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凡选本都是选者心目中被选者及其作品的影像。

在我的心目中，小说家蒲松龄（1640—1715）活泼泼的面影是这样的：

他出生在一个亦儒亦商的家庭，出生时家境败落，正赶上明清易代之际。清兵的屠杀，流民的动乱，各种自然灾害的丛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虽然从小身体欠佳，他却长得高大魁梧，一副山东大汉的模样，大概有点儿丑，他说自己“耸肩缩项，如世钟馗”。

他才华横溢，开朗，乐观，也很执着。像当时的读书人一样，他立志通过科举考试当官建功立业，但命运没有眷顾他。从19岁考中秀才，每逢乡试他必参加，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即使有了儿孙，带着儿孙仍继续无望的努力，晚年终获得了个“安慰奖”——当了贡生。科考的失败于他是一辈子的心痛。他做梦都想“得何时化作风鸢去啊，看天边怎样”。晚年对儿孙说：“无似乃祖空白头，一经终老良足羞”。

由于贫贱，他也向往发财，这大概同他父亲亦儒亦商的家庭背景有关。他不避讳于此，在给灶王爷的祭词中说：“倘上方见帝，幸代陈词：仓箱讨得千钟黍，从空坠万铤朱提。”

他热情好友，爱花，喜酒，说“有花有酒春常在”。

由于“少羸多病”，也由于齐鲁的文化环境，他从小坐禅信佛，喜道又爱好幻术，但这没有影响也未曾动摇他的根本——儒家思想。

他喜欢交游，曾组织“郢中诗社”，与当时诗坛盟主王渔洋有些交往，却终因生活在穷乡僻壤，周围缺乏真正可与比肩对话的知己而苦闷，痛苦。由于是一个穷秀才，“食贫衣俭”，他感同身受底层农民的生活压力，常说：“粜谷卖丝，以办太平之税；按限比销，惧逢官怒。”

由于生活所迫，他当了一辈子私塾先生，大概从30岁左右起，一直干到70岁才撤帐归家。教师生涯隔绝了与世俗社会的沟通，让他更感到孤独寂寞，更耽于浪漫和幻想，却也在私塾的闲暇中，把充沛的救世热情，对知音的渴望，对于真善美的追求，释放到文学的天地里。

他一生杂学旁收，知识渊博，各种文学体裁都“冠绝当世”，得心擅场。他自负者有三：一是八股文，不过在当日无人赏识，后来更是随着历史的烟尘被人遗忘。二是俚曲，多是为东家祝寿之作，由于方言和俚俗，虽然为民间文学的绮丽，知者也不多。三是笔记小说《聊斋志异》，当日就不胫而走，后来更是家喻户晓，这部“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的著作，奠定了蒲松龄这个老秀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

《聊斋志异》把中国传统的谈狐说鬼的文化发挥到极致，可称是文言小说的集大成者。

鲁迅说：“传奇风韵，明末实弥漫于天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能够从中脱颖而出，除了杰出的文学天赋，我想首先在于它的独创性。

蒲松龄是把文言小说当作抒情诗来写的。《聊斋志异》中多鬼狐花妖，然而其特质和继承所在，不是六朝志怪，唐宋传奇，而是抒情诗歌，是屈原的“披萝带荔”和李贺的“牛鬼蛇神”。其中有浓郁的情感，强烈的抒情性，深层次的寄托，即清人余集所说：“以为异类有情，或者尚堪晤对；鬼谋虽远，庶其警彼贪淫。”

前代志怪传奇中的主人公，多帝王将相，志士仁人，孝女节妇，《聊斋志异》虽然也不乏孝子烈女，主人公却大多为穷书生、小负贩、农夫、走卒，乃至孩童。人物平民化，故事生活化，接地气，虽有鬼狐掺杂其中，显示了丰富的想象和浪漫的色彩，却无不具有坚实的生活基础和底层民俗依托。从某种意义上，《聊斋志异》堪称是明清时代北方农村的民俗百科全书。“说鬼说狐，如华严楼阁，弹指即现”，又在惊心骇目之中示以平常，“实情致周匝，合乎人意中所欲出”。英人翟里斯在翻译选编《聊斋志异》时说：“《聊斋志异》增加人们了解中国民间传说的知识，同时它对于了解辽阔的中华帝国的社会生活，风俗习惯，是一种指南。”恰切指出了《聊斋志异》对于中华民族民族性反映的价值所在。

《聊斋志异》与前代的志怪传奇小说不同，它是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戏剧和白话小说，乃至说唱文学日趋成熟后出现，并成功地吸取了它们的营养。我们在《聊斋志异》中不难看到元代戏剧、明代传奇、《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三言”“二拍”的影响，这使得《聊斋志异》在故事的编撰上，无论就内容的复杂性上抑或情节的曲折性上都超迈前代，像《胭脂》、《张诚》、《莲香》等篇已然摆脱了传统的线性结构的束缚而变得更加丰富细密，俨然是长篇小说的结构规模。《聊斋志异》的语言用的是浅显文言，其中人物对话生动跳脱，如从口出，像《翩翩》中对话：“女迎笑曰：‘花城娘子，贵趾久弗涉，今日西南风紧，吹送来也！小哥子抱得未？’曰：‘又一小婢子。’女笑曰：‘花娘子瓦窑哉！那弗将来？’曰：‘方呜之，睡却矣。’于是坐以款饮。又顾生曰：‘小郎君焚好香也。’”其描声拟音的传神，即使放在戏剧和白话小说中也毫不相让。这都是此前的文言小说所不可比拟的。

著名批评家和文学史家李长之先生曾经对于作家和作品的选本发表过很好的见解，他认为“选本的去取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文学批评的，一是文学史的”。“如果从文学批评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精，所选的应该全是完整之作——至少从选的人的眼光看是如此。如果从文学史的眼光出发，一个选本当力求其代表的意义，所谓代表的意义是：代表某一作家，代表某一时代、代表某一种文学的体裁的演化之迹”。另外，他还对“只是为给青年朋友看看”的通俗的“应急的选本”谈了看法，认为“这种选本，可以文学批评为基础，而略略兼顾文学史”。“凡入选的作家，却无论如何要包括他三类作品，一是自叙传性质的，二是代表他的特殊风格的，三是撇开他本人的风格而确系最完整的艺术品的”。同时他认为，一个选本“必须有编者的详细导言，以说明他的选择的重心所在”。而归根结底，“选本不可无，但绝不能代替原作”。他主张读原著，“倘若为研究，我们就唯恐材料的不足，搜辑之不暇，而不能挑肥拣瘦。这就是选本绝不能代替原作处”。

这本《聊斋志异选》便是按照长之先生的这个指导原则选编的，至于达没达到长之先生的标准，只能敬请读者批评指正了。

于天池

2016年1月于有书有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