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王符的生平及相关问题

《潜夫论》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王符的著作，也是两汉子书的代表之一。

王符，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人。《后汉书·王符列传》（以下简称“本传”）记载：

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其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足以观见当时风政。著其五篇云尔。

以下节录了《忠贵》（本传作《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等五篇文章。接着又说：

后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安定，乡人有以货得雁门太守者，亦去职还家，书刺谒规。规卧不迎，既入而问：“卿前在郡食雁美乎？”有顷，又白王符在门。规素闻符名，乃惊遽而起，衣不及带，屣履出迎，援符手而还，与同坐，极欢。时人为之语曰：“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言书生道义之为贵也。符竟不仕，终于家。

这当中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王符的生卒年代；二是王符的名、字及《潜夫论》的含义；三是范晔作传的态度与情感。

王符的生卒年代，学者们是讨论得比较多的。不过，因为本传记述简略，只能是根据相关材料来推论。学术界的看法主要有：

侯外庐等人认为约生于东汉和、安之际而卒于桓、灵之际，大体为公元106—167年（《中国思想通史》，人民出版社1957年）；

金发根、徐平章认为生于章帝末年或和帝初年（85—90），晚于马融等友人，卒于延熹八年（165）以前（金发根《王符生卒年的考证及〈潜夫论〉写定时间的推论》，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本下册，1969年；徐平章《王符〈潜夫论〉思想探微》，文津出版社1982年）；

刘树勋定为公元80—167年之间（《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一，齐鲁书社1982年）；

刘文英认为约生于汉章帝建初七年而卒于桓、灵之际，即公元82—167年左右（《王符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

张觉认为约生于公元79年或78年，卒于公元163年后，很可能卒于165年（《潜夫论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

此外，还有定为公元85—162年（《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公元85—163年（《辞源》，商务印书馆1981年）等多种说法，不一而足。总体来看，大家所依据的材料大致都差不多，一是本传所说的“少好学，有志操，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一是皇甫规解官归安定的时间。这些都可以根据《后汉书》来确定：

马融“于延熹九年卒于家，年八十八”（《马融列传》），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四年到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79—166年；

张衡“于永和四年卒，年六十二”（《张衡列传》），则其生卒年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永和四年，即公元78—139年；

崔瑗于汉安二年“病卒，年六十六”（《崔骃列传》附崔瑗传），则其生卒年当为章帝建初三年到顺帝汉安二年，即公元78—143年；

窦章“于建康元年（144）卒于家”（《窦融列传》附窦章传），其生年不可知，但应该与马融、张衡、崔瑗等相若；

皇甫规生于和帝永元十六年，卒于灵帝熹平三年，即公元104—174年（《皇甫张段列传》），享年71岁。而其解官归里应在桓帝延熹六年（163）三月以后（《孝桓帝纪》）。

可以看出，马融、张衡、崔瑗等人几乎同年出生，都在公元78、79年，窦章也应该在此前后。本传特别强调王符“少好学”且“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友善”，根据文意，其生年应与这几人相若。我们将其定为公元80年左右。皇甫规解官归里在公元163年后，他归安定后王符曾去拜访，那么王符卒年至少应该在本年以后，考虑到此时他也年事已高，我们将其卒年断在公元165年前后，其年寿在85岁上下。看来，王符诣皇甫规时，已八十余岁，故皇甫规一见面即予以携扶，“援符手而还”，以示尊重与照顾。前人或以为“援手”非事长之礼，其实是将“援手”的含义理解错了。

关于王符名、字的含义，传统都采用《说文解字》的说法：“符，信也。”符信是古时的信物，用作通行的凭证，有符有节，也叫符或信。符节、符信意思都是关联的。“符”与“节信”正好是相互对应、互为解释。这一点原本是没有争议的，刘文英先生则对此作了新的解释。他根据《周礼·春官·序官》的郑玄注“瑞，节信也”，将“符”解释为“符瑞”，即“天之瑞应”的意思。并由《东观汉记·符瑞志》所载章帝建初七年（82）岐山“天降”铜樽、白鹿等祥瑞之事，推测王符之名即由此而得，以求吉祥。其生年也就自然定在这一年（《王符评传》）。此说另辟蹊径，颇为新颖，不过，其中却有所误会。因为郑玄注的“节信”，是指瑞玉，即玉制的信物，《周礼·春官·典瑞》又注：“瑞，符信也。”所以，不能用来证明“符”字为符瑞之意（张觉《潜夫论全译·前言》）。而且，无论是“瑞，节信也”，还是“瑞，符信也，人执以见曰瑞”，郑玄都是注“瑞”而不是注“符”的，是就瑞玉而言。倘若以“瑞”释“符”，再作引申，未免辗转过度、相去甚远了。《说文解字》：“瑞，以玉为信也。”意思与郑注正同。所以，王符的名与字，只能是符节、符信的意思，而不是指符瑞。

《潜夫论》的题名，也有特别的意思。刘文英先生说：“‘潜夫论’者，‘潜夫’之论。‘潜夫’为作者自谓。‘潜夫’首先表明作者是一位隐居山野、身在下位的‘处士’，同时还表现作者对于自我价值的一种认识和对世俗、时代的一种抗议。”（《王符评传》）这种说法是很深刻的。至于本传所谓“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研究者则多以“肤浅”“不当”来批评。其实，范晔所说的“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只是谓该书以“潜夫”的自号为书名，而不是著其姓名，使之显之于众。之所以“不欲章显”，既和王符的隐居有关，也和他“耿介不同于俗”，“不得升进”的经历有关，因此才以“潜夫”之名，“讥当时失得”，“指讦时短，讨谪物情”，这就和前面所说的“志意蕴愤”，“隐居著书”一致起来了。

