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汉代内外之开辟

秦室统一，才十二年，而陈、项起，战乱七年，而天下为刘氏一家所有。自高祖至平帝，凡二百零七年；光武至献帝，凡百六十五年；中隔新莽更始，凡十九年。抚略言之，西汉之世，实吾国行郡县制以后统一最久之时，故外人皆称吾国人为汉人。而吾人自夸其政俗之美，亦津津曰“两汉”。实则汉之政治，多沿秦法，间参以儒家之言。

《汉书·元帝纪》：“元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宴，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初无特别之建设，其风俗则各地不同，亦未可以概论。惟其时之人有功于吾国最大者，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辟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是不可以无述也。

汉承战国及秦之后，用民之力最重，民亦习于力役，不以为苦也。其时人人习兵，为正卒。

《汉书·高帝纪注》：“《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

给役当地，兼须戍边；不戍边而纳赋者，谓之“过更”。

《汉书·昭帝纪注》：“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

论者谓汉之力役三十倍于古，实尚不止三十倍也。此外，又有七科谪戍之法，

《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注：“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时时徙民于边，

《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募民徙朔方十万口。元狩五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

而人民莫之怨畔。故吾谓汉代人民，最能尽国民之义务。汉之国威膨胀，因亦迥绝古今，不可第归美于一二帝王将相也。（汉时田租十五税一，文景以后，皆三十税一，且有时全除其租，可谓轻矣。然其时人民有算赋，自十五至五十六，出钱人百二十。又有口赋，自七岁至十四，出钱人二十。又有赀算，人赀万钱。取算百二十七，贫民亦以衣履釜鬵为赀而算之。其往来徭戍者，道中衣装悉自备，汉民负担之重，盖前此所未有也。）

战国时，燕、赵、秦、楚皆务拓地。至秦统一，尤锐意为之，而多未竟。至汉承其业，益猛进焉。今为分述于下：

（一）东方之开拓。朝鲜自周初立国，已被商、周之文化。然中间交通不盛，燕、秦筑塞至水，燕、齐、赵人往者益多，于是燕人卫满逐箕准而自王。吾国民之力及于朝鲜者，视周代盖已大进，至汉武帝元封三年，朝鲜相参杀其王右渠来降，以其地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汉之疆域，遂奄有今日朝鲜京畿、江原二道以北之地。昭帝时，罢临屯、真番二郡，又置乐浪东部都尉。至东汉光武建武六年，始省都尉官，弃单单大岭以东之地，然乐浪、玄菟犹内属也。《史记·货殖列传》称燕民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是汉之拓东境，大有益于商业也。《后汉书·东夷传》称：“自武帝灭朝鲜，倭使驿通于汉者三十许国。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是汉之声教，且由朝鲜而及于日本也。

（二）北方之开拓。古代北方诸族，曰匈奴，曰乌桓，曰鲜卑。秦、汉时匈奴最强，乌桓、鲜卑皆为所屏。惟吾国人能抗匈奴，始则以长城为界，继且出塞筑朔方郡，又收河西地，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汉之北境，轶于秦二千余里，而匈奴或降或徙，乌桓亦为汉用焉。东汉时，匈奴分为南北。南匈奴附汉，入宅河南；北匈奴为汉所破，漠北以空。而乌桓、鲜卑渐以强盛。论者多谓异族侵入中土，为汉族渐衰之端。然异族之人，实沐汉之文化。如匈奴古无文书，以言语为约束。至东汉时，单于比使人奉地图求内附，是匈奴亦如华夏，有文字图籍矣。

（三）西方之开拓。秦之西界，不过临洮，汉武置四郡，始通西域。而张骞使大夏，见邛竹杖、蜀布，知汉人之通西域久矣。汉之设官西域，自宣帝开始。天山南北、葱岭东西诸国，悉属汉之都护。治乌垒城，实今新疆之中心也。自西汉神爵三年，至东汉永初元年，汉威远播，凡百六十载。其后，犹设西域长史，屯柳中，辖葱岭以东之地，虽各国自有君长，实与汉地无异。近年敦煌所出竹简，有小学、术数、方技及屯戍文牍，意汉之文教，必远及于葱岭内外。小学诸书，即其时学校课本。今所发见者，虽在敦煌，其行于敦煌以西，固可必也。

