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与“历史”对话——历史修养
第一节 与“历史”对话
一、历史是什么
星系光谱的红移研究试图证明：离我们越远的星系正在以越大的速度离我们而去。宇宙并非静止，人类探索历史的步伐已延伸至137亿年前的“大爆炸”。关于宇宙起源解读的争论和热门的引力波探测，都正引起人类去“窥见”宏大历史的好奇心。
1.历史与人
历史学家们对“历史”这一概念的定义始终莫衷一是。它通常被认为是过去一切事件的叙述。然而对此，历史相对主义学者会进行争论：
历史学家的记述不符合于他试图描述的对象，因为一个人在经历一场战争时所体验的那一切在场感和冲击，肯定不可能在历史著作中被准确地表述出来。通过我们借以获得我们所谓的历史知识的那些清晰的文献，我们只能模糊地获得一个事件的参与者所体验的所有那些情感和在场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情感和在场感也隶属于那个事件）。既然如此，如何能认为历史记述符合于它的对象呢？[9]
无论是亲历还是借助媒介，比如史料文献（从口述史料的传述到文字史料的广泛应用，再到今日影音史料的兴起，史料始终是历史重构中不可或缺的元素），绝大多数历史观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受到其所处时代已发掘或已被解读“史料”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史料可能残缺不全或者出于史料记叙者的个人主观因素，即使皓首穷经并亲历事件的人也无法构建一个完整的“历史叙述”。
历史是关涉“人”的知识。作为整体的人，以历史的参与者和历史的叙事者的双重身份，在历史的形成和创造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一，人以历史参与者的身份直接参与到历史事件的发生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是历史事件的主角。其二，人通过反观自身，以历史叙事者的身份记叙历史，进而形成历史文本。同样，在人记叙历史事件的过程中，也参与了“记叙历史事件”这一历史事件。然而，无论人多么努力，也无法精确叙述出一个完整的历史文本、还原一个真正的历史事件。历史事件不是历史叙述。仅凭人力，历史似乎无法被完备地记载，人类更难以创建出历史模型而预测未来。令人惊讶的是，历史给人类的这份沮丧与好奇也推动着我们不断地革新、探究历史。事实上，自人类想去探索历史的那一刻起，历史便有了人性的意义。“最早以historia（探究）一词来指涉我们所谓的历史的人是希罗多德。在荷马史诗中，histor是指根据调查得到的事实来下判断的人，由此可知，历史与探究之间的联结相当古老”。[10]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从何时或者何处来探究历史呢？
世上的现象，并非客观地自行区分为时间性的及空间性的现象；区分它们的人们的理解力，照着它们倾向于时间性还是空间性而区分它们。
同一时间下存有现象（das seiende）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不同时间中演变现象（des gewordnene）之间的前后关系，研究出来以及被认识之后，空间及时间这两个概念才有它们具体的内容……所有的经验都来自感官神经里的“特殊能力”。这些“特殊能力”使得我们的心智（geist）收取到的不是外物原样的“翻版”，而是外物的抽象图样（zeichen）。[11]
时间与空间伴随着宇宙创生而存在。然而，人们的心智通过勾勒宇宙图景去建构自己的系统，并且这个系统代表一连串的外物建构出意识的世界。人们构建出的意识世界并非绝对客观真实，而且不同经验的人们形成不同的历史观，所构建的意识世界也有差异。尽管如此，人的意识在不断充实和完善之中试图掌握这个世界，去尽可能以自己的理解方式展现一个尽可能真实的历史事实。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说：“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12]卡尔说的“过去”应该理解为我们意识中的“过去”，我们是在唤醒现实事物的既往。[13]
2.历史与未来
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观点被很多人误读，有人认为他是实用主义者，事实上，他批判的是历史实用主义，他的“当代史”并不是指过去很久的历史事件或者叙述，而是人完成他所有行为的意识：
“当代史”通常是指最近过去的一段时间的历史，不论它是过去五十年的、十年的、一年的、一月的、一日的，还是过去一小时或一分钟的。但是，如果我们严密地思考和精确地叙述，则“当代”一词只能指那种紧跟着某一正在被作出的活动而出现的、作为对那一活动的意识的历史。例如，当我正在编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给自己撰写的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历史：它是我的写作思想，这种思想必然是和我做的写作工作相联系的。在这种情况下，用“当代”一词是恰当的，因为它和其他一切精神活动恰恰一样，是在时间之外的（没有先后之分），是与其相联系的活动“同时”形成的，它和那种活动的区别不是编年性质的而是观念性质的。[14]
历史是活的。当然，它是人的不断进化和发展前行的意识，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时间轴上的位置并不是直线的。只有把“未来”想象成是永恒的存在，我们才能感受到它们其实是在等待人用探头去照亮它们。[15]
圣奥古斯丁从一个早期基督徒的观点来看待罗马的历史；提累蒙特是从一个17世纪法国人的观点来看；吉本是从一个18世纪英国人的观点来看；蒙森则从一个19世纪德国人的观点来看。问哪一种观点是正确的，那是没有意义的。每种观点对于采用它的人来说，都只是唯一的一种可能。[16]
也许正是变化中的意识与历史的关系，导致对于不同时代人们有各自的“唯一”。但是，这些意识和观念仍然影响着人类，依此而立的历史就没有消亡。人类只有不断感知自我心灵、不断审视当下，才能发现一个孕育中的未来。面对历史的这种进化而具复杂性的解读，有人会说也许是在此之前就存在的“科学”求知欲延伸的结果，然而，有时候这也是影响“科学”求知欲的因素。[17]
二、历史观的差异
历史叙述与历史事件之间具有“非同一性”，即历史叙述不可能完全涵括历史事件的全部。历史事件的全部实际内容比任何对它做出的记述要丰富得多。历史著作中必定具有的连续性和结构，并非与历史事件所持有的那种连续性和结构真正相似。更重要的是，叙述者必然要做出一些价值判断，因此而产生的差异根本上是由历史观的差异造成的。[18]
1.不同观念下的历史哲学
历史观的差异又是如何产生的？事实上，历史观的差异可以理解为不同观念下形成的历史哲学，如历史进化论、历史退化论以及历史循环论等。
历史进化论是被“现代人”熟知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在不断进化的过程中一定朝着同质化的方向运行。马克思的历史发展模式（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发展进化的过程。
这就是当马克思说他已经把黑格尔的辩证法颠倒过来时，所想的东西。他在做出这一声明时，他心目之中的那种东西就是历史，也许历史是马克思所极感兴趣的唯一事物。他的话的要点就是：对于黑格尔来说，因为逻辑先于自然，所以就要由逻辑来决定历史所据以工作的那种模式，而自然则仅仅是决定历史在其中工作着的环境；而对于马克思本人来说，自然就不止是历史环境而已，它还是得出历史模式来的根源。他认为从逻辑中为历史抽出模式来是无用的，如像著名的黑格尔关于自由的三个阶段的模式：“对于东方世界来说，一个人是自由的；对希腊罗马世界来说，有些人是自由的；对近代世界来说，人人都是自由的。”更好的办法是从自然世界中抽出模式来，就像马克思所做的同样有名的模式：“原始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这里，名词的意义据说不是来自观念，而是来自自然的事实。[19]
黑格尔刚刚把历史学从自然科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又把历史学带回到了自然科学的管辖之下。[20]日常意义下的历史进化论立足于近代自然科学范畴的达尔文生物进化论，这种所谓“进步”呈现着人类历史发展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趋势。以中国为例，梁启超和严复是当时中国国内历史进化论的支持者，他们认为社会进化朝着不可逆转的方向发展，并强调社会进化的因果关系。梁启超的“史学革命”直接针对的就是中国传统旧史学的循环史观（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除了历史循环论，历史退化论（如古希腊神话所言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青铜时代、黑铁时代）也与历史进化论相对应。历史退化论认为，历史是倒退式变化的，人类历史朝衰败方向前行。柯林伍德曾描述过基督教怎么扬弃希腊—罗马历史编纂学中的两种主导观念，其中一种就是对人性的盲目乐观主义态度。
基督教所表现的道德经验包含有人类行动的一种盲目感作为它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它不是出于个人缺乏洞见的偶然盲目性，而是人类行动本身所固有的必然盲目性。根据基督教的教义，无可避免的是要在黑暗中行动而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出现什么结果……这就是圣奥古斯丁所强调的原罪，而他又在心理上把这一原罪和自然欲望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见解，人的行动并不是根据智慧所预想的目标而设计出来的；它完全是被直接而又盲目的欲望atergo（在背后）所推动的……欲望并不是柏拉图的隐喻中的那匹驯服的马，它是一匹脱缰之马。[21]
在时间线性之外，历史（文明形态）盛衰论主要是从各类文明兴衰的“空间”方向来观照历史。盛衰论者主张将文化或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主体（具备生、长、盛、衰等发展阶段的有机体）。同时，这一史观也是对西方中心论的有力抨击。二战后，西方的现代性危机让西方人开始重新思考西方文明的走向问题。如汤因比《历史哲学》中的史观就是对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中文明形态盛衰论的继承。
2.历史观差异下的历史方法论
茨威格从一个艺术家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这样的解释：
没有一个艺术家会在他一天的24小时之内始终处于不停的艺术创作之中；所有那些最具有特色、最具有生命力的成功之笔，往往只产生在难得而又短暂的灵感勃发的时刻……尽管歌德曾怀着敬意把历史称为“上帝的神秘作坊”，但在这个作坊里发生的，却是许多数不胜数无关紧要和习以为常的事。[22]
一般认为，解释历史的方法是人类主体中心论条件下的历史方法论。这种方法论主张通过对史料的挑选和分析后，进行历史记述，同时又对此进行哲学的综合。历史相对主义者认为，历史学家在呈现意义的时候本身就存在人的负荷价值。历史学家在做出判断的时候会受到某种特殊价值的影响。譬如，汤因比曾提道：“历史学家有一个独特的贡献，为我们揭示了上帝在人类体验到的六维结构中的创造活动”[23]，他以此强调了历史学家应该不要试图记载人类全部的历史，那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历史学家应该具备艺术家的敏感性和鉴别力，为解释呈现历史意义而创作。