范晔在《后汉书》中，将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合传，并说：“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大略归乎宁固根柢，革易时敝也。”“此其分波而共源，百虑而一致者也。”称赞他们是“详观时蠹，成昭政术”，其推崇与赞誉自不待言。当然也有批评：“若乃偏情矫用，则枉直必过。”“数子之言当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所谓“救朴虽文，矫迟必疾。举端自理，滞隅则失”。这是史家识断的过人之处。三人传记所载生平事迹的内容并不多，大抵寥寥两三百字，王符、仲长统的传更多是对其著述的摘录，这也是史家作传的一种常用办法。这里特别要说到王符的事迹。本传用了大半的篇幅记载了皇甫规解官归里后和王符的见面，个中深意耐人寻味。范晔引用“徒见二千石，不如一缝掖”的时人之语，感叹“书生道义之为贵”，所流露的，是对王符“耿介不同于俗”，“竟不仕，终于家”的书生精神的赞许与追慕，也是对“指讦时短，讨谪物情”的士人品格的肯定与推崇，真可谓是潜夫之异代知音。

二、《潜夫论》的作时与成书

关于《潜夫论》的写作年代与成书问题，本传并没有具体的记载，仅仅是说“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进。志意蕴愤，乃隐居著书三十余篇”。因此，前代学者多是依此来推测。《四库全书总目》说：“本传之末载度辽将军皇甫规解官归里，符往谒见事。规解官归里，据本传在延熹五年，则符之著书在桓帝时，故所说多切汉末弊政。”清人周中孚《郑堂读书记》也说：“以其本传考之，节信之著书，当在桓帝之世。虽以耿介忤时，发愤著书，然明达治体，所敷陈多切中汉末弊政，非迂儒矫激务为高论比也。”（《郑堂读书记》卷三六）若依此说，则王符著书时已是八十多岁。这种看法显然有问题：一、将全书三十六篇笼统起来；二、将具体篇目的写作和最后的成书混同起来。

20世纪80年代以来，此问题的研究趋于细化，讨论也愈来愈深入。研究者更多是根据该书各篇所透露的信息来考定其作时。彭铎先生对《劝将》《救边》《边议》《实边》等篇的年代予以总体说明：“西羌之乱，与后汉相终始，而其横涌旁决，莫剧于安、顺之时……节信有激而言，非徒议兵已也。”（《潜夫论笺校正》，中华书局1985年）胡大浚先生进一步对这几篇年代予以具体考证（《王符〈潜夫论〉译注》，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树勋《王符评传》进一步考定《叙录》的作时在安帝永初五年（111）至顺帝永建四年（129）间，认为《潜夫论》的写作年代在东汉中期安帝年间，成书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一，齐鲁书社1982年）；王步贵认为，该书写于安帝年间，成书最迟不会晚于顺帝初年（《王符思想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文英补充考证《考绩》的作时在公元114—124年，并认为全书的最后纂成很可能在安帝末年，最迟不晚于顺帝初年，即公元125—129年间（《王符评传》）；张觉对《叙录》的作时提出新说，考证作于顺帝永和六年（141）第二次内迁以后，这样，“该书的三十五篇正文可能写成于安帝永初元年（107）至顺帝永和五年（140）之间”，“其编定的时间，当在公元141年以后”（《潜夫论全译·前言》）；此外，蒋泽枫由《本政》《交际》推断全书的最终完成在桓帝时期，而其著作过程，则历经安帝到桓帝五代（《论王符〈潜夫论〉的成书时间》，《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4年1期）。比照诸说，尽管各有差异，但其方法却都倾向于从文本本身寻找内证，因而结论也更为具体与谨慎。

根据当代学者研究的成果，《潜夫论》中目前能够确定作时的篇目有以下一些：

1.《考绩》。文中说“圣汉践祚，载祀四八”，汉高祖即位在公元前202年，后此三百二十年当为该文作时，即汉安帝元初五年（118）前后。或从公元前206年汉代开国算起，则其作时在公元114年前后；

2.《劝将》。据《后汉书·孝安帝纪》，永初元年（107）六月，“先零种羌叛，断陇道，大为寇掠，遣车骑将军邓骘、征西校尉任尚讨之。丁卯，赦除诸羌相连结谋叛逆者罪”。文中说“军起以来，暴师五年”，可知作于永初五年（111）；

3.《救边》。文中说“前羌始反”至今“出入九载”，可知作于元初二年（115）；

4.《边议》。文中说“虏遂乘胜上强，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若此已积十岁矣”，可知作于元初三年（116）；

5.《实边》。文中说“羌反以来，户口减少，又数易太守，至十岁不得举”，可知作于元初三年（116）以后；

6.《志氏姓》。文中说“太后崩后，群奸相参，竞加谮润，破坏邓氏，天下痛之”，提及和熹邓太后死后群奸陷害邓氏事，邓太后死于安帝永宁二年（121），则本篇作于是年后。而据《后汉书·邓寇列传》，邓氏家族至顺帝时才彻底平反，故本篇当成于顺帝永建元年（126）以后；

7.《叙录》。文中说到《实边》一篇，谓“今又丘荒，虑必生心”，据《后汉书·孝安帝纪》及《孝顺帝纪》所载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等两次内迁及回迁之事，本篇当作于顺帝永和六年（141）第二次内迁以后。

再来讨论《潜夫论》“篇”与“卷”的问题。史传在著录《潜夫论》时，“篇”与“卷”有所不同：本传著录“三十余篇”，未分卷；《隋书·经籍志》则著录十卷，未明篇数；此后，《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以及《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等皆承《隋书·经籍志》之说。及至《四库全书总目》，则篇卷并举：“《潜夫论》十卷……今本凡三十五篇，合《叙录》为三十六篇，盖犹旧本。”（其中引本传作“二十余篇”，“二”盖“三”字之错讹）可见，该书分卷是后来的整理者所为，而这项工作显然是在纸简替代的过程中完成的。

