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川辛亥革命的“元祖”

1942年8月，杨沧白在重庆逝世，他的挚友、老同盟会员朱之洪曾作一挽联，其上联为“蜀府建殊勋，君指挥，我奔走，当时让都督不为，只赢得桃李春风，言语文章妙天下”，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杨沧白早年遥戴孙中山，在四川领导辛亥革命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格。后来杨沧白的学生、一代文豪郭沫若在他的《反正前后》中，更称杨沧白“在四川成为革命党人的元祖”。

1．四川近代政党的创建人

经过鸦片战争后历次战争的冲击，横卧在东方大地的睡狮渐渐醒来，拯救民族危亡，发展民族资本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地处祖国西南边陲的重庆，在欧风美雨的吹打下，于1891年正式被迫开放，从而揭开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序幕。1897年，著名维新变法思想家宋育仁在重庆主办商务局，创办《渝报》，给万马齐喑的四川思想界以巨大的震动。随后，创办新学与留学日本的热潮迅速席卷全川，重庆也逐渐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随着变法运动的失败，一部分先进的重庆青年便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邹容、杨沧白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1897年，杨沧白入重庆经学院，从华阳名儒吕翼文治经史词章，文笔出曹辈，读书“喜广览为闳通”，然“不欲以科第进取”，而深感“国事积弱，胡清窃政”，遂遍读明末清初黄梨洲等人的反满著作，逐步萌芽了反清革命思想。时宋育仁在重庆创办《渝报》，杨沧白与该报副主笔梅黍雨交善，颇受维新思潮影响。1899年，杨沧白入重庆译学会，从英国牧师巴克和日本友人成田安辉、井户川辰三学习英文、日文，以备“游学欧美，充其识量”。在重庆译学会，杨沧白结识了邹容。时邹容少年倜傥，每发“奇僻可骇之论，闻者掩目疾走”，他独与之亲近，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外籍教师的交往中，他们开始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视野更为开阔，并对西方的科学技术、社会制度、政治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企望通过学习西方，以达到“以共和倾专制”的目的。1901年，留日之风逐渐兴起。秋，杨沧白因侍奉父母，不便远行，便积极帮助邹容排除阻挠，并从经费上予以资助，使邹容得以冲破束缚，自费留学日本。行前，两人依依不舍，杨沧白作有《送友人游学日本》一诗相赠。诗云：

骀宕少年事，蓬莱殊可希。江山一送远，裘马几轻肥。收我忧时泪，霑君越国衣。慨慷入吴意，始愿莫终违。

1903年，首批留日的巴县青年陈崇功、朱蕴章、童宪章相继归来。留在重庆的杨沧白等人则一直在暗中活动，等待时机。他们的归来，给重庆的进步青年带来了新的信息：时值拒俄运动，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处在从爱国到革命的转变之中，各地革命力量正在聚集，纷纷准备成立革命团体。鉴此，杨沧白激动地说：“革命亟待实践矣！”于是，由杨沧白、梅黍雨二人首创，联合重庆革命青年，秘密成立了重庆也是四川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公强会。公强会以“寻求富国强兵之道为标志，以启迪民智为作用”, “树立革命思想”。会员主要是具有革命倾向的青壮年知识分子，如吴骏英、朱之洪、朱蕴章、童宪章、董鸿诗、董鸿词、陈崇功、李时俊、胡树楠、江潘等，“均一时俊彦”。他们常会盟于重庆五福宫桂香阁，会员轮流做东，以设酒聚饮为掩护，暗中传阅介绍国内各种新书报，谈论光复大计。此外，杨沧白等还组织了“游想会”、“羽强社”等革命小团体。这样，以公强会为核心，逐渐形成了重庆资产阶级革命派。

