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一、选题的价值意义

边塞诗是按题材内容研究诗歌而产生的诗体概念。作为古典诗歌中重要的诗体类型，边塞诗创作渊远流长，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诗体概念是在研究唐诗中逐渐生成的，因为边塞诗发展到唐代，尤其是盛唐时代，进入了高涨期，大批作家集中抒写与边塞内容有关的诗篇，边塞诗创作迎来了第一个高峰⁽¹⁾。与之相应，边塞诗研究也成了唐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课题。但事实上，边塞诗并非唐代独有，它贯穿整个中国诗歌史⁽²⁾，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首先，从诗体分类角度说，人们习惯上把中国诗歌分为旧体诗和新体诗两大类，按其不同形式，旧体诗又分为古体诗、乐府诗、格律诗三大类。而根据题材范围与所写内容的差异，旧体诗又可分为山水诗、田园诗、边塞诗、咏物诗、咏史诗、咏怀诗、怀古诗、爱情诗、送别诗、赠答诗、讽喻诗、论诗诗、题画诗、理趣诗、哲理诗等等众多的种类。与其他诗体种类相比，边塞诗表现的是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是国与国之间、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相互争夺生存空间的政治行为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戍边守土的政治军事行为，以青春热血为代价，经受血与火、生与死、灵与肉的痛苦考验，因此征戍生活远比日常的聚散离合、穷达祸福、伤春悲秋等生活内容更牵动人心，它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荣辱存亡以及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能否正常运作的根本问题，因而反映戍边守土内容的边塞诗也就比其他一般诗歌更感人，更具震撼力。

其次，从文学反映生活范围的角度说，边塞诗也是其他诗歌不可替代的诗体类型。边塞诗以边塞为表现对象，“边塞诗本身就是特定地域文化的产物”⁽³⁾。无论是写边塞风光，还是写风俗民情；不论是表现边地的生产生活，还是反映征战戍守的军事生活；不论是咏史怀古，亦或是咏物寄情，都突出鲜明的边塞地域性特征。因此边塞诗是反映异域生活的主导诗歌体式，它是对文学主体反映内地（包括中原和南方）生活的一大补充，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与意义。

此外，边塞诗具有丰富的思想文化内涵。边塞诗在表现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由对抗走向融合的动态过程中，反映出不同民族与不同时代的文化发展和文明进程状况，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诗中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元素，如强烈的民族情感与爱国精神、故土难离的乡恋情结、深沉哀婉的悲剧精神、充满异域情调的风俗画卷、雄奇壮伟的审美境界，等等。这些都足以说明边塞诗作为一种独特的诗体类型，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占有重要地位，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意义，正因此，边塞诗研究也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研究课题。

作为古代文学特别是唐代文学研究中重要的课题，以往的边塞诗研究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如研究失之表面化，评价失于简单化，缺乏整体性系统性的研究，因此，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借鉴古代文学最新研究成果，运用当代意识与理论方法，继续推进这一课题的研究，是摆在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新任务。因此，本书选取汉唐边塞诗作为研究对象，意在运用文史结合的方法，对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边塞诗做系统全面的文学研究和审美文化考察。

之所以截取“汉唐”⁽⁴⁾作为研究对象，是基于这样一种考虑：汉唐边塞诗具有历史自足性，构成一个自成体系的创作单元。宏观地看，中国古代边塞诗呈现唐代和清代两大创作高峰，边塞诗史可以依此划分为前后两段，汉魏隋唐为前段，宋元明清为后段。前后两段明显地呈现出不同的主题特点与美学特征，构成两个特征分明的创作单元。就前一段说，边塞诗萌芽于《诗经》中的征戍诗，到汉魏，传统的征戍内容与乐府形式相结合，边塞乐府形式的确立与边塞特色的具备标志着边塞诗走向基本定型。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迄于唐代，边塞诗创作达到巅峰。汉唐边塞诗无论题材内容、思想情感，还是艺术形式、表现技巧乃至美学风格、创作范式都已达到成熟自足的境界，后世边塞诗除了主题有所转型，变为集中表现边塞自然风光、风俗民情从而体现出不同的时代特色外，更多的还是传统的延续、量的积累，而少质的突破，因此，把握了汉唐边塞诗也就抓住了整个边塞诗史的神髓所在，深入系统地研究汉唐边塞诗具有经典解析的价值与意义。

本书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对汉唐边塞诗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研究。首先着眼于现存边塞诗文本，纵向梳理其流变历程，把握汉唐边塞诗的历史分期、时代特点、艺术演进等；在历时研究的基础上，由文本研究上升到诗歌文化研究，将汉唐边塞诗置于文化大背景中加以横向的阐释解说，透视边塞诗中所蕴含的如爱国主义、英雄主义、人道主义、尚武精神、任侠精神、悲剧精神、乡恋情结等民族文化精神内涵；在纵横两方面研究的基础上，着眼于汉唐边塞诗以乐府为主体的诗体形式，从艺术思维、表现技巧、语言运用等方面概括乐府边塞诗的创作模式，总结积淀于边塞诗中的创作传统，分析其审美文化心理内涵。力求从上述三个层面拓展边塞诗研究的阐释空间，避免边塞诗研究中存在的表面化、简单化和非系统化的问题，以期能够对深化和推进边塞诗研究乃至乐府诗研究有所裨益。

按照上述研究意图，全书的总体设计，分为引论、正文、结语三部分。引论部分主要解决选题的价值意义、边塞诗概念定位、特征确认、研究史回顾与现状评价、研究思路与方法等问题。正文第一、二两章为纵向史的研究，重在从历时角度梳理汉唐边塞诗从萌芽、定型、发展至于繁盛的流变历程。统计各个历史时期边塞诗创作数量、作者队伍构成，概括不同时期边塞诗创作的新变因素与时代特点，并对一些关键问题如汉代有否边塞诗、汉代边塞诗的地位、南朝乐府边塞诗繁荣的原因、唐代边塞诗的时代特色等等作出新的阐释解析。第三至第七章为横向主题研究，由基本主题入手，挖掘隐含于其中的思想情感、民族精神与审美文化心理内涵。在文本的深入解析中，归纳总结出汉唐边塞诗创作积淀的文化传统，概括其乐府创作模式。同时探讨制约边塞诗创作格局、美学特征、发展方向的各种因素对汉唐边塞诗创作的影响。第八章为美学研究，着眼于汉唐边塞诗诗体形式、表现技巧、意象运用、审美情趣与艺术特征等研究，总体呈现汉唐边塞诗的审美追求与造诣。结语部分从文学与文化两方面对汉唐边塞诗的价值意义作总结与提升。

二、边塞诗定位及其特质

作为诗体概念，边塞诗是一个历史范畴，自北宋初年李昉等编纂《文苑英华》时以边塞分诗体以来，人们不断使用“边塞”或“边塞诗”这一称谓，却很少有人对其进行认真细致的辨析与界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边塞诗概念有过多次的讨论，但迄今为止，边塞诗仍是人们常用而在内涵与外延上还相当含混的一个诗体概念。一般说，概念运用的含混模糊是研究非科学化的表现，是研究薄弱的标志。正因为概念运用的非科学化，使得每一位边塞诗研究者在其研究之前都不得不对这一概念作一番自我规定，这既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也不利于边塞诗的全面综合研究。而且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与界定直接关系到对边塞诗特质的确认，关系到对边塞诗人创作成就的评价，也关涉边塞诗史历史分期与分期标准的确定等边塞诗研究的核心问题，因此科学准确地界定边塞诗概念就成了边塞诗研究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本节首先对边塞诗概念给予重新定位，并进一步探讨边塞诗的特质。

