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从理学到伦理学

第一章　前言

拙作旨在探索世纪之际中国道德意识的转化，并非近世伦理学史。19世纪末叶至20世纪初叶恰是中国由传统迈向现代的分水岭，揆诸道德思维，即是“理学”到“伦理学”的递嬗。

众所周知，“理学”盛行于宋明，系成圣希贤的成德之学；即便下抵有清一朝，虽有起伏变异，尚称流风不辍。“伦理学”一词则系外来语，其意涵有二：其一代表崭新探究道德的方式，另一则标榜受西学冲击之下所产生的新道德观。傅斯年指称：“（宋学）整天说德，却不能创个有系统的伦理学。”便是印证新世代的学风，而梁启超的《新民说》首开新道德的风气之先，无异预示了往后中国伦理思维发展的轨迹。此二者均值得特别重视。为了彰显上述的时代意义，拟循以下的研究步骤进行之。

原则上，拙作希冀兼顾历史时段的变化与类型学的比较，所以对理学的形成与其近代之前的处境，必须有所交代；然后，再整理出理学家的道德观，作为尔后比较的基型。简之，理学之所以成为宋明的显学，绝非偶然；它经历了宋、明、清不同阶段的严厉考验，即使蒙受政治的压抑，依旧能与时俱进、历久弥新。稍后的乾嘉学术固以考据学著称，但在道德观上仍以理学为尊。吴派朴学大师惠士奇不就说“六经尊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吗？而徽派的戴震亦不讳言：“义理即考核、文章二者之源。”此一发荣滋长的趋势，直迄清末中国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方才顿挫。取而代之则是新世代的伦理学。

由传承而言，理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但分门别类大抵不外程朱与陆王两大流派。于此，我们并不细究其异同，着重的毋宁是其共同的道德关怀：成圣之学。是故，拟取《大学》、《近思录》、《传习录》略作分疏，以勾勒其共通的道德观。

细言之，之所以取样三者，着眼点在：《近思录》为朱熹、吕祖谦所编纂，广义里，可涵括理学家的道德规模；狭义里，则反映程朱的观点。而《传习录》记录王守仁的言思，与陆王一系相应。而《大学》自二程以降，改本丛出，文字互有出入；居中朱熹所厘定的《大学章句》，附有“格物补传”，最具权威。下抵有明，阳明特揭示《古本大学》，与朱子改本相抗衡。但整体而言，《大学》作为理学家最高的道德纲领，则无庸置疑。以上三种文本，适可理出理学家心目中的道德典范。

于进入近代之前，中国经历了两次巨大的挑战。太平天国的动乱发自内部，牵连甚广，但时间相形较为短暂；西力的入侵则持续而绵长。两者不只冲击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且造成思想的动荡。

太平天国取法基督教，创立“拜上帝会”，仇恨支撑满清统治的传统文化，儒教遂成为代罪羔羊，而导致“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该时居处于天京的士人汪士铎便见证：太平天国“为政之道，不用孔孟，不用鬼神，不用道学”。他所谓的“道学”即是正统的理学。

应声而起的反制，则是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士人。围剿太平天国的曾国藩，因缘际会成为灵魂人物，掀起一股理学复兴的热潮。

可是上述两股势力的消长，并未引领中国的道德思维进入一个崭新的境界。反而西力的入侵，及其伴随而至的文化冲击，促使中国调适其原先的道德意向。这一长串的变化便显现在严复那一世代较早接触西学的先觉者，稍后的梁启超等人尤为显著。

如果晚清梁氏的《新民说》只是变化的起端，难免新旧杂糅，那么刘师培的《伦理学教科书》与民国初年蔡元培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学修身教科书》，则可视为新世代道德观的初步建构。除了散在当时报章杂志的言论，必须一提的是，西方加上日本攸关伦理学的著述与译作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影响后世深远，是故必须酌加讨论。

最重要的，末三章方为拙作的用心所在，拟探讨理学道德观与新世代的伦理学的异同及其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