（四）西南及南方之开拓。秦、汉之间，西南各地氐、羌、蛮、夷、闽、粤诸族，与汉族错处，或辟为郡县，而其俗未化；或仍其国族，而时烦征伐，经营累世，始渐同于中夏。其事复杂，与西北二方不同，宜以今地区分而研究之。（甲）两广及安南之地。秦辟扬粤，仅置三郡。赵佗自立，役属骆越，其地始及于安南。佗传国五世，至武帝元鼎六年灭之，分置六郡。其珠崖、儋耳二郡，至元帝初元三年，复罢之。《后汉书》曰：“凡交趾所统，虽置郡县，而言语各异，重译乃通，人如禽兽，长幼无别……后颇徙中国罪人，使杂居其间，乃稍知言语，渐见礼化。光武中兴，锡光为交趾，任延守九真，于是教其耕稼，制为冠履，初设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学校，导之礼义。”此汉人开化越南之功也。建武十八年，马援远征，随山刊道千余里，立铜柱，为汉之极界。《后汉书》称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今其民号曰“马留人”，以此也。（乙）四川云贵之地。秦、汉之时，巴蜀虽已置郡，而其地犹有巴氏蛮、板楯蛮等，不尽以汉法治之也。其西南，又有夜郎、滇、莋、邛都、嶲、昆明诸国，皆曰西南夷。汉武帝使唐蒙通道夜郎，置犍为、牂柯二郡。又以邛都为越嶲郡，莋都为沈黎郡，冉駹为汶山郡，滇为益州郡。后汉明帝时，又以哀牢夷地置永昌郡。于是汉郡至今云南保山县澜沧江之南，而徼外之掸人亦归化，与大秦时通商焉。《汉书》称：“景帝末，文翁为蜀郡守，见蜀地僻陋，有蛮夷风，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数岁，成就还归，以为右职。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蜀人由是大化。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后汉书》称：“章帝时，王追为益州太守，始兴起学校，渐迁其俗。桓帝时，牂柯人尹珍，自以生于荒裔，不知礼义，乃从汝南许慎、应奉受经书图纬，学成还乡里教授。于是南域始有学焉。”此四川、云南、贵州以此开化之证也。（丙）湖北湖南之地。秦昭王始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其地蛮族，仍各自为部落。至后汉时，犹有澧中蛮、零阳蛮、充中蛮诸名；是今之澧县及慈利、永定等地，皆当时蛮夷所居也。顺帝时，武陵太守以蛮夷率服，可比汉人，增其租赋。然其后蛮人犹时反叛，屯结深山。盖其开化反迟于川、滇之地矣。建武中，南郡蛮反，徙之置江夏，号曰沔中蛮。和帝时，又徙巫县蛮于江夏，于是江夏蛮数反，与庐江贼相接。是东汉时湖北、黄州、德安一带之地，实多蛮族，后且蔓延至于安徽也。《后汉书·度尚传》：“抗徐守宣城长，移深林远薮椎髻鸟语之人，置于县下。”盖其时安徽各地，亦多未开化之民矣。（丁）浙江福建之地。汉初，封无诸为闽粤王，都冶；又立摇为东海王，都东瓯。其后，东瓯悉众徙中国，处江淮之间，而闽粤分立东粤。未几，又徙其民于江、淮。故西汉会稽郡虽广，而自今临海、黄岩以南，殆虚无人居。东汉时，设章安、永宁、侯官等县，海滨之地，始渐开拓矣。

由此观之，汉之南部，虽立郡县，其文化远逊于江淮以北。经数百年，始渐同于中土。先民劳苦经营，遂告成中国大半之地。而南北风气之暌隔，亦由于开化之时有迟速之不同，读史者所最宜究心者也。又其时陕、甘之地，亦未尽开化，武帝以白马氐地，置武都郡，即今武都、宁羌等县也。宣帝时，先零羌扰河湟，赵充国以屯田之策制之。至王莽时，置西海郡，则辟地至今之青海矣。东汉之世，氐羌诸族，时服时叛，或徙其人，或置屯田，皆劳汉族之力以镇抚之，故今日甘肃各地回族，自为风气，其来有自。

《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别也。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月氏分散来降，与汉人错居，其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按大月氏为土耳其族，湟中月氏与羌人混合，实今日甘肃回人之祖。）

而异族杂处，仍无碍于吾国郡县之制，亦可以见汉族势力之伟矣。虽然，汉代治地之法，亦有区别。《汉书·百官公卿表》曰：“有蛮夷曰道。”西汉之道，凡三十二。至东汉时，有改为县者，有仍为道者；比而观之，亦可见其进化之迹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