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理学的黄金时代及其余蕴
那些时代，孔子是年年祭的。论语、孝经、大学是村学儿童人人读的，还有士大夫讲理学的风气哩！
——胡适【1】
任何人稍加翻阅元朝官修的《宋史》，即刻会被突兀的《道学传》所吸引。当时的修史者亦坦承：“道学”，古无是名也【2】。迥异于传统正史的《儒林传》，《宋史》为何另立《道学传》呢？这当然反映的是“理学”中的道统意识，而此正体现朱熹（1130—1200）毕生的成就。虽说理学发轫于北宋，却是朱氏开启了“理学的黄金时代”【3】。
南宋庆元六年（1200），一代大儒朱熹辞世，年七十一。攸关他的葬礼，历史记载颇有出入。按朱熹学说生前被朝廷列为“伪学”，备受打压【4】。据毕沅所编的《续资治通鉴》，关于朱熹的葬礼有这么一段话：
（熹）将葬，右正言施康年言：“四方伪徒，欲送伪师朱熹之葬。……今熹已殁，其徒画像以事之，设位以祭之，会聚之间，非妄谈世人之短长，则谬议时政之得失，望令守臣约束。”从之。于是门生故旧不敢送葬，惟李燔等数人视窆，不少怵。【5】
“门生故旧不敢送葬”，而《朱子年谱》却载“会葬者几千人”，衡诸当时前后情况，似不可信【6】。
然而以考核精谨的王懋竑（1668—1741）却本诸《年谱》及《行状》，依旧采信“会葬者几千人”之说【7】，无非呼应《行状》所谓：“而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而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8】但《行状》所述正是引发施康年上疏的背景，况且设位而哭，与亲临送葬并非一事。
王氏复细索《续通鉴》中施康年上疏的出处，认为《续通鉴》所载施康年上疏的内容可能取自《庆元党禁》一书，是书署名沧州樵叟者所著，序于淳祐乙巳（1245）【9】。当时党禁的严厉由该书的一段记载可略见一斑：“范念德为铸钱司主管官，淞檄检视坑场，便道会葬；归未至鄱阳，有旨镌官罢任。盖台谏劾其离次会葬云。”【10】《宋史·辛弃疾传》又有如是记载：“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11】辛弃疾（1140—1207）谓“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不免为过实之言，例如朱熹的弟子范念德，即曾参加会葬而致夺官。但上述《宋史》的记载的确透露了其时葬礼之寥落，并且反映了朝廷对朱学的压制。
但距朱熹辞世四十年，淳祐元年（1241），南宋的人君——赵昀（1205—1264）却颁布了一道诏书，不只代表理学重大的胜利，且是理学荣枯的分水岭。它如此记载道：
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惇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中兴以来，又得朱熹精思明辨，表里混融，使大学、论、孟、中庸之书，本末洞澈，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朕每观五臣论著，启沃良多，今视学有日，其令学官列诸从祀，以示崇奖之意。【12】
“周、张、程、朱，列诸从祀”系意指孔庙从祀。于私，儒者身后能荣登孔廷，乃毕生至高的尊荣；于公，则是官方宣示对新道统的肯定【13】。
淳祐元年的从祀诏为本次祀典首要的文献，其意义必得详加解读。浮面视之，本次诏书泛及北宋四子与朱熹的从祀事宜，但深析文意，不难发现朱熹才是此次从祀的灵魂人物。以赐爵而言，朱熹早已封“公”【14】，而北宋四子只封为“伯”。其次，此番朝廷褒扬周、张、二程，全然根据朱氏《近思录》与《伊洛渊源录》中所塑造的道统系谱【15】。值得留意的，理宗除了进祀程朱诸儒，并且首黜王安石（1021—1086）孔庙从祀。一升一降，时风易势，不可同日而语。
淳祐元年正代表儒家学术的分水岭。从此，“新学”彻底地式微，取而代之的是沉抑已久的“伊洛之学”，也就是世人习称的“道学”【16】。“伊洛之学”受到压抑，有远、近原因。“远”则是自北宋以来，受制于代表官学的“新学”；“近”则是朱熹及其门人，受到“伪学”的指控，以及政治上“庆元党禁”的迫害【17】。终于在淳祐元年，伊洛学派不止澄清名誉，并且荣登孔廷。