由《叙录》可以明确两点：第一，该书的篇次在王符著成时便已经确定。《叙录》作为全书的总序，对各篇的著作旨意进行了明确的阐释，并对各篇的顺序也有具体说明，其篇次与今本一致。第二，王符在全书的编排上有着特别的用意。连贯各篇来看，全书由《赞学》开始，次以《务本》，各篇顺次展开，形成一个个相对集中的单元，其中《劝将》至《实边》四篇，《卜列》至《梦列》四篇，前后连续、主旨明确，尤能体现出以类相从的特点来。全书殿以《五德志》《志氏姓》，最后以《叙录》收束，逻辑线索是明确的。以此顺序来分析后来的分卷，不难看出，分卷者对于著者的用意也是有着深刻理解的：该书的分卷只是对原书篇章的归并，将其分为不同的组别，却并没有篇次的调整，每一卷大体上都是一个有着相对明确的主旨的单元。具体说，卷一总论治国与论士，《赞学》则为全书之开篇；卷二上承卷一，谈君道与用人；卷三论臣道与世风；卷四议论政事，侧重吏治与具体政令；卷五延续上卷论政，重点议边；卷六专论卜筮、巫术、相人诸事；卷七包括论梦与辩难两类；卷八涵盖人际交往、君臣之道、宇宙本源、道德教化及帝王世系诸事，颇显总杂之意；卷九单列《志氏姓》一篇，论述姓氏源流；卷十《叙录》为全书总序，阐明著述宗旨。当然，分卷因为关系到卷帙多寡的因素，有些归并不是很准确，如卷七的《梦列》，与《释难》放在一起显然不妥，当和《卜列》等三篇合而成“潜夫四列”；卷八《五德志》也可与卷九的《志氏姓》归为一卷，将其与《交际》《明忠》《本训》《德化》等置于一卷也不大合适。而其中《本训》《德化》两篇，更多哲理思考，已带有哲学总结的意味。不过，考虑到篇幅的大体相当，这个分卷基本上还是体现了王符编排时的总体构想。我们的“题解”便是以卷为单位，以期能够体现出后来分卷者对于全书的认识。

三、先秦子书精神的特别传承

作为东汉最重要的子书之一，《潜夫论》在理想主张与精神品格上直追先秦诸子，继承了先秦子书的著述精神，在思想方面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可以说，其思想之醇正、浑厚，目光之冷静、犀利，批判之峻切、深刻，文笔之老成、持重，在两汉子书中是出类拔萃的；将其与《荀子》《韩非子》等先秦子书放在一起，比肩而读，亦是毫不逊色。

我们特别要说到《潜夫论》对先秦子书精神的传承与弘扬。这里所谓的“子书精神”，主要是就其著述当中的使命意识、理想追求、现实关注、社会批判、民生关怀等而言，我们关注诸子在著书立说中的根本目的。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沿用刘向、刘歆的看法，说到了诸子的兴起：“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使其人遭明王圣主，得其所折中，皆股肱之材已。”换言之，诸子著述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匡正时弊、解除民瘼、扶倾救乱、力挽衰世，一句话，就是要“救世”。而这恰恰都是王符在写作《潜夫论》时所萦绕胸怀而无法忘记的。

王符生活的时代，正是东汉走向没落的季世阶段，与诸子所面临的战国乱世类似；王符对于社会的深刻洞察和热切关注，与诸子改制救世、效法三代的社会理想类似；王符对于现实的严厉批判和冷静反思，与诸子抨击乱世、以天下为“无道”的批判精神类似；王符对于道义学问的大力推崇和高度重视，与诸子弘道明理的理性精神类似；王符对于民生疾苦的深刻洞悉和无比同情，与诸子解救民瘼的重民情怀类似。所有这些，正是先秦子书精神对于《潜夫论》的深远影响；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有了《潜夫论》，子书精神才得以在汉代有特别的传承。

《潜夫论》对于子书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完全体现在它的思想内容上。以往的研究多习惯以哲学、政治、军事、历史、社会、经济以及美学、交际、人才等各种概念的界定，从各个方面来阐发其中的思想主张，这固然便于分类论述，有其积极的意义，然而却容易导致分析的碎片化、从而忽视其整体性，尤其是不利于对子书精神作系统的分析。或者说，平面式的列举不足以看出《潜夫论》一书的思想体系，看不出它对先秦子书精神的全面继承。我们需要建构一个新的模式来再作诠释。这里，我们试图以“基本主张—价值取向—情感类型—观察视角”的模式，对其思想体系予以解读。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四大主张、三种批判、两重感叹、一种视角”。这既是四种不同的维度，也是四个不同的层面，而其相互之间又是彼此映衬、互为表里的。譬如，主张当中，既有批判与感叹，也体现出特别的视角；反过来，独特的视角也贯穿于各种主张、批判与感叹之中。

（一）四大主张

1.重学、务本。

重学、务本是《潜夫论》的立论之基。全书以《赞学》为第一篇，继承了先秦诸子“劝学”的传统，以学为先、勉人向学。王符以学为“智明所成，德义所建”（《叙录》），认为“凡欲显勋绩扬光烈者，莫良于学”（《赞学》）。他说：“虽有至圣，不生而知；虽有至材，不生而能。”像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这样的“上圣”，犹待学问，“而况于凡人乎”（同上），其勉励为学的意图非常明显。王符也继承了荀子《劝学》中“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的看法，提出：“是故君子者，性非绝世，善自托于物也。”君子能“假之以自彰”的就是“道”，而学习大道的主要途径则是研习先圣经典，“学问圣典，心思道术”，给予经典特别的重视。“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他一再强调“圣人以其心来造经典，后人以经典往合圣心”，“修经之贤，德近于圣”，因而需要“自托于先圣之典经，结心于夫子之遗训”。归根结底，“道成于学而藏于书，学进于振而废于穷”，因此，君子为学必须奋发自励、坚持不懈，“摄之以良朋，教之以明师，文之以《礼》《乐》，导之以《诗》《书》，赞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这样，自然就可以达于至道。重学的思想也贯穿全书，从而成为全书的纲领。

同样，务本也是全书的纲领与核心。《赞学》之后，紧跟着便是《务本》，正可见作者也是将其作为全书的基础问题。王符主张崇本抑末、守本离末，强调富民正学，以之为治国之本。“凡为治之大体，莫善于抑末而务本，莫不善于离本而饰末。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务本》）富民推衍开来，就是百姓守农桑之本，离游业之末；百工守致用之本，离巧饰之末；商贾守通货之本，抑鬻奇之末。正学推衍开来，就是教化守道义之本，离巧辩之末；辞语守信顺之本，离诡丽之末；列士守孝悌之本，离交游之末；孝悌守致养之本，离华观之末；人臣守忠正之本，离媚爱之末。总而言之，想要“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必“务此二者”（同上）。进一步说，举凡贡士、举贤、考绩、班禄、论荣、交际、劝将、治边等，都要务本抑末，“慎本略末犹可也，舍本务末则恶矣”。书中还提出，“务本则虽虚伪之人皆归本，居末则虽笃敬之人皆就末”（同上）——这已超越了道德品格的限制而深入到人性的本质层面了。