从边塞诗研究史看，关于边塞诗概念的论争，始自20世纪50年代。受社会学批评观念的左右和边塞诗研究视野的限制，人们对边塞诗的认识局限于盛唐时期，甚至把边塞诗不恰当地等同于战争诗、爱国诗或民族诗。这种观念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⁵⁾。1984年8月在兰州举办的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对边塞诗概念有过激烈的争论与辨析，有人认为边塞诗是人们研究唐代诗歌时用来指称高、岑等人从军出塞类诗作的概念，自明清以来，业已约定俗成，其内涵不可无限扩大。“所谓边塞诗，顾名思义，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时间应指盛唐和中唐。”⁽⁶⁾不可上溯汉魏，更不能流波宋元明清。在这个范围内描写边塞风光及兵营生活的诗歌为边塞诗。这种看法可称为狭义边塞诗概念，以谭优学先生为代表，后来呼应谭先生说法的有刘真伦⁽⁷⁾。也有人认为边塞诗内容应该是很宽泛的，“凡是描写与边塞生活有关的一切诗篇，举凡从军出塞、保土卫边；民族交往、塞上风情；或抒报国壮志；或发反战呼声；或者借咏史以寄意；或记现世之事件；上至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下及朋友之情、夫妇之爱、死别之悲，只要是与边塞生活有直接间接联系的统统都归入边塞诗之列”⁽⁸⁾。这种看法可称为广义边塞诗概念。以胡大浚先生为代表，他通过多方面辨析，认为“边塞诗不等于战争诗，不等于爱国诗、民族诗，不等于写在边塞的诗”，“边塞诗不等于写边疆战争的诗”⁽⁹⁾，认为“把边塞地域，仅限于西北沿长城一线，其不全面尤为显然”⁽¹⁰⁾，最后得出结论说：“所谓边塞诗，就是我们对特定时代（唐代）大量出现的描写与边疆军旅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的诗歌所建立的一种整体的、多层次的认识。它是特定时代的文学现象，而并不排斥其他时代有性质相类的诗歌，它是边疆战争的产物，却并非以写边战所能局限”⁽¹¹⁾。胡大浚的分析与论证，比当时人们笼统地认为凡是反映边塞战争、边塞生活、边塞风光的诗就是边塞诗的看法，有了很大推进，对于科学界定边塞诗概念提供了很多启发。胡先生观点的缺憾在于仅从唐人创作实践作演绎归纳，没能从逻辑的层面深入解析。其后继承胡先生的成果，黄刚先生在《边塞诗论稿》中对边塞诗概念又作了进一步研讨，他在批评狭义边塞诗概念基础上，提出“大边塞诗观”，认为：“边塞诗应是反映与边地生活相关之人、事、情、景之诗，凡符合此要求内容题材之诗便是边塞诗，而不应再有其他附加条件。”就这一结论说，黄刚的“大边塞诗观”比胡大浚先生的结论并未有多少创新，但他又说：“在中国古代边塞诗范畴的界定上，我们认为，应该坚持时间上的无限制性（包括有边塞以来的整个古代社会）、地域上的全方位性（包括四境之地）、题材上的与边事相关性三个方面。”在时空两方面外，又增加了“与边事相关性”。这一点可谓把握了边塞诗定位的关键，是很有见地的。至此，科学界定边塞诗的结论差不多呼之欲出了，惜乎黄氏于此并未作更深入具体、更明确的论述，时至今日，边塞诗定位，仍是需要继续探讨的话题。

那么我们究竟怎样界定边塞诗这一概念呢？

前文说过，边塞诗是按题材分类而产生的一个诗体概念。按题材分类，诗可以分为山水诗、田园诗、咏史诗、咏物诗、怀古诗、爱情诗、游仙诗、论诗诗、题画诗等等。边塞诗是以描写边塞题材为主的一类诗歌。从概念上分析，以“边塞”一词限定其题材，决定了边塞诗表现的内容有很强的地域性特征，也就是说，边塞诗的表现范围在地理方位上应限定在边塞之地。那么什么叫边塞呢？边塞，即边疆设防处。此词最早见于《史记·三王世家》，霍去病上疏云：“陛下过听，使臣去病待罪行间，宜专边塞之思虑，暴骸中野无以报。”⁽¹²⁾之后《汉书·昭帝纪》始元六年（前87）有“以边塞阔远，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二县置金城郡”⁽¹³⁾之语，这是较早使用“边塞”一词的文例，这里的“边”是边境地区、边陲、边疆、边鄙之意，《玉篇·辵部》：“边，边境也。”“塞”则指要塞、塞垣、塞外，即险要设防之处。《吕氏春秋·有始》：“山有九塞。”高诱注：“险阻曰塞。”合而为“边塞”一词，即指边疆设防的地带。任何王朝，只要领土确定就有其四方边塞之地。所以，我们可以说，边塞诗的“边”不仅包括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这段东北至西北的边疆地区，也应该包括其他方位的边疆地区。因此，凡是表现东、南、西、北四方边塞题材的诗皆可视为边塞诗，这是由“边”字规定的地域范围决定的。从“边”字所包含的四边之意这一角度看，狭义边塞诗的界定显然不够合理。而时间上，我们认为边塞诗也不能局限于唐代。事实上，有国家的存在就必然有戍边守土的防卫行为，就可能有反映这种行为的边塞诗创作的存在，整个古代史上，每一个朝代都可能有自己的边塞创作。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辨析，边塞诗的范围比狭义边塞诗要大。

当然，我们之所以把边塞诗作为研究对象，目的就是要以边塞诗为视角，从边塞诗的产生、发展、变化及创作成就中透视古典诗歌的发展规律及成就，所以过分宽泛地理解这一概念无助于我们深入细致地研究边塞诗，而且也不符合研究的科学规范。因此我们在修正狭义边塞诗概念就时空两方面对“边”的理解的局限的同时，还要强调“塞”字隐含的特定意义，也就是强调它的“险要设防”之意，否则我们就难以将其与广义的边塞诗概念区别开来，就难以使我们的界定建立在科学准确的分析之上。

我们强调边塞诗一词中“塞”字的“险要设防”之意，就是强调边塞诗不同于边疆诗（广义边塞诗概念近似于边疆诗），就是强调它所表现的内容多多少少都要与边塞防卫有关，而不仅仅与一般的边塞生活有关。换言之，边塞诗无论是写边塞的自然风光、植被物产、风土人情，还是写边地的生产生活、军事生活乃至边城市肆、民族交往等等内容，都必须与边塞防卫之事有或明或暗的联系。缺少这种联系，离开边塞防卫这一前提与背景，即使是写边地内容（即边地的人事情景）也只能称边疆诗，而不是边塞诗，边疆诗包括边塞诗。另一方面，我们强调边塞防卫并不等于把边塞诗等同于征戍诗、战争诗或军事诗，为此，我们有必要对下列概念作进一步的分析比较。