各地革命小团体的普遍建立，从思想上、组织上为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孙中山开始进行建党活动。当时，在日本的童宪章作为重庆公强会的代表，积极参与了孙中山的建党活动。在建党过程中，孙中山十分关注重庆地区的革命活动及其在中国西部的特殊地位。同盟会成立之前，1905年7月14日，童宪章、陈崇功就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同盟会，并代表杨沧白等人入盟。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正式成立，许多川籍革命志士参加了东京同盟会总部的工作。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对重庆同盟会组织的建立，给予了积极的支持和具体的指导。他认为：“扬子江流域将成为中国革命必争之地，而四川位居长江上游，更应及早图之。”因此，同盟会总章规定：“本会支部，于国内分五部，国外分四部，皆直接受本部之统辖。”而国内的西方支部就拟设在重庆，负责领导四川、贵州、新疆、西藏、甘肃的党务。同年，童、陈二人“奉中山先生命”，携带同盟会的规章、公约、誓词和计划方略等回到重庆，“征集革命党员”，成立同盟会重庆支部。已具相当规模的重庆公强会，立即推“杨庶堪与朱之洪首应盟约”，改组公强会，成立了同盟会重庆支部。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伊始，除原公强会会员加盟外，杨沧白还吸收了一些受过封建主义教育又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入盟，使重庆同盟会组织迅速发展壮大。于是，杨沧白等便特制了“蜀中同盟会章”作为同志间联络的信物。

1906年，成都建立了同盟会四川分会。后来，泸州、富顺等地也相继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自1907年同盟会四川分会组织的成都起义失败后，同盟会在成都的组织形同瓦解，以杨沧白为首的同盟会重庆支部遂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领导和推进四川革命运动的中心。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同盟会四川组织的普遍建立和发展，标志着四川在传统的封建专制体系中，出现了新型的近代政党。自此，四川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目标更加明确，队伍更加壮大，四川人民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时期。

2．在四川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宣传家、教育家

以杨沧白为首的重庆革命党人，对革命的宣传、教育工作一直十分重视。公强会一成立，即以“谋光复计略，互为介绍海内新出书刊，并负灌输青年以革命思想之责”为志。1903年，杨沧白等人利用为重庆书商曹顺清所办广雅书局购书之机，广购各地新书杂志，并辑录其中的新鲜观点，“汇为《广益丛报》，欲以树新风，作民气也”。《广益丛报》由杨沧白、吴骏英、朱蕴章负责主持编辑，在近代四川出版发行的各种报刊中时间最长，对传播资产阶级新思想和介绍国内外形势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杨沧白还常与卞小吾、田心澄、董鸿词等借郊游为名，“恣议时政，论其得失，终以非排满革命无以救亡”，时称“游想会”。1905年2月，受杨沧白之托去京、沪探察形势的卞鼒（小吾），在上海秘密购置了《革命军》、《警世钟》、《苏报案纪事》等革命宣传读物数百册，返回重庆。重庆进步青年“亦得邹容所著《革命军》，阴相传阅，昌言无忌”，使反清革命思想日益深入人心，一时间，“先后加盟于‘公强会’者，日以浸盛”。卞小吾还向杨沧白汇报了三次探望邹容、章太炎的情况，并转告了他们对四川革命的建议：“西南地处边陲……大有用武之地，急宜回川图之。”杨沧白即与卞小吾商定，首先“创办日报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宣传革命精神，以唤醒群众”。九月，在杨沧白等支持下，由卞小吾主持，近代四川第一家日报——《重庆日报》创刊了，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1905年，杨沧白在重庆府中学堂及正蒙、开智诸校讲授英文，积极向学生灌输“国事阽危，人须自救救国的道理”，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慌，认为“正蒙公塾诸生皆革命党”。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后，杨沧白等决定“先从学校方面着手，以教育界人士及学生为对象，积极开展革命宣传和组织发展工作”，并以《广益丛报》为阵地，公开宣传同盟会的主张，介绍革命党人的斗争事迹。1906年，该报转载了《民报》发表的冯自由《民生主义与中国革命之前途》一文，第一次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四川公诸报端，激起强烈反响，“一时知识分子入盟者，颇不乏人”。

