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三藩之乱：满洲与辽东军事集团同盟的瓦解

1. 撤亦反，不撤亦反：决策的失误

初秋的京师（今北京）黎明，一位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双目炯炯有神，鼻尖略圆而稍显鹰钩状，仪表堂堂、威武雄壮、举止不凡的中年人登上了新落成的太和殿宝座，接受文武百官的盛大朝贺。如果近前仔细察看，可以看到他的脸上有少许天花导致的痘痕，他就是庙号圣祖的清朝康熙皇帝玄烨。这一天是康熙三十六年七月丁酉日，即公历1697年9月4日。此次朝贺有两大目的，一是庆贺平定了准噶尔部、征服了漠北喀尔喀部（包括今蒙古国）；二是庆祝遭焚毁近18年的太和殿重建终于完工。此时的康熙皇帝43岁，正值盛年，但已君临天下达37年之久。在他即位之初，清朝还没有包括漠北喀尔喀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福建等地还处于半独立状态，而在这一天，这些地区全部纳入了版图。

康熙7岁即位，一年后，清军在吴三桂的率领下俘获并杀害了逃往缅甸的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标志着前明势力被彻底消灭，而占据台湾、金门、厦门一带的另一宿敌郑成功也已病故。但旧的敌人没了，新的敌人又很快产生，他们正是充当清军入关急先锋的汉人四藩，即驻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广西的定南王孔有德、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仲明。四人均是明朝的降将，后三位早在清太宗皇太极时期就投降了清朝，而吴三桂则是后来者居上，为清朝立的战功最大，被封为亲王，爵位最高，势力也最大。孔有德早在顺治九年（1652年）被李定国兵围桂林，自杀身亡，全家仅有其女孔四贞出逃，孔有德的余部则由其女婿孙延龄率领，仍然驻守广西，所以汉人四藩只余三藩。

自从康熙元年（1662年）南明势力被消灭后，汉人三藩就失去了作用，逐渐成了清廷的累赘，甚至造成威胁。三藩掌握重兵，属下有八旗军和绿营兵，他们的部将遍布陕西、四川、贵州等地，身居要职，还拥有当地的行政、经济大权。吴三桂不仅可以节制云、贵督抚，还可以任命文武官员，号称“西选”，“西选”官员遍布全国；他还可以采矿铸钱，号称“西钱”。吴三桂与西藏政权也保有联络，常常经西藏购买蒙古马匹，储存军械物资。尚可喜则掌握广州这一对外贸易口岸，每年获利高达数百万两白银。福建的耿精忠袭爵后，横征暴敛，并纵容属下侵夺民众的家业。三藩虽然掌握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但每年仍然需要中央政府大量的补贴，顺治十七年（1660年），云南的俸饷900余万两，再加上闽、粤二藩的运饷，共需要2 000余万两，占当时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三藩不仅是中央政府的沉重负担，更是严重的威胁。

面临着这种三藩实际上处于独立状态的严峻形势，13岁亲政的康熙皇帝将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不得不处理的头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但是因为三藩手握重兵，不敢轻易撤藩。机会终于来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上疏，称年过七十，精力已衰，愿意率领属下“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二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归老辽东家乡。康熙非常高兴，要求议政王大臣与户、兵二部讨论此事。讨论后，朝廷要求除留两镇6 000余名绿旗兵（又称“绿营”，汉人组成的军队）镇守广东外，平南王尚可喜属下全部人员撤离广东。四个月后，平西王吴三桂、靖南王耿精忠分别上疏要求撤藩，议政王大臣会议发生了分歧，以大学士索额图、图海为首的多数大臣反对撤藩，而刑部尚书莫洛、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少数人主张撤藩，意见不一。但年仅19岁的康熙皇帝最终决定撤藩。康熙皇帝决意撤藩的原因并非是通常所认为的“三桂久蓄异志，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清史稿》的这一段记载来源于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仅是传闻，而《清实录》中的说法并非如此。

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之乱被平定后，湖广道御史何嘉祜上疏，要求给康熙皇帝加尊号，康熙皇帝拒绝了这个要求，理由是“前议撤三藩时，令议政王大臣等会议，言不可撤者甚多，言宜撤者甚少。朕决意撤回，乃吴三桂背叛，各处驿骚，兵民困苦。今蒙天地鸿庥，祖宗福庇，数年之内，幸得歼灭贼寇。若再延数年，兵损民困，则朕决意迁撤之举，何以自解耶？”如果说康熙皇帝在这段话中还没有透露自己当时的决策失误，那么随后的一段话就很明显了。当群臣再次要求给康熙皇帝上尊号时，他又一次拒绝。康熙皇帝撤藩是担心“三藩俱握兵柄，恐日久滋蔓，驯致不测，故决意撤回”，结果“不图吴三桂背恩反叛，天下骚动；伪檄一传，四方响应。……忆尔时惟有莫洛、米斯翰、明珠、苏拜塞克德等言应迁移，其余并未言迁移吴三桂必致反叛也。议事之人至今尚多，试问当日曾有言吴三桂必反者否？”显然，当时康熙皇帝以及所有大臣都没有预料到三藩会因撤藩而造反，因此“撤亦反，不撤亦反”只是后来为掩盖当时判断失误的人为编造。这些事实说明，以康熙皇帝为首的清朝中央政府严重低估了吴三桂的野心与胆略。