兰克学派坚持反对“根据某种理论或抽象原则概括历史”。兰克学派支持传统实证主义历史观，他们认为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就应该怎样去叙述。历史是客观的，历史研究的目标是寻求历史真相，客观地复原真实的历史。“要真相，全部的真相，除了真相其他一概不要”，实证主义学派认为事实本身就具有教育和哲理的意义，而所谓的假设和推论都是堂而皇之的道德教训。
到了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者们已采取许多实际行动，旨在欧美建立专业化的历史学科。虽然业余爱好者仍在写史，而且起初还把持美国历史学会，但是学校里的正规训练，以及监督治史准则的正式机构都已确立。历史的专业化是与科学化同步进行的；专业化被视为确立超然的科学态度的保障……在1876年法国的《历史评论》创刊号中有很详尽的说明。这本新的期刊要求投稿人“以严格的科学程序阐述，其中每一句陈述都必须有证据、原始资料来源、引证”。[24]
历史学家或人类真的可以为某一历史事件找到另外一个历史事件作为依据吗（将一个事件解释为由另一个更早发生的事件引起的）？其实，这仿佛又回到了宇宙因果论的吊诡之中，宇宙之外是否存在一个推力呢？在“历史是什么”部分我们曾阐述了克罗齐认为历史是人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历史是发展的相关观点。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史料工作者并不是很“尊重”。正如他宣称的“历史脱离了活凭证并变成编年史以后，就不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只是一种事物，只是一种声音与其他符号的符合物了”[25]。而对此，曼德尔鲍姆则说：
例如解释古希腊的历史和生活中的某些变化，解释在温克尔曼和歌德的“古典主义”与荷尔德林和尼采的“浪漫主义”之间的变化，我们将会看到，克罗齐用他自己的词汇表达这一观点，他认为人的心灵必定经常要对他那个时代的需求做出反应，历史永远要改写，这就是这种必须性的直接后果。[26]
当然，每一种历史方法论都有着各自的逻辑和时代的影响，当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历史的时候，需要理解这些方法论的差异和产生这些差异的时代背景，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这些不同的历史话语。理解并不代表全盘接受，而是我们在理解历史话语之时，不迷失自我，找到自己的位置。当然，我们更需要警惕任何形式的绝对主义，这也是历史学家的道德责任。
三、历史的意义
薛定谔的“生死叠加”的猫虽然看似荒唐，但却似乎因为将微观不确定性带入了宏观世界，而让物理学家抓狂。广义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有着自身的局限性，于此看来，人类探索宇宙的路还很长。霍金虽然也讨厌这只猫，但是他说：
除了最极端的情况外，我们已有的部分理论足以对所有的一切作出精确的预言，所以，要为探索宇宙的终极理论寻找实用的理由，看来就非常困难了。（值得指出的是，虽然类似的论点在过去既可以用来反对相对论，又可以反对量子力学，但这些理论已给我们带来了核能和微电子学的革命！）所以发现一个完整的统一理论可能对我们种族的存活无助，甚至也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然而自从文明开始以来，人们即不甘心于将事件看作互不相干不可理解。他们渴望理解世界的根本秩序。今天我们仍然亟想知道，我们为何在此？我们从何而来？人类求知的最深切的意愿足以为我们从事的不断探索提供充足的理由。而我们的目标恰恰正是对于我们生存其中的宇宙作出完整的描述。[27]
物理学界一直在寻求统一真理，即使尚未统一，这些不同的理论也对人类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实，在人类面对历史时，人类同样渴望寻求一个真理，虽然这几乎是异想天开。那么，人类是否可以对于其历史进行解释和描述呢？“历史、世界乃至宇宙的可知与不可知并不决定于历史、世界和宇宙本身。可知与不可知是对人而言的。”[28]确实，正是人类这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志，使人类在探究一个更宏大的历史的过程中，心灵得以不断完善。
我们中国人为何要治国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有文：
史家目的，在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而因以增加生活之兴味；睹遗产之丰厚，则欢喜而自壮；念先民辛勤未竟之业，则矍然思所以继志述事而不敢自暇逸；观其成败之迹与夫恶因恶果之递嬗，则知耻知惧；察吾遗传性之缺憾而思所以匡矫之也。[29]
行文之中对于“史家目的”的判断，用“察”“知”“睹”“念”“思”“观”等动词提起每一段的语势，一气呵成，连贯而统一，体现着梁启超对自身历史观的确定和自信：“过去”是可被一探究竟的，同样，“现在”可继志述事、承接过去。这里，“以古为鉴”探究“因果发展”，也是言下之意。但是，“古”是否可鉴？是否有可鉴的意义？因果发展是人们对于历史运行规律的掌握，还是历史运行本身的潮流呢？是否因关涉过多的人类主体性而失衡？[30]
面对上述这些问题，我们假设历史的意义是让人们去了解过去的一切知识而受到教育。但是，历史认识，不仅是对人类过去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对人类现实的认识；历史认识，不仅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更主要的是对主观世界的认识。因此，“读史之意义”并不简单在于历史知识的获得或者所谓“以古为鉴”，此类意义仅仅是在某种（某些）历史观观照下的结论。显然，这并不能涵盖“读史之意义”。正如前文所及，我们认同，历史是人的心灵的自我认识，历史的这一特征方为人需要去认识、借鉴的。历史是观念上的，当人们停止探索历史，生命就停止了。思想是历史的史料，人类既要整理当下的思想史料，同时也需要完善这些思想史料。历史认识是人类认识的一部分，只有不断认识历史，才能更好把握人类自己对于世界和宇宙的解读。
人是历史的创造者，无论是从物质的角度还是精神的内涵讲，都是如此，在这里，人既是创造主体又是价值主体，人既书写历史又认识着自己的历史，人类文明是这样诞生的，也是这样发展的。一如人的认识发展到什么程度对历史的认识就发展到什么程度一样，人作为创造主体的能力和潜力发展发挥到什么程度，历史就发展到什么程度，因此历史是个不断流变、发展的过程。也因为如此，人的历史及其文明内涵和形式，只存在于发展之中而不是之外。人生活在物质的现实的世界里，某种意义上更生活在精神的也即观念、意识、意义、价值和文化符号的世界里，这是人之为人的真正的世界。一如了解一个人需要了解他的物质生活状态，但要真正认识一个人则必须深入他的精神世界一样，认识人类社会，除了了解人类社会的物质世界生存状态外，更需了解人类生活的精神世界。而且我们往往是甚至主要是通过精神世界来了解某个社会的发展状态的，因为这里的精神世界实际包含物质世界的所有信息，或者说，并没有一个没有物质世界信息的精神世界。甚至物质世界的意义与价值不取决于物质世界，而只可能取决于精神世界，因此不仅人赋予历史以生命与意义，同时也赋予世界（物质的精神的世界）以生命与意义。[31]
那么，“读史的意义”是否可以理解为：人们通过梳理历史的工作为自己寻找未来的无限可能呢？换句话说，“读史的意义”并不在过程之后，而直接就在“读史”当下，这样一来，历史与人互为表里。人们读史，似乎有着一种“必须好好读”的内在紧迫感，因为，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在芸芸众生的那个“我之为我”的个性和精神。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精神气质实在与人同构。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指出：“治国史之第一任务，在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独特精神之所在。”历史的一个独特的精神是记载了这个民族发展历程，而这种精神则需要存在于这个民族所有人心里。如何帮助人们去认识这种精神，也许就是治史的意义所在。近两百年的历史中，“中国史”中的“中国”二字，显然意味着一种“国家个性”的壁立千仞。面对近两百年的历史，“中国人”作为其中一个观照立场，是否能够呈现这份独特的中国性？或者，从严格意义上讲，“近两百年”早已烟消云散，眼前可及的是纷繁复杂的史料。那么，如何面对这些史料，显现来自这个视角的“中国人治国史”的气度和风范？且引钱穆《国史大纲》前言，供读者思量：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备具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32]
第二节 公元150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与大国崛起
一、欧洲崛起与殖民主义
16世纪以前，人类交往由于地缘限制以及“全球”观念的模糊，使得世界的各个层面均处在相对隔绝的状态之中。随之而来的地理大发现，前所未有地拓宽了人类的眼界，并为后续的全球性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欧洲崛起之路，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后，便有了全球坐标。放眼整个16世纪，变革中的欧洲正在孕育，人民仍然普遍挨困受饥，因王位继承问题引发长年战乱，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仍然困扰着这片即将崛起的土地。
1.欧洲何以崛起
约翰·赫斯特曾提出一个问题：缘何是欧洲？面对这个疑问，不同史观的历史学家解答各异。
第一，秉持“欧洲中心论”史观的学者认为，世界历史书写的合法性应来源于欧洲。欧洲的崛起主要是由欧洲各民族自身的特性所决定的。欧洲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法对于近代欧洲崛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是此后欧洲崛起的基石。以16世纪的荷兰为例，很多西方学者认为，高度商业化的农业、较高的城市化水平以及大量先进的制造业、运输业和商业活动为后来欧洲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相比之下亚洲技术变革几乎毫无可比性。[33]
第二，不少欧洲学者认为欧洲崛起的根本是基督教。他们认为新教改变了只有天主教皇才可以与上帝对话的历史，让每个人都获得了与上帝平等对话的权利。因此，这派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是欧洲思想进步的源泉，这也是他们认为伊斯兰国家、中国和印度当时无法崛起的原因。杰克·戈尔斯通总结道：
答案在于仅有先进的数学或其他技术突破并不足以导致经济发展的加速。而且，在这些伟大的文明中，政治危机常常会导致政府努力恢复传统或宗教正统来帮助其重建秩序，而科学的发展往往会被这一过程所阻断，甚至一些先进的科学成果还会被遗失。
而在1500年以后的西方，一系列的新发现促进思想家们去突破古代和宗教所赋予的知识，并专注于数学/逻辑的研究方法和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来理解自然界。然而，如果不是和实验性的研究工作相结合，仅仅依靠先进的数学和逻辑去思考自然界的话，仍然会出现错误从而无法为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提供基础。要改变工业的发展模式，就必须在全社会的范围内广泛传播实验性的研究方法，并且使科学技术成为工业生产中应有的一个组成部分。正是在18世纪的英国，这些变化第一次被聚拢到了一起，从而创造了一波又一波由科学所激发的技术革新，进而产生了现代工业的增长。[34]
