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接大案

个案推动法治，是我接案的首要标准，也符合免费法律援助的条件。

我承办的天津大妈赵春华枪案，刘大蔚网购仿真枪判无期案，深圳鹦鹉案，都涉及司法解释违反上位法的问题。假枪真罪案件大量出现，是因为公安部红头文件规定的枪支认定标准太低，违反《立法法》，与《刑法》《枪支管理法》相抵触，而司法解释又将仿真枪与真枪同等定罪量刑，对《刑法》《枪支管理法》中的“枪”进行扩大解释。深圳鹦鹉案，《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驯养繁殖的动物解释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远远超出刑法文本进行扩大解释，违反罪刑法定原则。

天津大妈枪案、深圳鹦鹉案后，我和斯伟江律师面向全社会寻求影响性诉讼，我和曾泽东律师承办了苏州假药案，和斯伟江律师为上海疫苗案的孙勇平辩护，为上海药神案的翟一平辩护。

我们介入上海疫苗案时，恰是中国疫苗处在风口浪尖之时，长春长生疫苗造假，在舆论关注之前，当地政府只是罚款了事。而上海疫苗案，新加坡真疫苗成了假药，人民群众求苗若渴，刑法却重拳打击。上海美华丁香门诊部，因为使用未经审批的进口疫苗，第一被告郭桥被以销售假药罪判刑7年，其他三人被判4到6年不等，尽管疫苗药品抽检记录、检验结果单和辉瑞制药等公司出具的回函等书证都证明，涉案疫苗不是假冒伪劣疫苗。“光从结果来看，无一例不良反应，没有造成任何社会危害，相反，客户从中受益了。”（南周报道）

肝癌患者代购救命药被刑拘，翟一平是另一个“陆勇”，是典型的现实版药神。就像电影一样，165个病友提交求情信，“请理解我们这些生活在悬崖边上的人”。其中最焦虑的，是一些因为翟一平被羁押，即将或已经断药，一时找不到新的购药途经的病友。其中一封求情信上说：“说得更自私一点，他不出来，我们就得断药。”

问题发生的原因，是法律出了问题。依《药品管理法》第48条，“未经批准进口，或者依照本法必须检验而未经检验即销售的”按假药论处，真药因此不合理地被认定为假药。我们承办这几起案件，既是为当事人争自由，更希望个案推动法治。我们已经向全国人大提出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进行修法，并对相关司法解释进行审查的立法建议：第一，对自救自助性质的国外代购药品，必须设置有危害后果的条件，如果没有危害后果，无论是否有所获利，都不应入刑。第二，对“生产、销售假药罪”设置入罪门槛，区分哪些情形仅需行政处罚，哪些情形需要升格为刑事处罚。第三，对生产、销售典型假药与拟制型假药，在量刑上区别对待，后者应显著轻于前者，对于“两高”司法解释中的金额标准，不应该适用于没有危害后果的进口真药。第四，加快开放国外好药真药在中国上市的审批流程。

透过这些影响性案件，任何一位有良知的法律人都会看到，法律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的司法解释制度亟须改革。长期以来，司法解释存在越权解释、解释主体多元、形式混乱、制定程序简单随意、撤销监督机制缺位等问题。未来应当提升立法的可操作性，加强立法解释，减少制定司法解释的必要性；严格规范司法解释的制定、发布等程序，建立司法解释的审查和撤销机制；大力发展案例指导制度，尽可能通过判例方式解释法律，减少“立法性”司法解释之必要。

就上述个案而言，违法的司法解释不应当适用；进而，这些司法解释应当及时撤销和纠正。对于诸如此类的“恶法”，多数当事人默默忍受，任凭不公正的利剑肆意狂舞；普通民众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数法律人熟视无睹，认为法律或司法解释既然规定了，就只能遵照执行，毫不反思规则本身的正当性。

从书斋走向法庭，我既不愿身陷囹圄的当事人蒙受冤屈，更不能容忍不合理的制度威胁每一个人的自由。个案推动法治，是我从学术转向法律行动的初衷，也是我接案的首要标准：挑选有社会意义、制度变革意义、“违宪审查意义”的影响性案件，透过个案，点滴推动法治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