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何谓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又称中国文化、华夏文化，她是由生活于中华大地上的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

1．文化与文明

我们时而会听到有人说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又有人说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究竟是中华文化五千年呢？还是中华文明五千年呢？文化与文明是一回事吗？理清这一问题，我们应首先搞清楚什么是文化，什么是文明。

文化与文明是一个近义词，甚至有些学者将其当作同义词来使用，在他们那里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文明，中华文明就是中华文化。不仅中国学者这样，国外也有学者将文化与文明视为一个东西。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任何其他的才能和习惯的复合体。”泰勒认为，文化就是文明，文明也就是文化，它们是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才能、习惯的复合体。

不过，在英语世界里，文化与文明不是一个词，而是两个词，但这两个词的意义的确相近或者说部分意义交叉、重叠。我们将英语culture翻译为文化，而将civilization这个词翻译为文明。culture源于拉丁文，有耕种、修整意义，代表着人的教养、修养或文雅，相当于中国人说的这个人有文化，即博学多识、有修养。civilization这个词在英语里是指人类在文化上、技术上、科学上所达到的发达状态。两词有时也是同义词，但作为同义词使用时，civilization偏重用于物质方面的表达，culture偏重用于精神层面的表达。

在汉语世界里，文化与文明两个词同样有同有异。汉语世界里，先出现文，再出现文化。《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意思是说“文”是交错的花纹。象形字，像纹理交错的形状。《庄子·逍遥游》:“越人断发文身。”越人指越国人，断发即剪发，文身即今天的纹身，在身上刺花纹。有的学者认为文就是“文身”的文，甲骨文、金文的“文”字像人正面站立，胸前刻有文饰。许进雄认为：文像尸体胸上刺有美化丧仪的花纹之意，“刺纹是种美化工作，故文引伸为文学、优雅等需要修饰的事物。”木有纹，石有纹，仔细观察，天地间一切事物无不有纹，看得见的事物，看不见的精神、思想等，都呈现出条理、规律，故《礼记·乐记》说“五色成文而不乱”,“文”指的就是有条有理。到孔子时代，文的含义更加丰富了，如“博学于文”（《论语·雍也》）,“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这些“文”是指历史文献方面的知识。“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这里的“文”是指一个人的自我修饰、修养。对自己身体的修饰相当于今天的化妆，妆化过分了，让人看了不舒服，显得特矫情，对自己的行为要修饰，要讲究礼仪仪节，过多的仪节考究也显得矫揉造作，孔子要求人们一定要将自己的修饰与自己的内在精神世界相配合，而且二者要配合得恰当。“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这里的“文”是指礼乐文化或礼乐文明。

“化”通常与“变”联系在一起，称之为“变化”。不过，在古代，变与化不同。“化而裁之谓之变”（《易传·系辞上》），化是过程，变是结果。化是渐变、量变，而变才是质变，是变之极。有个成语叫潜移暗化或潜移默化，化是不知不觉之中自然发生的。《黄帝内经》认为“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即事物由小到大的生长过程就是化，如冰块一点一点地消融，人们说冰化了，但生长到极致向另一事物转化就是变。如蝉蛹由小慢慢长大，这叫作化，长到一定程度由蛹成蝉的过程就是变。北宋哲学家张载认为，“气有阴阳，推行有渐为化，……‘化而裁之谓之变’，以著显微也”（《正蒙·神化》）。朱熹也有与张载大致相同的表述。《庄子·逍遥游》中的说法与此不同：北海里有条鱼，其名为鲲，它大到不知有几千里，“化而为鸟，其名曰鹏”，这里的“化”是指事物形态或性质的改变，由鱼化鸟，由水中的生物变为可以在天空中飞翔的生物，其实，这是《庄子》一书的作者将化视为变了，变与化在中国古代时或互用。教化、文化之化都不是质变，而是渐变，潜移默化最能表达“化”的意义。