首先看边塞诗与征戍诗。人们常常称唐以前的边塞诗为征戍诗。它指那些表现从军出征、戍边守土内容的诗歌。它包括先秦《诗经》中的战争诗和汉代以后以固定的乐府题目来表现边塞征戍之事的乐府诗，其主题包括“报君恩、重意气、立边功、怨久戍、伤苦寒、思家园、念亲人”⁽¹⁴⁾等方面。这些诗作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都为唐代边塞诗的繁荣作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了可贵的经验，但总的说来成就不高，为区别于唐代边塞诗，人们泛称之为征戍诗。其实，这也是一个含混的概念，人们运用这一概念时并未明确它与边塞诗之间的真正区别。我们说，征戍诗与边塞诗都以戍边守土为表现对象，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征戍诗大多是泛泛吟咏征战戍守之事，看不出明确的边塞指向，不具备鲜明的边塞地域性特征；而边塞诗表现戍边守土的内容必须具有鲜明的边塞地域性特征。考察古代边塞诗发展史，只有《诗经》中的战争诗属于征戍诗。汉代以后，征戍内容与乐府相结合，确立了边塞乐府这一独特的诗体形式，而且诗中有了明确的边塞指向，具备了边塞地域性特征，因此汉以后唐以前的边塞诗严格说不能称为征戍诗，可以称为乐府边塞诗。征戍诗与边塞诗的细微差别就在于是否有明确的边塞地域性特征。二者关系上，征戍诗是边塞诗的萌芽形态，边塞诗由征戍诗发展而来，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新的突破。内容上由征戍诗的单纯写战争扩大到描写边地自然风光、风俗民情、生产生活各个方面；形式上也确立了以边塞乐府为主体的灵活多样的诗体形式。因此我们说征戍诗不等于边塞诗。在这一点上，我们的边塞诗概念有别于广义边塞诗概念。

其次看边塞诗与边疆诗、本土诗。前人有关边塞诗界定的讨论中，曾就诗人写作地点问题有过争论，胡大浚和黄刚先生的论著已经辨明，写作地点不能成为区别边塞诗与非边塞诗的标准。边塞诗不等于写在边塞之地的诗，按我们的理解，只要是写与边塞防卫有关的题材内容，无论诗是写在内地还是写在边塞都是边塞诗。如以《塞上》为题的乐府诗，多反映边防问题，但诗人未必去过边塞，诗也未必写于边塞，仍可视为边塞诗。相反，虽然写在边塞，但如果内容与边塞防卫问题没联系，便不算边塞诗。这里需要特别提出的是，边塞诗不等于边疆诗，也不等同于本土诗。边地本土诗人写作的本土诗歌，属边疆诗，但如果诗中不含涉边塞防卫问题，就不能算边塞诗，而只能是边疆诗⁽¹⁵⁾。边塞诗的“塞”字强调它所写的题材内容必须与边塞防卫有关，离开这一前提背景的本土诗与边疆诗皆非边塞诗。胡大浚先生的广义边塞诗和黄刚先生的“大边塞诗观”都把本土诗和边疆诗归入边塞诗之列。20世纪90年代以来，从地域文化角度研究边疆诗者，也自觉不自觉地认同了广义边塞诗概念，把边地本土诗人的创作全看成了边塞诗，也是不够科学的。与之相类的游边诗，如果只写个人情趣，而不含涉关注边地防卫的边塞情思，也不算边塞诗。当然，任何到达边地的诗人，无论是从军出塞，还是旅游边地，其表现边地生活总不免要关注边地防卫问题，否则其思维与想象对于写诗也许大成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排除存在这种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古人使用“边塞诗”概念而不用“边疆诗”概念，恰恰是一种深有意味的准确。从语言运用角度看，“边疆”一词的使用早于“边塞”，早在《左传》中就有“边疆”一词，而“边塞”是汉以后才出现的词汇。二十五史中“边疆”出现93次，而“边塞”出现100次⁽¹⁶⁾，说明“边塞”的使用频率并不比边疆高多少。然而，古人用边塞而不用边疆称谓这类诗歌，显然是一种有意味的用法。

此外，还有边塞诗与战争诗（即军事诗）的关系问题，胡大浚、肖澄宇、黄刚等多位先生都已明辨二者之间的交叉而非等同的关系，此不赘言。总之，通过以上辨析我们可以看出：边塞诗是专门表现边塞之地各类题材的诗歌。它包括边塞山水诗、风俗诗、抒情诗、军事诗、咏物诗、怀古诗等等小类。无论哪一类，都必须与边塞防卫有关。由此我们可以说：边塞诗是一种以历代的边塞防卫为前提和背景，表现边塞各类题材内容的诗歌。这样界定边塞诗，一方面可以从对“边”的理解上与狭义边塞诗概念区别开来；另一方面又可以从对“塞”字的强调上，与广义边塞诗概念划清界限。这样通过对边塞诗这一概念的具体分析与逻辑论证，基本上使边塞诗科学准确地定位于古典诗歌分类的网络系统之中，从而摆脱了狭义与广义边塞诗概念的模糊性与随意性，将边塞诗研究真正纳入科学化的轨道。

边塞诗具有独特的表现领域，具有为其他类诗所无法替代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边塞诗有很强的政治性和社会性，属于政治诗。从题材分类角度说，边塞诗是与山水诗、咏物诗、咏史诗、怀古诗相提并论的最引人注目的五大诗体类别之一。在这五种诗体中与自然地域或人文景观有关的有山水、边塞和怀古诗。怀古诗抒发由特定的自然或人文景观诱发的历史兴衰人事慨叹等观感，有很强的历史意识；山水诗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对自然审美的产物。相比而言，边塞诗反映的则是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内容，是国与国、政治集团与政治集团之间相互争夺生活空间或物质财富的政治行为在诗歌创作中的反映。正如董乃斌先生所说“边塞诗本是一种政治性、社会性很强的诗歌品种”⁽¹⁷⁾。所谓政治性是说边塞诗所反映的戍边守土、保家卫国的军事行为，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荣辱存亡，关系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生活能否正常运作的重大政治问题，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社会性是说边塞诗所反映的生活内容包括各类矛盾如民族矛盾、军中矛盾；各种情感如民族情感、乡恋情感等；上关帝王将相，下涉士子平民，以武力对抗保家卫国的戍边行为牵动着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与社会性是边塞诗特质的一个重要方面，边塞诗属于政治诗。政治性决定了边塞诗所表现的内容必须以边塞防卫这一政治军事行为作前提背景，缺少这一背景则不称其为边塞诗了。

第二，边塞诗具有鲜明的边塞地域性。所谓边塞地域性是指不同于内地（中原与南方）的边塞特色。边塞地域性是边塞诗最突出最显见的特征，它决定了边塞诗具有不同凡响的艺术视野和艺术素材，使边塞诗成为诗歌中别开生面的抒情领域，成为一般诗歌内容的补充。比如同是描绘自然之景，边塞写景带有鲜明的边地肃杀萧瑟的情调，往往具有苦、寒、险等特色。莽莽瀚海、崔嵬雪山、雄关大漠、陇水关山、飞沙走石、风急天暗等边景为其常见的特色意象；而内地之景则多是花草树木、流水人家等典型意象，两者相比有一文一武、一细一粗、一柔一壮的差异，体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情调。尤其那些表现边塞风土人情、风俗习尚的作品，更是内地诗歌绝少涉笔的，诗中充满着异域他乡的别致情调。而表现征战戍守之事，边塞诗总是以边塞荒寒僻远的自然人文环境为活动背景，于高山大川、险关要隘等奇险之地中表现征战戍守之事，或言征戍艰辛，或表战事惨烈，把人类平素的各种情思与感怀（如思乡念亲、功名心、事业感，及由此产生的喜怒哀乐之情）放在生与死、血与火的惊心动魄的场面中作集中、夸张、强化的表现，具有极强的情感震撼力。

