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审纪实

庭审结束后，肖哲写了篇《陶红勇案庭审记》。文笔对律师很重要，写庭审记是必经的训练方式。那是她的第一篇庭审记，总体不错，大家都说我收了个好徒弟。

庭审记发布后的第二天，有人发文《与徐昕律师助理肖哲商榷：关于“庭审记”的几点意见》，匿名，文风像是法官或检察官。微博也来了大量水军谩骂，甚至有人专门注册微博账号来骂肖哲。此文针对肖哲，但更像是批评我，我倒不在意，也不理会，一直以来，我都是只专心做自己的事。肖哲初出茅庐，没有经历过这些，没看出有压力，心理素质甚好，写了篇回应，收录于此。

对某匿名检察官／法官就《陶红勇案庭审记》商榷的商榷

谢谢您花时间读我那篇文章《陶红勇案庭审记》，并写文商榷。从您的口气，似乎是司法官员和前辈，我还是在校学生，谢谢您教导新人。但您隐去姓名，实无必要，写文商榷，坦坦荡荡，再若能以文会友，也是我的荣幸。

一、客观

《陶红勇案庭审记》，我尽量客观。但任何客观都是主观之投影，若您看到了倾向，实属正常。任何一位旁听者，听完庭审，写了记录，都可能有个人观点。而我的个人观点，或者说倾向，主要是听完庭审后得出的判断。您可能没有参与庭审（或可能旁听，但您拒绝表明身份），庭审的情况您并不了解？并且一开篇，我就表明了身份，肖哲是徐昕律师的助理，过去旁听。我作为律师助理看案件，与您从检察官或法官角色看案件，当然会有所不同。

诚如您最后所说：自己，唯有自己，才是正义的标准。旁听庭审之后，作为旁听人员，我内心依照正义标准得出的结论就是：陶红勇无罪。还不用说左卫民教授一审无罪辩护，徐教授和另一位知名教授二审也作无罪辩护。当然这些只是个人的内心标准，所以我说期待法庭公正审判。

此案在法庭审理当中，未下裁判，难道就不允许公众评论？不管我作为律师助理也好，旁听人员也好，文中所写，皆是个人观点，些许评论，有何不妥？审判独立，既独立于权势机构，亦独立于大众观点。一个独立的法庭会受到我如此人微言轻的律师助理的影响吗？此案经三位副省级领导批示，您或许更应该关注一下权力的滥用。

二、法院门难进

两位律师均出示了律师证，友好地告知有两位助理，我出示了律所的律师助理证明和身份证，但法警说只认律师证，不让我进去。为什么律师助理拿了手续不让进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规定》明确规定：律师带助理出庭的，应当准许。出庭都应当允许，为何四川高院连律师带助理进门都不让？作为律师助理，除旁听外，还要协助律师工作，为何四川高院要将有手续的律师助理挡在门外？何况即使按旁听人员对待，我们也出示了身份证，为何不让助理随律师进门？

两位教授都是有较高知名度的法学家和有较大影响力的律师，您妄自揣测徐教授没带律师证就去开庭，怎么揣测得下去？您还假设：“如果确实是因为自己手续不全，不配合接受安检，最后法警不让进，当事人却反过来倒打一耙，在网上撰文说公检法的大门不是给人民开的，指责法院的大门难进，这样的行径就太令人不齿了。”这是以假想的事实进行人身攻击，您认为妥当吗？

旁听人员带身份证登记，经过安检可进，理论上如此。但限制旁听的情况少见吗？徐教授、伍雷律师作为推动陈满案平冤的重要人物，到海口旁听陈满案，且事前已经联系好，法院临时不让他们进门。我作为律师助理三个月来，参与了十多起案件，也是亲身体验了法院、检察院进门的不易。不远千里到赤峰中院，询问上诉案件为何3个月没有安排法官主审，保安非得联系某位法官，法官没告知联系谁呢？那根本就进不去。到南阳检察院，几位律师无法进门，说要电话联系经办人，上次接见过的副检察长又故意留下错误的电话号码，控申大厅又不给电话。没有联络，不让进门。

日本、美国等许多国家的法院，中国香港、台湾的法院，很多都无须出示证件，只须经过安检，有些安检都不要，无论是哪国人，都可以随便进入。很多国家，律师作为在野法曹，与司法官一起走专门通道。国内法院、检察院对律师都防备成这样，更不用提普通民众。

四川高院，一个堂堂的高级法院，高耸的大楼，几平方米的安检室，那天早上让几十人拥挤排队，窗口写明《上访须知》，这样对律师和公民尊重吗？公检法门难进，难道不是公认的事实？请问您是否认为法院的门难进？