2.重德、尚贤。

王符是儒家学说忠实的尊崇者和倡导者，也是东汉儒家的标志性人物，《潜夫论》一书，“列之儒家，斯为不愧”（《四库全书总目》）。因此，注重德治、强调举贤，尊崇德行道义、主张选贤任能，以之为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这也是王符思想的核心方面。

在王符看来，“仁重而势轻，位蔑而义荣”（《论荣》），君子立身之本，就是德义，“行善不多，申道不明，节志不立，德义不彰，君子耻焉”（《遏利》），因而期待“德义无违”（《卜列》）。“天地之所贵者人也，圣人之所尚者义也，德义之所成者智也，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赞学》）将德义学问作为立身之本。由此，他提出“德化”的主张，以之为国家治理中最基本、也最理想的方式：“明王统治，莫大身化，道德为本，仁义为佐。”（《叙录》）“人君之治，莫大于道，莫盛于德，莫美于教，莫神于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德化》）道德教化各有其用，也只有德治才能“化变民心”。他强调仁术，提倡德政，主张“德政加于民，则多涤畅姣好坚强考寿；恶政加于民，则多罢癃尪病夭昏札瘥”，“导之以德，齐之以礼，务厚其情而明则务义，民亲爱则无相害伤之意，动思义则无奸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律之所使也，非威刑之所强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同上）。反过来，在德与刑之间，他首先主张以德治国，“圣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这也是儒家一贯传统的主张。

王符坚持“国以贤兴”，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猛烈抨击“以族举德”，“以位命贤”的用人方式（《论荣》）。《潜夫论》一再强调尚贤、任贤、举贤、知贤，主张从德行和才能两方面来考量贤才，其中直接以“贤”命篇的就有《贤难》《思贤》，其他如《论荣》《明暗》《考绩》《本政》《潜叹》《实贡》乃至于“论边”数策，无不关涉到尚贤、任贤的问题。王符认为，选拔贤才应当看其德、才两个方面，“为官择人，必得其材，功加于民，德称其位”，“官民必论其材，论定而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思贤》），反对以出身、贵贱论士，“贤愚在心，不在贵贱”（《本政》）；选贤贡士、考量贤才“必定于志行”（《交际》），“必考核其清素，据实而言，其有小疵，勿强衣饰，以壮虚声”（《实贡》）；不可“舍实听声”，与其“高论而相欺，不若忠论而诚实”，与其“虚张高誉，强蔽疵瑕，以相诳耀，有快于耳”，“而不若忠选实行可任于官也”。同时，“物有所宜，不废其材”，明君用士，不能求全责备，而要“各以所宜，量材授任”，使“一能之士，各贡所长，出处默语，勿强相兼”，从而做到“弃其所短而采其所长，以致其功”（同上）。

3.重法、明刑。

王符面对汉末的衰世，深刻认识到，德治不能离开法制，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必须要“兼秉威德”，“明罚敕法”，德法并举；严刑峻法，“以诛止杀，以刑御残”。他吸收了商、韩等法家思想，将其融入自己思想体系中，从而成其一家之言。这较之于以往的儒家思想，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飞跃。汉代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法家学说也尽在罢黜之列，尽管时为统治者暗自所用，却不被提及，更不会在公开场合予以宣扬，这就是所谓的“儒表法里”或“阴法阳儒”。正因为如此，当时的学者或轻视法家主张而予以贬斥，或视其为洪水猛兽避而不谈。王符作为东汉时期儒家的标志性人物，在服膺德治思想的同时，能够正视商、韩之说，融合儒法，重法明刑，这是超越时代的进步之论，也是他思想中独具个性、非常特别的方面。

此前，儒家对于法家的严刑峻法一贯采取批判的态度，譬如，董仲舒就指斥其为“任刑而不尚德”。王符则在提倡德治、德化的同时，明确提出要加强法治：“议者必将以为刑杀当不用，而德化可独任。此非变通者之论也，非救（原作“叔”）世者之言也。……故有以诛止杀，以刑御残。”（《衰制》）他对于先秦法家著作如《管子》《商君书》《韩非子》等思想予以充分吸收。刘文英说：“他在论证其政治主张的时候，毫不隐讳地从先秦法家人物那里吸取自己所需要的思想资料，有些提法明显地是从法家著作化裁而来。……《衰制》篇论证法令在治国中的作用，同《管子》书中的《明法》《法法》《任法》等篇都有十分清楚的思想联系。而在《务本》《衰制》《劝将》《明忠》诸篇中，也能明显地看到《商君书》中《君臣》《修权》《更法》《定分》等篇的有关论述。”“对于韩非其人和《韩非子》其书，王符简直无一微词，其直接引用其言论者至少有十多次。”（《王符评传》）这个分析是很细致的。

王符认为，法令是君主统治天下最重要的手段，“义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衰制》），“夫法令者，人君之衔辔箠策也，而民者，君之舆马也”。君主必须要做到令行禁止，否则就会危及国家：“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国也。君出令而不从，是与无君等。主令不从则臣令行，国危矣。”同样，要防止人臣擅法专权，“若使人臣废君法禁而施己政令，则是夺君之辔策，而己独御之也……是故妄违法之吏，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诛也”（同上）。

王符论法，多将其与赏罚结合起来，“行赏罚而齐万民者，治国也”（《衰制》），“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三式》），而赏罚必须实实在在，也就是“罚赏之实，不以虚名”（《叙录》）。他主张信赏必罚、厚赏重罚：“徒悬重利，足以劝善；徒设严威，可以惩奸。乃张重利以诱民，操大威以驱之，则举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汤火而不难，岂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明忠》）进一步说：“夫积怠之俗，赏不隆则善不劝，罚不重则恶不惩。故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者也，必使足惊心破胆，民乃易视。”（同上）这也是他在衰乱之世的无奈之法。