就情感基调说，边塞诗既没有宫体诗的缠绵悱恻，也无山水田园诗的闲适淡泊，而是慷慨悲壮，或雄迈激昂，或悲慨凄凉，给人强烈的激动与感发，它不会令人缠绵，也不使人消沉，而是让人振奋、惊异、充满豪情壮志，即使写相思写悲哀也写得激动人心，写得大气省人、惊心动魄，能够产生强烈的抒情效果。从审美境界看，边塞诗以具有冲天豪气、磅礴气势、高大、险峻、粗砺、苦寒等阳刚特征的意象构筑一幅幅壮美的图画，它不是香软温润之境，也不是空灵澄澈之境，而是具有阳刚劲健特点的壮美与崇高之境。如岑参的代表作《白雪歌》、《轮台歌》与《走马川行》等都是以奇险、奇寒、奇苦的字眼，以具有粗砺、厚重、巨大、壮伟特征的事物组成画面，诗中充满阳刚之气，呈现一种壮美或崇高的境界。虽然发展到元明清时代，边塞诗的抒情重心已转入写真写实，秀美之境开始上升，但那种充满阳刚之气的壮伟境界并未消失⁽¹⁸⁾。这种境界让习惯于中原或南国风情的人惊叹不已，阅读这类作品，人们仿佛一下子置身西北高原，大漠风烟、冰川雪地、狂风奇寒等一切都让人惊愕、震颤，在微微的恐惧中感到自然的伟岸、高大，令人产生振奋激动之情。这种慷慨悲壮的风格气调与奇特的抒情领域成就了边塞诗雄奇壮伟的艺术境界，是边塞诗地域性特征的显著体现。

三、边塞诗具有特殊的时代性。历史地理研究表明，边塞问题是政治性很强的极为敏感的政治问题，它关系到一个国家与民族拥有的主权领土（即版图范围）的承继渊源与合法性问题（如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早在三国时期就已和中国大陆有着密切的往来，至元代正式纳入中国的版图，成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谈历史上的边界问题总是与当今的边界和领土主权范围密切联系起来。换言之，确定历史上的中国边疆地域既要考虑历史上各王朝政权的边界状况，又要考虑到它与当今边疆地区的承继关系。这种政治需要决定了历史地理学研究边疆问题必须把古今结合起来，综合确认边疆地域（区）的范围。按照这一原则考察，中国古代的汉、唐、元、明、清几个强盛时代与当今疆域近似，所以中国古今的边疆地区大致可以以此为依据来确定，即以长城南北至西域向南沿西藏、云南、广西延伸的广大地区为历代的边塞地区。历代反映与这一边域防卫有关的边塞内容的诗作，即为边塞诗。但是不同时代的具体边界线不同，如汉与晋不同，唐与宋不同，明与清也有不小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不同时代的诗人的边塞创作总是以他所处时代的边塞状况为本位来关注边塞问题，造成不同时代的诗人创作中对边塞的范围理解不同，这样就使历代边塞诗创作有了各自的时代特征，即时代性。

边塞诗的时代性不同于一般诗歌的时代性，它一方面体现为诗作所反映的防边内容因历代诗人所处的时代不同而具有各自的时代性，这种时代性可称为历代性；另一方面又体现为诗中所反映的历代边界状况与目前我国边域状况之间的联系性，即当代性。这种双重含义的时代性特征看似简单，但至今仍未引起研究边塞诗的学人的应有重视，因此有的学者撰文强调岑参的边塞诗不能称边塞诗而只能叫西域诗，其基本依据是岑参边塞诗所写的最远之地热海（即今伊塞克湖）一带“离唐代西境也还有好几千里”，远未到达唐之边塞，认为“把岑参西域诗说成‘边塞诗’是扭曲了唐朝的历史，大大缩小了唐朝在西部的疆域”⁽¹⁹⁾。这种见解实际是漠视边塞诗特殊的时代性的表现。只看重边塞诗的历代性一面，而忽略了边塞诗的当代性，忽略了古今边塞的承继性与联系性，因而得出这样的结论。试想，如果岑参的西域诗不能称为边塞诗，那么唐代还有谁的诗可以称为边塞诗？否定了岑参的边塞诗，实际上也就否定了整个边塞诗存在的价值与意义。而且，这种“就事论事”的做法，并不是个别的。比如有人说：“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边塞应当是一个流动、变化的概念，针对朝代的更迭，我们也应当‘就事论事’”。“对于元王朝的边塞，我们既不能以元以外的其他朝代来衡，更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量，而只能以元论元，惟其如此，才能做到客观、真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²⁰⁾。这种所谓要“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的“就事论事”，貌似客观真实，还原历史，其实恰恰违背了边疆史地研究的基本原则，是不理解边塞诗具有特殊的时代性的表现。

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看待古今边塞的时代性，我们会发现：人的边塞观念是与人类生存的活动范围密切相连的。生存空间与活动范围的拓展相应带来了空间拥有权与所属权的变化。也就是说，对“边”的理解与人们生存空间的拓展密不可分，当人们的足迹局限于陆地之时，便只有领土观。国家的防卫领域便只有陆地之边，相应地只有边防，这是古人心中的“边”。随着商业文明的出现，人的活动范围由陆地拓展到海洋，海洋文化使人们在领土观上又增添了领海观，相应地出现了海洋之“边”与海防行为。而当科技的发展，人们可以凭借高科技脱离地球、其活动范围扩展到蓝天太空之时，又相应地出现了领空和防空的观念。这样人们对生存空间的理解也就由平面走向了立体，真正实现了三维乃至四维（即加上了时间历史因素）的生存空间概念。用这种发展的眼光看待边塞防卫问题，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边塞诗反映的边地范围基本上限于陆地边塞，即三北到西南的陆地三边，而近代边塞诗则由陆边扩大到海防，至当代又出现了防空问题。中国古代陆地三边防卫问题，因朝代不同其疆域或广或狭，其具体边界也不同，从而导致反映这种边防问题的古代边塞诗也具有一种特殊的时代性，而这种特殊的时代性，其实质又是边塞诗政治性的不同体现。

三、边塞诗研究史回顾

一般说来，任何种类的文学批评或文学研究，都是在其创作实践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之后才出现的。边塞诗研究也不例外，边塞诗萌芽于先秦的“诗三百”时代，至汉魏基本定型，经过两晋的发展，到南朝宋齐时代走向成熟，并引起诗歌批评者的关注⁽²¹⁾。齐梁时期钟嵘的《诗品》中就出现了对边塞诗的精彩论述。其序文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文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²²⁾在论述一般诗歌创作产生的动因中揭示了边塞诗产生的原因。其后梁简文帝萧纲的《答张缵谢示集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他说：“纲少好文章，于今二十五载矣。窃尝论之，日月参辰，火龙黼黻，尚且著于玄象，章乎人事，而况文辞可止，咏歌可辍乎？不为壮夫，扬雄实小言破道，非谓君子；曹植亦小辩破言，论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转蕙承风，秋雨且晴，檐梧初下，浮云生野，明月入楼，时命亲宾，乍动严驾，车渠屡酌，鹦鹉骤倾。伊昔三边，久留四战，胡雾连天，征旗拂日，时闻坞笛，遥听塞笳，或乡思凄然，或雄心愤薄，是以沉吟短翰，补缀庸音，寓目写心，因事而作。”⁽²³⁾他们的论述仅仅是以边塞诗作例证来说明诗歌创作的起因，尚未把边塞诗本身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