要之，继五代十国之乱，北宋初年国家将养休息，儒学稍稍恢复；庆历之际，“学统四起”，未尝定于一尊【18】。以后则诸家并起，遂有濂学、洛学、关学、蜀学、新学之分。最终代表新学的王安石，缘君臣相得，挟政治优势，遂行所著《三经新义》、《字说》，成为科考定本。其后，虽有新、旧学之争，复有新、旧党的倾轧，均未能撼动新学的官学地位。在新学独擅期间，理学前驱颇受压抑且处境困顿。此一情势迄南宋，朱熹会归北宋理学集其大成，方有改变。
宋主赵昀因对程朱一系的大力支持，致被后世追谥为“理宗”【19】。不止如此，朱熹所塑的系谱影响深远，令得元代所治的《宋史》，必须别立“道学传”以彰显其突出的贡献；而为“道学传”所纳入的儒者，缘身系“道统”，其地位远非其他理学家所可企及。
先是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朱熹的《论语》、《孟子》被立为官学。史弥远（1164—1233）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后，于嘉定四年（1211）复起为相，即积极地拉拢朱门学者，用以弥补他在权力斗争所造成的不良形象；朱熹遂受到褒扬，同时朱门学者的政治及社会利益受到照顾。宝庆六年（1233），郑清之继史弥远为相，朱门学者如真德秀、魏了翁皆位居高位【20】。
而后又值蒙古人大举进攻金人，使宋朝间接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尤其1233年，蒙古人采用耶律楚材（1190—1244）的建议，修建孔庙，无论蒙人真正的动机何在，对南宋的政权而言，此意味蒙人不仅欲在武力和宋人争胜负，同时欲在文化上争取正统地位【21】。为了抵制蒙古人的双重挑战，宋朝政权感到急需一套文化意识形态来团结国内以抵抗蒙人的侵略；于是在理宗宝庆三年（1227），将朱子的《四书集注》全部列为官学；于淳祐元年，理宗下诏将朱熹与北宋四子奉祀孔庙【22】。当然南宋并不因其文化策略而免于最后灭亡的厄运——在1279年蒙古人终究灭了南宋。但这里要点出的是：当时国际政治的折冲无意中助长了朱学的拓展，尤其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将朱注《四书》列为科举取材的范围，造成“道学的独尊”，此一规定一直为后来明、清政府所遵循【23】。因此，在元初以后，朱学便成为科举取士必考的内容。直如清儒事后所言：“宋之真儒，得圣人之旨，诸经略有定说，元明守之，著为功令。”而士大夫之所以能“维持纲纪，遵守节义”，则与宋儒论学攸关【24】。
简之，朱学的兴起或朱门的建立固然参有外缘的政治因素，但唯有掌握了朱学本身有利的竞争质素，才可能解答为什么在诸多学说之中，朱学能够脱颖而出，甚至被选为官学。有关朱熹学说的优势，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朱熹一生所完成大量的经典注作。这些诠释不仅与朱熹自身的学说互相呼应，而且成为后人研习经典必经的梯阶；也就是说，朱熹一方面借着诠释经典的方式来支持自己学说的立足点，另方面他的诠释又成为后人了解经典的重要依据。策略上，朱子很巧妙地把他的学说与注经工作相辅为用，从而强调读书对修身的重要性，使研习朱学的人很容易“有迹可循”【25】。
况且，朱熹所倡导的教育制度，对理学的传播甚有裨益。朱熹系推动南宋书院的关键人物，他所建置的书院成为道学的传播中心；经由他的仿效者，理学得以散布至士人阶层【26】。即使下迄明代，书院的性质有了变化，但明中叶新出现的“讲会”组织，随即成为新兴理学的催化剂【27】。
南宋理学最终虽然汇归为一，原初却相当多元；朝廷厚爱朱熹有余，连他的论友——湘学张栻（1133—1180）、浙学吕祖谦（1137—1181），也都在理宗景定二年（1261）获升列从祀。朝廷所持理由是二氏与朱氏“志同道合，切偲讲磨，择精语详，开牖后学，圣道大明”【28】。惟朱熹的劲敌——陆九渊（1139—1192）则迟迄明嘉靖九年（1530），因阳明门人薛侃（1486—1545）之请，方得入祀孔廷【29】。至于讲求事功、近乎功利的永嘉、永康学派的叶适（1150—1223）、陈亮（1143—1193），因处于绝然的对立面，则全然不得其门而入【30】，可见朱学之专擅。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俗语，正是理学发展的写照。