1906年，叙永厅成立永宁中学，该校是古蔺、古宋、兴文、长宁、江安、纳溪几县唯一的学府。初夏，校方聘请杨沧白为该校监督，“公（杨沧白）亦思与川南党人合会，于此万山中，建树革命根据地”，遂约同向楚、朱之洪前往。在永宁中学，杨沧白教授英文、历史，他经常与学生闲谈，暗中向进步青年介绍《革命军》、《民报》等进步书刊，提倡阅读顾亭林、黄梨洲、王船山等人的著作，有意识地启发学生的反清革命思想，并发展学生中的优秀分子加入同盟会，如叙永的张颐、杨伯谦，古蔺的王野若、罗税伯，古宋的刘经文，江安的黄述等，“均由先生（杨沧白）与之洪介绍加入同盟会，此后在辛亥革命中有所建白”。此外，杨沧白还广交朋友，进行革命活动，“朋辈往返多俊流，阴识拔为优秀党员，蜀东南老成学人入同盟会，盖多出自庶堪”。由此，“川南边区的革命基础遂在叙永建立起来，永宁中学也成为当地的革命司令部了”。尽管这样，杨沧白“所主叙永中学，亦时在风涛骇变中”。9月，由日本志士外三修山主持，熊克武、黄方、杨维等党人在离叙永县城四十里的兴隆场制造炸药，杨沧白联络教员从学校实验室取出化学药剂、蒸馏器械供其使用。黄树中（复生）不慎，炸药发生爆炸，惊动街邻。杨沧白侦知官府派差役缉拿，便急忙通知黄树中、熊克武等安全转移。

1907年，杨沧白转赴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教英文，学生中有郭沫若、李劼人、王光祈、曾琦等。川西一带的士绅，对杨沧白温文儒雅的风度，高深的学识，十分钦佩。林思进（山腴）曾有诗云：“千里渝州道，三年锦水游。闻声已思慕，握手更绸缪。”时南较场（高等学堂外操场）举行全川学生运动大会，因学生与巡警冲突受伤，杨沧白便与好友刘行道（士志）挺身往见川督赵尔巽，严词力争，迫赵将巡警教练所提调撤差，以平众愤。而“蜀中贤豪长者，文人学士，皆与公投分结纳，服其雅度……时人目之清流”，清吏莫可奈何也。成都的同盟会四川分会虽于1906年成立，但东京总部所派广西人邓家彦（孟硕）来川发展组织，因无法与川人接触，不久即辞职他去。后来改派的同盟会四川分会会长黄复生，因在叙永制造炸弹受伤，寓渝治疗，而他委托代理会务的林宾谷又态度暧昧。于是，杨沧白在由日返川负责宣传工作的谢奉琦协助下，积极发展成都的同盟会组织，吸收成都各界优秀分子入盟，如学界的张培爵、刘公憯、张夷白、黄圣祥、李培甫、王茂兰、刘季徽等，军界的龙绍伯等。赖肃（以庄）先生说：“越年（1907年），公乃移教成都，省内外党人，秘议密谋，公则主之。”11月，同盟会四川分会组织的成都起义，因事泄失败，使川西南的革命力量遭到严重挫伤。谢奉琦被捕牺牲，杨维、黄方、张治祥、黎靖瀛、江永成、王炳章等“成都六君子”被捕入狱。杨沧白心情十分沉痛，曾多次设法营救。不久，杨沧白回渝，林山腴作诗赠之，诗云：“白驹不可系，浩然送君归。岂谓千日短，忍此一朝违。文章惬平生，笑语及燕私。愧无端绮报，坐致琼琚诒。”足见其对杨沧白的推崇。

1908年，值川东地区第一次工商业展览会在重庆菜园坝举办，四川革命党人纷纷聚集重庆，主张乘机起义。但杨沧白认为，1907年成都起义失败后，清廷防范革命极严，党人进行革命举事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再则重庆为工商重镇，当交通要冲，万一失败，将失去革命发展的据点，贻害极大。因此，决定暂不起义，“仍以积极进行革命宣传和发展组织为主，在积蓄力量的基础上，待时局变化，再发动举事”，从而保存了革命力量。1909年至1910年间，杨沧白就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延请张培爵为学监，将同盟会重庆支部机关设在校内，并组建“乙辛学社”作为其核心，杨沧白负责全面并兼理财政，继续利用各种关系，进一步掌握重庆的教育机关，作为扩大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基地。经过努力，重庆府中学堂、巴县中学、川东师范学堂、重庆教育会等学校和机关的领导权，全部为同盟会员所掌握，“教职半党人，学生加盟者亦数十人”。

