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东晋南朝在江南的统治　江南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　东晋的政治

（一）东晋建国和北伐

西晋末年，全国各地掀起了流民起义和少数族起义，义阳蛮张昌领导的起义势力曾经到达长江下游（当时占领江南的农民起义领袖石冰是张昌的部将）。

江南地区自孙吴灭亡以后，那些从东汉以来就已逐渐壮大起来的门阀势力，便企图割据江南。因而在西晋时常常发生乱事。石冰占领江南以后，门阀地主为镇压农民起义，便和寒门地主、北方地主联合起来。江南门阀地主推举顾秘为首领；江北扬州地区的寒门地主陈敏（原在广陵做官）也统带了人马，于公元304年共同镇压了石冰起义。此后，陈敏企图割据江南，自称楚王。这样一来，陈敏便和门阀地主势力发生矛盾。因为陈敏是寒门，不是门阀，又是长江北岸的人，他的称王是不可能为门阀所承认的。江南的门阀于是要求和北方的门阀联合起来共同对付陈敏。这时，北方的西晋政权已经接近于崩溃，社会秩序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奉命作扬州刺史的西晋宗室琅玡王司马睿便集合了很多北方的门阀地主。那些要求与北方门阀联合的江南门阀地主因此也集合在司马睿的周围。公元305年，南北门阀势力共同打败了陈敏。公元307年，司马睿渡过长江，在南北门阀贵族的拥护下做了皇帝。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南北地主阶级共同镇压了农民起义以后，南北门阀地主又共同平定了寒门地主陈敏的割据。司马睿即位，终于形成了南北门阀贵族的统治。

北方南下的门阀贵族王导，认识到要在江南建立政权是不能不依靠南方门阀贵族的支持的，因而他便执行了一种加强与南方门阀相勾结的政策，纵容他们横行不法；北方门阀渡过长江以后，也在剥削江南人民的基础上恢复了原已丧失的财富，重建家园。可见东晋政权（因为建都建康即现在的南京，位于江东，所以历史上称为东晋）是南北门阀贵族共同的统治。

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是极其复杂的。门阀贵族内部，不但在南北门阀地主之间，而且在皇帝和门阀贵族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都有矛盾。对外而言，东晋政权和北方少数族政权的矛盾很尖锐。在这种形势之下，东晋的统治者一方面不得不合力对抗北方少数族统治者的入侵，并曾经击退了石勒的进攻；另一方面，又不断发生内乱，因而也削弱了它的对外力量，使其无力向北方进攻，阻碍了为当时南北人民所共同要求的北伐的成功。

公元322年到324年，两次爆发王敦之乱。王敦、王导是堂兄弟。王导是东晋的宰相，王敦在长江中游掌握兵权，两兄弟一内一外，声势非常大，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称。王敦两次作乱：第一次曾占领京城建康；第二次作乱才被平定。王敦之乱所以发生，也是由于皇室和门阀贵族的矛盾所引起的。晋元帝企图削弱王家的权力，抑制南北门阀贵族的势力而遭致他们的反攻，这就是王敦之乱的性质。

公元327年又爆发了苏峻之乱，这也是中央和地方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两次乱事都说明当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尖锐和复杂。统治者忙于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而错过了北伐的机会，削弱了北伐的力量。当时本有机会进行北伐而终于没有成功。

这时坚决要求北伐的是祖逖。祖逖虽是门阀地主，但他坚决要求北伐。他深知北方人民在少数族统治者的压迫下，都寄希望于东晋，也知道北方一部分地主武装势力还没有完全与少数族统治者联合，因而这部分力量也是可以争取的。鉴于这种情况，祖逖向晋元帝建议北伐，并请求自己带兵。要求虽然被批准了，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东晋政权的支持。东晋政权只给了一千兵，却不给武器。他只好率领自己的部曲（自己的宗族、宾客组成的武装），于公元313年渡江北上。他在长江中击楫发誓说：如果不恢复中原的话，就不回江南了。他的渡江流传着非常动人的故事。祖逖到北方以后，由于得到河南人民的支持，因而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几乎收复了河南全境，打败了石勒手下的部将。当时的斗争非常激烈，但得不到东晋政权的支持。祖逖所依靠的只是北方的人民以及自己的部队。他的部队不仅要战斗，而且还要生产，生产和武装斗争是结合在一起的。史料记载说，每逢收获农作物时，祖逖便把军队布置在田间，以防石勒军队的破坏，保卫收获的粮食。遇到敌情时，壮丁都拿起武器在前面迎敌，老弱在后面收获。这些收获的人不但要拿起镰刀，还要准备火炬。前面万一被打败了，为了使粮食不被敌人拿去，便放火将粮食烧掉。祖逖是非常重视生产的，他叫自己的儿子、侄子跟人民一起劳动。这种说法可能过分了一些，不过反映了他能和士卒同劳苦而博得北方人民赞扬的情况。总的说来，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祖逖依靠北方人民既恢复了河南地区的生产，又抵抗了少数族统治者的入侵，而且，那些地主武装也都被祖逖吸引过来了。他们在表面上虽然还是拥护石勒的，算是石勒的部下，实际上都向祖逖通风报信。所以石勒的军队有什么行动，祖逖事先都知道。祖逖军队的纪律也很好，深受北方人民的爱戴。总之，处于当时的形势之下，祖逖北伐是大有可为的。可是正当他要继续北伐的时候，江南内部的王敦之乱却快要发生了。昏庸的晋元帝为了抑制地方的势力，不但压制王敦，还派人去监视祖逖，以防止祖逖造反。祖逖鉴于江南的内乱正在酝酿，自己的志愿受到阻碍，立了大功而受到排斥，因而气愤成疾而死。祖逖北伐的要求是和南北人民的要求相符合的。