第三，持“唯物主义”史观的学者普遍认为，欧洲的崛起是通过殖民主义扩张来实现的。公元150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拉开了殖民主义扩张的序幕。譬如，伊比利亚的殖民掠夺帮助西班牙建立了欧洲第一个殖民地帝国：
对西班牙殖民帝国的经济来说，最重要的事实是，有了土著劳动力，大量的金银便可从墨西哥和玻利维亚的矿山源源不断地流入……从1503年至1660年，西班牙从美洲得到了总计18600吨登记白银和200吨登记黄金。未经登记、私自运入西班牙的金银据多方估计占总数的10%至50%。[35]
西班牙在殖民地的大庄园和种植园的经济收益到17世纪早期已经超越其金银出口的收益。然而，由于宗教战争、财产权问题以及财政赤字等诸多因素，西班牙衰落了。随后，从荷兰商业帝国的全面建立到英国海洋霸权的实现，仍然是依靠大殖民帝国的形式。马戛尔尼会见乾隆半个世纪以后，维多利亚女王已经不仅仅是英国人的女王，她还是印度人的女王。一个民族通过殖民的手段维持这个帝国，同时维持其他种族的被支配地位。在这种历史话语下，某些欧洲崛起的民族成了世界帝国主义的强权国家。[36]
殖民主义具有其破坏性。欧洲通过殖民主义手段实现血腥崛起给殖民地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殖民主义虽已成为历史，但是仍有一部人企图美化殖民主义。比如，英国当年曾试图通过美化殖民主义史，消解印度本土文明，甚至把欧洲作为世界的起点。这种“历史殖民主义”是我们所不认同的。汤因比在总结近代文明的相互接触中论述总结道：
这个世纪以西欧作为起点而不断扩大，这种看法在某种程度上无疑是一种错觉，是由于近代以来西方观察者的视角有误造成的。它没有考虑在中世纪西方社会范围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发生的探险和人口迁移。[37]
2.欧洲殖民主义扩张的遗产
欧洲崛起拉开了人类走向“全球”和“现代”的序幕。非洲的黄金和南美的白银让欧洲变得富有，欧洲传教士出现在欧洲各国的殖民地，并在那里书写着他们的“功绩”。然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给世界带来了哪些具体而深刻的影响呢？
（1）人类全球性视野的出现。
到1763年，情况已全然不同。世界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海岸线，包括南北美洲的大西洋岸、南美洲的太平洋岸、整个非洲的海岸轮廓以及南亚和东亚的海岸，都已详细程度不等地为人们所了解。在某些地区，欧洲人的知识已超出海岸线的范围。俄罗斯人相当熟悉西伯利亚……西班牙人已勘探了很多地区，徒然地寻找黄金和传说中的城市，而法国人和英国人则利用独木舟和印第安人所知道的河流和湖泊路线，在更北面的地区广泛地漫游。
不过在另一个方面，北美洲的太平洋海岸大半仍未探明；澳大利亚虽然其西海岸已被荷兰航海者发现，但整体上也几乎尚未为人们所了解。同样，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内地基本上仍是块空白；中亚的情况也一样，13世纪马可·波罗的记叙仍是关于中亚的知识的主要来源。总的来说，欧洲人在直至1763年为止的这一时期中，已获得有关世界大部分海岸线的知识。[38]
欧洲探险者的最初动力有着其特殊利益和宗教因素。这种动力推动了航海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在“确切地估计以及后来确切地计算距离太阳位置的纬度方面的进度”[39]，这一历史性的进展是人类远洋航行的必要条件。更重要的是，人类对于地理的认识，在随后的全球交往中不断扩大，至少在西欧的世界观里，全球地理的概念已经产生，并在随后的殖民扩张中，将该知识扩散到其他地区。新的全球性视野的出现，为人类现代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人种隔离的消失和动植物的全球性扩散。
欧洲的扩张客观上打破了人种隔离的自然状态，导致新的全球性种族分布。1500年以前，黑种人分布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陆和太平洋的少许岛屿上，蒙古人种生活在中亚、西伯利亚、东亚和南北美洲，高加索人种聚居在欧洲、北非、西亚。殖民主义兴起后的移民，打破了上述的种族分布格局。显而易见的是，对于殖民者来说，这种人口迁移是殖民的需要，但对于非洲人来说却是被迫的。欧洲人通过人种的迁移使得南北美洲变成了世界民族“大熔炉”。奴隶贩卖在19世纪中期迎来了高潮，而黑种人和欧洲的移民数量一直持续增长。[40]
此外，动植物的全球性扩散在此阶段也迎来了一个高潮：
人类诸种族的混合必然伴随着动植物的相应的混合。除了少数无关紧要的例外，凡是今天得到利用的动植物都是史前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驯化出来的。[41]
欧洲人给美洲人带来了他们东半球的马、牛、羊。同时，印第安人也贡献了丰富的粮食作物，比如玉米和马铃薯。除此之外，一些经济作物，比如烟草和棉花等也被传播到世界各地。此后，从某种程度上讲，整个世界进入一个物种和人种大交换的时代，直至今天这种交换仍然在继续着。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观察，这种大交换时代也导致流行病的全球性传播以及殖民地国家部分动植物的灭绝。
（3）全球经济的发展。
奴隶贸易解决了欧洲在殖民地的劳动力供应问题，同时也促进了欧洲和其他地区贸易交换的深度发展。殖民主义扩张帮助欧洲全面地进入了“全球”商贸时代，商业贸易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荷兰第一个股份公司的成立，同时还体现在那些王权受到约束的国家，其各方面的制度发生了改革。比如，商人阶级的崛起推动了企业家与科学家的联合，产权因此得到了保护。这对于随后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经济增长的方式，并提高了欧洲的生产率。当然，欧洲资本与技术的全球性输出，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进步。譬如，通信技术的进步和交通基础设施的广泛建立，使得全球经济有了一个共同的基础并实现空前的一体化。为什么欧洲可以率先进入工业化时代？为何曾为世界的科学技术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的中国却没有在这个时期和一些崛起的欧洲国家一同进入工业化时代呢？戈尔斯通提到了这样一个概念：
18世纪末，经济学的先驱亚当·斯密注意到，从历史上看，只有在各国通过在产品和任务上进行分工，从而更为高效地使用其传统资源（包括劳动）时，才会出现经济增长。然而，到了19世纪早期，已经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通过使用实验工作和科研探索所发明和改进的新机器、新工艺和新产品，就可以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创新已经成为推动现代经济增长的核心力量。[42]
（4）文明的侵蚀。
从伴随着宗教意味的伊比利亚扩张，到此后英法争霸中的“英国胜出”，西欧的扩张极大地影响了其他文明的历史轨迹，也给其他文明带来了深重灾难。然而，对于这一历史污点，欧洲人总是认为他们是正义的，是他们改变了“蛮人”的世界。然而，事实上，在欧洲人登陆之前，美洲的印第安人早已创造了丰富多样的文明。与早期欧洲人的记录和后期艺术描述截然不同的是，许多美洲土著部落在那个时期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农业和政治体系：
从易洛魁的东南方向（从大西洋到墨西哥湾）到西边的密西西比河，一直是世界上最肥沃的农业地带之一。这里雨水充足、物产丰富、气候温和，美国后来便在此建立了很多劳动密集型的种植园，从而为美国的资本原始积累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然而早在英国的种植者带着他们的非洲奴隶到来之前，这里就已经是一个繁荣的文明区域，居住着五个大部族。到1600年，这五个部族合并了大多数的外围地区。它们是：位于这片地区中南部的说马斯科吉语的乔克托族、克里克族和契卡索族，位于东部的彻罗基族（该族与其易洛魁的亲族一样都说阿尔冈琴语），以及位于西部密西西比河谷地区的纳齐兹族。根据目前认可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一区域的总人口估计有两三百万，但可能实际上的人数要多得多。仅纳齐兹族就有几百万人口，后来由于殖民和奴隶贸易的影响，这个部族现在已经灭绝了。因为这些只是城镇人口，所以实际总人口会比估计的更多。这些部族同易洛魁的社会体系非常接近，也以城镇聚居为基础。然而他们的决策体系是建立在公众意见的基础上的；这种政府形式让后来的殖民者非常为难，因为他们找不到可以进行贿赂或控制的印第安官员。而这一点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什么美国政府后来会驱逐并重新安置这些部族。[43]
事实上，文明体系冲突与暴力的根源问题是大多数欧洲史家一直回避的，以印第安文化和欧洲文明体系的冲突为例：
根据欧洲人的价值观，自然的一切资源就是为人所用的。“治理这地”，《旧约·创世纪》里如是说，“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当然，整个世界都是由上帝主宰，而那些超自然的力量则以地震、飓风、干旱和洪水等形式彰显它们的魔力，这些都是人类驾驭不了的。但是到了现代社会早期，一场科学革命正在进行，这场革命赋予了人类信心，他们由此相信，他们是可以理解自然界并最终战胜它的！……而在印第安人的价值观体系里，从来没有凡界和神界的区别。自然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神圣的，因为印第安人相信，在世上居住的是各种各样拥有神力的“存在者”，它们联系在一起就组成了一个神圣的整体。“植物、动物、石头和星星”，莫里·瓦克斯解释道，“不是根据自然规律而产生的物质，而是任何个人或团体都可以与之有着或多或少亲密和谐关系的‘伙伴’”。……而过度地开发土地或以不敬的方式对待自然界，都是在割断人类同自然界精灵的关系，“等于是在对最伟大的自然力量进行批判和挑衅”。[44]
殖民主义是一个世界历史上剧烈变革时期的特定产物。各个文明在此期间的交互与碰撞，共同造就了人类文明史的这个特殊时代。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应该在一个更宏大的背景下展开。我们暂且不去过多评论殖民主义对于殖民地的利益剥夺和文明延续的阻碍，仅仅从另外一方面看，欧洲内部冲突的全球化，就给殖民地国家带来了战争灾难，并造成殖民地自然环境的破坏。然而，欧洲的殖民行径在很多殖民地国家被欧洲人美化成是神授的、进步的，在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的裹挟下，这种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在人类历史上盛行一时，最终给人类带来的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二、民族主义与两极格局的形成
1.“从欧洲到殖民地”：民族主义的全球化
近代民族主义的概念在欧洲中世纪并不显见。彼时，欧洲人民尚无清晰的“民族”的概念，他们首先认为自己忠于天主教，其次他们属于某个地区。譬如，当时并无法兰西民族的概念，它在当时仅仅只是地理上的概念。
经历了黑暗时代的积淀，随着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展开，欧洲人的思想和精神得到了解放，对于教权的批判和宗教改革削弱了罗马教廷的神权统治，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兴起。马基雅维利主义和黎塞留“国家至上”的观念在思想上帮助人民摆脱了神学的束缚，重商主义使王室与新兴资产阶级结合，进一步加强了民族国家的实力。然而，此时民族国家内部民族意识和民族主义还不具备法国大革命时的形态，因此，它们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不具备此后民族国家的形态特征。学者刘德斌认为：