4.重民、救边。

王符继承了先秦时期的民本思想，并将其进一步发扬，提出了“民为国基”（《叙录》）的主张，说“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救边》）。“他的政论中最突出的是同情人民、重视人民的思想。他曾反复强调‘国以民为基，贵以贱为本’，即使谈到天命，他也是说：‘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这种思想是对先秦时期‘民本’思想的继承。”（《校正》出版说明）这也是《潜夫论》中最具思想光芒和人文关怀的方面。

王符明确提出，人民是国家存在的先决条件，“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爱日》）。他由“天”立论，提出“民心”即“天心”的论断，反复说“天以民为心，民安乐则天心顺，民愁苦则天心逆”（《本政》），“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遏利》），因此，君主只有重民、爱民、利民、养民，关心民生疾苦，才能保其社稷、安其天下。他说：“圣王之政，普覆兼爱，不私近密，不忽疏远，吉凶祸福，与民共之，哀乐之情，恕以及人，视民如赤子，救祸如引手烂。”“圣王养民，爱之如子，忧之如家，危者安之，亡者存之，救其灾患，除其祸乱。”（《救边》）这是说“圣王”之政，更是对当时君主的期待。考量一位思想家的进步与否，就看他是否心存黎元、关怀苍生，说到底，民生问题永远是一块试金石。

由此，王符对于边地问题也予以热切关注。汉安帝永初元年（107）六月，西羌因不愿被迫随征西域，在凉州（今甘肃武威）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抗斗争，前后持续十二年，严重危害到边地民众的生命安全，朝廷因此被迫将金城郡、安定郡、北地郡等地民众两次内迁，遂造成边地的荒芜。鉴于此，在如何处理边患的问题上，朝廷有各种杂乱的声音，包括“弃边”这样的浅薄之论。王符对此问题的认识相当深刻，他激烈抨击地方长官软弱无能、节节败退、欺瞒朝廷、残害百姓的罪恶，坚决主张“救边”“实边”，“边无患，中国乃得安宁”（《边议》）；而“弃边”只能带来“唇亡齿寒，体伤心痛”的结果。他说：“地不可（二字原无）无边，无边亡国。是故失凉州，则三辅为边；三辅内入，则弘农为边；弘农内入，则洛阳为边。推此以相况，虽尽东海犹有边也。”（《救边》）要求朝廷早定“战守之策”。其见解超迈、眼光过人，实为不刊之论，故《四库全书总目》谓之“灼然明论，足为轻弃边地之炯鉴也”！要之，如此集中地讨论“救边”问题，这在汉代子书中是独一无二的，这既和王符身处边地亲历其境、耳闻目睹边地苦难的独特经历有关，也和他同情边民、不忍生灵涂炭的浓烈情怀有关。在见识超迈的议论中可以看出他重民、重边的人文关怀来。

（二）三种批判

王符是东汉社会批判思潮的开端性人物。这股思潮从安帝开始，一直延续到东汉灭亡，在这之中，“王符是最早的一位代表人物，他的《潜夫论》则是这股思潮的开端”（刘文英《王符评传》）。《潜夫论》中最为可贵的也在于贯穿始终的批判精神。

王符对东汉后期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的、尖锐的，“他历数当时经济、政治、社会风俗等方面本末倒置、名实相违的黑暗情形，指出，此‘皆衰世之务’，并引用许多历史教训来警告统治者。他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统治者的昏暗不明，把治理乱世的希望寄托在明君和贤臣的身上，他向往贤才治国，希望明君尊贤任能，信忠纳谏，这样就能天下太平”（《校正》出版说明）。之所以如此激烈，根本的目的还是希望能够救治衰乱之世、改变疲败之风。王符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弊乱之政；浇薄之俗；贪枉之吏。

1.弊乱之政。

东汉由盛而衰，首先是政治上的。和帝以后，朝廷自身内乱不断，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两者之间也是争权夺利、互相残杀，不断加深东汉王朝的政治危机，政事统治上矛盾四起、一片狼藉。王符对于当时政事的诸多弊病都予以无情揭露。大凡举贡荐贤、考绩论功、法令制度、治讼赎赦以及边防军事等，无不涉及，几乎囊括东汉政令举措的各个方面。矛头所指，上至公卿贵戚，下至官吏士卒，皆在其中。

譬如，“公卿不思忠，百僚不尽力，君王孤蔽于上，兆黎冤乱于下，故遂衰微侵夺而不振也”（《明忠》），这是批判公卿百官不思尽忠竭力而致君主闭塞、百姓冤屈；“今则不然，有功不赏，无德不削，甚非劝善惩恶，诱进忠贤，移风易俗之法术也”（《三式》），这是批判赏罚不分导致功效不明；“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数赦。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述赦》），这是就屡屡赎赦所导致的贼害而言；“今则不然。万官挠民，令长自衒，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讼不讼辄连月日……比事讫，竟亡一岁功”（《爱日》），这是就官吏侵扰欺压百姓、诉讼之事耗时费力而言；“今吏从军败没死公事者，以十万数，上不闻吊唁嗟叹之荣名，下又无禄赏之厚实，节士无所劝慕，庸夫无所贪利”（《劝将》），“今兵巧之械，盈乎府库，孙、吴之言，聒乎将耳，然诸将用之，进战则兵败，退守则城亡”（同上），这是就朝廷救边不力、赏罚不明、诸将无能、进退皆败而言；“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名实不相副，求贡不相称”（《考绩》），这是说举贤荐士名实不副的混乱。如此种种，不一而足。其所指谪，多以“今则不然”或“今”领起，着重用力，在广泛而深刻的批判中勾勒出了东汉季世的政治乱象。

2.浇薄之俗。

一个王朝、一个时代的败落是全方位的，不仅反映在政治举措、官僚制度上，也表现在社会风气、民间习俗上。东汉后期的社会风俗，也是一番破败、萎靡之象，世风浇薄，道德败坏。本传在说到王符的经历时，短短两百余字，就两次提到习俗的问题：“安定俗鄙庶孽，而符无外家，为乡人所贱。”“自和、安之后，世务游宦，当涂者更相荐引，而符独耿介不同于俗。”窥斑知豹，可以想见整个社会的风气如何。王符对此浇薄之俗也同样予以猛烈抨击。