在中华文化中，“文明”一词的出现可能早于“文化”。《尚书·帝典》中就有《舜典》:“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孔颖达疏：“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易·明夷·彖传》:“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这里的“文明”主要指向人的内在德性。文化有时与文明一同出现。《易·贲·彖传》:“（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就是天道自然运行的规律与条理，如春夏秋冬的依次交替，每一年都有一个轮回；月亮盈亏，每个月都有一次；太阳的东升西落，每一天都周而复始，等等，这些无不有规律、有条理。“文明以止”即止于文明，如《大学》所讲“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至善”是《大学》之止，何处是人之所止，哪里是人之应止、人所当止，这就是“文明”。文明即因文而明，由文而明，由明文而文明。“文”即孔子所说的“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之“文”，代表着体现中华民族教养的礼乐文化。礼乐昌明了，礼义昌明了，人文就显豁了。“人文”就是人道、人伦，人间社会运转的规律与法则，依照人伦、人道的原则，安其所安，位其所位，行其所行，就是“文明以止”。“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就是通过对天道自然运行规律、规则的观察，可以了解、知道春夏秋冬的交替。“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了解了人伦之道，就知道怎样实现天下大治了。“文化”一词在汉语世界里，是“人文化成”的浓缩。

“文”与“化”合在一起称文化，至晚到《说苑·指武》已经出现，所谓“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文化是以文德化之。每一个人先天都是质朴而无文，自然人就是没有经过礼义教化的人，文化就是以人文教化之、以文德教化之、以礼义教化之，使人由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道德人、有教养的人。人格教育、养成是文化的原始意涵，然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文化的含义不断扩展，形成了今天意义上的文化。

梁漱溟是现代中国研究文化哲学的巨匠，他曾给文化下过一个定义。他说：文化“不过是那一民族的生活样法罢了。”梁先生点出了文化的本质。文化只有本质不行，还要有内容，从内容的角度讲，梁漱溟认为，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归纳起来有三：

（一）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二）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三）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

梁先生对文化的认识相当深刻，至今仍然闪烁着理性、睿智的光芒。他以生活方式界定文化，从生活的内容指陈文化，独树一帜，既让文化触手可及，便于理解，也直透文化的核心。

1926年，胡适在《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一文中，对文化给出了自己的界定，且对文化与文明作了区分。他说：“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他的环境的总成绩”, “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胡适对文明与文化的说明不如梁先生讲得深刻，但他对文化与文明的关系的解释令人耳目一新。文明是一个民族应付环境的总成绩，而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显然，这种对文化与文明既相互关联又相互区别的界定有着自己的意义。不过，应付环境同样是生活，不同的应付环境的方式就是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意义上说，文明也是文化。

20世纪末期，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抛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即文明冲突论。他对文化与文明作出了自己的理解。他说，“文明和文化都指人类整体生活方式，文明不过是文化的扩大”，两者都涉及价值观、规范、制度及思考方式。又说“不同人民最重要的区别，不在意识形态、政治、经济而在于文化”。“人民以族谱、宗教、语言、历史、价值观和制度自我界定，他们和文化团体认同，包括族群、族裔、宗教团体、民族及最广义解释的文明定位”。文化与文明密切相关，这是所有学者的共识，民族精神、信仰、价值观等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为海内外学者的共识。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关系是“一体两面”,“一体”是说两者有着共同指向，“两面”是说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打个比方说吧，手是一体，手心与手背是两面，有人指着手心说这是手，也有人指着手背说这是手，都没有说错，手心与手背虽然都可以称手，二者密不可分，但手心是手心，手背是手背，二者并不完全相同，文化与文明也应如是。

我们认为，文化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是指人们的信仰、价值观、思考方式、礼仪规范、文学、艺术、科学等由人创造的一切精神性的存在物；广义的文化指人化的自然或自然的人化，凡通过人的活动进行人为加工、留下人类活动印迹的、有正面意义的存在物都是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以及行为文化。文明是指文化所达到的程度、状态或展示的方式，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文明，反过来，文明程度决定了文化的高度。文化与文明一同发生，共同进步，携手而进。