南宋的“道学”，代表理学的胜出与统合。但逮有明，理学再次分化。明儒陈献章（1428—1500）与王守仁（1472—1528）的崛起，导致“学术三分天下”：有宗献章者谓“江门之学”、有宗守仁者论“姚江之学”，胡居仁（1434—1484）则墨守程朱一系。代表三方势力的儒者于万历十二年（1584），均获从祀【31】。《明史·儒林传》便证言：“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嘉（靖）、隆（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32】这一段话自是着眼新学流行而发，但基本上，朱学并未失去官学优势的地位。尤其清初，陆王心学骤成明亡的代罪羔羊，朱学随即恢复绝对的优势。
在论学的旨趣上，理学伴随政治气候的变化，由有宋一朝的“得君行道”往明代的“觉民行道”推移，此不啻是理学往下扎根的趋势，而与广大庶民有了直接的接触【33】。此外，西方汉学家近年强调南宋以降有所谓士人“地方的转向”（local turn），可备一说【34】。
其实，理学向社会底层渗透的动作，早透过启蒙读物进行培育的工作，例如：《三字经》成篇于南宋末年，系传统中国最广为传诵的儿童教本，今人犹能朗朗上口。该书极尽巧思，以“人之初，性本善”三字成言的句式，涵盖无比的内容；毋论传统伦理的“三纲五常”，以及名物度数，甚至与理学甚有关联的：如“孟子升格”【35】，象征“进四书退五经”的经典轮替【36】，以及博得后人称誉“袖里《通鉴纲目》”的史识【37】，在在均透显朱学的踪影。
另方面，统治者自然不会放过理学作为辅助治理的价值。明、清两代的《圣训》、《圣谕》或《圣谕广训》即融入理学成见，要求官员朔望与民宣讲，期能“化民成俗”【38】。此举即由理学家的“乡约”转手而致。原来理学家固以成德自期，但体会到必得师友挟持，方足奏效，由是有扬恶发善的“乡约”产生。要之，自朱熹抉发“吕氏乡约”以来，理学家从不忘情在周遭或地方成立“道德社群”，彼此惕厉互勉【39】。王守仁、吕坤（1536—1618）、刘宗周（1578—1645）、陆陇其（1630—1692），诸大儒无一例外。统治者则自明太祖以下，包括清圣祖皆起而效之，援为己用。康熙皇帝乃至热衷“理学真伪论”【40】。拟集“治统”、“道统”于一身，不能不说是理学熏陶之成功【41】。
这看在以反清复明为己志的王夫之（1619—1692），自然焦急万分；他不禁破口大骂：历史上那些扶助异族王朝的理学家乃是“败类之儒，鬻道统于夷狄盗贼”【42】。他又评道：
乃至女真、蒙古之吞噬中华，皆衣冠无赖之士投幕求荣者窥测事机而劝成之。廉希宪、姚枢、许衡之流，又变其局而以理学为捭阖，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游士之祸，至于此而极矣。【43】
在这段文字中，王氏指桑骂槐的用意再显豁不过。王氏去世于康熙三十一年（1692），《读通鉴论》完成于他辞世前一年。他对康熙运用儒家文化来支撑他的统治必定有所知悉。所以王氏对历史上征服王朝的谩骂，在现实上是有所指的。至于说“以理学为捭阖，使之自跻于尧、舜、汤、文之列，而益无忌惮”，更是他对清初政权的讽刺，表现得露骨无遗。
总而言之，自朱熹开启“理学的黄金时代”，道学或广义的理学成为帝制中国意识形态的指导方针。在道、学、政方面仿佛连体婴，互相连结，呈现“三位一体”的状态。历史上虽有程朱、陆王两大阵营的抗衡，但整体而言，理学成为南宋以下主流的思潮，则是不争的事实。连朱熹的劲敌——陆九渊亦言“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44】。明儒冯从吾（1556—1627）便揄扬“国朝以理学开国”【45】。明朝究竟是否以“理学开国”，值得商榷。但有明一代，理学盛行却是事实。黄宗羲（1610—1695）便证言：“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46】黄氏所谓的“讲学”便是参究性理之学。
可见宋明理学在传统社会所发挥的规范作用，不容小觑。民初教育家蔡元培（1867—1940）便概括言道：