为了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培养革命干部，发展革命组织，杨沧白奔波于重庆、叙永、成都之间。他写道：“余自弱龄涉学有识，则喜交当世闳材硕彦。其于文字教育之会，时则有胡湘骚，李峙青、冉方倩、李泉浦、李磐若、李景湘、金介眉、林山腴、余苍一、王又新之流，相与为游而莫之心逆。当是时，余已秘入同盟会谋革命，隶斯会者，率多慷慨致命英贤。自刘士志、张列五、黄复生、谢慧生、宋绍曾、邓孟硕之伦，余尝与死生患难交。其囿于重庆一隅者，昔余作《渝中十六友歌》，盖多已纪之。其间若梅黍雨、朱叔痴、吴梅修、董颂伯，其尤旧故者也。晚得向仙乔、陶闿士、石青阳三贤者，则又以文字教育因缘，而卒以与辛亥革命之役者也。”

3．重庆蜀军政府的奠基者

1911年4月，孙中山、黄兴在广州策动著名的黄花岗起义，曾派人与长江流域的革命党人联络，并密电重庆接济资金，杨沧白立即“倡首响应”，决定筹募经费电汇广州，并发动重庆的同盟会员组织敢死队，随时准备发难，响应广州的革命起义。

5月，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派端方充任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大会，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协会，明确提出了“保路破约”的口号，形成了以蒲殿俊、罗纶为首的资产阶级立宪派为核心的“有秩序”、“文明争路”的群众性保路运动。28日，以杨沧白为首的重庆革命党人在重庆组织成立了重庆保路同志会。与成都相比，重庆保路运动的领导权，一开始便掌握在以杨沧白为首的同盟会重庆支部手中。杨沧白认为：“成都、叙府、北京、广州诸役，余盖愤不乐生”，四川保路风潮，则是促成革命成功的最好时机。他指出：“此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民；保路，枝叶耳！”希望四川革命党人“表面借争路为幌子，以激扬民气，而行排满革命之实”。8月，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股东会议，朱之洪以重庆股东代表身份出席会议，临行前请示杨沧白，杨沧白说：“保路是应该的，但不是根本问题，真正的希望还是广东方面。”又说：“争路仅为枝叶，蒲（殿俊）、罗（纶）诸人不足以言革命大事，此行宜和成都同志商讨决定发动策划”，决定把反帝爱国的保路运动，扩展为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关于这一点，可从以下两条材料得到证实：一是重庆海关税务司斯泰老给海关总税务司的报告，它指出：“真正首领们的目的是要叛乱，不会半途而废”；二是四川京官甘大璋写给盛宣怀的告密信，信中说重庆同盟会员“在重庆开会演说，意在谋为不轨”。