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文化与文明是人教养的标志。原始人的文化不发达，文明程度不高；生活于21世纪的现代人，也有许许多多不文明的举动实际上证明他没有文化，或文化程度不高。一个人文化尤其是文明程度的高低与一个人的学历无关，却与一个人的实际生活相连。一个人的学历再高也只能证明他有专业知识或专业技术，不能说明他有文化。相反，一个人学历不高，但他可能会有文化，文化或文明是一个人修养、生活态度、道德境界等的综合体现。一个没上过几天学的人，也可能有修养、有境界，待人有礼貌，处世得体。一句话，他很有文化或很文明；一个人即使博士毕业，但也可能无修养、境界低下，做人做事很不得体，也可能会不文明、没文化。斯文、儒雅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有文化、很文明。文化就是以文化之，文明就是以文明之，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才能以文成人，最后成为一个斯斯文文的温温恭人。

2．什么是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共同拥有的文化。她是由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经过长期的历史演进与生活积累，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称。

“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道出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真实生存情况。中华民族是一个民族集团，是一个由五十六族兄弟姐妹共同构成的命运共同体、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中，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姻，已经到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境地，没有一个民族的血统是纯而又纯的。汉民族占到中华民族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六，但汉民族的血统也最为复杂。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华夏集团沿黄河流域由西向东移动，这一移动过程也是华夏集团与海岱东夷集团融合的过程。春秋时期，孔子“欲居九夷”，有人告诉他那里太落后了，孔子正言相告：“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可见，华与夷只是文化程度之高低，不是民族种性之优劣。两汉以来，中华民族呈现出由东向西、由北向南两大动态移动。两汉对匈奴的战争，迫使匈奴人向西推进，匈奴迫使其他民族西进，从而引起世界范围的民族大迁徙。中华民族东西移动对中华民族形成的影响小于不同民族的南北运动。西晋时期，乘中原大乱，北方的匈奴人、羯人、鲜卑人等大量移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而中原汉族的世家大族为躲避内乱，纷纷南迁，事实上造成了第一次民族大融合。两宋期间，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不断南侵，最终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代宋而立，这是中华民族的第二次大融合。明末清初，满人入关，统一中国，建立清王朝，也可视为一次民族融合。今天在中国人的民族构成中，已经没有鲜卑族、匈奴族、羯族、契丹族等，但不是这些民族血缘上的DNA不存在了，而是这些民族或通过迁入内地，长期与汉民族通婚、相处，或通过自我汉化，已融入汉族之中了。在汉民族的不少人身上，可能流淌着匈奴人、鲜卑人、契丹人、羯人、柔然人、突厥人、党项人等这些原生活于中国北方的民族的血液，汉民族是融合众多民族的血脉而来。一些生活于中国大地的民族自觉接受汉化或主动采取汉化政策，说汉话，识汉文，接受儒家经典教育、礼仪传统，融入到汉民族中，成为汉民族中的一员了。在中华大地上，在长期历史的演进中，可以说没有一个民族是纯粹的、单纯的，只能说中华民族是个血脉相通、血浓于水的大家庭。

中华文化，从广义上说，可分为四个方面：一是物质文化，包括中国传统建筑如长城、故宫、孔庙、道观、佛寺、布达拉宫等，也包括日常生活的器物如传统瓷器、家具、服饰、玉器，甚至筷子等等，还包括祭祀、婚丧嫁娶等所使用礼器，乐器如鼎、编钟、编磬、二胡、马头琴、鼓、锣等等。举一切人化的自然以及人的创造物，无不是物质文化；二是制度性文化，如禅让制、分封制、君主制乃至科举取士等等；三是规范性文化，如习俗、习惯、礼仪以及人所特有技能、才艺等等；四是精神性文化，如信仰、价值观、思考方式、道德、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工艺的改良，物质文化、器物文明不断地更新换代，制度性文化与规范性文化也随着社会的进步而推陈出新，而精神性文化在有些方面却可以超越时空，跨越国界、族界，甚至历久弥新。本书所谓的中华文化，主要指精神性文化，尤其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所形成的固有价值观、思维方式、礼仪规范、宗教信仰等精神层面的文化现象。