梳理边塞诗研究史，我们发现，整个边塞诗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古代。翻检典籍，可以看出，较早使用“边塞”一词进行诗文分类的是北宋初年李昉等编纂的《文苑英华》。《文苑英华》中“行迈”门下的“奉使”类与“馆驿”类、“军旅”门下的“讲阅”和“边将”类中都收有边塞诗作。而且“军旅”门下还别列“边塞”一类，收唐代35人边塞诗作54首，是为首次以“边塞”分诗体的尝试。虽然还存在边塞诗归属不一现象，但不失为创举。因为此前尽管唐代边塞诗创作取得了辉煌成就，但唐人对边塞诗认识并不明确。虽然吴兢《乐府古题要解》中释《白马篇》有“皆言边塞征战之状”之论，李益《从军诗序》也有“凡所作边塞诸文及书奏余事”之言，但唐人对边塞诗的诗体概念并无明确自觉的认识，李益名其诗为《从军诗集》而不言《边塞诗集》就是最有力的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说《文苑英华》首列“边塞”类，是诗体分类上的创举。其后，姚铉的《唐文粹》也专列“边塞”一类⁽²⁴⁾。宋末元初赵孟奎《分门类纂唐歌诗》也设有“兵师边塞”类⁽²⁵⁾。“边塞类”的出现，说明宋人对边塞诗的价值意义有了一定的体认。但总的说，宋元时期，人们研究边塞诗，或言从军，或称征戍⁽²⁶⁾，尚未集中使用“边塞”一词。至明代杨慎的《升庵诗话》，才开始明确以“边塞”论诗，其中“边塞”一词共出现九次，诗评言论中有五次。评沈彬《入塞》诗说“言尽边塞之苦”；评薛能《柳枝词》说：“此诗意言粉饰太平于京都，而废弛防守于边塞也。”可以说《升庵诗话》是第一部较为集中论述边塞题材的著作。从杨慎开始，“边塞诗”概念开始深入人心。至清代，人们开始普遍地以“边塞”论诗，沈德潜第一个完整地使用了“边塞诗”概念。其《唐诗别裁集》说：“李君虞边塞诗最佳。”又说：“（岑）参诗能作奇语，尤长于边塞。”另外，翁方纲、纪昀、洪亮吉、施补华等论诗也曾多次使用“边塞”概念，如翁方纲《石洲诗话》：“嘉州之奇峭，入唐以来所未有，又加以边塞之作。”施补华《岘佣说诗》说：“（岑参）七古劲骨奇翼，如霜天一鹗，故施之边塞最宜。”“‘秦时明月’一首，‘黄河远上’一首，‘天山雪后’一首，‘回乐峰前’一首，皆边塞名作。”经过清代诗论家的不断使用，“边塞诗”一词才被固定下来，成为古典诗歌研究领域常用的概念。然而，总的说，古代诗论对边塞诗的论述仅是一些只言片语的点评，尚未开始现代意义上的研究。把边塞诗作为一种独立的诗体加以深入具体的研究是从20世纪开始的。

第二阶段：现当代。20世纪20年代，苏雪林撰著《唐诗概论》一书，首开现代边塞诗研究的先河。书中第八章“战争与边塞的作品”，对唐代尤其盛唐的边塞战争作了细致的钩沉，并对盛唐王维、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等人的创作，作了具体的论述，开启了现代边塞诗研究的新纪元。其后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也辟专章研讨，“边塞诗”从此成为唐诗研究中重要的领域。至20世纪50年代边塞诗研究出现第一次热潮，界定了边塞诗、边塞诗人、边塞诗派等一系列概念，集中研究盛唐边塞诗，发表了一系列研究论文。其总的研究成果大体已反映在现行的几部重要文学史（如游国恩等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社科院版《中国文学史》，以及前些年新出的各种文学史著作）之中，为人们深入研讨边塞诗奠定了基础。但总的说，20世纪80年代以前，边塞诗研究仅限于研究盛唐边塞诗，其他朝代的文学研究尚未关注边塞诗问题，其研究视野与研究深度都有明显的局限。到了80年代，随着唐诗研究热潮的出现，边塞诗的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阶段：新时期至今。新时期二十年，不仅是中国文化走向繁荣的二十年，也是边塞诗研究的丰收季节。其中80年代边塞诗研究出现过三次大的研究热潮。

第一次是在80年代初期。1980年吴学恒、王绶青联合撰文《边塞诗派评价质疑》，副标题是“三十年来文学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发表于《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针对现行几部文学史对边塞诗的评价提出了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十分激烈的边塞诗评价问题的争论，使边塞诗研究成为唐诗研究的热点之一。这次论争，以《文学评论》等刊物为阵地，诸多学者认真研讨，踊跃撰文，先后发表了20多篇论文，如涂元渠《谈岑参边塞诗》、周本淳《王昌龄早期颂扬扩边战争吗？》⁽²⁷⁾、佘正松《九曲之战与高适诗歌中的爱国主义》⁽²⁸⁾、刘先照《评边塞诗》、禹克坤《如何评价唐代边塞诗》、吴庚舜《谈边塞诗讨论中几个问题》⁽²⁹⁾、白坚《实事求是地评价唐代民族战争和边塞诗》⁽³⁰⁾等，至1982年10月邹广在《文史知识》第10期上发表《关于唐朝边塞诗评价问题讨论综述》，标志着80年代的第一次论争高潮基本结束。在这次持续一年多的论争中，学者们集中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①盛唐边塞战争的性质；②诗人创作中对待战争的态度；③如何评价盛唐边塞诗。这些论文大多是从分析唐与东北契丹、北方突厥、西北吐蕃、西南南诏之间战争的性质着手，观察诗人创作中对待战争的态度，歌颂正义战争的诗作则给予肯定，歌颂非正义战争便予以否定。论争中辨明了许多问题。但总的说，此次论争眼界狭窄，只着眼于战争内容，而对边塞诗涉及的其他大量问题未能论及，意义有限。但这一论争却掀起了边塞诗的研究热潮，此后，边塞诗研究论文不断出现。

第二次在1984年。1984年8月中国唐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年会暨学术讨论会在甘肃省兰州市举行，把边塞诗研究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来自内地、澳门，及日本、美国等国家和地区200多名专家学者提交论文100多篇，其中关于边塞诗研究的就有60多篇。“这些文章，从边塞诗的性质、涵义，到边塞诗中的爱国主义思想问题；从唐代边塞诗的渊源、繁荣原因到它对后代的影响；从史的宏观的研究到具体作家作品的评介，内容丰富多彩，涉及的面相当宽广，也提出了许多比较深刻的有价值的见解”⁽³¹⁾。成为1980年以来边塞诗研究的一次重大飞跃，有些问题虽仍未达成一致看法，但并存的见解相对来说是比较深刻的。如谭优学先生从生存空间与生存竞争角度对边塞诗产生原因的阐释，胡大浚先生对边塞诗界定的详细解析，肖澄宇先生对唐前边塞诗的梳理，董乃斌先生对中唐边塞诗的把握，余恕诚先生的战士之歌与军幕文士之歌的提法等，相对于当时学界的一般看法都具有很大的开拓性。会后于1988年5月出版了《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一书，成为边塞诗研究领域第一部较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兰州讨论会后，虽然边塞诗研究总论性文章渐少，但单个作家的研究仍在继续发展与深化。粗略统计从1985至1990年，边塞诗研究论文达190多篇，仍是研究热点之一。

与20世纪80年代边塞诗研究热潮相应，一些边塞诗选本也相继出现。吴蔼宸1964年编有《历代西域诗钞》，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王叔盤、孙玉溱主编《历代塞外诗选》，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胡大浚主编《唐代边塞诗选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张晓生《历代兵诗窥要》，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此外还有《高适岑参诗选集》、《唐宋边塞诗选粹》、《从军诗》、《战争诗选》等等选本。对重要诗人作品集的整理成绩也很突出，出现了孙钦善《高适集校注》，刘开扬《高适集编年笺注》，侯忠义、陈铁民《岑参集校注》等一些力作。在此基础上还出现了左云霖《高适传论》、廖立《岑参评传》等诗人研究专著，边塞诗研究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佳绩。