三、法院安检与法官安全问题

我文中所说：法院大门难进的根源在于司法不独立，法院没有公信力。您觉得暴露了我的无知。那请您告诉我，法院门难进的根源在哪儿？

您以美国为例，其是司法独立、法院公信力高的国家，可是美国法官屡屡遭受当事人威胁、辱骂、杀害的依旧不在少数。您所引数据是否准确？

我说根源在于审判不独立，法院没有公信力。并没有说法官的安全与审判独立、法院有公信力有必然联系。为何香港高等法院、瑞典法院、日本法院等都可以直接进法庭？难道跟审判独立、法院公信力没有关系吗？我说若法官得尊重、法院有权威，法院不用戒备的像碉堡，法官不用躲在碉堡之中。有何错呢？

您还觉得显示出我对法官生命安全的冷漠。我从未说过不要戒备，不要安全防范机制。法官被暴徒杀害我非常痛心，我尊重法官、敬佩法官、关心法官，才会去探讨法官人身安全保障的根源，若真如您所说那么冷漠，根本就不会关心这个问题，也根本不会选择做刑辩律师。刑辩律师就是在捍卫生命、自由、财产啊，且在我眼里最重要的就是生命。您怎可随意说我冷漠？

四、手铐、脚镣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的需要，刑事案件的开庭审理，不应对被告人上手铐、脚镣、穿囚服。陶红勇只是涉嫌贪污、诈骗案，庭审就有三个法警坐在其后看管，门口亦有法警若干，有何社会危险性需要对其施以手铐、脚镣？河南高院张立勇院长就曾提出要求：刑事案件开庭审判中不得给被告人设置囚笼，被告人有与公诉人同等的坐着发言的权利，甚至被告人应与辩护人坐在一起，而不应置于被审讯的中间位置，对被告人给予充分的程序保障。对薄熙来、王立军等高官的审判所展示出的司法文明也受到大家的肯定。徐教授提出解除手铐、脚镣的请求合理合法，审判长许可体现了法院对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的认可，都值得肯定。刑事案件开庭，从无罪推定原则和人权保障的角度，不应对被告人上手铐、脚镣、穿囚服，您也承认了该观点本身没错。

五、庭审时间

当天控辩审三方一开始均同意一天拉通庭审，法官作了正式宣布。后开庭时间确实过长，检察官提出休庭可以理解，但休庭理由的变化太过于牵强，开始的理由是为保障被告人的权利，后来竟变成“低血糖”。更过分的是，旁听席一位女检察官在休庭时冲上法庭，在审判台下，当着辩护人的面，向法官指手画脚，要求必须休庭，即使是四川省检察院公诉处领导，此时身份也只是旁听人员，有何权力越过警戒线冲上法庭向法官发号施令？

检察官提出的是休庭之后明天再开，并非短暂休庭去吃晚饭，您大概没有细读。若是短暂休庭去吃晚饭，被告人、辩护人、法官怎么可能不同意呢？辩护人坚持开庭的原因，不只是在法院安排明确的情况下买了机票、安排了第二天的工作，而是早已退让，主张询问完证人、鉴定人再结束。但检察官坚持休庭，第二天再开，无视证人、鉴定人已等候10多个小时，是否妥当？

最终决定继续开庭的是合议庭。合议庭主要考虑证人等候太久，二审传唤证人出庭又难，才决定继续庭审。检察官想明天再开庭不成，只一句“检察官回去要挨领导的骂了”，怎么成了想表达辩护人争取继续庭审成功后的得意扬扬之状呢？检察官就那么脆弱？何况确实有旁听人员听到说，是领导要求休庭。

您妄自揣测，妄下结论：因为律师的私人理由而坚持要当天拉完庭审，又因为私人理由而“考虑到时间问题”只做有效补充，那么，这样的律师也确实是太大牌，也太任性了。徐教授说简要补充，是考虑法庭的时间，而不是他自己的时间。开过庭的人都会知道，法官最怕观点重复，浪费时间。审判长很少打断，但也是提请大家注意时间，不要重复，唯有徐教授最予配合，简洁明了，这恰恰是对法庭的尊重，却被您批评。另外，简要补充也只是客气的说法，徐教授的辩护也非常全面深入。说任性，是您假想，说大牌，当作夸奖，倒是真相，徐教授专业、敬业，学界、实务界均是有目共睹。并且，两位教授作为陶红勇的辩护人，当然应该相互合作、相互配合，两人的辩护意见是一个整体。一位辩护人辩护得非常细致，发表两小时的辩护词，徐教授无须在庭上重复相同观点，没有太多必要，所以针对另一位辩护人的观点进行针对性的补充。庭后两位辩护人的辩护词分别提交，徐教授肯定会提交完整的辩护词，不日也将公之于众。您作为法律人难道不知道辩护人通常是在庭后提交书面辩护词吗？