祖逖死后，东晋政权对北伐的事情根本不管。祖逖的兵权由他的兄弟祖约掌握。而祖约是个不成器的家伙，他不但没有继承祖逖的志愿，反而参加了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后来竟然投降了石勒。

祖逖北伐以后，比较有成就的是桓温的三次北伐（桓温的北伐也遭受到东晋政权的阻碍）。他首先进攻四川，灭掉了賨人李氏在成都的汉国，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势力逐渐扩大。公元354年，桓温进攻长安。这时关中地区是由氐族政权前秦占领的。东晋军队到达关中时，受到关中人民的普遍欢迎，许多父老都杀鸡宰牛犒赏晋军。但桓温不能像祖逖那样充分运用这部分力量，他只把希望寄托在大军压境之际，前秦能自行崩溃。然而结果却是事与愿违，长安没有攻下来。他也没有尽力进攻，后来又因为粮饷不继，只好撤退。公元356年，桓温进攻河南，赶走了占据洛阳的羌族姚苌，收复了洛阳。但没有巩固，于公元365年失守。公元369年，桓温又组织大军进攻前燕。这时前燕已经很腐朽了，不久以后就被前秦所灭，这说明它不是不可以战胜的，可是桓温却在枋头打了大败仗（枋头即现在的河南浚县，是当时的重要军事据点）。

桓温三次北伐也曾经取得一些成就，但结果却失败了。其所以失败，主要是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造成的：东晋政权怕桓温势力增大以后篡位，因而不愿意让他北伐成功；同时，当时江南大族的最大理想只是保住自己的财富，北伐和他们无关，因而不支持北伐；北方的大贵族早在江南重建了家园，有了土地，掌握了若干依附人口，生活很舒适，他们可以世代为官，何需去冒险北伐？所以他们也不支持北伐；当时的统治是建立在南北门阀势均力敌的基础上的，如果桓温一旦北伐成功就要凌驾于其他门阀之上，这是大家都不愿意的；而桓温自己也有自己的打算，他所以要北伐，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借此来建立自己的威望，好做皇帝。说他想篡位并不是假话，他的确有这样的企图。他的北伐并不是真正为了恢复中原，因此他不愿意在北伐中过多地损失自己的实力。总的说来，桓温北伐的失败，有当时整个政治局势的影响，也有他个人的因素。

东晋北伐没有成功，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却不断发展。可是就全国形势来讲，民族矛盾仍是处于首要地位，因而到了公元383年苻坚发动淝水之战的时候，他们那些争权夺利的内部矛盾得到暂时缓和，而共同抵抗了苻坚的侵略。

以上所讲的是东晋建国和北伐。我们知道，东晋政权是在南北大族的支持之下建立起来的，外有民族矛盾，内有阶级矛盾，而统治阶级内部，又有皇帝和门阀之间、门阀和门阀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随时可能发生乱事。这样的政权是不能胜任恢复中原的任务的。

（二）孙恩卢循大起义　东晋的灭亡

我们刚才说过：东晋政权是南北门阀的共同统治。南方大族要扩充所占有的土地和依附人口，北方大族到南方后要重建家园；而北方人民流亡到江南来一无所有，只得投靠地主，主要是投靠门阀地主、豪强地主，依托于他们的门下做佃客（也有不做佃客而流落于各地的）。所以东晋统治时期，大量人口，首先是北方南下的流亡人民，此外也有江南人民，很多为地主阶级所分割，变成地主的依附者，受着沉重的剥削和压迫。同时，东晋对自耕农的剥削也不断加重。

