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墨子》，是中国文化中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寂寞的书。
鲁迅先生说：伟大也要有人懂。而伟大的《墨子》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沉默了两千年。长时间在黑暗中的沉默，不仅影响了对其深层思想的诠释，甚至影响了对其浅层语言的理解，而且，也限制乃至取消了其对中华文化建构的发言权，墨子的思想与精神只好潜伏在中华文化的潜流之中，或沉默，或偶尔嗫嚅着发出微弱的声音。
然而，历史是公平的，一部真正伟大的作品可以暂时寂寞，但不会永远寂寞，终究会迎来发言的机会，而且，这一发言必然是黄钟大吕，天下耸动。转机来自于传统文化的变革。西学东渐的历程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为古老的中国文化打开了新的视野。新的目光触及到了黑暗中的《墨子》，才惊讶地发现，它原本就焕发着夺目的光彩。
在清末，有一批认识了西方的学者对墨子作出了新的判断。邹伯奇提出了“西学源出墨学”的说法，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历法、算学等，都导源于《墨子》，并曾经依墨子的理论做过小孔成像的实验，制造过望远镜与我国历史上最早的照相机。张自牧在论说了墨家科技成就后说“墨子为西学鼻祖”。王闿运认为《墨子》是西方宗教的源头，如佛家之释迦牟尼、基督教之耶稣都无官位俸禄而被奉为圣师，当受惠于墨学。郭嵩焘认为耶稣视人如己的教义正是墨家兼爱的意思。黄遵宪则从五个方面来论述这一命题：即西方的人权源于墨子的尚同；西方的独尊上帝源于墨子的尊天明鬼；西方的平等博爱源于墨子的兼爱；西学物理发达，源于《墨经》；西学长于器械制造，源于墨学备攻乃至于墨子造纸鸢之术。甚至得出“至于今日，而地球万国行墨之道者，十居其七”的结论……我们并不否认这些说法有“数人之齿，而以为富”（《墨子·公孟》）的心理，但也要承认他们显然拥有了新的目光，并发现了墨子的价值。
在戊戌变法到五四时期，学人逐渐抛开了前者的夜郎心理，但对墨子的推崇却有增无减。《民报》创刊号卷首列古今中外四大伟人肖像，以墨子与黄帝、卢梭、华盛顿并列，被尊为“世界第一平等、博爱主义大家”。梁启超针对当时的国情，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的口号。爱国志士易白沙说：“周秦诸子之学，差可益于国人而无余毒者，殆莫过于墨子矣。其学勇于救国，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精于制器，善于治守，以寡少之众，保弱小之邦，虽大国莫能破焉。”谭嗣同更为墨子精神的实践者，他不仅“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而且能舍生赴死，慷慨就义，甘愿成为变革中不可避免的牺牲……
中国历史与中国文化崭新的一页，是伴随着墨子的被重新“发现”而缓缓打开的。
一 墨子、《墨子》与墨家
历史总会给人留下种种的遗憾：对于墨子这样一个伟大的人，我们直到现在却依然所知甚少，甚至连他最基本的姓氏也难以确定。如元代伊世珍在《琅嬛记》中引用《贾子说林》，称墨子并不姓墨，而是姓翟，因其母亲分娩前曾梦有乌鸦入室，醒来就生下了墨子，故取名为“乌”；清代周亮工《因树屋书影》卷十亦持此论；钱穆则认为墨子之所以叫墨子，是因为他是受了墨刑的囚徒；而胡怀琛与卫聚贤则认为他是印度人或阿拉伯人。这些奇怪的说法都表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墨子的生平资料太少，其真实的面貌已经被湮没在茫茫的历史沙尘之中。而我们对于墨子的论述，只能依据学术界大体认可的说法来介绍。
一般而言，人们认定，墨子姓墨名翟，出生地在今山东滕州，当为春秋战国之际的鲁国人（亦有学者坚持其为宋国人或楚国人）。他是宋襄公之兄公子目夷的后代，此人因封于目夷，故名目夷子，而目夷原为商朝所建的同姓小方国，即在今滕州市内。
墨子的生卒年也是一个研究界莫衷一是的问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或曰并孔子时，或曰在其后”，可见司马迁也已经不能知道墨子确切的生卒年了。而据学者的研究，大致可以推定墨子生于公元前480年左右，卒于公元前390年左右。大约相当于孔子逝世后，孟子出生前的时代。
墨子的身份据其《贵义》中的记载，可知地位当较低微，《墨子·鲁问》、《韩非子·外储说左上》里均曾记载墨子造车辖的事，后者甚至载其制木鸢，能在天上飞一天，由此可知，他也许曾从事过手工业，而且是一个能工巧匠。