六、反思法治

此案中，检察官实力确实赶不上辩护人，这是事实，有多少检察官能与两位法学家兼律师联手辩护相抗衡呢？庭审激烈争论，一篇小文，难以尽述，用“激战”描述，并不过当。比如，检察官对若干书证坚决不认，辩护人强烈反驳，就相当激烈。

如您所言，我还没毕业，不可能在法院、检察院工作。但我在法院实习过，亲耳听法官说某某案件怎么判由不得他。现实的司法状况，我从事律师助理三个月来更有所了解。

我并没有说法院的裁判结果都要征求检察院的意见，那是您说的。但刑事审判中，法院确实经常会征求检察院的意见。最近，徐教授、伍雷律师就王协力案强烈要求山东高院开庭，法官就多次说开庭需要检察院的同意，检察院不同意，庭都开不了。这是事实啊。

您还说：如果法院的裁判结果如作者所说，都要征求检察院的意见，那作者还来参加什么旁听呢？作者的老师又何必千里迢迢来参加庭审呢？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也许，唯一可以解释作者和其老师行为的，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吧；再不然，就只能是检察官在庭审中所说的花样式辩护，将法庭作为自己的竞技场，通过作秀的方式以博取被告人和旁听人员的喝彩。

刑事辩护之难，难于上青天。中国每年刑事辩护的无罪率极低，就是明证。但即使再难，被告人聘请律师洗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律师尽力为被告人辩护是职责所在，您岂能以己度人，以作秀视之。这不只是对两位教授的误解，也是中国刑事司法的悲哀。难道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被告人只要老实认罪，律师只有唯唯诺诺，才是所谓的出路？两位教授有哪句话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在律师有力的辩护面前，所谓花样式辩护、将法庭作为竞技场的指责，实在站不住脚。刑事法庭正是涉及当事人自由乃至生命的竞技场，律师必须以最充分、精湛的刑辩技术为被告人辩护，何种花样，如何竞技，都无可指责，这根本不是问题。更何况两位辩护人均是著名教授、律师，有何必要作秀、博取被告人和旁听人员的喝彩？徐教授几年来未去领取中国十大法治影响力人物等多个奖项，另一位辩护人就是因不愿声张才要求隐去名字。两位教授岂要作秀，只是为被告人喊冤，辩护人义不容辞。

“体制就是流水线，侦查机关屠宰，检察院搬上台面，法院盖章”，此话流传于民间，我只是引用。这话大致概括了当下中国刑事司法的现状，尽管并非绝对。体制内有健康力量，有好警察，有好检察官，有好法官，但司法体制本身存在缺陷，不可否认。

文末您都记得徐教授说过“有时杀法官的心都有了”这句话，但请您列明这话出自何种背景和上下文，不要误导公众。请看看徐教授在此案中对法庭和法官的尊重，看看昌平杀法官事件中徐教授如何强烈谴责暴力，被删帖后仍然坚持，而你们只能等上级表态才敢说上几句，看看多年来徐教授如何竭力为法官呼吁，为提高法官待遇呼吁，批评当下并不合理的司法终身追责制，为呼吁法官独立甘冒风险……您是法律人，于我还是前辈，但您这样误导大众，我为徐教授多年的呼吁感到不值。您们就在党政领导司法的体制性机床中做一颗骄傲的螺丝钉吧。

您借与我商榷之名，多次暗批徐教授，他其实根本不在意。他的性格，只专心做自己的事。即便有您这样的法官对他有所误解，他仍然会为审判独立而呼吁。在他看来，法官的真正权威是法治建设成功的标志。

若如您所想象，我对中国的司法充满敌意，我就不会选择做一个法律人。我对中国的司法不仅没有敌意，相反，我一直以最大的善意在期待中国法治的春天。司法公信不足，是客观现实，需要我们共同面对，点滴改进，我们能做的就是从个案推动法治。

作为体制外的律师助理，我也想送给体制内的法官、检察官和警察一句话：心中有敌处处敌，心中无敌，方能无敌天下，中国法治没有那么多敌对势力，法治是我们所有法律人的期盼。

回应文章发布后，好评如潮。匿名者又回一篇，肖哲认为不值得理睬，这事很快过去了。公开促公正，这两篇文章使公众了解了陶红勇案的来龙去脉，对于陶红勇的取保候审及案件解决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