东晋初年曾将赋税制度改革为“度田收租”，即恢复曹操的按土地收租的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自耕农的，同时也针对地主，因而遭到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的反对。于是度田收租又改为按人口收租，不管地主也罢，农民也罢，一概按人口收税。最初的税额是每口三石谷，以后又加到每口五石谷。这种制度完全有利于地主，而不利于自耕农民。

除了赋税以外，人民所负担的徭役也非常沉重。东晋时丹阳尹（建康地方官，相当于现在的首都市长）觉得徭役太重，上任后减掉了六十多种徭役名目。可以想见，没有减掉的更不知道有多少。东晋末年，范宁曾经说：古代的徭役是每年三天，现在的徭役是一年没有三天休息。由此可见，东晋的徭役是非常重的。其中最重的是运丁即运输役。战争时期运输役的负担更重。

人民在沉重的赋税、徭役的压迫下不断逃亡。逃亡有两种出路：一是投靠门阀贵族、豪强地主变成封建依附者即客或部曲；另一出路是流亡到山林湖泊，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方，有的人甚至流亡到蛮族地区。这些人对开发山林湖泊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当他们把土地开垦出来，生产有了成果以后，政府便来进行干涉，甚至派兵强迫他们登记，违抗者便用兵压迫、屠杀、俘虏来做奴隶。此外，还有的人逃入海岛，经海路逃往广州、福建一带。

东晋时期流亡的农民非常多。当时实际人口应该是大有增加的，因为北方人民大量流入江南。据现在的人统计，当时从北方南下的人大约有几十万、乃至上百万人之多。但东晋户籍册上的人口数字却没有增加。这是由于有大量人口流亡的缘故。我们知道，人民的逃亡就孕育着武装斗争，大规模的起义常常是从流亡开始的。比如人民在山林湖泊开荒，政府派兵强迫他们登记，这样就会激起武装反抗。

淝水之战的时候，统治者内部的矛盾曾经一度缓和。淝水之战以后，矛盾又滋长起来，皇帝和门阀、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重重。这时当朝的宰相是皇帝的兄弟司马道子与他的儿子司马元显，他们是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

司马元显企图制服地方势力而需要扩充军队。当时一般平民是不服兵役的。司马元显便于公元399年下令将免奴为客的人征发当兵。东晋不是奴隶社会，当时地主之所以拥有很多奴隶，只是在西晋灭亡后，很多北方人民南下以及南北战争中被俘为奴这样一个特殊的条件之下形成的。奴隶使用于生产也只是残馀形态。地主常常把奴隶释放为客。因为在当时个体生产的条件下，这样一种封建剥削方式是比较适宜的。奴隶只是个会说话的工具，其生产的全部产品都为主人所有。客和奴隶不同，客能从地主那里领取一块土地耕种，然后再向地主缴纳地租，这种免奴为客的人被称为“乐属”。东晋时期，兵的地位是非常低微的，和客的地位差不多，他们所受的剥削、压迫不亚于奴隶。这种免奴为客的人刚刚从奴隶的地位解脱出来，领取一块土地耕种，向地主缴纳地租。这种情况比当兵要好一些，所以他们不愿意当兵；地主也不愿意让他们当兵，因为“乐属”是地主的依附人口，征发出去当兵便损害了地主的利益。当时地方官还要混水摸鱼，把原来就是客和自耕农的人，也当作免奴为客者一起征发去当兵。这些人当然就更不愿意了。

当时晋中央直接控制的地方不多，只控制了长江下游（长江中游已形成地方割据的形势）。这一措施在会稽等地区实行，激起了公元399年孙恩领导的起义。

起义群众有几类人：第一类是那些免奴为客的人，他们不愿意去当兵，不愿意参预统治阶级间的战争，遂参加了起义；第二类是被地方官当作免奴为客的自耕农；第三类是流亡的人民。这是起义的基本群众。我们知道，会稽地区原来就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最发达的地区，门阀势力很强，大族广占土地和依附人口，北方来的门阀贵族所重建的田园也都在此。这里是封建剥削、封建压迫最集中的地区，所以一旦爆发了起义，便能吸引大量的依附人口、佃客参加起义队伍。

孙恩是天师道（即五斗米道）教主。他的叔父孙泰（也是教主）因谋反嫌疑被杀，孙恩避居在海岛上。起义时，他率领岛上流亡人民登陆，立即得到大陆人民的响应，起义队伍由几千人发展到几十万人。起义军曾三次登陆，威胁建康，一直打到镇江。于公元402年被镇压。