他指出，富豪之家多是寡廉鲜耻、为富不仁，“富者乘其材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考绩》），显贵之人心口不一、言行矛盾，“世人之论也，靡不贵廉让而贱财利焉，及其行也，多释廉甘利”（《遏利》），由此带来社会风气的势利虚伪，“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交际》）。王符尤其揭露了俗士因追富逐利而产生的变化：贫贱之时尚有鉴明之资与仁义之志，而一旦富贵，则“背亲捐旧，丧其本心，皆疏骨肉而亲便辟，薄知友而厚狗马。财货满于仆妾，禄赐尽于猾奴。宁见朽贯千万，而不忍赐人一钱；宁积粟腐仓，而不忍贷人一斗。人多骄肆，负债不偿，骨肉怨望于家，细民谤于道。前人以败，后争袭之，诚可伤也”（《忠贵》）。这完全是富贵财利所导致的士人的异化。王符对于社会的“浮侈”现象也予以揭示，“今民奢衣服，侈饮食，事口舌，而习调欺，以相诈绐，比肩是也”（《浮侈》），举世都是“舍农桑，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众”，以至于洛阳之地是“浮末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者什于浮末”，完全是一副奢侈浮华、游手好闲的堕落之气。关于“交际”，王符更是充满激愤，一再慨叹“富贵易得宜，贫贱难得适”，“富贵则人争附之，此势之常趣也；贫贱则人争去之，此理之固然也”（《交际》）。指斥“凡今之人，言方行圆，口正心邪，行与言谬，心与口违；论古则知称夷、齐、原、颜，言今则必官爵职位；虚谈则知以德义为贤，贡荐则必阀阅为前”（同上）的虚伪做作，其所谓“今则不然，多思远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历载而益疏，或中路而相捐，牾（原作“悟”）先圣之典戒，负久要之誓言”（同上），既是对当时势利风气的鞭挞，也透露出他个人遭际的愤慨：他早年与马融、窦章、张衡、崔瑗等交善，然而及至诸人腾达显贵之后，却无人愿为引荐，故而对于人情之淡薄、势利感受更为真切。此外，王符对于卜筮、巫术、看相、占梦等鬼神祭祀、世俗迷信中的荒诞怪象也给予了他力所能及的批驳。相关“题解”对此有说明，此不赘。

3.贪枉之吏。

王符尤其愤恨那些侵扰下民、祸害百姓的暗主骄臣、腐败官吏，一再批判他们“肆心恣意，私近忘远，崇聚群小，重赋殚民，以奉无功，动为奸诈，托之经义，迷罔百姓，欺诬天地”（《忠贵》），“令长守相不思立功，贪残专恣，不奉法令，侵冤小民”（《考绩》）。他指出，“贵戚惧家之不吉而聚诸令名，惧门之不坚而为作铁枢，卒其以败者，非苦禁忌少而门枢朽也，常苦崇财货而行骄僭，虐百姓而失民心尔”（《忠贵》）。他特别关注西羌反叛中官守的投降主义与退却行为，在羌敌“破州灭郡，日长炎炎，残破三辅，覃及鬼方。若此已积十岁矣。百姓被害，迄今不止”的情势下，那些太守令长，好像“痴儿子”，呆傻一般，“尚云不当救助，且待天时。用意若此，岂人也哉”（《边议》）。更有甚者，边地将帅官吏面对“百姓暴被殃祸，亡失财货，人哀奋怒，各欲报仇”的局面，却“皆怯劣软弱，不敢讨击，但坐调文书，以欺朝廷。实杀民百则言一，杀虏一则言百；或虏实多而谓之少，或实少而谓之多”（《实边》）；反过来又借口防治边患而盘剥民众，为发国难财以致饿杀百姓：“放散钱谷，殚尽府库，乃复从民假贷，强夺财货。千万之家，削身无余，万民匮竭，因随以死亡者，皆吏所饿杀也。”其惨状“其为酷痛，甚于逢虏”（同上）。真可谓字字血泪，直为痛哭之文！这也与其家乡安定临泾本身就属边地有关，他对其中的惨伤灾祸、艰苦辛酸自是身临其境，因而也就有更为沉痛的切肤之感。

（三）两重感叹

《潜夫论》论政，不只是单纯的批判，更有愤激不平的感叹。这也让人明白：王符并不仅仅是一位冷静犀利的批判者，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时代和生长于斯的故国故土更是充满“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深厚情感，因而在批判的背后，还有浓郁的家国情怀。张觉说：王符“效法古代圣贤，总结历史教训，针对时弊，研讨学术，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和愤懑熔铸成了光耀千古的不朽篇章，以寄托他的‘愚情’。王符的‘愚情’，实是一番救国救民的苦心与痴情”（《潜夫论全译·前言》），这真是知人论世的理解与同情！从这层意义上说，范晔所说的“志意蕴愤”，“讥当时失得”以及“指讦时短，讨谪物情”等，则未免有些简单、片面，因而忽视了一位伟大思想家的炽热情怀。

《潜夫论》中的感喟、慨叹，集中体现在两个主题上，其一是“贤难”之叹，其二是“衰世”之叹。

1.“贤难”之叹。

《潜夫论》自始至终都体现出王符思贤、用贤的思想，也贯穿着“贤难”之愤：“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贤难也。”（《贤难》）而所谓“贤难”者，“非直体聪明服德义之谓也。此则求贤之难得尔，非贤者之所难也。故所谓贤难者，乃将言乎循善则见妒，行贤则见嫉，而必遇患难者也”；“故所谓贤难也者，非贤难也，免则难也。……此智士所以钳口结舌，括囊共默而已者也”（同上）。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群小奸邪的嫉贤妒能、壅蔽阻塞：“世未尝无贤也，而贤不得用者，群臣妒也。主有索贤之心，而无得贤之术，臣有进贤之名，而无进贤之实。此以人君孤危于上，而道士（“士”字原脱）独抑于下也。”（《潜叹》）《贤难》反复慨叹：“今世俗之人，自慢其亲而憎人敬之，自简其亲而憎人爱之者不少也。”“夫众小朋党而固位，谗妒群吠啮贤，为祸败也岂希？”“骄臣之好隐贤也，既患其正义以绳己矣，又耻居上位而明不及下，尹其职而策不出于己。”愤懑之气，溢于言表。作者甚至斥责：“夫国不乏于妒男也，犹家不乏于妒女也。近古以来，自外及内，其争功名妒过己者岂希也？”（《明暗》）语气已是近乎詈骂，其激愤郁积可见一斑。

