次以便研究。由于每个层次都是从语篇中拆分出来的，因此无论先研究哪一个层次都没有关系，但都需要对语篇的韵律成分进行分析。

无论是韵律分析还是音位分析，都要考虑到基本相同的语音事实。但是，韵律分析在材料归类和揭示材料的相互关系上有着更加明显的优势。这是因为它能从各个层次上发现更多的单位，并能够说明不同层次上的单位之间的联系。

3．韩礼德的理论

韩礼德（Halliday）继承并发展了弗斯的理论。在弗斯“系统”概念的基础上，他对“系统”的意义进行了重新规定，并创造了一套完整的范畴。韩礼德于1961年正式提出阶和范畴语法理论框架，后来将这个理论模式发展成系统语法，并于1968年在系统语法中增加了功能部分，后人将他的语言理论称为“系统功能语法”。

系统功能语法包括系统语法和功能语法两个组成部分。

（1）系统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作为系统的内部底层关系，它是与意义相关联的可供人们不断选择的若干子系统组成的系统网络。

（2）功能语法的目标是要说明语言是社会交往的手段，其基础是语言系统及其组成成分又不可避免地由他们所提供的作用和功能所决定（廖美珍，2009）。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把语言看作是“做事”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知识”方式。它用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范畴来解释语言材料，并用一套抽象的阶来说明范畴与材料的关系；区分“语言行为潜势”和“实际语言行为”；重视语言在社会学上的特征；着力对个别语言及个别变体的描写；运用连续体概念来解释许多语言事实；强调依靠对语篇的观察和数据统计来验证自己的假设。

系统功能语法理论认为人际关系或社会结构对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具有决定作用。在语言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方面，韩礼德认为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乔姆斯基（Chomsky）所假定的那种相对独立的模块系统。他还认为，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差异所反映的文化差异对语言学家来说尤为重要，而语言之间的共性并不重要。

韩礼德的语言理论成为20世纪后半叶最有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之一，同时还影响到包括语言教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等众多与语言相关的其他领域。

五、美国语言学派

美国语言学派，或称为“美国结构语言学”、“美国描写语言学”，是20世纪初产生的一个较具影响的结构主义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包括博厄斯（F. Boas）、萨玉尔（Edward Sapir）、沃尔夫（Whorf）、布龙菲尔德（Bloom-field）等。下面我们就来介绍该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主要理论。

（一）博厄斯和萨丕尔的理论

1．博厄斯的理论

20世纪初，美国的印第安人部落及其文化逐渐开始消亡。对此，美国的人类学家希望趁印第安人文化没消失之前将其载入史册。要想完成这个任务就必须理解和记录这些文化，这就要求人类学家们首先必须懂得印第安人各部落的语言。而事实上，所有的印第安人的语言都没有文字，人类学家必须为这些语言创造文字符号。这些语言由于没有文字系统，因此很难进行历时性的研究，而只能采取共时性的研究方法。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先锋博厄斯首先提出：语言应该从语音、单词和句法三个层次上进行解构分析。

博厄斯曾对墨西哥以北的众多美洲印第安土著语发起了调查，调査的结果就是他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1911）一书的出版。博厄斯不仅为全书写了重要的引言，还亲自撰写了其中的某些章节，总结了描写处理语言的研究方法。另外，他还训练了一批人去调査其他语言。他对人类语言的研究成为了后来美国语言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源泉，很多美国语言学家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他的影响。

博厄斯虽然没有受过任何专业的语言学训练，欠缺一定的专业技能，但这却反而对他的研究工作十分有利。在欧洲语言学家强调语言具有普遍性的时候，博厄斯却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最好的语言形式，每种语言之间都是千差万别的。虽然部分原始部落的语言形式看起来十分原始、落后，但却并没有实际的证据证明这一点。而且在原始部落的人们的眼中，印欧语同样是原始的。

博厄斯反对将语言视为种族的灵魂。他还表明，种族的进化、文化的发展都和语言形式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由于种种历史因素，原本同一种族的人可能会使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种族的人也可能使用同一种语言，而同一语系的语言使用者还可能拥有完全不同的文化。因此，语言只有结构上的差别，而没有“发达”与“原始”之分。