①民族国家成为普遍的政治现实，是欧洲近代史的事情，但它的观念在中世纪已自发地存在。②民族国家的观念是政治的、经济的以及文化的（宗教、语言等）综合观念。③民族国家的普遍出现，结束了只知有教、不知有国的神权大一统时期，古典意义上的帝国观念从此让位给近代国家观念。[45]
的确，法国大革命不仅让法国人有了国家、国家语言、国旗和国家节日，而且让法国人从思想上认同了国家这种政治形式。公民概念和爱国主义思想由此产生。当然，最具有深远意义的是，此后拿破仑的军事扩张使民族国家在整个欧洲传播开来，并最终解放受宗教传统束缚的地区。[46]譬如，1811年西班牙起义引发了民族独立的浪潮，这也被拿破仑称为“西班牙溃疡”。1821年，率领同胞反抗土耳其的希腊游击队首领宣称：
依我看，法国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使世人知道了世界的真相。以前，世界各民族了解的情况很少，人民曾认为国王是地球上的神，认为国王有理由说自己不管做什么都做得很好。通过现在这一变化，统治人民更困难了。[47]
“这位游击队首领以这种朴实的语言不仅概括了法国革命的实质，也概括了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的实质。”[48]法国大革命是近代革命的发源地，欧洲人的政治觉醒带来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启蒙运动中“主权在民”思想的提出，不仅让普通人民成为了政治参与者，更使19世纪的整个欧洲涌现出一系列社会思潮。例如，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是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思潮，它们对于今天世界各国仍然具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这场革命让许多看似强大的欧洲帝国都无法摆脱覆灭的命运。即使哈布斯堡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一直遏制民族主义的发展，它们最终也没有避免帝国覆灭的结局。
“各地的民族主义运动简直就像平地一声雷一般，自先前全无民族主义渊源的地方乍然冒出，或从那些原先只对风俗有兴趣的人群中崛起，甚至首次影响到非西方世界的思维。”[49]从欧洲海外殖民到欧洲新兴大国的崛起，民族主义在欧美等国逐渐发展为争夺霸权和利益的工具，最终为两次世界大战埋下了种子。民族主义思潮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被伪装成对外扩张和侵略的动员工具。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者狂热地宣扬民族优越论，煽动民族歧视和民族仇恨，激起被压迫民族的强烈反抗，引发了亚非拉地区反抗殖民统治的民族主义浪潮。[50]殖民地的留学生从欧洲大陆将民族主义思想带回了母国，留学生开始成为殖民地革命的先锋。从此，欧洲海外殖民地拉开了民族主义的革命浪潮。从19世纪亚洲的觉醒，到20世纪初亚非拉革命浪潮，欧洲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受到了动摇。
2.两极格局的形成与挑战
20世纪初，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随着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矛盾的加深和激化，爆发了规模空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大战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欧洲列强，曾经无人能与之争锋的霸权体系开始解体，欧洲也开始从全球性国家关系体系的中心地位逐渐跌落下来。[51]
一战后建立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从创立之初就存在着诸多问题。在1929年经济危机的打击和轴心国对体系的挑战下，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通过战胜轴心国，反法西斯同盟建立起新的世界秩序。1945年年初，美国、苏联和英国通过“雅尔塔协定”确立战后世界政治秩序。因此，两极格局被等同于“雅尔塔体系”。这一新的体系取代了战前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此后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对峙和意识形态对抗成为全球政治的重要特征。两极格局对于此后全球政治经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事实上，早在一战结束以后，列宁和威尔逊就都提出了民族自决的倡议，这一倡议得到了殖民地国家人民的支持。美苏在二战结束后进行了意识形态斗争，其目的之一在于争取世界人民的支持，它们都把自己当成世界人民的拯救者。譬如苏联鼓动第三世界的舆论反西方的政治手段就是一个争取世界人民支持的典型案例。然而，两极格局形成以后，新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干涉，激起了新兴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情绪，武装冲突随之而起，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在全球广泛兴起，并推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
所有参加1955年4月万隆会议的国家就与两个超级大国没有任何关系……他们都主张加快非殖民化的进程，都要求联合国重视冷战以外的问题，都要求采取措施改变仍由白人统治的世界经济秩序。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世界上发生了第二次非殖民化高潮，这使大量新独立的国家加入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行列。这些新独立的国家曾遭受数十年乃数百年的外国奴役，独立后又面临大量经济问题。第三世界国家数量激增后，便开始控制联合国代表大会。开始，联合国只有50个成员国（绝大部分是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后来逐渐发展成一个拥有100多个国家的组织，其中许多新成员国来自亚洲和非洲……世界政治的控制权已不完全掌握在拥有军事、经济力量的国家的手中。[52]
两极世界的竞争是这一时期全球关系复杂的外在体现。当然，在这个复杂的国际关系中，不仅有与美国结盟的第三世界国家和加入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世界国家，而且还有奉行不结盟政策的国家。此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也开始学会在这样一个两极世界中寻求它们的立足之地并应对内部和外部挑战的环境。美国和苏联这两个大国也同样像之前的大国一样，面对着极其复杂的国际环境，它们所谓“拯救世界”的理论不会自然而然地被其他社会和文化所接受。[53]
三、全球化的历史启示
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在1992年“联合国日”致辞道：“第一个真正的全球化的时代已经到来。”[54]没有人会提早预料到全球化在近几十年里发展得如此迅猛。更重要的是，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时代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但是，今天我们应该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全球化在让世界变得同质化，然而同时，我们也感受到了异质性的全面到来。
全球化是极其复杂和多样化的，一方面它确实带来了经济组织和科技发展上的同质化，甚至导致了人们在生活方式上对西方模式的模仿；但另一方面，无论在表面上还是事实上，又与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甚至在顽强地抵抗西方的影响。[55]
1.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
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写道，柏林墙的倒塌和视窗操作系统的建立是碾平世界的第一动力。[56]两极格局的终结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深度发展让人类交往前所未有地向纵深延伸。
冷战的终结为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创造了机遇。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贸易的增长、国家投资的增加和金融全球化的日益深化，为全球资本流动提供了条件。此外，生产过程的国际化和跨国公司的发展促进了国际分工的精细化，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延伸。当然，信息技术革命是促进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后动力，同时，国际商业也在推动新技术的发展。这种新技术（电子邮件和互联网）也让国际合作更加容易，并促进了“非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出现了许多新兴职业。人们不需要学习更多的技能就可以完成许多工作。[57]
然而，这种变化也扩大了国家与国家的差异性。把信息产业的变革与走向统一的全球经济趋势综合起来，全球政治经济的核心特征便十分明显——去物质化和时空分离。同时，这种趋势却迎来了新自由主义的回潮。20世纪9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国际经济组织中大行其道，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华盛顿共识”。但是，一些国际组织对发展中国家实施援助的前提是接受美国的标准。对此，新葛兰西主义把它称为新的霸权范式。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认为“华盛顿共识”并不完美，不少发展中国家人民深受其害。1999年的“西雅图之战”就是很好的警示。[58]
在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全球文化多样性也正在面临严峻的挑战。与此同时，这一大的趋势也日益让恐怖主义、新的极端民族主义、环境问题、人口问题、非法移民问题、难民问题、跨国犯罪问题和毒品问题成为人类所必须共同面对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问题了。
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地域性变革与跨越时空的社会联系的横向延伸一样，都恰好是全球化的组成部分。[59]