从精神层面论中华文化，可以从横与纵两个向度打开。从横的角度讲，就是“三教九流”。所谓“三教”指儒、释、道三教，“九流”指在中国历史上尤其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现的九大思想流派，即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为九流。如加上小说家，就称“十家”，历史上有“九流十家”之说。先秦时期存在的“九流十家”或已消亡，或经汉武帝“罢黜百家，推明孔氏”，其他家的不少思想、理念已经融入儒家的思想体系之中；从纵的角度说，中华文化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南北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等。两汉以下，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是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儒家是中华文化的主体，是中华文化的基础，也是中华文化的根源所在。道家与道教是对儒家文化的补充、辅助。佛教是外来文化，自传入中原后，不断与中华文化相结合，佛教实现了身份的转变，由外来文化演变为中华文化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儒、释、道三教中，儒家文化代表中华主流意识，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仁、义、廉、耻、和是中华文明的DNA，是决定中华文化之所以为中华文化的最基础、最基本因素。儒家后来传入朝鲜、日本、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有些学者称东亚乃至东南亚一些国家与地区为儒家文化圈。在中华文化系统中，儒家如饭，是须臾不可离的人情之常、人伦之常；道家与道教如保健品，它强调保真养生，护佑生命，对生命的舒展与心灵的放松有助益；佛法如药，其慈悲意识可以唤起人生命中最深层的精神诉求以及对生灵无我的关爱。明代有位名叫朱见深的皇帝，曾绘有一幅“一团和气图”，用图画的形式反映他对儒、释、道三教并行不悖、和平相处的愿望。图中绘有三人，一是儒家代表陶渊明，一是道教翘楚陆修静，一是佛教的著名和尚慧远。慧远隐居庐山东林寺，寺前是虎溪。相传无论是何人到访，慧远送客从不过溪。一日，陶渊明、陆修静结伴造访，相谈甚欢。二人离开时，慧远依依不舍，送客不觉过溪，三人相视大笑，这就是有名的“虎溪三笑”。这一故事可能是出于后人良好心愿的独撰，但儒、释、道三教的“一团和气”则既是中华民族良好的文化心愿，也基本反映了两千年来的中华文化事实。

3．中华文化的特点

中华文化又称中国文化，中华文化是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上讲的，中国文化是从政治实体上说的。中华文化也好，称中国文化或中国文明也罢，与世界上其他文化或文明相比，有着自己最为显著的特点。

站在世界文化角度，中华文化是最富有根源意义的文化系统，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且依然保持旺盛生命力的文明形态。无论是汤因比的二十六种文明模式说，还是亨廷顿所谓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类型，中华文明都是最重要、最古老的文明形态之一。从世界文化的意义上讲，“中国人在其整个历史上保持着同一种族和同一文化”,“中国文明的特点是统一和连续”。这里的同一种族是指以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这个大家族，这里的同一文化是指以汉语为母体、以儒家文化为骨干，以佛、道为两翼，以诸子百家为支脉，涵融藏、满、蒙、回、苗、纳西等族文化所综合而成的文化系统。一些古代文明古国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这些古老文明或消亡了，或为其他文明形式取代了，或在蛮族的入侵下文化的创始者不再具有主体意义。中华文明虽然饱经患难，屡挫屡起，经历多次朝代更迭乃至不同民族统治，但仍然延续下来且至今仍然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中华文化一向关注人事，是以人为中心所展开的哲学说明，这是中华文化的另一个特征。文化特征是在比较中形成的，没有比较就没有鉴别，特征也就显示不出来。相比于西方文化而言，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希腊首重自然，中华文化首重人事；西方文化重物，中华文化重人；中华文化重德性，而西方文化重知性；中华文化重德慧，西方文化重智慧。由于中华文化重人事，古代的思想家大都是政治家、伦理学家；西方文化重自然，西方文化源头处的思想家大都是自然科学家。当然，这并不是说，西方只见物不见人，也不是说中华文化只见人不见物；更不能说中华文化只重人事，不关心自然，也不是说西方文化只重自然，不重人事；更不意味着中华文化只有德性，不言知性或西方只有知性而不言德性。人与物，自然与人事，德性与知性，德慧与智慧等等是一切文化共同面对的问题，但如何处理与看待这些问题，中西文化不同。中华文化无论六艺之教，还是诸子百家，还是儒释道三教，关注的重心是人的问题，是人的本性问题，是人如何成就理想人格的问题。无论是成圣成贤，还是成佛、成真人，都是人的问题。有的学者指出：中华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西方文化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印度与中东文化重视人与神的关系，虽然有些笼统，但这个说法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进一步讲，中华文化重视人、重人事，往往将自然拟人化，甚至山有情，水含笑，自然也是人。天是父亲，地是母亲，宇宙就是大家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杜甫）“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辛弃疾）这里的青山、花与鸟，都是“人”，都有人的情感。西方文化重物，往往将人“物化”，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写了一部书，书名就叫《人是机器》。斯宾塞则直接运用生物进化论说明社会变动规律。而中国古代的哲人则用人的德性说明生物。今年适逢鸡年，“鸡有五德”这一典故广为流传。汉代人写过一本书，名叫《韩诗外传》，首提鸡有五德，五德即文、武、勇、仁、信。雄鸡华冠高耸，火红艳丽，古人用以比喻文星高照，故有文德；鸡脚踏大地，保持斗距，随时可斗，象征英武刚毅，所以鸡有武德；有敌挑衅，敢于搏斗，这说明鸡有勇德；见到食物不独食，而是相呼同伴，这说明鸡有仁爱之德；雄鸡守夜不失时，定时鸣叫，这说明鸡有诚信之德。五德说实际上是将鸡人化了。