吴三桂是在明末清初残酷战争的血海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枭雄，他的对手曾是康熙的祖父皇太极、叔公多尔衮等，而当时与吴三桂同辈的清朝开国功臣宿将，包括入关的八旗将士，已经全部凋零，这也是吴三桂悍然起兵造反的重要原因。康熙皇帝低估吴三桂，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撤藩的实质仅是将三藩所部调防至山海关至锦州一线的家乡，并分配田地、住宅，而非将他们撤职、罢爵，且吴三桂的独生子尚在京师充当人质。因此他没有预料到吴三桂并不想放弃他的既得利益，已经有了世袭割据云贵的野心，这是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绝对不能容忍的。撤藩导致反叛的事实也足以证明撤藩的正确性，三藩与中央政府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根本性矛盾；撤藩只是时机选择的问题，这一关迟早要过。康熙皇帝犯的错误是没能预料到撤藩导致反叛，没有预先作好充分的两手准备。

既然三藩问题迟早要解决，拖延并不是个好办法。虽然吴三桂当时已经60多岁，不久于人世，但可以像福建的耿仲明一样，由儿孙继位，三藩与中央政府之间对立的紧张关系仍然不可能化解。从这个意义上讲，早解决比晚解决好，因为三藩问题一天不解决，太平盛世一天不会到来，三藩就是三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定时炸弹，更何况当时谁也预料不到康熙皇帝能在位62年之久，如果换一个软弱无能的皇帝，情况会更加糟糕。

2. 平定三藩：盛世的开端

撤藩令下达后，吴三桂率先造反，他以反清复明为号，自称“总统天下水陆大元帅、兴明讨虏大将军”，兵锋直指湖南。从康熙十二年（1673年）底至次年三月，吴军连陷沅州、常德、辰州、长沙、岳州、衡州等要地，而清军在军事上“处处无备”，“五千里无只骑拦截”，所经之地，诸府州县将吏非逃即降，湖南绿旗兵更是纷纷投降。这些事实证明中央政府并没有预料到吴三桂造反，因此才处处被动，毫无准备。随着湖南、四川落入吴三桂之手，四川提督郑蛟麟，广西将军孙延龄、提督马雄，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占据台湾的南明延平王郑经（郑成功之子），陕西提督王辅臣，广东讨寇将军尚之信（尚可喜之子）、总督金光祖、提督严自明等相继反叛。他们或是吴三桂的旧部，或是前明降清旧臣，或是一直坚持的反清力量，在反清的大旗下联合起来，半壁江山易主，烽火燃遍大半个中国，清朝面临着入关以来最大的政治危机。面对此情此景，惊慌失措的群臣怪罪赞成撤藩的明珠、米思翰等人，但康熙皇帝却承担起了撤藩导致叛乱的责任，不肯诿过臣下。同样的情景在两千年前也发生过，而当时的汉景帝却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做法，将逼反吴楚七国的责任诿过晁错，并将他残酷杀害，天真地幻想以此来平息七国的反叛；两千年后，年仅19岁的康熙皇帝表现得远比34岁的汉景帝有担当得多。

康熙皇帝调兵遣将，命令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统率八旗军驻守战略要地湖北荆州，阻止吴军渡江北上；安西将军都统赫业、驻防西安的副都统扩尔坤率八旗军分别出师四川、汉中，防止吴军从四川进攻陕西，包抄京师。就在吴军进展顺利之际，吴三桂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他没有命令军队乘胜北渡长江，向京师进军，或东下占领江宁（今江苏南京市），断绝南北漕运，或西上占领四川、关中，却顿兵不前。他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四月上奏，妄图与清朝划长江或黄河而治，这给了清军宝贵的喘息机会。康熙皇帝接到吴三桂的奏章后勃然大怒，将吴三桂的儿子、清太宗的额驸（清朝皇帝的女婿）、自己的姑父吴应熊及其子吴世霖绞刑处死，以示绝不妥协。吴三桂闻讯，知道只有拼死一搏，随即派兵攻打江西和陕西。这年年底，他的部下陕西提督王辅臣也杀了上司经略莫洛反叛，形势极为危急，康熙皇帝闻讯，甚至一度想要亲自坐镇荆州，指挥平叛。

与此同时，蒙古察哈尔部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嫡系后裔、蒙古国最后一任大汗林丹汗的孙子布尔尼又发动叛乱，而此时“诸禁旅皆南征，宿卫尽空”，连皇宫门口的警卫都是些孩子。如果不能及时平乱，蒙古骑兵几天内就可以兵临京师城下，这时的情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康熙皇帝采纳了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建议，任用图海平叛。图海无军可领，因此奏请选八旗家奴中的健勇者数万人，由他率领这支以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星夜疾驰，突袭察哈尔，布尔尼叛军猝不及防，被迅速平定，他本人被杀，清朝度过了最危急的关头。

吴三桂企图进军陕西，与王辅臣联手进攻京师，康熙十五年（1676年），康熙皇帝任命图海率军进攻陕西，击败并迫降了王辅臣，平定了陕、甘，吴三桂丧失了取胜的最后机会，可以说此时三藩之乱被平定只是时间问题，但这个时间拖得很长。由于清军统帅（普遍是官二代）的无能怯战，战争一直拖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方告结束，长达八年的三藩之乱最终被平定，清朝消灭了原来的同盟者——辽东汉人军事集团，最终确立了对全中国的统治，长时期稳定的和平终于来临，长达一个世纪的盛世也就此揭开了帷幕。

吴三桂起兵失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他行事太绝，当年为了向清朝表忠心，竟然不依不饶出兵境外，在缅甸俘获了明朝的最后一任皇帝永历帝朱由榔，并在昆明将其绞死，这就断绝了利用“反清复明”这一最能激起汉人反清口号的可能性，丧失了绝大多数汉人的支持。这也算是他当年机关算尽太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