当然，他的一生行事虽然没有明确的文献记载，但我们从《墨子》一书中便可以看到大概。他与孔子一样，以救世解纷为己任，立说授徒，周游列国。他平生足迹所至，曾向北到达齐国，向西到达卫国，多次游历楚国，到过郢都，到过鲁阳；亦曾劝阻鲁阳文君的攻郑，说服公输盘的谋宋等。而且，他还多次推荐自己的弟子去做官，以此来推行自己的思想。
《墨子》一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共有七十一篇，然而，现存的《墨子》已然不全了，只剩五十三篇。其中，有八篇有目无文，另有十篇既无目，亦无文。不过，可以知道均当为城守各篇的内容。
据先秦诸子的成书惯例，我们可以推测，《墨子》一书也并非墨子一人所作。但是，具体哪些篇目是墨子所作，学术界还颇有歧见，但大体上，比较通达的是任继愈的看法，即从《尚贤》到《非儒》的十一组二十四篇当是墨子当年系统讲解自己的学说，后为弟子记录整理而成的；而《耕柱》、《贵义》等五篇则相当于墨子的语录，都可以当作墨子的著述来看。不过，像《经上》等《墨经》六篇、《亲士》等七篇及《备城门》等城守各篇则或为墨子弟子整理，或为墨家后学记录，如果都看作墨子的作品也未尝不可。
据《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以此可知，在那个百家争鸣的辉煌时代，墨子所创立的墨家学派声势之浩大，超法逸道而直与儒家相抗衡。
《淮南子·要略》中说，墨子曾学儒者之业，授孔子之术，可见其最初是曾师孔学儒的，但是他对于孔子所主张的繁文缛节极为不满，故另为立说，从而走上了与儒学针锋相对的道路，他在产生之初就有与儒家争衡的意味。而且，其迅速崛起也当与其时之生产条件与社会关系有关。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的影响越来越大，弟子也日益增多，从而形成了显赫的墨家学派。
《吕氏春秋·当染》记载，儒家与墨家“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又其《不侵》中说：“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这说明此时的墨家势力很大，然而，墨子弟子的情况却很少见于载籍，孙诒让的《墨学传授考》用尽心力，在《墨子》一书及先秦典籍中才钩沉出三十余人。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不但把孔子列入世家，而且为孔子的弟子单独写了列传，可墨子本人也只有寥寥二十四个字，遑论墨家弟子。此后，墨家的宗教色彩越来越浓重，作为当世之显学的墨家，在秦代焚书坑儒的文化摧残之后，便也宣告衰落，而且，到了西汉，儒家复兴，墨家却未能东山再起。从这时起，一代之显学便成为了千古之绝学，退入了漫长的黑暗之中。
二 《墨子》的主要内容
《墨子》一书的内容极为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体现墨家核心思想的文字：即《尚贤》以下二十三篇专题论文中的十大主张，此前的《亲士》七篇所反映的思想都可以在其中找到更详尽与全面的论述，而《耕柱》、《贵义》等五篇虽零散，但所论也不出这些主题的笼罩。
这十大主张又大致可以分为四类：
一是伦理思想，也是墨子学说的理论基础，即兼爱。
墨子认为，当时的整个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问题，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家与家之间的相互掠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攻伐，乃至于君臣间的不忠诚、父子间的不慈孝、兄弟间的不和睦……其最为核心的原因就在于人与人之间没有一种无差等的爱，如果人们能够做到兼爱，那么就会“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凡天下祸篡怨恨可使毋起”，从而达到天下的大治。而如果世人都兼爱了，就会互利互惠，并因此而达到非攻；因兼爱天下百姓而讲节用、节葬和非乐，并用天志说来限制人的浪费；以明鬼为推行兼爱的手段，并打破天命论对于兼爱的阻碍。
其实，儒家也是讲“爱”的，所谓“仁者爱人”即为此意，但儒家的爱是以“亲亲”为基础的，是有差别的，而墨子的兼爱却是无差等的爱，是所有的人之间互相平等的爱。虽然，也许我们会觉得这种理论空想成分过多，但是，却也不得不承认，爱，永远是人类烟水苍茫的历史长河中熠熠闪烁的粼粼波光。
二是政治思想：即尚贤、尚同、非攻。