中华文化认为，宇宙及一切事物都是有机的、有序的整体，整体性思维是中华文化的第三个特征。我们常说中华文化重视天人合一，西方文化更多地强调天人二分，从中、西创世记的传说中就可窥见这种差异。中国有个古老的神话传说，这就是“盘古开天地”。盘古从天地中来，劈开天地后，最终将自己全部化为天地万物，复归于天地，这是最原始、最基本的天人合一。而《旧约》中的创世记，耶和华神创造天地万物与人，神与天地万物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它握有天地万物及人间一切的杀生予夺之权，是最后、最高的主宰。耶和华神依照自己的样式创造了人，让人管理、征服海里的鱼、空中的飞鸟、地上行走的一切动物，人是万物的主宰者、控制者。西方文化中的耶和华神不与天地万物为一，而中华文化的盘古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由中、西创世记神话可看出中华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差异。

西方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原子论，中华文化的哲学基础是元气论。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运动着的原子构成的，原子有大小、形状不同，没有质的差异，这一理论在西方具有深刻的影响。元气论是中国哲学的古老学说，儒家、道家等都对元气论有很好的发挥。元气论是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气构成的，气聚为物，气散物消。原子是独立的个体，故西方文化崇尚个体自由；气是连续、连绵不断的存在物，彼此之间很难分开，故而中华文化崇尚人与人之间的有机联系，重群体。中华文化认为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天、地、人被称为“三才”，三才之间相互联结，密不可分。中华文化重视家庭，古人常常会以家说事，宇宙是一个大家庭，天为父，地为母，万物都是天地生出的子女。北宋哲学家张载在这个意义上提出一个重要的观念——民胞物与。所有的人在天父地母的意义上说，都是同胞，万物都是人类的伙伴。“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这些耳熟能详的话语，都反映了中华文化的整体观。

中医与西医的差异最能反映中西文化的差异。中医将人身看作一个整体，部分中有整体，整体中含部分。足部是人体的部分，但中医认为足反映人身全部信息；耳部是人身的部分，但同样存有人之全体的信息，有足疗、耳针之说。西医明显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部分坏了想办法换掉。这说明，中华文化由整体出发去看待每一个部分，部分也是整体，重综合；西方文化由部分出发去看整体，整体亦部分，重分析。西方文化是原子思维，中华文化是元气思维。原子思维重个体，元气思维重有机、连续与统一。