但是国家主权在今天并没有消亡，它和超主权性共生于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之中[60]。支持“无边界国家”的商业巨头对于由全球化带来的社会地理上的变革无比兴奋。也许，他们当中很多人无意关注环境问题、难民问题以及毒品的泛滥。但是，“9·11”之后的安全问题使他们重新思考这个世界。毫无疑问，今天的全球化已经不再是一个时髦的词汇。无论对于大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来说，它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戴维·伊格纳休斯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这个变动的世界中有哪些困难？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是这样回答的：
小布什总统曾在国情咨文中称，打击恐怖主义的战争，是21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听到这句话，我感到震惊。我就对自己说“是不是有点傲慢”？现在是21世纪初，有人却在向我们灌输什么是本世纪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挑战。假设我们回到1908年，如果被问及如何定义20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那么在大多数人的答案里，会谈到右翼和左翼，谈到极权主义及类似的政权吗？或者回到1808年，如果被问及19世纪的挑战，会有多少人，在保守分子于维也纳会议取得胜利的前夜，能够信誓旦旦地说，民族主义情绪将会在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以及整个欧洲蔓延吗？
21世纪的意识形态挑战，不会是反恐战争，而是一些更加抽象的东西。我认为这包含三个方面的变化。
第一，我称之为“全球政治觉醒”。第一次，全人类都在政治上积极起来。这是非常巨大的变化。第二，全球力量的中心从大西洋两岸转移到了远东。这并不是说大西洋两岸的国家将会崩溃，而是说它们将失去500年来的统治权。第三，则是全球共同问题的出现，我们必须共同应对，以防所有人痛苦地受难。这三个方面的变化定义了美国必须面对的挑战，而美国的生存以及全球地位，就取决于美国如何应对以及应对措施是否得当。[61]
即使布热津斯基的回复是出于对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但是这些问题同样值得其他大国的深思。人类共同命运休戚相关，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各国需要共同携手面对共同挑战。
2.文明多样性
人类历史的发展变化，推动人类在观察、反思自身历史的过程中，逐渐打破原有单纯的纵向时间性思维路向，更多地以时间、空间相结合的方式去考察已经发生过的人类历史事件，并对其未来进行多种可能的预测。
这种历史态度的变化，使空间性的“中心—边缘”观念以及时间性的“朝代更迭”观念受到挑战，比如：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观念，在19世纪以来受到严峻的考验，“中心—边缘”的切换，或者时代以全新姿态的发展，都使曾经能够用以理解历史的方式失去了它的绝对效用。近代西方文化向整个世界推销的“欧洲中心论”观念，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也被置于批判及反思的场景之中。这些旧有的视角，尽管并未全然失去它在某些方面的可行性，但是，就整体而言，已经不能够很恰当地被使用。
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下，许多学者通过其自身的思考努力，期望呈现不同于以往的观察视角，以更好地理解、把握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这些努力尚未获得人类最终的认可，并且因其自身的自然与历史的局限性，很难获得类似的普遍认同，但是，他们所做的努力和尝试，为人们在此之后的观察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其中，斯宾格勒、汤因比、雅斯贝尔斯、亨廷顿、福山等人，常成为公共舆论关注的焦点。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的几段论述，可以用来作为一种感受性的理解尝试：
有人认为，各种文化犹如有机体似的从大量无差异的、纯粹的原始存在发展起来，它们具有开端与终结的独立的生命形式，是互不相关但能互相相遇和冲突的存在。斯宾格勒认为有8个这样的历史有机体，汤因比认为有21个。斯宾格勒把它们归为1000年一个生存期，汤因比认为它们的生存期没有定限。……
假若存在这种世界历史轴心的话，它就必须在经验上得到发现，也必须是包括基督徒在内的所有人都能接受的那种事实。这个轴心要位于对于人性的形成最卓有成效的历史之点。自它以后，历史产生了人类所能达到的一切。它的特征即使在经验上不必是无可辩驳和明显确凿的，也必须是能使人领悟和信服的，以便引出一个为所有民族——不计特殊的宗教信条，包括西方人、亚洲人和地球上的一切人——进行历史自我理解的共同框架。看来要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时期内和在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精神过程中，找到这个历史轴心。正是在那里，我们同最深刻的历史分界线相遇，我们今天所了解的人开始出现。我们可以把它简称为“轴心期”。
最不平常的事件集中在这一时期。在中国，孔子和老子非常活跃，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其他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像中国一样，印度出现了《奥义书》和佛陀，探究了一直到怀疑主义、唯物主义、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范围的哲学可能性。伊朗的琐罗亚斯德传授一种挑战性的观点，认为人世生活就是一场善与恶的斗争。在巴勒斯坦，从以利亚经由以赛亚和耶利米到以赛亚第二，先知们纷纷涌现。希腊贤者如云，其中有荷马，哲学家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许多悲剧作者，以及修昔底德和阿基米德。在这数个世纪内，这些名字所包含的一切，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发展起来。[62]
从这些思考者所呈现出来的观念来看，不论具体关系应该被如何定义，在世界范围内，由地理空间差异而直接导致的文明形态差异的现实存在是毋庸讳言的。这种差异，在人类社会得以充分交往之前，显得尤为明显；并且，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展开的各种层面及方式上的交往，这种差异突破原有的空间限定，形成自身除地域之外的特征性。以全球视野来看，这些特征给人们的直接感受是，世界文明形态的多元共存、互争与交融。
第三节 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阅读与理解
一、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分期
近两百年中国历史嬗变承载了中国人太多的精神记忆。即便有人全程参与这段历史，也很难完全把握这段历史。因此，这一部分讨论的分期问题与当前普遍认同的有关近两百年中国历史叙述有关。
1.“近代中国”的历史起点
徐中约在描述“近代中国”的概念时指出：“变化”是这段时期的主要形态特征。第一，与之前的时期相比，这段时期中国更多地介入了世界事务。第二，外来因素与内部因素引发了中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思想倾向诸方面的重要变化。第三，世界历史运行造成中国内部民族意识的出现。[63]这一意识也是影响中国自身历史运行的主要因素之一。然而，这种“变化”始于何时？始于西方近代历史发轫的16世纪，还是中西激烈碰撞的19世纪？对于这个问题历史学家众说纷纭。当前，在中国近代史学术界有两个学派在该问题的探讨中影响较为深刻。其中马克思主义学者这样认为：
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其中主要包括西方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许多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学者，把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看作近代中国的起点。这一学派的中国学者认为，这场战争标志着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起点，此后的中国历史便主要是一部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这场战争意味着外国在华活动的加剧，这些活动打破了中国的孤立局面，并在中国开创一个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而马克思主义学者则认为，这场战争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之凶恶的缩影，它把半封建的中国拖入了半殖民地的深渊。[64]
无论是持“侵略史”的起点，还是持“参与世界事务”的起点的学者都一致认为，鸦片战争，至少是中国政府从内部向外部全方位变革的起点。在这一学派内，大部分西方学者和政治学家的观点主要是基于“欧洲中心论”的视角，中西双方的激烈交锋促进了中国内部“革命”，为中国人的现代化进程创造了条件。相对于把“鸦片战争”看作一个开创中国革命性变化的事件的论点，毛泽东的分析更为深入：“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的中国。”[65]毛泽东的论述具有划时代的革命指导意义，同时，他的确也点出了中国最根本的问题。上述这一学派还需要共同面对另一个问题：“19世纪的中国尚有与西方冲击无关或关系甚少的其他方面”[66]，这也是后来“冲击—反应”范式论的关注点。
其次，与第一个学派不同是，第二个学派，主要由相对更为保守的中国史学家组成。他们质疑将“鸦片战争”看作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指出：
以明清两代交替时期欧洲探险家和传教士来华那段时期作为中国的起点会来得恰当，因为，就内部事态而言，该时期适逢满族的兴起和清王朝的建立；就外部局势而言，这一时期西学开始传入中国。他们争辩说，尽管西方的影响在19世纪发挥了极其巨大的作用，但这只不过是两个半世纪前业已启动的进程的延伸和强化而已，而且鸦片战争之后的100多年的时间，也难以体现一部4000年历史的近代时期。[67]
郑鹤声就曾指出：
自新航路之发现以来，世界交通，为之大变，人类生活与国际关系，较之中古时代，显有不同之处，是即中古史与近世史所分界也。……故近世史之范畴，实包括三四百年之历史，无论中西，大多皆然。[68]
西方秉持全球史观的学者对于这段历史的把握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二个学派的观点类似。他们认为自地理大发现以来，西方世界为全球其他文明带来科学知识并促进了现代化。当然，与持有“欧洲中心论”的西方学者相比，汤因比从全球文明史观的角度也指出东亚世界未曾一开始就紧闭国门：
在受到现代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俄罗斯文明早已对西方社会有了某些了解。但是，中国和日本情况则不同。在西方的航海先驱闯到这两个社会之前，中国和日本根本不知道西方的存在。它们的这种无知或许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矛盾的事实，即这些远方的文明在第一次接触时显得比那些西方近邻更乐于接纳现代的西方。早在西方社会世俗化之前的西方扩张时期，西方的近邻们——犹太人、东正教徒和穆斯林——就感受到西方宗教狂热的巨大力量；因此，直到西方生活方式能够以世俗化的面貌出现，在西方价值体系的顶端用技术取代了宗教后，这些社会才开始接纳现代西方文化。中国和日本社会以及新世界的土著社会在对待闯到家门口纠缠不休的西方陌生人时，就没有那么多的戒备心理。由于他们没有惨痛的经验，所以他们没有等到西方宗教狂热降温，便向处于近代早期阶段的西方敞开门户，而此时西方传统的宗教侵略依然张牙舞爪、甚嚣尘上。[69]