一个社会的政治状况虽然受生产力状况与社会发展状况的制约，但是，统治者与各级当政者的个人品质及特点也无疑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所以，一种政治体制，其最为核心的政治活动便是官吏的选拔。而墨子所认定的“为政之本”就是尚贤，他的尚贤极为彻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等级观念，唯贤是举。仅此而言，其思想之高远与宏达已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思想家。更何况墨子在此篇及后边的《尚同》篇中也隐约表达出帝王也当由此途径而出的意思，这更是石破天惊之论，有人把他当作西方民主政治的前源也不足为怪。当然，此后墨家学派之所以从显学而变为绝学，这也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因为这从根本上危及了统治者的地位。
尚同则是要讨论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墨子认为一里之人要统一于里长，一乡之人要统一于乡长，一国之人要统一于国君，而天下之人要统一于天子。正是在这样的政治幻想中，墨子把全天下组织成了一个纲举目张、有条不紊的系统。只要能够达到以上级的是非为是非，就会统一而不会产生混乱，这一主张也反映出墨家理想化而又简单化的大同愿望。当然，墨子也考虑到了这种主张理论上的漏洞，所以，要联系他的尚贤论与天志论来理解。从兼爱观念出发，在政治思想上，墨子还极力主张非攻。我们知道，在墨子生活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恰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为频繁的时期，而墨子不仅从他的理论基石——兼爱出发，也从当时的社会现实出发，充满愤怒地论述了攻国之不义，并以层层深入的比喻来论证“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荒谬。不过，我们还应当看到，墨子并非迂腐的说教者，他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现实极为清醒，他知道只凭借道德上的良好愿望与自律幻想是不可能阻止战争的，所以，与他非攻相辅而行的还有他卓越的军事主张。
三是经济思想：即节用、节葬、非乐。
其实，如果可以脱略主张的具体内容而只抽象看待的话，墨子的主张中，最有永恒意义并在每个时代都有可行性的便是节用。这其实也是他经济思想的核心。而就墨子所处的时代而言，节用的主张亦更显得重要。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人类所能创造出来的生活物资较少，提倡节约在某种程度上就相当于在创造价值。基于此，墨子认为，人类所有的消费，都应该以满足最为基本的自然需求为限，如食能果腹，衣可御寒，杜绝一切无益实用的消费。其实，这也是针对儒家的各种繁琐规定而发的。
节葬算是节用的一个分支，不过，儒家厚葬久丧之礼过于不切实用，却流风所及，遍被士林，所以墨子将此单独提出详为论列。儒家的厚葬久丧在墨子看来，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浪费。所以，墨子针锋相对提出节葬的主张，对于保存当时社会的生产力、增进社会财富而言，是极有意义的。而且，相对于儒家的主张，墨子所说的“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犹尚有节；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独无节于此乎”，显得如此剀切而通达。
非乐其实是节用的外化。当然，从其行文中可以看出，墨子并非不能欣赏音乐的美，他的这一主张其实有很深远的考虑，那就是在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王公大人对于声乐之美的追求，只会造成“亏夺民衣食之财”的后果。这不但是当时社会物质生产极端匮乏下的一种无奈之举，也是墨子对于当时社会的两极分化的一种批判。因为，统治者在衣食无忧情况下的沉湎声色，是以民众的牺牲为代价的。
四是宗教思想：即天志、明鬼、非命。
如果说兼爱是墨子从人世间筛选出来的理论基石和核心的话，那么，天志观则是墨子思想的原动力，是逻辑起点。他认为，上天是有意志的，而其意志主要表现为“天欲义而恶不义”和“天之爱天下之百姓”。其尚同、兼爱、非攻等思想的推理无不以此为起点，而尚贤、节用、节葬也都通过圣王而间接源于此。
明鬼的论点也体现出墨子以唯心主义的外壳来装饰其改造社会的良苦用心，他不过想借此来整顿社会秩序。他天真而且很可爱地设想，如果所有的人都能相信鬼神可以施福降灾、赏善罚恶，从而为全社会产生一种共同的约束力，就能达到天下大治。但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个说法本身已经暴露了他对于鬼神存在的怀疑。