第三次在1987—1988年，是边塞诗研究的长足发展与开拓时期。主要贡献有三个方面：一是由唐代向前后拓展。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文化热的出现，文化学分支——地域文化研究也开始兴盛起来，如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与此相应，边疆文化研究也开始兴起，如东北文化、草原文化、西域文化、陇右文化等等，与这些边疆文化研究热潮相连，一些边塞诗人尤其是元明清诗人作为边疆文化的代表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加上元明清诗歌研究本身的不断加强，使边塞诗研究逐渐突破局限于唐代的狭窄范围，开始向元明清时代拓展。人们对唐以后的边塞诗人如元代的耶律楚材、马祖常、萨都剌、乃贤；明代的陈循；清代的吴兆骞、方承观、祁班孙、洪亮吉、纪昀、施补华、萧雄、纳兰性德等等都展开了拓荒性研究，相应地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这些成果多数以论文形式发表在边疆省份的社会科学或大学学报上，如《北方论丛》、《牡丹江师院学报》、《新疆大学学报》、《西部学坛》等，也有以论著形式出现的，如王秉钧《历代咏陇诗选注》，张玉兴《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李兴盛的《边塞诗人吴兆骞》等，这些成果（尤指论文）虽然多数停留于对诗人边塞创作基本状况的描述层面，缺少研究深度，但仍然以其开拓性的探索，填补了边塞诗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使边塞诗研究继续保持兴盛的势头，其功实不可没。二是边塞诗研究的横向拓展。余恕诚《地域民族和唐诗刚健的特质》、戴伟华《唐代幕府与文学》、车宝仁《唐代边塞诗所反映的民族和睦》等文⁽³²⁾，开始尝试从民族学、政治学角度，对边塞诗进行多学科交叉研究，开启了边塞诗横向研究的新风尚。三是从乐府诗研究角度拓展边塞诗研究。阎采平《梁陈边塞乐府论》、《北朝乐府民歌的南流及对南朝文坛的影响》、商伟《论唐代的古题乐府》等文⁽³³⁾以及徐建华《边塞诗与乐府》、兰琴《论唐代边塞诗对前代征戍诗的继承和发展》、侍建强《南北朝横吹曲研究》⁽³⁴⁾这些文章或学位论文，侧重探研南北朝及隋唐乐府诗，对其中的乐府边塞诗多有论略，从乐府的角度，推进了人们对边塞诗及诗体特征的理解，成为此时边塞诗研究的突出亮点。

受整个学术研究多维文化视角以及元明清诗歌研究两方面的影响与启发，特别是边塞诗研究本身十年来长足发展的推动，进入90年代，边塞诗研究再拓新境。据不完全统计，1990—1995年的边塞诗研究论文有百余篇，其中值得注意的有下列三方面：一是人们开始从整个边塞诗发展史的广阔领域来探讨边塞诗的产生、发展、繁荣与衰落，描述边塞诗史的发展轮廓，这种尝试始于1988年，刘维钧《边塞诗源流初探》⁽³⁵⁾首开风气，之后叶作舟《边塞诗简论》、兰翠《论唐以前边塞诗的发展》、黄刚的《略论唐以前的边塞诗》等文⁽³⁶⁾，把边塞诗的研究向唐前推进，到90年代中期，出现了两部通史性的论著：薛宗正的《历代西陲边塞诗研究》和黄刚的《边塞诗论稿》，成为边塞诗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在分体文学史研究方面迈出了一大步。二是传统课题，如代表作家出塞行程路线考证、创作艺术特色的比较与归纳等研究继续深化，出现秦少培、刘艺的《试论唐代边塞诗及其繁荣原因》，房日晰《高岑边塞诗艺术之比较》，戴伟华《对文人入幕及盛唐高岑边塞诗的几个问题的考察》等有分量的学术论文。三是受时代学术思潮的影响，以往的社会学批评开始衰落，而美学研究上升。重视从诗歌本体出发，通过对边塞诗美学品质的审视，总结了边塞诗的艺术成就。如曹立波《盛唐文人的从军热与诗歌意象之开拓》⁽³⁷⁾集中分析了富有西北边地特色的诗歌意象，对凝结其中的文化美学涵义作了阐释；倪培翔《略说盛唐边塞诗美学特征》（《唐代文学研究》第三辑）从时代精神、民族心理、创作审美标准、美学风格等因素入手，勾勒出边塞诗元气浑然的“盛唐气象”，独异的风骨美，阳刚之气的悲壮美、崇高美等美学特征。佘正松《具备万物，横绝太空——略论盛唐边塞诗的雄浑美》、张敬邻《论“边塞诗”的崇高美》⁽³⁸⁾也分析了盛唐边塞诗“雄壮浑厚”的“崇高”美特征。韩玉珠《琵琶起舞换新声——评唐代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³⁹⁾，讨论边塞诗中的西部风情美。而刘真伦《论边塞诗的本质属性》⁽⁴⁰⁾，则从文艺社会学入手，汲取丹纳艺术理论的积极成分，分析了构成边塞诗的地理、社会、时代三种元素，关注了“边塞”这一地理特征在文化地理学上的意义。这些文章开辟了边塞诗研究的新视野⁽⁴¹⁾。

90年代中后期，边塞诗研究再次成为研究热点。1996—2003年八年间有论文近200篇，不仅数量集中，而且向着全方位研究开拓。一方面把边塞诗与诗人心态、时代精神相结合，如李炳海《北朝文人的临战心态及边塞诗的格调》、《北朝民族融合与纪实型边塞诗》，霍然《论盛唐边塞诗与唐人社会心态》⁽⁴²⁾等从诗人心态、民族融合等多角度探讨边塞诗风格特点。另一方面开拓唐以外的断代边塞诗研究。黄刚《清代边塞诗繁荣原因初探》、《论清代西域边塞诗之特色》、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等⁽⁴³⁾是论述元代、清代边塞诗特征与成因方面较有分量的论文。这些文章使边塞诗研究朝着纵横等多角度、全方面研究拓展。1998—2000年研究论文总数不下50篇，然而相对前期，有分量的论文数量下降，其中李炳海《民族融合与古代边塞诗的战地风光》、阎福玲《中国古代边塞诗的三重境界》与《边塞诗乡恋主题的时代特点与价值》及《论唐代边塞诗的悲剧精神》、徐晓敬《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人对战争的态度》、兰翠《从李益的边塞诗看唐代边塞诗的兴衰》、李中耀《乾隆统一新疆与清中期西域边塞诗的兴起》⁽⁴⁴⁾，这些文章大都从发展的角度对边塞诗的重要主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梳理研究，成为90年代后期边塞诗研究的亮点。

纵观整个边塞诗研究史，我们可以看出，近代以前基本停留在作品的评点上，尚未形成系统的评价。20世纪前七十年，是现代边塞诗研究的起步与发端，50年代以来，由于受各种学术思潮尤其是庸俗社会学的影响，边塞诗研究政治化倾向明显。把边塞问题局限为爱国或民族问题，过分强调诗人对待战争的态度，导致研究表面化，许多文章停留在内容归类上，难以从深层意义上揭示边塞诗所传达的思想感情的内在本质，如诗人对战争的思考，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求与张扬，表现征战将士在生与死、血与火面前那种对生的留恋、对死的超越，摒弃俗累与懦弱，获得庄严与伟大等等。而艺术特点的研究也往往流于艺术手法或修辞手法的低层的总结归纳，未能从文本出发，深层揭示诗人把握边塞题材的艺术思维方式与由此形成的创作规范。政治化与表面化，也造成对诗人或创作的评价流于简单化，忽略了边塞诗内容的丰富性、复杂性，造成边塞诗研究缺乏特色。而总体上说，更不够系统化，边塞诗研究长期局限于唐代，未能把边塞诗当成一类独特诗体，放在整个诗歌史的广阔视野中加以系统研究，因而总体成就不高。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多年，是边塞诗研究长足发展并取得显著成就的重要阶段。边塞诗作为唐诗研究的热点不断向整个古代边塞诗史拓展，研究视野大大拓宽。唐前与唐后各代边塞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都得到一定的研讨。一些学人还注重从美学和艺术角度，把握边塞诗的诗体特征，探讨诗人的创作个性。更为可喜的是，一些学者开始把边塞诗放在历史文化背景中进行横向的阐释研究。当然，从分体文学研究的角度说，边塞诗与山水诗等诗体相比，其研究还远远没有臻于理想境界，横向研究刚刚起步，多学科交叉研究更是近乎空白。深入的艺术研究，包括独特的意象语符体系的提炼归纳、诗人艺术思维方式与特点的把握，艺术范式的抽绎与概括等等，甚至艺术文本的整理，资料的考察、钩沉、纂辑与整理做得也很不够。这一切都有待我们进一步加以具体而深入的研讨。