在《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一书的前言中，博厄斯论述了描写语言学的框架。他指出描写包括三个方面：语音、语义范畴以及表达语义的语法组合过程。此时的博厄斯早已注意到，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一套语音和语法系统。他认为，对于要研究的语言，概括其特殊的语法结构、分析其特殊的语法范畴是语言学家的一个重要任务。他在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语言数据继续研究时采用的是分析性的方法，而并未和英语或拉丁语等语言相比较。

综合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博厄斯对语言的研究是以人类学为起点进行的，将语言视为人类学的一部分，因此并未将语言学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尽管如此，他关于语言的很多观点以及考察和描写语言的方法，不仅为美国描写语言学打下了基础，还影响了美国很多著名的语言学家。

2．萨丕尔的理论

萨丕尔是博厄斯的学生，同样是一位杰出的人类语言学家。受博厄斯的影响，萨丕尔也曾按照博厄斯的方法来调査美国的印第安语。这个调查对于萨丕尔而言，不仅是一个宝贵的经历，也是一种将印欧语语法范畴施加于其他语言的做法。

萨玉尔在其唯一的一本专著《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1921）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描写了语言的特点及其发展，类型学是其主要焦点，旨在为语言学提供一个适当的研究视角，而不是堆积语言事实。此书很少涉及语言的心理基础，对于一些特殊的语言也只是给出充分的现实描写或历史事实以说明其原则。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说明语言为何；语言是如何随着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化的；语言和人类所关心的其他问题（如思维、种族、文化、艺术、历史过程的本质等）之间的关系。他对语言的定义是“语言是纯粹人为的、非本能的、自觉制造出来的符号系统，用以表达人类的观念、情绪和欲望的一种方法。”

他还拿语言和走路作比，指出行走是人类遗传的、生理的、本能的功能，是一种普遍的人类活动，不同的人走路虽然存在差别，但这种差别却是有限的、不自主的和无目的的。在探索语言与意义的关系时，萨丕尔认为，这两者的结合是可能但并非必然存在的关系。而对于语言和思维之间的关系，萨丕尔则认为，二者虽然联系紧密，实际上却并不相同。“语言是工具，思维是终极产物；没有语言，思维是不可能实现的。”

另外，萨丕尔也注意到语言具有普遍性。无论一个种族或部落多么野蛮或者落后，都会有属于自己的语言。尽管这些语言在形式上存在差别，但它们的基本框架——明晰的语音系统、音义的具体结合、表达各种关系的形式手段等——都是十分完善的。语言是人类最古老的遗产，任何其他的文化事物都不可能早于语言。因此，可以说，没有语言也就没有文化可言。

萨丕尔关于语言的理论及思想后经其学生沃尔夫发展以后形成了著名的“萨玉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该假说的基本观点如下。

（1）语言形式决定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

（2）语言怎样描写世界，使用语言的人就怎样观察世界。

（3）世界上的语言不同，各民族看待世界的方式也不同。

这一假说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它深化了人们对于语言、思维、文化差异的认识，启发人们重视观察那些熟视无睹的现象，更多地认识差异，更深刻地探索差异产生的原因，以及语言与思维、文化之间的关系，而这些问题，正是人类语言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王远新，2006）。

（二）布龙菲尔德的理论

布龙菲尔德是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美国语言学历史上的一位标志性人物，以至于1933—1950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布龙菲尔德时期”。就在这个时期，美国描写语言学正式形成并逐渐发展了起来。

