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关于《春秋》

春秋时期，“春秋”是各国史书的通称（个别国家的史书有自己的专称，如晋国的史书称作《乘》，楚国的称作《梼杌》），仅《墨子》一书中就出现了“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等在春秋之前冠以国名的说法，《左传》对于鲁昭公二年的记载也出现了“鲁春秋”的说法，可见“春秋”的确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其是一种标题新闻式、编年大事记式的史书。

为何以“春秋”二字作为史书的名称，历来说法甚多，有研究者认为以春、秋纪年并作为史书称呼是沿袭殷商时的说法，殷商时期人们只将一年分为春、秋二季，故以之纪年，周初仍沿用之，进而以之称呼史书。但为较多人所接受的是西晋杜预的说法，他说：“记事者，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故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也就是说于一年四季之中交错选择春、秋二季来代表一年，大概是因为“春为万物之始，秋为成物之终”，进而“春秋”也就成了历史的代称了。据现有的研究，以“春秋”作为史书的称呼，应该是起于西周时期。

鲁国史书并不像晋、楚有自己的专称，大约是随着儒家势力的壮大，鲁春秋也为更多人所研习，逐渐地，“春秋”也就成为了鲁国史书的专名。

我们今日所见的《春秋》已不是鲁国史书原本的样子了，历来都认为孔子在鲁国史书或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修订或编纂工作，使之成为了我们今日所见的《春秋》。孟子认为《春秋》为孔子所作，他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也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这是说孔子依据原有的史书作了《春秋》，同时还说孔子作《春秋》的办法是“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也就是对原有的史书有增补，有保留，有删改，如此形成的《春秋》尽善尽美到了一字不易的程度，即使高徒子夏也提不出一点意见。

对于孔子作《春秋》的时间也有颇多讨论，有认为孔子作《春秋》始于鲁哀公十一年（前484）自卫返鲁之后，这年他68岁。有认为孔子作《春秋》是在“西狩获麟”之后，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孔子71岁时。当然，更有相反的说法，认为“西狩获麟”事件恰是孔子最后搁笔《春秋》的原因，今见《春秋》记事止于“西狩获麟”即是明证。不论取哪种说法，我们都可以认为《春秋》作于孔子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