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道含章 知至之至
在翻阅第八批“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的文本成果时，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时下颇为流行的所谓“诗与远方”的说法。记得有学者曾经也提过，年轻指的既是一种生理年龄，更是一种心理年龄，中青年之所以是中青年，大抵就是这样自内而外的年轻状态使然。而且，他们又确实常常是要和远方、远行、远游等联系在一起的。“远方”之所以是个热词，无疑是与“诗”连在一起的缘故而变得愈加意味隽永了。中青年美术家以及美术研究者的远行，当然也同样是意味深长的。
其实，类似的意思在古老的《周易》里就有相似乃尔的精到表达。所谓“履道”，就含有行走之义，一直向前，不走弯路，更是其中的要点；而“含章”则更为举足轻重，因为其指向是落在精彩的内涵上。
显然，今年与以往的规划线路大为不同的是，这次考察者们的足迹是和“一带一路”直接相关联的，而“丝路与世界文明”又是今年第七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的主题。那些过去项目参与人员相对涉足较少的地方这次变成了考察和研究的重点，如印度、蒙古、捷克、越南、巴基斯坦、立陶宛、波兰和新加坡等，多为项目设立以来首次派出的地方。显而易见，研究视角的明显挪移与锁定给人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受。确实，与以前大多派往欧美国家有别，他们不仅可以将目光聚焦到那些在历史上与中国有悠久或直接文化交往的国家及其美术上，也可以开拓或加深国内相关美术研究领域的某些维度，为创作的提升与研究的推进等切实发挥应有的作用，而且，对于进一步理解当下中国的大国文化外交的意义更有直接而又具体的裨益。
项目汇总的成果可谓亮点闪烁，也引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问题。
中央美术学院的郑弌面对的无疑是两大艰巨的考察任务，一是厘清印度新德里国立博物馆所藏的当年斯坦因所掠的敦煌、吐鲁番艺术品的数量、种类及其现状，二是研究1-6世纪印度佛教造像的分布与特点。尽管落到纸面上，他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了对11件斯坦因所掠敦煌绢画的释读，以及桑奇大塔上的浮雕与阿旃陀、埃洛拉、奥兰加巴德、比德尔科拉等德干高原石窟中的佛像考察，但是，无论是原始材料的采集、分类与解读，还是对艺术品的描述与分析，都不乏可圈可点的地方。开阔眼界并针对原作或个案提出新问题，显然是作者颇为自觉的一种学术意识，尽管课题所涉的方方面面尚有进一步整合与深化的余地。
呼和浩特民族学院的哈斯乌拉凭借语言和留学经历的优势，将视线对准了现当代的蒙古绘画。作者主要分析了传统绘画（包括岩画、鹿石、佛教艺术、民间艺术等）、苏联艺术、东欧艺术、美术教学，以及现当代东西方艺术等对蒙古美术的影响，大致勾勒了现当代蒙古美术创作的特点、成就与不足，不少材料在国内还不是特别熟知的，因而，信息量可观，可以引出进一步研究。
中央美术学院的张亮研究的是捷克布拉格圣艾格尼丝修道院馆藏的中世纪哥特式绘画作品，其选题在国内就显得比较专门和少见。难得的是，这些藏品自2000年向公众开放以来，相关的研究事实上并不太多，因而作者的考察和思考就有了一定的关注价值。尤其是对迪奥多里克画师的圣像画的详述，更是理解该地区绘画特色的鲜明个案，凸示了该时期的捷克宗教绘画的文化能量与艺术追求。有关中欧的中世纪美术研究，其难度自显，因而，开个头也是值得称道的。
中国美术学院的何振纪以《越南磨漆画的发展》为题，深入研究了这一享有国际声誉的特殊画种在越南的独特发展面貌。确实，问题的奇妙就在于，这一最初吸纳中国古代漆艺的画种后来在西方艺术的影响下，变得是那么独树一帜，因而，也就越来越引人注目了。作者有意在返顾、正视和思考中，要为中国漆画的教学与振兴找到充分的依据和发力的支点。
中国政法大学的李京泽选择了“古代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的印度-帕提亚时期的塔克西拉艺术作为考察和研究的对象，其复杂性几乎不言而喻，因为塔克西拉属于西北印度，位于如今的巴基斯坦，而有关这一地区的古代艺术的研究又是大可深入的，无论是东西方文化艺术的碰撞、交融现象的梳理，还是与犍陀罗艺术起源相关的问题的探讨，都有深究其里的价值。作者的重点是斯尔卡普的双头鹰寺庙和拱顶寺庙的视觉世界，分析其中的希腊文化、游牧民族和佛教文化等的影响，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问题。
山东艺术学院的孙岱婵讨论的是自古而今印度绘画中的诗意呈现以及所谓天竺遗法佛迹。其中对于若干位当代画家的介绍显然是特别有意义的。至于天竺遗法，并非学术上的新话题，作者借着实地考察的机会，对原初样貌作了一些描述。可惜，似乎语焉未详，有待进一步深入。确实，可以再三思之的是，面对历史悠久而又特别丰富的印度艺术，我们无论是在材料的蒐集、遴选、方法论上的推敲，还是对原作、遗迹等的苦读细品上，都要有足够充分的准备。
东南大学的郑德东主要研究了1990—2015年间立陶宛及波罗的海东南沿岸国家的雕塑艺术。这一时间段在立陶宛可谓风云际会，呈现出颇为特殊的文化选择上的挑战情境。作者勾勒了维京传统下的地方传统雕塑，历述本土重要艺术家作品，激赏来自世界各地艺术家在立陶宛留下的杰作，介绍了立陶宛的艺术教育以及艺术交流与创作的机制等，从而为我们了解立陶宛及波罗的海东南沿岸国家的雕塑艺术开启了一扇窗户。
鲁迅美术学院的孙梦柔将目光投向中欧的波兰，集中考察与战争（尤其是“二战”）相关的艺术创作，并试图分析艺术家在战争前后的内心意识的变化。在某种意义上，战争题材的创作最能见出人性的深度，也是艺术极为撼人的所在。作者的描述与分析让我们思考重大题材创作的非凡意义以及相关的难度。不过，波兰的特殊之处在于人们内心里多多少少是不愿返顾那段极惨痛的历史的，这客观上也似乎使相关的艺术研究或阙然，或不甚完整。因而，研究波兰的战争题材的艺术，是一种意味颇为凝重的任务，亟需推进与深入。
合肥工业大学的陈瑶关注的是新加坡的现当代写实倾向的绘画。作者回溯了新加坡的美术教育历史、南洋风格的含义与形成、写实潮流的起伏跌宕等，为我们理解作为整体的新加坡写实艺术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提供了一种较为完整而又清晰的线索。事实上，写实绘画的问题几乎是全球性的，它本身的生命力和可能的发展，成了艺术家和研究者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大问题。
不消说，任何学术研究均无止境可言。我在这里援引《周易》中的“知至之至”一语，以此来强调艺术不仅是我们要竭尽全力地去探索的，而且还当追求一种至上之境。谨以斯义与诸位共勉！
2017年10月国庆假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