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Language, 1933）一书被誉为20世纪“大西洋两岸出现的最伟大的语言学著作”。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学是心理学中带有实证论特征的行为主义的一个分支。行为主义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其理论基础是认为人类无法认识他们没有经历过的事物。行为主义语言观认为，儿童的语言学习是一个连续的“刺激一反应一强化”过程。而成年人的语言使用也是一个“刺激一反应”的过程。当行为主义方法论进人语言学研究以后，语言学研究中就普遍开始接受和理解一个本族语者用其语言输出的语言事实，而不考虑他对自己语言的评价。因为说话人没有准备的、自然而然陈述的话语才更具有真实性，因而对这些语言的观察而做出的语言描写才更加可靠；反之，若问说话人“你是否能用你的语言说……”之类的问题，那么分析者所做出的语言描写则很可能是不可靠的。

对于“刺激一反应”理论，布龙菲尔德用了一个有趣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假如一个男孩和他女朋散步。女孩肚子饿了，然后看到树上有苹果，于是发出一些声音。男孩于是爬上树摘了苹果给女孩吃。

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包含一系列的行为，这些行为可以被分为两类：语言行为和实际事件，根据这个标准，整个故事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言语行为之前的实际事件。

（2）言语行为。

（3）言语行为之后的实际事件。

其中，（1）包括三个实际事件：女孩肚子饿了、树上有苹果、她和男孩的关系。这些都构成了对说话人的刺激。（3）包括两个实际事件：男孩爬树摘苹果给女孩，女孩吃苹果。显然，女孩的言语行为产生了一个结果，即她本人不必亲自爬树就得到了苹果。

据此，布龙菲尔德得出了第一条原则：一个人受到某种刺激时（如女孩受到饥饿的刺激），可以用语言让另一个人做出相应的反应。而在社会中，不同的人能力也不同，但只要有一个人具有某种能力，其他人就有可能受益于这种能力。据此，布龙菲尔德得出了第二条原则：劳动分工以及以劳动分工为基础的一切人类活动都需要借助语言来实现。故事中女孩发出的声音就是她对饥饿的反应——产生语言。这些声音传到男孩的耳朵里以后刺激神经，使男孩听到了女孩的话，从而对男孩产生了刺激。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可以对两种刺激做出反应：实际刺激和语言刺激。据此，布龙菲尔德得出了第三条原则：说话人和听话人在身体上存在距离（两个互相不相连的神经系统），但声波起到了桥梁的作用。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

S→r……s→R

这里S代表外部刺激，r代表言语的代替反映；s代表言语的代替性刺激；R代表外部的实际反应。

布龙菲尔德的研究还涉及语言学在语言教学上的应用。在此研究中，他批评了传统语法。他指出，18、19世纪的语法学家大多在制订“英语该如何”的规则。但实际上，这样的规则是十分狭隘的。因为语言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总会产生一些变化，也会在传播的过程中产生一些变体。这些变化和变体同样都是真正的英语。而传统的语法学家企图用哲学概念来约束和规定语言范畴，是教条主义的做法。因此，布龙菲尔德认为，语言教学不应一上来就关注文字形式，而应先教语音。对于美国的外语教学，他认为，要想学好一门外语，就必须不间断地练习，并在真实情境中反复地使用外语，而不是将注意力过多地放在语法理论的传授上。而传统的关注语法传授的教学方法不仅无法帮助学生提高外语学习效率，还可能给学生造成疑惑，同时也不符合经济原则。

对于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一书，很多语言学家都予以了高度的评价\并将其视为美国解构主义语言学流派的开端。布洛克就曾写到：“这样说决不是过分其辞，在美国所发生的分析方法上每一项重大的改善……都是由于布龙菲尔德的这本书对语言研究促进的直接成果。如果说今天我们在描写分析的方法上在某些方面比他的方法高明一些，我们对于他首先给我们揭示的语言结构的某些方面比他本人认识得更清楚一些，这是因为我们站在了他的肩上。”

（三）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理论

在布龙菲尔德及其《语言论》的影响下，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哈里斯（Harris）、霍凯特（Hockett）、派克（K.L.Pike）等人进一步发展了结构主义。