非命的观点是在与儒家的争辩及社会生活的实践中提出的：儒家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对于广大的民众而言是一针麻醉剂，也是墨子所说的“繁饰有命，以教众愚朴之人”的阴谋；同时，天命思想在社会生活中也体现出其消极的特点，对于人类的创造性有深深的损伤。而墨子在社会生活中是一个态度积极的人，他认为，所有的事情，之所以做得好，是因为个人的努力，只有每个人都尽力了，社会才会发展。在后边的《鲁问》中，记载了墨子与其弟子彭轻生子的一段对话，就可以看出墨子对于人类自己努力的自信，这也正是人类能以自在的状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所必须的强烈自信。
其次是《墨经》所包含的与社会科学乃至于自然科学有关的知识。这一部分内容十分复杂，仅以谭戒甫的《墨经分类译注》为纲，即可分出十二种学科门类，何况此书并未包括《大取》、《小取》二篇。《墨经》代表了先秦时代在各个学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成就令人极为惊讶。如其在自然科学上所取得的成就，杨向奎曾评价说：“一部《墨经》，无论在自然科学哪一方面，都超过整个希腊，至少等于整个希腊。”
第三类是其军事思想。墨子十大思想中最为主要的是兼爱和非攻，但是，墨子并非当时以为礼乐便可安国的腐儒。对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墨子是极为清醒的，他清楚地知道，反对攻伐，仅仅靠道义的感召与理论的说服远远不够，正如鲁迅所说“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所以，一个和平主义者，也要有坚强的力量来作为和平的保障乃至于砝码。因此，《墨子》自《备城门》以下，全是有关军事的内容，这些篇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部杰出且实用的“墨子兵法”。
三 对《墨子》的研究
从墨家以清新嘹亮的声音加入百家争鸣的大合唱时，就开始有人对其进行了研究。如孟子指责墨子兼爱的主张是“无父”，故诋之为“禽兽”，但也承认其“摩顶放踵利天下”的行为；荀子批评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庄子在其《天下》篇中，论述墨子“意则是，其行则非”，然而，也充满同情地说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将求之不得也，虽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汉代司马迁父子、王充、班固等人也均对墨子发表了意见。
墨子之后大致五百年，西晋学者鲁胜曾对《墨子》中的《墨辩》四篇进行了注释，此书是中国历史上可知的最早的《墨子》注本。虽然此书现已佚失，但其序还保存在《晋书》中。此后又经过了四五百年，在唐代产生了乐台的注本，但也早已失传。
唐代以继儒家道统为己任的韩愈曾写过《读墨子》一文，其文竟有“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之语，其实是有深远的考虑的，清代学术大师俞樾有“乃唐以来，韩昌黎外无一人能知墨子者”之语，亦得其实。
不过，对《墨子》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清代开始的。清代初期，傅山做《墨子大取篇释》，虽仅对《墨子》中的《大取》一篇进行训释，却成为清代墨学复兴的第一箭阳光。此后，文学家汪中曾用六年时间校注《墨子》，当有所获，可惜其书却未能流传，而据其所流传下来的《墨子序》与《墨子后序》可以看出，他“不但为墨子辨千古之枉曲，而且把儒墨显学并称的历史首先指示出来，一扫二千年来异端的诬蔑”（侯外庐语）。几乎同时的毕沅在几千年的历史中，第一次对《墨子》全文进行了认真而富有成效的注释与读解工作，其十六卷的《墨子注》也成为《墨子》整理史上承前启后的力作。到了清代后期，终于产生了《墨子》整理史上空前的巨著：孙诒让的《墨子间诂》。此书以毕沅的《墨子注》为蓝本，以清代四十余家研究墨子的著作为参照，详为推考，以数十年功力，成此两千年墨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说：“大抵毕注仅据善本雠正，略释古训；苏氏（即苏时学）始大胆刊正错简；仲容（即孙诒让）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其《附录》及《后语》，考订流别，精密间括，尤为向来读子书者所未有。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述，亦此书为第一也。”
