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1]、“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2]，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3]、“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4]，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
【注释】
[1] “泪眼”二句：出自南唐词人冯延巳《鹊踏枝》：“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2] “可堪”二句：出自北宋词人秦观《踏莎行》：“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 驿寄梅花，鱼传尺素。砌成此恨无重数。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
[3] “采菊”二句：出自东晋诗人陶潜《饮酒》第五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4] “寒波”二句：出自元代诗人元好问《颍亭留别》：“故人重分携，临流驻归驾。乾坤展清眺，万景若相借。北风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郁峥嵘，了不受陵跨。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怀归人自急，物态本闲暇。壶觞负吟啸，尘土足悲咤。回首亭中人，平林淡如画。”
【译文】
境界可以分为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两类。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这一类句子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有我之境；而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一类句子，就属于无我之境了。有我之境的特点在于从“我”也就是个体的角度去观察外物，因此被观察的外物也就带上了观察者个体的色彩；而无我之境的特点在于将作为个体的“我”融合在群体之中，因为失去了作为“我”的特殊性，所以也形同一物，这时候观察与被观察的双方，仿佛二物相对一般，所以也就分不清哪个是“我”哪个是物了。古人写词，大部分写的是有我之境，但也未必不能写出具备无我之境的作品，关键是需要那些具备天赋卓异的词人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创造了。
【评析】
此则在手稿中原居第三十三则，与论境界说之第三十一则与论造境写境之第三十二则，本连贯而下，从手稿中择录并发表于《国粹学报》时，这三则也被整体置于词话前部，王国维试图全面建构境界说的想法，至此而得到充分落实。
在王国维境界分类中，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是十分重要的一组，侧重于由观物方式的不同而带来的境界差异。所谓有我之境，强调观物过程中的诗人主体意识，并将这种主体意识投射、浸染到被观察的事物中去，使原本客观的事物带上明显的主观色彩，从而使诗人与被观之物之间形成一种强势与弱势的关系；所谓无我之境，即侧重寻求诗人与被观察事物之间的本然契合，在弱化诗人的主体意识的同时，强化物性的自然呈现，从而使诗人与物性之间形成一种均势。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都是从物我关系而言的，并非是“有我”与“无我”的绝对有无之分，因为无论何种观物方式，“我”始终是存在的，无“我”便无法展开真正的观物活动了。但观物过程中，“我性”与“物性”之间的强弱关系确实存在着不同，王国维分类而言，是有着深厚的创作基础的。
无我之境中的主体意识仍是存在的，只是这种主体意识带着一定的普泛性，所以不对具体外物发生支配性的作用而已。因为个体意识的退隐，此时之“我”几乎等同于一“物”，故“我”观“物”，“物”亦观“我”，彼此是一种互观的状态。王国维举了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和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诗句来作为无我之境的典范，即意在说明悠然采菊的陶渊明与南山之间是互相映衬、彼此点缀的关系；而在澹澹寒波与悠悠白鸟的背后，同样立着的是一个与此情景宛然一体的观物者。在这样的一种境界中，具体的物我之间没有矛盾，不形成对立，强弱关系淡漠了，物性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体现。
有我之境中的主体意识十分突出，王国维虽然没有对主体意识的具体内涵作出说明，但从他所举的冯延巳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和秦观的“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词句来看，明显是侧重于悲情的表达了。冯延巳词句中人与花的矛盾，秦观词句中人与孤馆、春寒、杜鹃、斜阳等的矛盾，都尖锐地存在着。所以词中的意象无不渗透着词人的情绪，或者说词人的情绪完全洒照在这些组合意象之中。词人的情绪覆盖了物之质性，而且这种情绪的产生有着明确的具体情境，是很难易人易地重复产生的，故不一定带有普泛性。
王国维不仅区分有我与无我之境的不同，同时也隐含着两境的高下之分。有我之境乃多数人可为，而无我之境则有待于“豪杰之士”的“自树立”。有我之境表现的乃一时个别之人生，无我之境表现的则是普世万古之人生。盖观物方式的不同根源于诗人胸襟、眼界的不同，如何在弱化“我性”的前提之下，将“物性”最大程度、更为本质地发掘出来，从而更深刻地表现普适之情性，这是王国维悬格甚高的一个创作理想。从话语和内涵上来考察，王国维对于两种观物方式的区分应该是受到了宋代邵雍的影响，而无我之境更是明显带有庄子“丧我”、“忘我”的思想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