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尽如人意，近年来，边塞诗研究形势较之前些年，却进入了越来越堪忧的境地。一方面，风行全国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以其量化标准对学术评价机制造成巨大冲击；另一方面，新世纪以来，研究生急骤扩招以及各高校为提高其论文发表率而人为规定研究生读书期间必须发表定数论文的规定，造成许多学人在现实利益、名份、学位的诱惑压迫下，不顾基本的学术规范与要求，无暇从问题入手，进行深入具体的研究，而是投机取巧，生拼硬凑，重复选题，炒冷饭现象越来越多，从2000年至2003年的三年多，边塞诗研究论文总数不下60篇⁽⁴⁵⁾，数量上看，研究热潮不减，然而，从质量上说，除去陈铁民《关于文人出塞与盛唐边塞诗的繁荣——兼与戴伟华同志商榷》⁽⁴⁶⁾、邵文实关于敦煌边塞诗歌研究的系列文章、任文京《论唐代边塞诗人的汉代情结》⁽⁴⁷⁾，以及从意象角度研究边塞诗艺术特点的个别文章较富学术含量外，大多数文章转向个案研究，创意不多，价值不高。因此推进新世纪的边塞诗研究，任重而道远⁽⁴⁸⁾。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从边塞诗研究史可以看出，选取“汉唐边塞诗”作为研究对象，就意味着要面对三大难题：

一是汉代有否边塞诗的问题。目前学界多认为边塞诗萌芽于曹魏时期，到南朝宋齐时代开始走向成熟。多数学人都认为汉代没有边塞诗。有的文章追溯边塞诗起源，一直上溯到《诗经》战争诗，但对汉代则一笔带过。本人为此曾请教过多位著名学者，他们大都认为汉代无边塞诗。而本人一直比较重视汉代边塞诗，认为汉代不仅有边塞诗，而且地位还相当重要，其边塞特色的具备与乐府形式的确立，标志着边塞诗已走向基本定型。后来又受到陈良运《焦氏易林诗学阐释》的启发，在《焦氏易林》一书中找出边塞诗作一百多首，最终使“汉唐边塞诗”的选题获得了作品的支持。

二是边塞诗研究是一个老课题。虽然相比于山水诗研究，边塞诗的研究还显得薄弱，但现有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对这样一个老课题进行研究，想要创新，难度很大。在研究思路上我们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在充分借鉴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的文学研究，突出其全面性、系统性。包括纵向的、横向的、主题的、艺术模式的全方位研究。把汉唐边塞诗作为一个整体，系统全面地梳理其产生、发展、繁盛的流变历程，理清各个时期的边塞诗创作为古代边塞诗史增添的新因素与新特点，进而总体把握汉唐边塞诗的艺术特质与美学境界。第二个原则是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力求视角新颖。在注重运用文史研究中常用的文史互证、微观宏观相结合、现象分析与理论概括相结合等多种研究方法的同时，更强调多学科交叉研究，自觉地把地理学（包括自然地理、政治地理、文化地理与历史地理）、民族学、历史学、文艺美学与文学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的交叉研究，在更广阔的学术视野中，对汉唐边塞诗的创作格局和艺术特点作全面系统的阐释与解说，立体地透视边塞诗创作中蕴含的民族文化精神内涵与审美文化心理内涵。

三是“边塞诗”是按题材分类产生的诗类概念，它规定了边塞诗研究更大程度上是关于诗歌文本的研究。这显然与当下古代文学研究提倡求真实证的学术风尚不相适应，诗歌文本解读容易流于感悟的层面，难以成为实证研究而陷入浮泛的尴尬境地。针对这一难题，本人有意识地强化了文史结合研究和乐府边塞诗创作模式的研究。一方面把汉唐边塞诗放在历史文化大背景中，把单纯的文本研究变成历史文化与边塞诗关系的关系型研究，从自然地理、民族征战、民族融合、征戍制度、边疆风俗等多个文化视角对汉唐边塞诗的基本主题作全面系统的阐释研究。另一方面重视从诗歌文化的高度拓展边塞诗的阐释空间。汉唐边塞诗的主体是乐府边塞诗，突出和强调乐府诗这一独特的研究视角，不仅着眼其艺术表现层面的文本研究，更突出强调在一定创作观念指导下的乐府边塞诗艺术模式的研究，力求在此有所突破。此外，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文本研究中的不能实证的个人感悟因素，则有意识地引入数字统计的方法，力争使解读文本所获得的体会，建立在数据实证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提升研究的科学性。

按着这一研究思路设想，全文分引言、正文八章和结语三部分，形成相互联系的五个研究板块，较为全面地解决了汉唐边塞诗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

第一板块的引言部分，在吸收前修时贤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边塞诗概念重新进行界定与定位，通过强调边塞诗的“塞”字的险要设防之意，突破对边塞诗的狭广二义的理解，认为边塞诗是在历代的边塞军事防卫前提背景下表现边塞各类题材的诗歌。边塞诗具有政治性、地域性和特殊的时代性。并分阶段梳理了边塞诗研究史。

第二板块一、二章为历时的纵向研究。把汉唐边塞诗切分为萌芽的先秦《诗经》征戍诗、定型期的汉魏边塞诗、走向成熟的晋宋边塞诗、发展期的梁陈边塞诗、走向繁荣的初盛唐边塞诗及新变的中晚唐边塞诗六个阶段，对各个时期的边塞诗题材的开拓，艺术的新变作了细致的比较研究，着眼于艺术思维、艺术表现与作品结构特征等方面解析汉唐边塞诗的艺术演进问题，较为清晰地呈现出汉唐边塞诗创作总貌与时代特点。

第三板块三到七章在汉唐历史文化背景下对汉唐边塞诗的苦寒、尚武、征战、思乡与风俗五大主题及其创作模式作了较为细致的探讨研究。文章认为汉唐边塞诗的苦寒主题根源于边塞荒寒险要、开发迟滞等自然历史因素，同时也是诗人重表现的抒情策略的需要。其内涵表层体现为在以寒为苦的背景下的征行之苦（远、频、久、艰）、思乡之苦、失意痛苦与生死抉择之苦，而深层凸显的则是悲壮的人生体验。文章在科学定义尚武概念的基础上，认为汉民族原本只有任侠传统而无尚武精神，尚武精神来自于先秦和六朝的两次民族融合，它与献身精神、士意识及任侠精神相结合，强化了汉唐边塞诗的刚健品性，凝定为“白马少年”形象，成为民族锐气、朝气与义气的象征。征战主题章认为：残酷惨烈的边塞战争留给人们刻骨铭心的惨痛记忆，引发唐人的冷峻深刻的理性思考，他们超越现实价值层面，体会到与生俱来的命运悲剧感，其主导乐府模式虽然抒情重心各有侧重，但都浓墨重彩地写出了战争悲剧、社会悲剧和命运悲剧。乡恋主题章：强调思乡恋家是人类共有的情感体验，农耕文化背景和儒家教化及诸多历史现实因素强化了汉民族乡恋情结。征戍制度造成的广泛性、恒久性、艰苦性孕育了汉唐边塞诗的鲜明的乡恋主题，其抒情主体经历了由先秦的征夫到汉以后的文士的转型，战士和军幕文士两种乡恋类型的情感抒发都带有鲜明的“士意识”。最后的风俗主题章，在正确把握风俗内涵的基础上，分析了汉唐边塞诗描写边景所经历的想象虚拟和主观表现两个阶段的主体性特点。具体梳理了诗中边塞风情的发展、基本内涵，以及以七绝形式概括提炼塞上风情开启元明清边塞风俗诗创作先河的价值意义。