汤因比认为虽然此后中日两国开始警惕，但是同样是西方文化的技术层面让它们后来再次面对西方。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下，世界竞争格局全面加剧。诚然，历史观的差异的确影响了上面两个学派对于这段历史分期的判断。相比之下，徐中约对于近代中国始于何时的问题则采用了调和折中的方法：
……即使把鸦片战争界定为近代的起点，我们也仍需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可以被视为一种催化剂，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近代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
因此，对1600年到1800年间内政与外交的发展进程作概括性的探讨，将为我们正确地理解近代中国提供必需的背景资料。……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状况，我们就能更容易地评判19世纪中国在应付强烈的西方活动时所采取的行为举措了。这种折中的方法保持了后一学派的历史完整性而又不损害前一学派的现实主义思维。[70]
“因而，在了解中国社会状况，探索中国社会变化的内部动力与形态结构的基础之上，看到19世纪以来的变局，特别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于中国的特殊性，这样的路径应该是值得提倡的。”[71]当然，无论对于中国学者还是欧美学者来说，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对于中国和西方两者本身的研究都是不可或缺的。
2.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史学界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争论
中国史学界针对中国近现代史分期的争论主要始于毛泽东，经范文澜再次论证，到胡绳最终升华，近现代史模式的争论有了结论。在争论中，“革命”的话题成为这场争论的核心。
首先，近代与现代的界限争论或者说近代史下限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史学界讨论最为激烈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近代史下限被定于五四运动，此后又被定位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变化体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学者对于“革命”认识的变迁。胡绳在1997年修改自己在1954年的观点：
把1919年以前的80年和这以后的30年视为一个整体，总称之为“中国近代史”，是比较合适的。这样，中国近代史就成为一部完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历史，有头有尾。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可以称之为“中国现代史”，不需要将1840—1949年的历史称为“中国近现代史”。[72]
他的观点得到了此后不少学者的支持，他们主要通过考察中国社会的性质来阐述其理论。中国的社会性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再到国民党政府时期都没有发生根本的、革命性的变化。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革命的胜利才真正使得国家和社会的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了”的政治口号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政策，真实反映了中国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发生的变化。
其次，近代史下限的争论也同时带来了饶有趣味的对于革命高潮问题的争论。胡绳在早年提出了三次革命高潮的概念。他认为，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着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以及辛亥革命三次革命高潮。然而，随着近代史下限的争论的深入展开，对于革命高潮的讨论自然成为近代史分期论争的核心内容。譬如，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应作为革命高潮中的一次。近些年来，甚至关于革命结点的时间也再次被提出讨论。
这样的争论可能是无休止的，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得中国社会形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此后的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条件。近两百年以来的屈辱史一去不复返，救亡图存的历史问题逐渐被中国人生活得更有尊严、中国发展得更为富强的新的历史目标所取代。
二、中国的现代化历程
中国近两百年历史的书写大体围绕两个主线——“现代化”和“革命”，但是，无论是观察哪条主线都能清晰地体会到，不同年代中，中国社会精英为实现中华民族复兴和现代化做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这部分内容将分别从国际环境、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转型等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遭遇的困难、造成这些困难的原因以及中国社会精英在整个中国现代化历程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1.国际环境
皇帝主持着为保持宇宙和谐所需要的礼仪，而在他面前出现的失礼行为事实上就是宇宙秩序失谐的表现。朝贡关系把文明的社会结构扩展到皇帝权力直接控制以外的地域。这种关系始终是双边而绝非多边的；而由于其中的一方是中国的统治者，这种关系也就体现了等级秩序的制度化。[73]
与中国历史上其他王朝相比，被朝鲜和日本人视为蛮夷僭越的清朝出于对于自身正统性的担忧，比前一个朝代更加重视帝国秩序的稳定性。虽然，清政府对蒙古地区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方式，但是，在处理与其他地区关系和朝贡体系时，仍然延续了帝国秩序。
然而，19世纪以后，全球关系的发展，让这个牢不可破的秩序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挑战。此时，中国人刻板的世界观本想让英国人也同样适应这一秩序，但是，“广州体系”明显无法满足当时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交往的需求，处处显得蹩脚。直到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的大门被撬开，接踵而来的内部和外部的挑战，让这个自命不凡的体系最终崩溃。事实上，当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无法实现现代化是其世界观的缺陷造成的时候，却可能忽略历史的另一面。费正清认为这是由两个体系之间的冲突造成的。何亚伟也提出两大帝国在构建世界秩序时对冲突的不同理解方式：
我坚持认为，相遇的双方都很清楚，问题在于双方对主权观念和建构权利关系的方式持有相互竞争的、终不相容的观点。每一方都试图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另一方，并且都没有成功。
我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中国历史的新模式，也不在于以新的包罗万象的叙述取代原有的“传统—现代”冲突论。我试图要做的是重新审视（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以修正的形式）决定清帝国构建和英帝国构建的政治秩序。要达到这一目的，方法之一就是改变对马戛尔尼使团的解释，它不是文明或者文化冲突，而是两大帝国构建之间的冲突。这两个帝国中的每一个，都怀有包举宇内的雄心和支撑这一雄心的复杂的玄奥的体系。……清与英的帝国话语在各自的方式上都是专制主义的。也就是说，它们都竭力遏制对自身权利产生方式构成威胁的东西，换言之，两者都无民主或平等可言，而是旨在巩固帝国构建，正是这种帝国构建将话语的运用者置于复杂的等级关系的顶端。[74]
中国本身的世界观也许不是问题，中国历史上也并不缺少能解决国际问题的人才。然而，晚清以来，人们的思维固化和惰性是该秩序无法维持的原因之一。冲突导致国力的逐渐衰落，并无力应对新的国际秩序对其造成的挑战。同时，中国内部的诸多问题使得这个中央之国的资源捉襟见肘，无力整合全国的力量，勉强的变革必然会失败。然而，当历史运行至20世纪初，中国面临的问题似乎比晚清还要窘迫。当中国大部分社会精英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已经失去解释世界的能力，并且中华民族处在救亡图存的历史关口时，一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思想革命席卷神州大地，民族主义救亡图存的革命浪潮成为此后中国人实现现代化的动力，同时，对国际环境的警惕加上对外来文化的盲目崇拜，导致中国人形成一种奇怪“世界观”。
2.经济结构
中国传统社会并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在近代因为经济变革作出调整。大航海时代开始后，全球白银的流通，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外部动力。同时，中国传统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模式，为中国人口增长提供了保障。当然，更重要还有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
中国关键性的组织基础是不同凡响的，这种基础能让私营部门相对不受约束地自行运转。上述那些组织基础包括种种习惯法的惯例和政府组织本身实行的灵活变通的政策。民户之间不断地进行相互交换或共同分享资源的活动，而按习惯法的协议，尤其是正式的书面契约，则构成极有约束力的承诺，并将不确定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各户也联合在一起形成各种经济组织，例如合股商号、行会和灌溉联合组织等。各户之所以能为共同的目标而合作，而且各户从中依然还能得到好处和报偿，依赖他们对习惯法的遵从。另一方面，政府将许多决策和执行事宜都交给私营部门，而不亲自从事花费很大的干预和控制。当然，国家组织还是通过维修抗洪设施，在必要时分发赈济，扩大货币投放以满足需求等方式，来协助私营部门克服偶然的关键性紧缺。国家的低额税收给予各地以充分的灵活性来使用当地的剩余资源。[75]