9月，鉴于四川保路运动的蓬勃发展，清廷急命端方率湖北陆军入川查办四川铁路事宜。端方入川，造成了武昌防务的薄弱，为武昌首义成功，提供了条件。7日，川督赵尔丰在成都诱捕蒲殿俊、罗纶、邓孝可等九人，并制造了“成都血案”。自此，四川群众性的保路风潮便冲破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划定的“文明争路”的框框，进而发展成为由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武装革命。杨沧白日夜与重庆革命党人密谋大举，并派同志四出，相机待发。端方所领鄂军因受革命思想影响，不少人与同盟会、共进会有联系，杨沧白对此早有所闻，便秘派张颐赴夔州、万县联系下川东党人，“并设法与鄂军中的党人通声气”，后与鄂军中的同盟会员田智亮取得了联系。同时，又派卢师谛赴同盟会总部报告四川组织情形，探听其他省份的革命消息，使革命进展有所依据。10月10日，武昌首义成功，给重庆革命党人以巨大鼓舞。是时，“渝中党人欲应之，派门人陈光远迎张懋隆，夜往计商，张曰：‘非大修战具不可’，于是遣其赴鄂，从黎、孙假之”。同时，杨沧白还迭接各地秘报，同盟会重庆支部遂加紧活动，召集各地在渝党人秘密举行会议，商讨起义大计。会上，大家公推杨沧白主盟，负责“决疑定议，谋财政，操运筹，周旋官吏，延纳党员”。杨沧白利用重庆府中学堂供学生操练的二百支九子快枪，作为发动武装起义的基本枪械；联络工商界的开明人士筹集资金以供日益增大的各项活动开支；联络哥老会，借其潜在力量，作为举事的别动队，并组织了以同盟会员石青阳等为首的敢死队。13日，端方所率鄂军抵渝，他责成正在重庆省亲的广东巡警道李湛阳筹募勇三营，以备防卫重庆之用。杨沧白因与李湛阳至稔，趁机使“党人多投身其间，因其交通防军”，使之成为起义的重要力量。杨沧白的频频活动，引起了清地方官的注意，并派人进行监视，为保守秘密，他孤身往见重庆知府纽传善，进行周旋，以打消其怀疑。由于端方抵渝，使重庆起义计划“酝酿未发”，同盟会重庆支部遂决定在重庆附近州县策动起义，以分散和孤立重庆的清军，于是有长寿、涪州、广安、南川等地的起义与独立，而各州县又“皆以重庆机关部为革命枢纽”。在这种情况下，“在重庆发生革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政府的统治在很早以前就已不存在，一切权力皆落于士绅的手中。而这些士绅自从铁路问题的骚乱以来，形成了一个团结一致的反政府阵线”, “重庆推翻满清的统治万事齐备，只欠东风了”。这话也是重庆海关德籍税务司斯泰老在向总税务司的报告中说的，只不过把杨沧白等革命党人看成一般的“士绅”了。

11月初，同盟会员夏之时策动驻龙泉驿新军誓师起义，旋即挥师东下，中旬，抵重庆江北黄桷树。杨沧白侦知大喜，即派朱之洪、黄宗麟前往欢迎。朱之洪回城后向杨沧白汇报了与夏军联系经过，同盟会重庆支部随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与夏军内外配合，以和平方式实现重庆独立，并根据同盟会有关章程和武昌起义的成例，将新政府定名为“蜀军政府”。22日上午，杨沧白、张培爵下令出动同盟会重庆支部控制的重庆中营城防游击队、商勇、川东道防营、水道巡警及炮队、民团等武装力量，集全城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二三百人于朝天观（今朝天门运输电影院附近），举行市民大会。况春发所组织的会党队伍和石青阳所率的敢死队拱卫杨沧白、张培爵到会，鄂军党人田智亮亦武装到会。与会党人皆以白布裹臂为记，迫使重庆知府纽传善、巴县知事段荣嘉缴印投降，剪发游街示众。城中市民纷纷挂出“汉”旗，涌向街头，欢呼声、鞭炮声不绝于耳。下午，夏军高举“中华民国”、“复汉灭满”大旗入城，驻扎于行台街门。接着，由杨沧白主席，宣示革命主义、蜀军政府组织大纲和维护地方秩序办法，设“蜀军政府”于原巡警总署，通电全国，宣告重庆独立。次日，杨沧白组织召开了蜀军政府筹建会议，大家推他为都督，他却坚辞不就，只承认在旁尽力襄助，结果，“全体公推张培爵任都督，夏之时为副都督；并推杨庶堪、朱之洪为高等顾问，遇有重要问题，咨商两顾问后，才决定施行”。重庆辛亥革命以和平方式，使“官吏俯首听命，绅商学界备极欢迎，兵不血刃，垂手而克复名城”，这不仅是中国、四川革命形势空前高涨的结果，更是以杨沧白为首的重庆革命党人长期周密筹划、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重庆蜀军政府的成立，结束了清王朝在重庆地区的封建专制统治，揭开了重庆历史新的一页。湘、鄂、滇、黔、粤等省军政府，先后通电“正式承认蜀军政府为四川政治中枢”。郭沫若推称杨沧白为四川革命党人的“元祖”，杨沧白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