20世纪40年代，世界上出现了第一台电子计算机。20世纪50年代，语言学家逐渐意识到普通语言学研究的正确目标就是发明一套明确的“发现程序”，从而借助计算机来处理任何语言的原始数据，并在没有语言学家干预的情况下形成一套完整的语法体系。所以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家十分重视直接的观察：通过对所有数据进行一系列恰当地操作来发现语法。其中，所有数据都是由语音组成的，因此操作必须从作为音位的音流人手来进行。由于音位构成了不同类型的结构，因此可以被分为最小的、可重复的排列，或语素形式。在发现语素的基础上，语言学家们就致力于研究语素是如何被组合起来形成语法的。除此以外，为了发展完善句子结构的发现程序，这一时期的语言学家们还对话语层面的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下面就对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进行介绍。

1．哈里斯的理论

哈里斯是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主要代表，被认为是“美国新语言学的发言人。”

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1951）一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成熟。在这本书中，哈里斯以精密的分析手段和高度的形式化为发现程序提出了最完整、最生动的阐述。这本书获得了语言学界的一致认可，并被意大利语言学家莱普希视为美国后布龙菲尔德时期语言学的象征和转折点。

哈里斯的结构分析在“分布关系的逻辑”的基础上，建立了一整套系统而严格的语言描写手续。这种方法对美国描写语言学影响极大，哈里斯也因此被称为“这一时期最杰出的语言学家”。

不过，哈里斯也受到过其他语言学家的批评。有的语言学家就曾指出，哈里斯的理论是循环性的：单位依靠分布得出，分布依赖环境，而环境则是由单位组成的。还有的语言学家批评哈里斯在对待意义的问题上的态度太过极端，认为哈里斯一直试图完全排斥意义，但却又不得不依赖意义来解决问题。但无论批评如何，哈里斯建立的语言描写方法仍然具有很高的价值。

2．霍凯特的理论

霍凯特既是一位语言学家也是一位人类学家。他不仅在音位、语素和语法分析以及普通语言学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方面贡献卓越，还捍卫A了结构主义的观点，同时也质疑了转换语法中很多表面上看起来没有问题的基础假设。

《现代语言学教程》是霍凯特为大学语言学专业撰写的一部关于美国描写主义传统的教科书，其中吸收并发展了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结构主义研究成果。尽管霍凯特并不属于任何语言学流派，但从他的这本著作中可以看出，几乎每一页的内容中都有证据表明他深受美国语言学（尤其是布龙菲尔德）的影响。

3．派克的理论

霍凯特之后的最杰出的结构主义者当属派克。派克及其后继者以法位学这一语言学分析手法而享誉盛名。派克认为，一种语言有着它独立的、不依靠意义的等级系统，如由下到上、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部分到整体而分成不同的等级。这种等级系统不仅存在于语言中，还存在于世间万物中。就语言来说，它包括三种相互关联的等级系统：音位等级系统、语法等级系统和所指等级系统。而这三种等级系统中的每个层面都有四个具有以下特征的语言单位：轨位（slot）、类别（class）、作用（role）和接应（cohesion）。这些基本单位被称为“语法单位”，简称“法位”。

（1）轨位（可以是主语轨位、谓语轨位、宾语轨位和附加语轨位）规定了某个法位在所处的结构中的地位，即是核心地位还是外围地位。

（2）类别是对某个轨位上的语言实体的描述，如词缀、动词词根、名词、形容词、介词短语等。

（3）作用是指某个法位在语言结构中的角色功能，如动作者、受事者、受益者、协同者、时间、方位等。

（4）接应表明了某个法位与其他法位之间的关系，即是支配其他法位还是受其他法位支配。

法位公式如图2-2所示。

上图中的任何一个成分都被称作“一个单元”。

那些必须的、强制性的法位用“+”号来标记；那些任意的、非强制性的法位则用“一”号来标记。若用上述公式来表示一个动词，则其表达如图2-3所示。

法位学为语言学研究提供了一套能将词汇、语法和语音等信息综合在一起的理论。该理论是建立在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即语言中存在多种能够被分析为各种不同的单位关系。但是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语言不能被严格地形式化。因为能够解释语言所有相关事实的描写系统并不存在，而法位学只是用不同的描写模式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而且这一理论也并不认为世上只有唯一正确的语法和语言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