当西班牙和日本制定政策限制白银外流，加之贸易逆差，中国白银开始大量外流。同时，晚清政府面临的内部和外部战争耗费了中央大量的积蓄。然而，此时的中国并没有推行必要的经济改革，资源分散成了中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主要障碍之一。事实上，这种局面在民国时期本有希望得到改变，但是，日本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阻力，使得这一阶段的中国无法形成必要的资本积累。当时国民党“确立了以政府力量集中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的计划，对改变中国现代产业结构和布局有很大的作用”[76]。“1936年，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已占工业总产值的42.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46%”[77]。然而，日本的入侵使得中国的现代化希望再次破灭：
八年间，日本占领了中国城市总数的47%以上，其中包括大城市的80%以上。而这些城市，聚集着中国几乎全部的现代化工业。这些工业，有的直接损毁于炮火之中，有的因战争而失去运转的条件导致关闭，有的被迫内迁损毁于途中。在沦陷区，日军不仅任意掠夺公私财产，还截留税收，把持金融，并建立起依附于日本的殖民地经济体系。[78]
羸弱的国民党重庆中央政府无力进行经济改革，再度丧失社会整合力量，几乎面临亡国灭种的局面。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通过一系列运动和改革，中国的农业和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国家统一消费品以及工业所需的材料的价格，这种举国体制对于工业现代化的建设影响巨大。
当这些工业在20世纪50年代国有化以后，它们的利润很快变成政府收入和国家储蓄的主要源泉。这种显然不是通过税收机制筹集的大量资金，基本投入了重工业。重工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头10年发展迅猛。[79]
3.政治结构的转型
帝制中国，像其他任何前现代国家一样具有稳定和完善的政治制度。这个制度建立在有持久生命力的儒家世俗伦理观念基础之上，深深地植根于悠久的历史现实之中，设立了经过缜密考虑、各司其职的专门化分工机构，由职业化官僚按照高度理性化和完全有案可稽的“则例”理政，而获得职业官僚的地位又必须满足一套客观的衡量准则。帝国就是借助这些办法对其疆土实施有条不紊的控制，百姓亦将自己视为受这种统一而集中的统治程序的合法臣民。总之，中国这种貌似现代化的政府形式在极大程度上显示出那种使人们很容易相信会迎来政治现代化早期转变的若干素质。[80]
中国旧秩序在早期时便显现出其成熟的一面，相较于其他西方文明，对于现代化转型本应更具有适应性。然而，它却并没有像日本那样快速地向现代化转型。太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政治理想的完善性和丰富性制约了其现代化。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外来诸因素对于中国政治控制能力的破坏性是超乎想象的，清政府也已无力处理这种秩序内部结构的混乱。政府施政能力的削弱导致其失去了对于地方的掌控能力，这便是该秩序崩溃的有力征兆。最终，革命对于旧秩序的破坏是“瞬间”的：
上个星期天，11月5日，宁波城（一个50万居民的城市），从开始到结束两个小时之内，中国千百年来的传统被抛在一边了，大清国旗降了下来，代之以白色的共和之旗。一场精心策划的不流血的革命，已按部就班地作成了。这一切都显得十分井然有序而且高度统一。[81]
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将原有政治体制彻底推翻了，并在形式上建立起一个西方式的共和国。然而，这个新的政体却无法重新组织这个国家。尤其在袁世凯死后，原本勉强维持的向心力彻底消失。失序的社会、军阀的割据、传统势力的蠢蠢欲动成为民国初年的主旋律。中央已经彻底无法整合整个中国社会，地方精英的私人利益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这种政治格局的变化对于中国农村社会的破坏性是巨大的。地方权力的转换以及地方精英与政府关系的改变使得民国农村生活环境进入了一个极其不稳定的阶段。北伐战争结束后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曾试图重新解决权力分裂的问题，先后发动反迷信运动和新生活运动，试图恢复中央对于农村的控制。然而，日本的侵略中断了这一进程。
这种局面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得到了彻底改善。改变中国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并建立有效的中央政府，显然已经成为此时中国社会精英实现建构统一民族国家的共同诉求。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新中国成为民心所向，这对于此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来说无比关键。政治理想的重建对于激励政府官员士气和吸引社会精英参与现代化建设大有裨益。当然，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统一民族国家，不仅为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保障，还让一个全新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稳定并得以延续。
三、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意义
近两百年中国历史的意义莫过于促成今天的中国最终进入了一条独立自主地进行现代化建设的轨道。当然，放眼整个现代化或革命的过程，中国政体实现了彻底的变化，更进一步，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的思想意识、社会行为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可谓天翻地覆。如何学会做一个现代中国人？这部分内容将从民族主义和国民性两个角度来反思这个问题。
1.民族主义的反思
20世纪初，《纽约时报》曾报道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的观察：
经过观察，帕尔森得出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即清国的社会是以家庭为最高的组织单元，而家庭的概念不仅仅局限于老婆、孩子，而是家族的群体意识。这就是说，清国人的价值观，最重要的是对家庭行忠孝之道，充分地尊重和服从；其次，是要效忠家族所在的县、省，最后才是国家。这样的结果是，清国民众从整体上说，极为缺乏民族自豪感和慷慨赴死的爱国主义精神。[82]
作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分析可谓准确。然而，当时的中国人尚且无法理解他的解读以及他所谓的爱国主义。在中世纪的欧洲，法兰西和德意志仅仅是地理上的概念。直到欧洲的宗教改革削弱罗马教廷的权威之后，欧洲人的思想和精神才开始得到解放。同样，在近代中国各个地方，尽管国民党建构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外壳，但是，生活在这个壳子里的普通人对于国家和公民的概念十分模糊，他们首先认为自己属于某个地方家族，更重要的是，鉴于很多地方家族与民间宗教的特殊关系，人们的精神世界很大程度上受到民间宗教的控制。国民党拆几个祠堂并不影响这个空间，也不能真正去取代这个传统空间。对于当时的蒋介石政府来说，要重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并进行现代化建设，就必须实行中央集权，因此蒋介石希望中央消解民间宗教与社会的权力。但当国民党想把自己权力渗透到地方并取代这个空间的时候，这个固化的利益集团开始反抗。宗教与家族的结合和地方经济的自给自足是当时前现代化社会的重要特点。
现代化的吸引力不可回避。在整个中国近两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才通过一系列的社会变革将国家、民族观念建构起来，这种全新的整合和协调社会的能力，也是过去和当前实现现代化的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体系完全是由大航海时代之后崛起的西方国家奠定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在确立自己的国际关系规范之前，是否已然熟谙现有的国际关系体系？今天中国国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是否已经足以匹配现代性和国际关系中的国家独立意识？中国历史的时间的长久性，是否能带来中国在现代国际环境中空间的广阔性？[83]
作为现代化的条件之一，现代中国人应逐步培养国家概念、国民观念、公民意识，并在熟悉国际关系规则的同时，确立中国国民自身的独立精神，以参与到国际关系活动中。过去的社会精英引入了“民族—国家”的概念，民族主义思潮让中国人重新思考民族命运，并最终使得今日中国在民族国家之林中崛起。今天的社会精英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引导和教育国人确保现代化的轨道不偏轨，并且能够继续独立自主地在这个轨道上前行。现代民族国家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确立，在此条件下，狭隘的民族主义会给中国外交关系带来负面影响。
2.国民人格的现代化反思
国民人格的缺失是现代化进程中个人层面的问题。现代化需要每一个中国人参与并完成。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自然又要回到人本身的问题上。
现代化不仅仅是政治的变革、经济的发展、知识的普及，它还涉及国民人格的确立。正如蒋廷黻总结的，只有改革深入人性层面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梁启超对于“现代国民和现代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有很深的体悟。在《新民说》里，他做了这样一个判断：
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公德者何？人群之所以为群，国家之所以为国，赖此德焉以成立者也。人也者，善群之动物也（此西儒亚里士多德之言）。人而不群，禽兽奚则？而非徒空言高论曰群之群之，而遂能有功者也；必有一物焉贯注而联络之，然后群之实乃举，若此者谓之公德。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糅合了中国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文化传统中关于“人之为人”的理解，构造了一个以现代化为方向的人格理想；同时，梁启超对自尊合群、义务思想、国家意识、进取意识、权利思想、自由精神的讨论，表达了他对于中国、中国国民的殷切宏愿。
在所谓重建理想人格的同时，我们需要继续反思。20世纪20年代以来，麻木、因循守旧、妥协、迷信、愚昧等话语成为一种惯用的批判国民性的话语。这种文化自责思潮的遗风至今还能感受到。这种偏激的方式，既不利于我们理解西方的优秀文化，又导致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内涵理解的缺失，从而迷失自我。
有些学者认为，民众的愚昧是中国无法实现现代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把中国人能够接受科学、利用机械、接受民族观念以建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现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指标。我们今天真的已经走进现代化了吗？钱穆先生说：