尤需注意的是，作者反复提及“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的斗争，如《潜叹》篇说“奸臣乱吏无法之徒，所为日夜杜塞贤君义士之间，咸使不相得”；《本政》篇也说“今当涂之人，既不能昭练贤鄙，然又劫（原作“却”）于贵人之风指，胁以权势之属托……此正士之所独蔽，而群邪之所党进也”；《交际》篇更是说“世主不察朋交之所生，而苟信贵臣之言，此洁士所以独隐翳，而奸雄所以党飞扬也”，“奸雄所以逐党进，而处子所以愈拥蔽”。作者因此感叹：“处位卑贱而欲效善于君，则必先与宠人为仇矣。……此思善之君，愿忠之士，所以虽并生一世，忧心相皦，而终不得遇者也。”（《明暗》）“夫诋訾之法者，伐贤之斧也，而骄妒者，噬贤之狗也。人君内秉伐贤之斧，权噬贤之狗，而外招贤，欲其至也，不亦悲乎！”（《潜叹》）最终，作者激愤地呐喊：“正义之士与邪枉之人不两立！”（同上）这与《韩非子·孤愤》所说的“智法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何其相似乃尔！其情感精神，一脉相承。

胡大浚先生说：“王符之所以就用人问题一再发泄，既有胸中块垒，也抓住了东汉败政的一个核心。”（《译注》）所论深得个中实际。进一步说，思贤、用贤乃至嗟贤、伤贤也成为《潜夫论》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主题。

2.“衰世”之叹。

前文一再强调，王符所处的时代，是一个没落衰败的季世。我们看《后汉书》，从和帝开始，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交相为害，恶性循环，使得朝廷自身内乱不断，朝政衰敝；另一方面，西羌反叛持续十余年，战争连年不断，朝廷被迫两次内迁边民，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此外，统治者生活奢侈腐化，公卿富豪大肆敛财；官吏阶层腐败贪婪，不惜民力，侵害百姓；社会风气浇薄，道德败坏，贤士困厄；“浮侈”之风蔓延，追逐财利，迷信蔓延。概言之，东汉王朝全面开始由盛转衰，走向没落。

对此，王符自己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潜夫论》反复说“衰世”“末世”“季世”。譬如，“衰世群臣诚少贤也，其官益大者罪益重，位益高者罪益深”，“衰世之士，志弥洁者身弥贱，佞弥巧者官弥尊”（《本政》），这是说“衰世”；“后末世之君危何知之哉”（《明暗》），“末世则不然，徒信贵人骄妒之议，独用苟媚蛊惑之言”（《潜叹》），“夫圣人纯，贤者驳，周公不求备，四友不相兼，况末世乎”（《实贡》），这是说“末世”；“季世之臣，不思顺天，而时主是谀”（《忠贵》），这是说“季世”。《务本》更是列举了舍本逐末的八种现象，谓“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务，而暗君之所固也”。此外，《衰制》更是以“衰”命篇，列举了国家衰乱的表现，其意和《韩非子·亡征》亦有相似。

总之，“衰世”之感始终在王符心头挥之不去。他的所有政论，都是针对这一现实而生发的。无论是改良政事、举贤贡士，还是加强法制、整肃吏治；无论是崇尚道化、矫正世风，还是救治边患、解除民瘼，都是建立在挽救衰世这个基本的前提下的。这也就可以理解他对自己所处的时代，为何会一再作如此深刻、犀利的批判。

（四）一种视角

现在就可以回到《潜夫论》的视角问题上了。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王符的成就不仅在于他对社会现实的冷峻批判，更在于他对弊政乱俗的深度剖析及解决对策的提出。他力图通过自己的主张，化解东汉王朝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他像一个冷峻的医者，为衰乱之世分析病情、诊断病因、并且开出良方。因此，《潜夫论》的视角，类似于一种医者的视角，用医者的眼光看待他的时代。

饶有趣味的是，《潜夫论》一书也多以医为喻，仿佛作者就是一个医术老道、忧患愤激的医者。譬如《思贤》一文，以病喻乱，用治病来说明用贤的道理：“上医医国，其次下医医疾。夫人治国，固治身之象。疾者身之病，乱者国之病也。身之病待医而愈，国之乱待贤而治。”又说：“夫与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与亡国同行者，不可存也。”并将治世的真贤，比作治病的真药，然而世间却难以得到，“当得真人参，反得支罗服（即萝卜根）”，寻玉得瓦，莞尔之余，又令人深思。《忠贵》篇则云：“历观前世贵人之用心也，与婴儿等。婴儿有常病，贵臣有常祸，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过。婴儿常病，伤饱也；贵臣常祸，伤宠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于媚子；人君常过，在不能已于骄臣。”也是以病因说理。《述赦》更是开篇即说：“凡治病者，必先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后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以之为譬来说明“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后设之以禁，故奸可塞国可安矣”。《实边》云：“扁鹊之治病也，审闭结而通郁滞，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故病愈而名显。”以之喻“伊尹之佐汤也，设轻重而通有无，损积余以补不足，故殷治而君尊”；又说“贾谊痛于偏枯躄痱之疾”，而“今边郡千里，地各有两县，户财置数百，而太守周回万里，空无人民，美田弃而莫垦发；中州内郡，规地拓境，不能半边，而口户百万，田亩一全，人众地荒，无所容足，此亦偏枯躄痱之类也”。《梦列》论梦之成因，其中之一也与疾病有关：“阴病梦寒，阳病梦热，内病梦乱，外病梦发，百病之梦，或散或集。此谓气之梦也。”《叙录》中还在说“买药得雁（同“赝”），难以为医”。不难看出，“医者”的情结贯穿全书。

将《潜夫论》与《荀子》《韩非子》对读，就可以发现各自观察视角的差异。如果说，《荀子》是绵密老成、博学持重、“最为老师”的“师者之文”；《韩非子》是犀利峭拔、鞭辟入里而又“惨礉少恩”的“吏者之文”，那么《潜夫论》无疑就是冷峻深刻、洞悉弊病而又心怀仁爱的“医者之文”，王符也就是那个直面汉末季世顽症痼疾的冷峻的“医者”。