据统计，清代大致有六十种墨学研究专著，而现代的三十年就产生了大约一百种，数量激增，研究的质量也很高。就拿全书整理本而言，就出现了两部极有特点的全注本。一是张纯一的《墨子集解》，此书为作者积十数年之功写成的，他吸收了孙诒让《墨子间诂》未及收入的成果及其产生后问世的成果，并能参以己意，时有新说，于句意、段意和篇意有通达的解说与发挥，虽然校勘粗略，但材料宏富，解说尤详。二是吴毓江的《墨子校注》，此书最大的功绩在于校勘，作者积二十年之功，对于现存的古代《墨子》版本，几已网罗无遗，共用一种唐本、十四种明本、两种清本，此外还多从类书与古注中搜集引文以作比证，进行了孙诒让、王念孙诸人所未措意的文字校勘问题，全书后也有丰富的附录资料。而岑仲勉的《墨子城守各篇简注》则生面别开，以《孙子兵法》为背景来评价墨子城守各篇的军事价值，并能结合后世器具实物、古代兵书与兵图、古代战例来解释书中的各种器物。
建国以后，墨子的研究更是蓬勃开展，据统计约有二百种研究专著问世。其中，在《墨经》的整理方面有谭戒甫的《墨辩发微》与《墨经分类译注》、高亨的《墨经校诠》等。而在《墨子》全书文本的训释上，王焕镳耗十年心血而成百万言的《墨子集诂》成为《墨子》笺注史上又一部集大成的巨著，其书除去了《墨经》六篇与城守各篇，仅释所余之三十六篇，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底本，并参照其所能搜罗到的诸家意见，择善而从，间出己意，不但是《墨子》整理史上引书最多的一家，而且，在校释上也多有发明。
四 本书的整理情况
本书为《墨子》的一个选本。但由于《墨子》一书的特殊性，此选本在某种程度上亦有全本之功。如《墨子》卷一从《亲士》到《三辩》的七篇及《耕柱》、《贵义》等五篇都全部入选，不做删节。而中间从《尚贤》到《非儒》的十一组中，每组均有三篇文章，内容基本相同，甚至措辞与事例都极相近，故被学者认为是“墨分为三”后弟子传述不同的结果。因此，这十一组文章，仅选其最为完整明晰的一篇。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如《非攻》，本来《非攻中》论述更为全面，但《非攻上》之行文简洁严谨，层层设喻，是最典型的墨子文章，故舍“中”而选“上”；再如《节葬》、《明鬼》、《非乐》、《非儒》四组都各仅存一篇，故无可选择。《墨经》内容庞杂，涉及了许多专业知识，且研究界也歧见迭出，故仅选其与光学有关的八条，以见一斑而已。城守各篇亦多涉及防守的方法与器械，疑晦难明处很多，故仅因《公输》之云梯而选《备梯》一篇以尝鼎一脔。
本书以王焕镳的《墨子集诂》为底本，因其书为集解性质，故所收极为丰富，一册在手，众善毕集，可以参照诸家，择善而从。而且，王之按断亦多精义，许多前人莫衷一是的问题，他都有别具手眼的考论。当然，也有个别地方似未得当，则参酌吴毓江《墨子校注》或张纯一《墨子集解》甚至孙诒让《墨子间诂》正之，偶尔也参以己意。此外，谭家健的《墨子选译》严谨而得当，故亦有所取资。
关于正文。一般情况，正文以底本为主，不作改动，以尊重原貌。
有两种情况则在正文上直接改正而不作说明：一、王焕镳《墨子集诂》乃以孙诒让《墨子间诂》为底本，若孙本印误，王仍存其旧，仅在注中说明者，则改之；二、孙本又以毕沅《墨子注》为底本，毕本有不少无意之舛误，孙本与王本仍之而未改者，亦改之。
另有一种情况，即正文文字明显有误，研究者亦多指出者，如有确切的版本依据，则改动正文，并于注中说明。
如果有研究者对一些文字有新的看法，虽近真却无版本依据者，不改动原本，只在注中说明当改为某某，译文也以校改后的文字为准。
关于注释。本书的注释尽量简明，一般通过译文可以了解的字词，便不再作注；一般性常识，如墨子常常引及的古代贤君与暴君的事例，在第一次出现时加注，其后则不再加注，个别前详后略，以助阅读。
故本书之注约有五种：一是难字需注音者，二是难理解的字词与文化常识性的内容，三是难理解的语句需串释者，四是通假字，五是校改说明。
关于译文。为忠于原文，本书译文以直译为主，同时也尽量做到晓畅通达。而且，一些字词并未设注，实在译文中已有所体现；而个别语句极为复杂者，译文仍以直译为之，难解之处则在注中说明，以助理解，并使注与译可以交相为用。
此外，全书正文对话与引用层次繁复，为避淆乱，仅后六章因多用对话，仍加引号以清眉目；其余论说之文在各段对话与引用前均有相应提示语，不用引号亦可明白，如用引号，反徒生滋扰，故均从王焕镳书例不加引号标识，译文亦从之；但此类正文中有明确出处者有加引号，以明引用起止。
最后，此书的完成，除前文所及外，还借鉴了墨学研究界众多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任继愈《墨子》、杨俊光《墨子新论》、邢兆良《墨子评传》、苏凤捷、程梅花《平民理想——〈墨子〉与中国文化》、郑杰文《20世纪墨学研究史》等；而且亦幸得张廷银老师的帮助与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容有未当之处，期待读者与专家的批评指正。
李小龙
乙未秋于京师家园四相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