与主题分析相连，本板块还对汉唐乐府题边塞诗的创作模式作了详尽的解析，包括苦寒主题的《苦寒行》、《从军行》、《陇头水》、《雨雪曲》系列；乡恋主题的《关山月》、《梅花落》系列；尚武主题的《少年行》系列；征战主题的《出塞》、《入塞》、《塞上》、《塞下》；风俗主题的《塞上曲》、《塞下曲》系列。通过细致的文本解析，抽绎出乐府边塞诗写作的艺术思维方式、结构特征、语言意象的积累与凝定等，其中的陇头流水、关山月色、见月思乡、望月怀人、白马少年形象的解析与提炼概括等等，不仅是对边塞诗研究的有益尝试，在一定程度上也深化了汉唐乐府诗的研究。

第四板块的艺术美学解析，概括分析了汉唐边塞诗意象运用、艺术表现、艺术风格与美学境界，对汉唐边塞诗语言意象运用的六大类型、选用特征与组合方式、不同时期边塞诗艺术思维方式、作品结构的动态发展作了总括性的梳理与对比研究。并对边塞诗艺所包含的雄浑美、风骨美、悲壮美、奇丽美等美学类型作了一定的分析与阐释。

第五板块的结语部分，从文学与文化两方面总结了汉唐边塞诗创作的价值意义。认为汉唐边塞诗具有题材与抒情优势，成为汉魏风骨与盛唐气象的代表，具有文学的范型意义。文化上，汉唐边塞诗是民族生活长卷，是民族性格与精神的体现，从中也可以透露出中国古代不同内涵的边塞观和边防思想。

当然，本书存在的不足与缺憾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些章节的论析不够具体，流于浮泛。由于力图使汉唐边塞诗在学科交叉与多维视野中得到全面、系统的研究，造成同一问题在不同章节反复出现。写作时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材料与观点的结合取舍，也不免有失当之处。另外，如何在史的线索梳理中凸显代表诗人的个案研究做得也很不够，这些问题都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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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整个边塞诗史看，唐为第一创作高峰，清为第二创作高峰。

(2) 边塞诗不仅是中国古典诗歌中重要的诗体类型，而且也是现当代诗歌中的重要诗体。当代诗人如杨牧、章益德、周涛等都写有边塞诗歌，学人称之为“新边塞诗”。

(3) 许总《唐诗史》P496，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

(4) 此处“汉唐”指由汉至唐，非仅汉代与唐代之意。葛晓音《汉唐文学嬗变》之“汉唐”即取此意。

(5) 吴学恒、王绶青《边塞诗派评价质疑》持这种见解。见《文学评论》1980年第3期。

(6) 《关于唐代边塞诗的讨论综述》，《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357，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7) 谭优学《边塞诗泛论》，《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2，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刘真伦《论边塞诗的本质属性》，《人大复印资料》1990年第11期。

(8)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356，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9)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38，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10)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44，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11) 《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44—45，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12) 《史记·三王世家》P2105、2106，中华书局1959年。

(13) 《汉书》卷七P224，中华书局1962年。

(14) 邱俊鹏《唐代边塞诗与传统征戍诗》，《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54，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15) 如清代沈阳诗人金朝瑾有《乌拉草》诗集，为边疆本土诗人歌咏家乡之作，他的诗属于边疆诗，而不属于边塞诗。

(16) 此用北京国学时代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发的《国学宝典》正史类所收二十五史进行统计的。

(17) 《论中晚唐的边塞诗》，《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P255，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18) 如耶律楚材《过阴山和人韵》，吴兆骞《混同江》、《长白山》，洪亮吉《天山歌》，赵翼《高黎贡山歌》等等，仍然典型地体现着边塞诗雄奇壮伟的风格特色。

(19) 苏北海《岑参的西域诗及历史功绩》，《新疆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20) 田耘《简论元代边塞诗》，《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

(21) 桓宽《盐铁论·繇役》文学曰：“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杕杜》、《采薇》之所为作也。”《盐铁论·备胡》：“今山东之戎马甲士戍边郡者，绝殊辽远，身在胡、越，心怀老母。老母垂泣，室妇悲恨，推其饥渴，念其寒苦。《诗》云：‘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之我哀。’故圣人怜其如此，闵其久去父母妻子，暴露中野，居寒苦之地，故春使使者劳赐，举失职者，所以哀远民而慰抚老母也。”这两段话分析《诗经》征戍诗产生的原因，已带有边塞诗评之意。然而《诗经》征戍诗仅为边塞诗萌芽，故不视为最早评边塞诗的文字。

(22) 陈延杰《诗品注》P4—5，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23)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七册P117，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

(24) 《唐文粹》把唐代诗文分为功成作乐、古乐、感慨、兴亡、幽怨、贞节、愁恨、艰危、边塞九类。

(25) 《分类唐歌诗》一书，把唐代歌诗分为天地山川、朝会宫阙、经史诗集、城郭园庐、仙释观寺、服食器用、兵师边塞、草木虫鱼八大类。此书今残存十一卷，兵师边塞类二卷，已失传。

(26) 如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魏晋间人诗，大抵专工一体，如侍宴、从军之类，故后来相与祖习者，亦但因其所长取之耳。”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唐人好诗，多是征戍、迁谪、行旅、离别之作，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唐才子传》评王建之诗“于征戍、迁谪、行旅、离别、幽居、官况之作，俱能感动神思，道人所不能道也”。

(27) 这两篇论文皆发表在《文学评论》1981年第1期。

(28) 发表于《文学遗产》1981年第1期。

(29) 这三篇论文皆发表在《文学评论》1981年第3期。

(30) 发表于《甘肃社会科学》1982年第3期。

(31) 杨植霖《唐代边塞诗研究论文选粹·序》，甘肃教育出版社1988年。

(32) 分别发表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文史知识》1988年第10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33) 分别发表在《文学遗产》1988年第6期、《湘潭大学学报》1989年第1期、《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34) 分别为1986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88年北京大学硕士论文、2001年首都师范大学硕士论文。

(35) 《新疆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36) 《人大复印资料》1990年第12期、《人大复印资料》1992年第12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3期。

(37) 《北方论丛》1991年第3期。

(38) 《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4期、《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39) 《西北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

(40) 《江海学刊》1992年第4期。

(41) 参见胡大浚等《七十年边塞诗研究综述》，载《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42) 《晋阳学刊》1996年第1期、《民族文学研究》1996年第1期、《江海学刊》1996年第6期。

(43) 《学术研究》1996年第6期、《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内蒙古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

(44) 分别发表在《北方论丛》1998年第1期、《北方论丛》1999年第4期、《晋阳学刊》1999年第5期、《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4期、《辽宁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烟台大学学报》1999年第2期、《江海学刊》2000年第2期。

(45) 此数字为2003年初由中国期刊网粗略统计而得，2003年至2009年这五六年中，边塞诗研究在乐府研究的新视角上又有新的突破，有多篇硕、博论文发表，此次修改，未列入本文综述部分。

(46) 《文学遗产》2002年第3期。

(47) 《河北学刊》2003年第2期。

(48) 由于博士论文完成于2004年春，2003年以后汉唐边塞诗研究成果，在后来的修改中未能详尽梳理，甚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