起义失败的原因有两点：（1）孙恩所领导的是流亡人民，以海岛作为根据地。登陆以后，战胜则长驱直入，战败则退回海岛。起义军虽然很快占领了今浙江地区乃至于江苏南部地区，但没有能巩固下来。一旦打了败仗便立刻退回海岛，带有自汉代以来的“海寇”性质。这在战略上是失策的。（2）起义队伍中有不少大族地主，他们是因为自己的那些免奴为客的依附人口被政府所征发，才参加起义队伍的。而孙恩对他们却很信任，委任他们以重要的官职，使其占据领导地位。这些人本来没有反抗政府的决心。此外，起义军所遇到的敌手是善于作战的北府兵。北府兵由南迁北方人组成，是淝水之战的主力。在这种情况下，孙恩起义便失败了。

孙恩起义虽然失败了，却起了很大的作用：

1．沉重地打击了浙江东部会稽地区的门阀地主。当时有不少的门阀地主被镇压，如王家、谢家等第一流的门阀贵族就有好几个被镇压。在这次起义中，暴露了门阀贵族的无能。我们知道，东晋自建国以来都是由门阀贵族掌握兵权的，如王敦、祖逖、桓温等，不管他们是好人或是坏人，他们都是能打仗的；淝水之战的统帅谢石、谢玄也是门阀贵族。但是这次镇压农民起义的头子，谢安的儿子谢琰却大败被杀。从此以后，门阀贵族不再掌握兵权。兵权落到寒门手中。起义对门阀贵族的打击主要是在政治上的打击，使其逐渐丧失政治上的实权。门阀贵族力量削弱，就使以后兴起的王朝有可能对门阀贵族进行一定的制裁。

2．东晋政权在这次起义后不久便灭亡了，可以说它是在起义的浪潮中灭亡的。

总之，起义的主要作用是沉重地打击了门阀贵族，使其走下坡路。

孙恩起义时期，统治者内部还在继续厮杀。公元403年，占领长江中游的大军阀桓温的儿子桓玄曾进军建康，杀死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自己做了皇帝，国号楚。但他的楚政权不巩固。公元404年掌握北府兵的刘裕（建康的兵力主要是北府兵，桓玄做了皇帝不能控制北府兵），推翻了楚政权。从此，东晋政权只是名义上存在，实际上掌握在刘裕手里。

公元410年，刘裕为了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北伐，灭了在今山东地区的南燕（南燕鲜卑慕容氏是在后燕灭亡后分出的王国）。这时，孙恩的妹夫卢循又领导起义。孙恩被镇压以后，卢循率领队伍从海路到广东，占领广州。趁刘裕北伐的时机统兵北上，经过大庾岭到江西，打败北府兵的两个大将何无忌、刘毅。何无忌自杀，刘毅逃跑。东晋政权极度恐慌，想逃往江北，投靠刘裕。这时刘裕迅速南回，于公元411年镇压了起义军。卢循死于广州。

卢循起义声势浩大，使东晋政权面临危机。但卢循进攻建康，占领建康的决心不大，常常想按兵不动或想退回广州，没有能抓住刘裕尚未南回，和以后南回还未站住脚跟的时机立刻进攻。一直等到敌人将一切都准备好了以后才决战，结果便失败了。

史学界对卢循起义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不能称为起义，理由是：（1）卢循是北方大族出身。我以为卢循虽出身于门阀贵族，但不能仅以一点来否定起义的性质。（2）卢循到广东以后已与朝廷妥协，接受了朝廷所委任的广东刺史的官职。（3）当时民族矛盾正处于尖锐的时候，刘裕北伐得到南北人民的支持。卢循却在刘裕灭掉南燕，正想进攻关中的时候发动起义，迫使刘裕南回，妨碍刘裕继续北伐。我认为孙恩、卢循起义是一回事，卢循是继续孙恩的斗争，两者很难分开。这是一点；第二点，即使民族矛盾尖锐突出的时候，也不能要求人民不起来反抗当前压迫他们、剥削他们的政权。卢循领导的基本群众是流亡的人民，他们直接受到的压迫、剥削不是来自少数族统治者，而是东晋政权以及东晋的地主。不能因为刘裕正在北伐而非议卢循起义的正义性。卢循起义反抗封建压迫、封建剥削应该肯定是正义的。我个人认为，卢循的领导有错误，这由他本人负责，但他所领导的起义，反抗了东晋政权的腐朽统治，反抗了当时的封建剥削、封建压迫却是应该肯定的。

卢循起义被镇压以后，刘裕成为东晋统治阶级的救命恩人，而他的北伐又在人民中建立了威望。刘裕终于公元412年灭掉割据四川的谯纵后代晋称帝了，改国号为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