王符与王充、仲长统并称“后汉三贤”或“东汉三杰”，韩愈曾作《后汉三贤赞》，称赞其人：“王符节信，安定临泾。好学有志，乡人所轻。愤世著论，《潜夫》是名。《述赦》之篇，以赦为贼。良民之患，其旨甚明。皇甫度辽，闻至乃惊，衣不及带，屣履出迎。岂若雁门，问雁呼卿？不仕终家，吁嗟先生！”钦慕有加。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说：“符书洞悉政体似《昌言》，而明切过之；辨别是非似《论衡》，而醇正过之。”真是明眼之论。刘熙载在《艺概·文概》中也说：“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之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将其与董仲舒相提并论。这些评价，王符当之都毫无愧色！

四、《潜夫论》的版本情况和本书处理方式

《潜夫论》一书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本子，是清黄丕烈所跋的明刻本十卷。此外，明程荣于万历年间校刊的《汉魏丛书》本、何允中于万历年间刊刻的《广汉魏丛书》本也是较早的本子。清代则有述古堂藏冯舒校影宋抄本（《四部丛刊》收入）、乾隆年间的《四库全书》写本、王谟辑刊的《增订汉魏丛书》本，以及最称善本的《湖海楼丛书》所收嘉庆萧山汪继培笺注本。其他如明《两京遗编》本、清《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等也都是重要的本子。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彭铎先生校正的《潜夫论笺》，1985年收入“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中，定名为《潜夫论笺校正》。这是20世纪以来最好的整理本。同年，台湾鼎文书局也出版了胡楚生的《〈潜夫论〉集释》，该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潜夫论〉校释》的基础上扩充而成，其所谓“集释”，仅是补充汪笺而已，未足称善。

关于《潜夫论》的注译，目前看到最早的是刘兆佑的《潜夫论今注今译》，1977年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1991年，胡大浚等先生的《王符〈潜夫论〉译注》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后则有彭丙成《新译潜夫论》（台湾三民书局1998年一版，2007年二版）、张觉《潜夫论全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等，都是很不错的译注本。

本书以彭铎先生《潜夫论笺校正》为底本（简称“彭《校》”），即所谓古籍整理中的“新善本”。其中汪继培笺简称“汪《笺》”。校本主要为程荣校刊的《汉魏丛书》本（简称“汉魏本”）、《四部丛刊》收述古堂藏冯舒校影宋抄本（简称“四部本”）、《四库全书》本（简称“四库本”）。其他如王谟《增订汉魏丛书》本、《群书治要》等则随文参校，不再简称。

本书校勘，凡底本可通者，一般不做改动。底本文字有所改动及诸本文字有差异且具参考价值处，悉出校语。注释方面，本书在疑难字词的注解之外，更多注意史实与典故的疏通。译文则在忠于原文的基础上，力求文字的晓畅通达。注译工作在个人斟酌取舍的基础上，参考了胡大浚等《王符〈潜夫论〉译注》（简称“《译注》”）、张觉《潜夫论全译》（简称“《全译》”）及《潜夫论校注》（简称“《校注》”。该书2008年由岳麓书社出版，是在《全译》的基础上，删去译文而成）等，并择善而从。本书的成绩依然离不开这些优秀学者的辛勤工作，这里谨向他们致以深深的敬意！

感谢业师赵逵夫先生。他多年前即指导我读《潜夫论》，此次整理中又常常帮助我解决困难、释疑答惑。我之所以选用《校正》为底本，就是和赵先生反复商量确定的。赵先生今年已是七秩有五，却依然每日伏案，笔耕不辍，朝夕不懈，这精神令我惭愧，也催我奋进！每每从先生家里出来，总是不由感到温暖，好像充满力量一样！

本书的《五德志》《志氏姓》两篇，由刘阳杰同学完成。书稿的三至十卷，他又通读一过，校改错误、补充材料，做了很多工作。阳杰同学从我学已近七年，他为人朴实，读书用功，好学敏思，这几年的成绩是显见的，期望他有更大的进步！赵玉龙同学帮助整理材料、校勘文字，并协助校改了部分初稿；还有郭全升、刘悦、王丹妮、张馨尹诸同学，帮助搜集资料、校勘文字，也做了不少工作，一并致谢。

2014年，在完成了“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新序》整理之后，本书的责编周旻老师热情邀请我继续做《潜夫论》的“三全本”，交稿之后，她又做了认真细致的校改，修订、补充了大量内容。感谢她的信任与鼓励！

王符是我两千年前的乡贤，也是甘肃古代第一位大学者，这足以让我自豪！我最早关注他，是受赵逵夫先生启发的。他在一次座谈会上谈到，一些很有影响的文学史教材，竟然将王符的《潜夫论》列在了王充的名下——这颇让人不解。伏俊琏先生对此亦有微词，谓其“轻视陇上学者如此”，并给王符及《潜夫论》以很高的评价。我于是开始认真研读此书。读得久了，便越来越为这位伟大的思想家的精神风范所折服！当东汉千疮百孔的衰世之际，王符能够保持清醒冷峻的理性眼光与独立耿介的士人品格，批判乱政，抨击时弊，关怀民生，也给出了一剂剂治乱救世的良药。是编一读，百代之下，不由令人想其风标！

1952年，彭铎先生经郭晋稀先生引介，由湘入陇，执教西北师范大学三十余年。多年来，他焚膏继晷，孜孜矻矻，撰成《潜夫论笺校正》一书。如果说汪《笺》是《潜夫论》的功臣，那么，彭先生的《校正》更是汪《笺》的益友！此后，我校胡大浚教授在彭先生整理的基础上，与李仲立、李德奇完成《王符〈潜夫论〉译注》，使其为更多的读者所知，这也是大陆最早的译注本。我今天站在彭、胡两位先生的肩膀上，承其薪火，再做董理，我又是惶恐，又是感动。乡邦、文献，先贤、师长——这让我无法平静！周秦故地，陇右旧籍；卷帙不散，斯文在兹。吾侪小子，敢不勉乎！

敬请各位方家批评指正！

马世年

2017年9月26日于游学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