中华文化贵和，西方文化贵争。和是中华文化的灵魂，“和为贵”是中国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身与心、家与家、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方式。先哲有言：“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国语·郑语》）“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中国古代先哲认为，和是万物生发的重要前提，也是处理一切问题的方式和方法，“和而不流”“和而不同”是做人处事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古人看来，大自然的发育流行，千差万别的事物都有自己本质的规定性，让每一个事物保持自己的本性且得到充分成长，这就是“太和”。保持太和，对人类社会才最为有利。中国人所说的“中和”“太和”，不仅仅停留在口头上或文字里，而是将其落实到生活中，处处强调和。中国人主张为人要谦和，在家庭中中国人主张“家和万事兴”，与人相处要和和气气，邻里之间应和睦相处，在生意场上中国人强调“和气生财”，遇见困难中国人主张和衷共济等等。中华文化重和、贵和，中国人主张谦让、礼让，要求互助共赢，而不倡导鱼死网破的“零和游戏”。

西方文化崇尚竞争。古希腊文明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源头，奥林匹克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典型体现。奥林匹克精神就是竞争、拼搏精神，不断挑战自我，“更快、更高、更强”，努力是奥林匹克精神的精华。这种精神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方方面面，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古希腊有位哲学家名叫赫拉克利特，比孔子略晚，他崇尚斗争，认为世界为斗争所支配，甚至认为斗争是万物产生的根源。由此，他崇尚战争，战争是人类斗争最激烈的表现形式，他认为战争是万有之父与万有之王，没有对立与斗争，世界就会毁灭。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基础，基督教由于没有中华文化中“和而不同”的理念，所以中世纪时期，欧洲设有大量的宗教裁判所，对异教徒实行残酷的刑罚，直至肉体消灭。一方面崇尚斗争，另一方面又缺少对其他信仰的包容，在西方世界就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宗教战争，如十多次的以消灭异教徒为目的的十字军东征，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在中华文化系统里，因信仰不同而发生战争是不可想象的。

中华文化的另一特征强调“变化日新”“生生不息”“与时偕行”。“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话出自《大学》，是《大学》对商代开国之君商汤沐浴之盘上文字的引用。如此说来，日新是中华文化的古老观念。“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易传·系辞》）先哲将“日新”理解为宇宙最大的德行，而这种德行体现在自然法则上就是“生生”，生生就是新的事物不断产生、不断涌现，这种“生生”叫作“易”,“易”就是变易。中华文化崇尚的“和”是动态的和，不是静态、一成不变的和。此时此地和了，彼时彼地未必和；此时不和，彼时未必不和，世界是变化的、生生不息的，一切皆变，无物常住，因而此时和不能保证永远的和，只有与时偕行，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孙子兵法·虚实篇》），才能真正实现和。先哲要求我们，既要有以不变应万变的定力，又要有以变应变的智慧，才能“致中和”，各项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诚然，中华文化的特征并不限于如上所列几点，我们还能找出若干。不过，通过以上特征分析，足以回答中华文化之所以悠久之道。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四大古老文明唯一未中绝的文明，原因在于上述特征中。如果将这些特征概括起来，用现代的观念表达就是：开放、包容、创新。中华民族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东、西、南、北不同区域，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都可以融入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中。中华文化更是一个开放系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蜂起，百家并作，是中华文化的第一次自我开放、自我裂变与调整，至汉代，董仲舒以儒为主，包容百家，让中华文化走向统一。魏晋以来，佛学传入，中华文化走向了学习佛学、超越佛学，中华文化开始再造。宋明理学是以儒为主，融佛教、道教为一炉，实现儒学在宋明时代的新发展。近代以来，欧风美雨席卷中华，先进的中国人不惜千辛万苦，到西方去寻找救国救民之道，力图融合西学，兴我中华。由于中华文化是一开放的系统，不是一封闭的体系，所以中国人善于学习，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中华文化是学习型文化，西方文化是一种教导性文化。中华文化重学习，所到之处建学堂；西方文化好自为师，所以西方人所到之处建教堂。中华文化随着历史的每一步延展就愈加丰富与完善，都是一次自我理论创新，也是一次升华。

唯其开放，才能包容；唯其包容，才有创新。中华文化从来不是排他性文化，而是贵和文化，“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法则。在这一法则的指导下，中华文化没有宗教的冲突与战争，相反，儒、释、道三教有不少相互的尊重与同情，长期以来保持“一团和气”。中华文化在开放、包容、创新的过程中，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一路走来，走到21世纪的今天，一定会继续走下去，而且越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