当知无文化便无历史，无历史便无民族，无民族便无力量，无力量便无存在……由此言之，今日史地教育更重要的责任，却不尽在于国史知识之推广与普及，而尤要的则更在于国史知识之提高与加深。[84]
这种对于民族文化更深的探寻，才是今日文化竞争与民族生存的要务。
第四节 历史修养与大学生成才
博览史书以此掌握古往今来的所有历史事件，是否就是学习历史的目的呢？由于现世的局限，我们即使拥有皓首穷经的学习能力，是否能够说明我们有能力把握一个真实的过去呢？不同时代的历史学家都在试图成为沟通过去与现在的代言人，然而，历史的书写在不同历史话语之中都有着属于不同时代的通往过去的大门。人类精神世界的不断变迁与社会的不断发展促使人类历史反复书写，也促使着人类从一扇门进入另一扇门。
无论是历史进化论，还是历史退化论，它们本身都具有历史性，同时也表明历史不是永恒的。“过去与现在不同，其道德与思想也不同。他们处理事务的方式不同，连思考与感受方式亦大相径庭。”[85]作为现在的人，如何叩问过去并面向未来是一个深刻的历史问题。以下将从历史与科学和历史与社会责任两个视角去进一步论述历史修养与大学生成才的关系。
一、历史与科学
谈到历史与科学，不得不回归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只有理解其历史话语，才能真正理解历史与科学。
工业革命尚未展开的100年前，反对绝对主义政体的人已经把科学据为可用的武器了，因为再也没有比抬出一套新的知识体系更好的上策了。这套知识依据的是新的是非评判标准——人的理智、实验、观察、数学，用的是新的社会沟通形式——科学社团、学会（科学院）、公开讲座、印刷的课本。启蒙运动这场文化斗争始于17世纪90年代，批评者攻击的对象包括教会、宗教教条、帝王，甚至魔鬼与巫婆，指之为昏庸，是向后看的暴政、无知、偏见、迷信的支持者。[86]
17世纪以来，所有西方的社会问题，在当时一些学者的笔下都与宗教的虚浮造作相关联。康德曾说，科学在启蒙运动中如同一束光，点亮了人类心智的黑暗角落，并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之路。此后，启蒙思想家们夺取了宗教对于知识的绝对掌控，他们认为任何知识都应以科学为基础。在如此激烈的文化争夺中，这个阶段的历史似乎不再完全是宗教话语下的历史了。具有时代意义的是，历史在这个时期被逐渐当成一门学科，而被历史学者以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当然，具有吊诡意味的是，启蒙思想家们在此时正是运用宗教的诠释学去反驳历史终结的话语，并让今天的历史叙述进入了世俗化的话语——历史只有通过人的理性试验才可以被相信。在这个全新的历史话语下，出现了今天的公民社会和世俗的文化空间。虽然，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暴乱曾让启蒙运动的科学思想受到传统的反击，但是，革命的遗产事实上早已深入人心。科学让人类的历史焕然一新，探索历史发展规律成为历史学家的使命。19世纪以来，以这一使命为指导思想的历史研究才可以被视为有科学精神的历史学。相比在启蒙运动的初期，此后的历史研究却越发具有科学主义色彩。过去的宗教领袖模式被替换成了新的英雄主义模式。[87]达尔文的进化论造就了现代性中民族国家这一历史主体的出现。同时，达尔文在此后被人为地塑造成了一个英雄，并在社会科学层面促成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盛行。杜赞奇指出，我们今天的历史叙述和历史话语是受到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现代的线性历史也是绝对主义的历史叙述。在19世纪和20世纪，很多学科都受到了该主义的深刻影响，历史学就是其中的一员。值得关注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优胜劣汰的民族进化论思想主导了整个世界历史的走向[88]。20世纪的历史学家都普遍相信，唯有效法科学家才能成为真正进步的史学家。譬如，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就成了新时代下历史学家们的榜样。然而，这种效法的真正效果真的好吗？阿克顿勋爵曾对他的同仁说：“我们写的滑铁卢之役必须令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荷兰人一样感到满意。”[89]从这位编写《剑桥近代史》的学者的话语中，我们便能体会到这个问题的显著特征。
从西方帝国主义的科学化历史，到由现代性孕育出的全球性问题普遍出现，传统与现代冲突的意义得以重新定义。这种跨越时空的议题，可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关注的问题。科学对于历史的进步作用毋庸置疑，科学精神是我们应该掌握的，但当科学绝对主义或者另外一个绝对主义出现时，我们应该予以警惕。科学的真理是在特定的历史时空下产生的，而且不需要通过英雄来助阵。它本应就是理性。任何的绝对主义都会影响到对历史的理解进度和现代科学的真正发展与普及。杜赞奇曾指出中国的自觉意识与“历史终结”的问题：
20世纪20年代后期，激进的国民党改革派、署名自称为“曾觉”，即早已觉醒的人，非常自信地宣称：现在的时代是科学的时代，科学已经证明上帝并不存在，因此，宗教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实在是一种过时的、不合时代的东西。在此数十年中，被称为“科学主义”的东西，即那种把所有的现实都一概置于自然秩序之中并视为可通过科学方法而知晓的观点的胜利在最有发言权、最活跃的那部分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根深蒂固。在中国，科学主义是“历史终结”症状的独特表现。由于此种症状促使知识分子要把宗教之类落后的不合时宜的东西从自己的世界中铲除，这就使我们有必要不仅探索近代知识分子的自觉学说，同时也要探讨它与我们自己历史的叙述结构之间的密切联系。[90]
的确，新的绝对主义并不能够从真正意义上让人摆脱过去的束缚，反而会进入另外的束缚之中，这是否又是一个新的“恶循环”呢？更危险的是，在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国家之中，复线历史中的传统部分并没有完全消失。魏则西的案例反映了我们今天科学普及的不足与自觉意识的现代缺失。任何一种历史绝对主义，并不会使得人类摆脱过去的束缚，反而会影响人类历史的进步。“历史的客观性不依靠于也不能依靠于某些固定的、不可转移的当下存在的判断标准，只能依靠在将来积累的、随着历史前进而进化的那种标准。只有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建立起一种持续不断的连贯时，历史才获得意义与客观性。”[91]也许只有明白这一点，才是我们学习历史的目的，只有明白这一点，才能获得真正的科学精神，而为全人类增进福祉，并促进人类历史的健康发展。
二、历史与社会责任
巴金作品，既有对人性解放的关注，也有对于社会责任的呼喊。譬如，他的长篇小说《火》就是宣传抗战救亡图存的作品。个性解放与社会责任应该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不应走向对立。在强调个性的时代，很多人会对于社会责任有不同看法。甚至，有些人类学家会用二元对立的方式来分析社会责任与现代人类发展的关系。卡尔曾批评：
人类学家通常认为，原始人和文明人相比个人化的特性更少，更彻底地为其社会所铸造。这种说法是有些道理的。在这种意义上，比较简单的社会更加划一，这些简单的社会和那些较复杂的、高级的社会相比所要求的、所提供的机会也不是更加复杂的个人技巧和职业。就此意义而言，不断增长的个人化是现代先进社会的必然产物，并且这种个人化充斥着社会活动的各个方面。但是要在个人化的这种过程和不断增长的社会力量与凝聚之间设立对立面，这是极端错误的。社会的发展和个人的发展是齐头并进互为条件的。实际上，在我们所理解的复杂社会或高级社会中，个人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已呈现出高级的、复杂的形式。假定现代民族社会塑造其社会各个成员思想与性格的力量，在这些成员当中产生一定程度的一致性与划一性的力量，都不如原始部落社会，这是危险的假定。那种基于生物学差异之上的民族特性的陈旧概念长久以来就已被抛弃；但是由于不同民族背景下的社会、教育而造成民族性格差异却难以否认。“人性”这一难以琢磨的实体，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世纪到另一个世纪，经历了起伏跌宕的变化，我们不得不把这当作是由占优势地位的社会状况与社会习俗所铸造的一种历史现象……像原始人一样，文明人也是由社会铸造的，其效果就像个人影响了社会一样。你不能说只要鸡蛋而不要母鸡，同样，你也不能只要母鸡而不要鸡蛋。[92]
当今社会的诸多问题往往是全球性的。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社会，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面对它呢？是勇敢选择还是随波逐流？
追溯我们道德败坏的过程，首先看到昔日教诲的消逝造成道德基础的沉没，然后是与日俱增的分崩离析，最后是整栋建筑物的倾颓以及现代黑暗的开始，我们既无法忍受自己的邪恶，也无法正视治疗痼疾所需的疗法。研究历史是治疗心病的最佳良方。[93]
现实世界的困境引发不少人的悲观主义情绪，但是，这却帮助我们思索人类所面临的诸多全球性社会问题：环境污染不仅影响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使动植物灭绝；种族歧视在世界各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金钱还会腐蚀民主政治的理想；恐怖主义威胁成为当下新的战争导火索。这些现象似乎让很多年轻人丧失了奋斗的勇气，丧失了促进社会进步的意志，丧失了为公益献身的理想。那么，我们是否应当放弃曾经的理想和现在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每段历史在其特定的时空都存在各自的矛盾体，然而，历史与人的关系在不同的时空总是能够有效地协调发展。当然，这缺少不了在不同时空下，有勇气去爱并承担起社会责任的社会精英。年轻人就是未来的社会中坚。中国历史上，詹天佑、华罗庚、钱学森、李四光、侯德榜等人都是在中国极其复杂的历史环境下，有着敢于担当的勇气的仁人志士。他们敢于去改变当时中国的现状，为中国现代化做出了贡献。在孙中山的遗嘱中，我们能够体会那份执着与大爱：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94]
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引导年轻人不忘初心、心怀大爱，是当前教育中非常重要的问题。全球性问题的解决和各国之间的合作，都离不开各国年轻人的担当。这种担当，即是承担改变当下和推进历史进步的责任与使命。青年的心中是否有爱、是否有社会责任，关乎每个民族，甚至人类历史的发展。我们的身份认同取决于过去人类不同时代下的记忆和历史。今天的我们书写着未来的历史。人类的堕落，是从停止对于世界的爱开始的。学习历史能够让人变得有勇气、有智慧，并且有担当地去面对未来。明白了这一点，也就懂得了学习历史的意义。
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历史的只能是在历史自身中找到一种方向感并接受这种方向感的人写就的。我们自何处来的信念与我们正向何处去的信念紧紧相连。一个已经失去自信自身有能力在未来中取得进步的社会，也会很快不再关注自身在过去中取得的进步……现在我返回我的起点，宣示我对社会未来的信心，对历史未来的信心。[95]
胡适曾在《赠予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一文中，告诫学生避免人生堕落。今天，这些箴言仍然适用于我们的大学生：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