自汉武帝以后，儒教虽具有国教之仪式及性质，而与社会心理尚无致密之关系。……及宋而理学之儒辈出，讲学授徒，几遍中国。其人……演绎之于日用常行之私德，又卒能克苦躬行，以为规范，得社会之信用。其后，政府又专以经义贡士，而尤注意于朱注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于是稍稍聪颖之士，皆自幼寝馈于是。达而在上，则益增其说于法令之中；穷而在下，则长书院，设私塾，掌学校教育之权。或为文士，编述小说剧本，行社会教育之事。遂使十室之邑，三家之村，其子弟苟有从师读书者，则无不以四书为读本。而其间一知半解互相传述之语，虽不识字者，亦皆耳熟而详之。虽间有苛细拘苦之事，非普通人所能耐，然清议既成，则非至顽悍者，不敢显与之悖，或阴违之而阳从之，或不能以之律己，而亦能以之绳人，盖自是始确立为普及之宗教焉。斯则宋明理学之功也。【47】
蔡氏的叙述扼要地交代了理学如何透过科举与教育渗透到基层社会，而普及为百姓的道德规范。
有趣的是，连清代的异族人君，亦争先恐后支持理学不遗余力。清圣祖、清高宗祖孙，一方面竞相贬抑宋理宗对“理学”的尊崇。康熙便取笑：宋理宗虽“以不得与朱子同时为憾，续编书之以见向慕正学之切”，但不得大行其道，是故皆为掠美虚论【48】。其皇孙弘历更追声附和，理宗固然“表明正学，崇信周程张朱，为有功于名教”，惟不掩其“昏庸之罪”，挞伐尤为严峻【49】。
另方面，嘲讽的是，康、雍、乾，祖孙三代却丝毫不落人后，以“锦上添花”的策略，对“朱学”赋予无以复加的尊荣。圣祖以天子之尊，表彰理学，深信“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宏巨”，遂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超擢朱熹升配孔庙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50】，并下令编纂《朱子全书》、《性理精义》，并亲自为之序【51】。其子世宗则继志述事，于雍正二年（1724），大举进祀孔庙，其中程朱学者竟达十三位之多，而陆王学者则完全摒除在外【52】。
简之，理学之所以成为宋明的显学，绝非偶然；它经历了宋、明、清不同阶段的发展与考验，即使蒙受政治的压抑【53】，依旧能与时俱进、历久弥新，成为传统社会主流的道德思想。理学之成为有宋之后的道德思维的准则，就如同传统儒生的认识：“（夫）天下有性学，而后有纲常。有纲常，而后人道不至于澌灭。”【54】
尤其稍后的乾嘉学术固以考据学著称，但在道德观上仍以理学为尊。胡适（1891—1962）于检讨清代学术的总成绩，对清朝学者有极透彻的观察：
他们尽管辛苦殷勤的做去，而在社会的生活思想上几全不发生影响。他们自以为打倒了宋学，然而全国的学校里读的书仍旧是朱熹的四书集注，诗集传，易本义等书。他们自以为打倒了伪古文尚书，然而全国村学堂里的学究仍旧继续用蔡沈的书集传。三百年第一流的精力，二千四百三十卷的经解，仍旧不能换朱熹一个人的几部启蒙的小书。【55】
故考据学基本上乃是学问的一种类型，仅止少数学者的专门之学，对士子、百姓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在道德意识的层面尤为如此。明代的儒者欧阳德（1496—1554）说：“圣门之学，以德行为务，才涉训诂，便落第二义。”【56】这应是理学家的共识。即使迈入考据学的盛世，清初大儒黄宗羲亦开示学者“说经则宗汉儒，立身则宗宋学”【57】。此处的“宋学”即指“义理之学”。毋怪尔后朴学大师的惠士奇（1671—1741）也标榜：“六经尊服（虔）郑（玄），百行法程朱。”【58】呈现学、行两橛的样态。这与日人山井涌对戴震（1723—1777）的分析，不谋而合。山井教授说：“戴震以汉学治学问，生活的指针却是宋学。”【59】
因此迄清末，尚不乏“世以理学传家”的士族【60】。证诸前些时赴皖南参访，尚可目睹历经劫难的祠堂、学院，堂内有残存“程朱一脉”、“道学名家”的题词【61】。进入宗祠，朱熹“忠孝廉节”的集字题词，立刻映入眼帘【62】，显示理学的渗透力，不只是庙堂上“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同时也走入地方街坊、家门、厅堂、书房，甚至私密的卧室，而成为“齐家修身”的指南。但不容讳言的，此一阶段业已是“理学黄金时代”的余晖。此一趋势，直迄清末遭遇两千年未有之变局，方才改观。取而代之则是新世代的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