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一 選題緣起

本文主旨，是以北宋中央日常政務處理方式的變化爲中心，觀察這一時期皇權行使方式的變化、中央權力格局的調整與士大夫政治演進的具體表現。

北宋政治史一般被分爲三個階段：前期三朝（太祖、太宗、真宗）是北宋建立和鞏固期，中期兩朝（仁宗、英宗）是政治改革的醖釀和嘗試期，後期四朝（神宗、哲宗、徽宗、欽宗）是政治上的改革與反復期。這種分期與評價代表了學界對北宋政治史的基本認識。

目前常見的宋代通史類著作，對於北宋政治史，在時段上，一般着重關注前期王朝統一和政權建立鞏固的過程，以及中後期變法、黨争、亡國等主題，並已形成一些較爲固定的“説法”、“共識”、“話題”。圍繞這些“説法”、“共識”、“話題”，各類專門性研究論著從不同角度展開討論，對其予以證實、補充、完善或者反駁。在研究取徑上，這些討論主要圍繞當時個别重要政治人物（如太祖、神宗、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政治群體（如宰相、臺諫等）或政治事件（如慶曆新政、熙豐變法、新舊黨争等）展開。基本屬於“人物取向”或“事件取向”的政治史研究。近些年來，研究視角雖然逐漸豐富，但“宋史學界對於政治史的個案討論，長期以來集中在少數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事件之上”，這種局面仍有待進一步改觀。

此外，學界已有的這些“説法”、“共識”、“話題”，一方面確實推進了諸多領域研究的深入，但另一方面，也對目前政治史研究新思路、新議題的拓展造成困擾。以北宋中期仁宗朝爲例，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是北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目前常見的宋代通史類著作和各種專題研究，在論及仁宗朝政治總體情況時，基本圍繞兩點展開：一是這一時期國家在政治穩定、經濟發展、文化繁榮的表象下，社會矛盾加劇，内憂外患，積貧積弱的局面形成並有所加劇。二是面對社會危機，士大夫中的有識之士不斷發出改革呼聲，但他們推動的慶曆新政最終失敗，於是有了後來神宗朝更大規模的王安石變法。今人對仁宗朝政治的這種總體評估，與宋人尊奉仁宗朝爲“本朝盛世”的評價相去甚遠。這兩種認識的反差，一方面值得探究其背後，各個時代的人們在評價同一段歷史時不同的立場與出發點；另一方面也提醒我們，要想對整個北宋政治史有更加豐富、透闢的理解，就不能僅僅止步於既有“説法”，而需要對當時各個時期政治領域的各種活動作一番切實考察。换言之，就是從以往遠距離、全景式的觀照與勾勒，轉换到一種近距離、聚焦式的挖掘與考察。

北宋經太祖、太宗兩朝近四十年的建國立制努力之後，王朝開始進入承平階段。從這一時期開始，“守成”與“變革”的矛盾日漸凸顯，成爲北宋君臣面臨的最大挑戰。一方面，作爲宋代立國基石的“分權制衡”理念，經前兩朝政治實踐而日臻成熟。國家各項典章制度基本定型，在政務治理中的作用日漸加强。如何保守祖宗基業、實現長治久安，遂成爲此後各朝君臣沉重的責任與壓力，“祖宗之法”第一次作爲施政的原則精神被提出來。另一方面，長養於北宋和平環境下，經科舉入仕，兼擅經術、文章與吏幹的新型士大夫作爲一個群體，開始成爲決策施政的主要力量，在政務活動中的主導作用日益增强。面對國家陸續出現的制度漏洞、財政危機、對外戰争、災害民變等困境，“以天下爲己任”的士大夫群體提出重整政治秩序的主張，並努力付諸政事實踐。在實踐中，士大夫與君主“共治”的理念和格局逐漸形成並發展，士大夫集團内部也就改革等問題展開了一系列的討論和争鬥，遂使北宋中期、後期各個階段在政治風氣、君權行使、政務措置等方面，呈現出不同的面貌，乃至影響到其後南宋的政治走勢。可以説，“守成”的焦慮與“變革”的呼聲相互激蕩，構成爲整個北宋最重要的時代主題。

在政治領域，這一時代主題並不僅僅表現爲個别傑出人物（如范仲淹、王安石）、特殊群體（如臺諫）或重大事件（如慶曆新政、熙豐變法、新舊黨争），它更多地滲透在由君臣共同參與的國家日常政務運轉之中。目前學界對前者已有豐富研究，而後者尚未引起充分關注。國家日常政務在看似因循、重複而穩定的運行過程中，受諸種政治因素交互影響，其處理方式在不斷調整應對。此類調整，或限於臨時、局部，或反復不定，或重複使用而漸成慣例，往往需要進行長時段的觀察方能把握。其中，既有宋初百廢待興下的制度創建，也有變法時期大刀闊斧的全面改革，而更多地，則是承平時期在制度建設上求穩、漸進的步伐。

北宋日常政務涵蓋的内容相當豐富，其中以中央政務最爲關鍵。當時中央政務按事體輕重，大致可分爲常程事務與軍國重事兩大類。前者數量衆多，内容龐雜，但基本有規章程式可循；後者多屬於事體重大或緊急突發，難以照搬常法。不過，這種區分是隨着宋初以來制度環境的完善而逐漸形成的，二者的分界，又隨着後來政治局勢與制度環境的改變而時有調整。與此相應地，是政務處理方式的分流與調適。“日常”一詞意即“平日、平時”。考慮到日常狀態下的政務處理，其事體輕重與否並無嚴格固定的界限，需視具體情況而定。況且處理“非常”事件也是“日常”政務需要隨時應對的一項内容，即使事出突然，也要利用常備行政資源。故本文所謂中央“日常政務”，以常程事務爲主，也間或涉及對重大、突發等“非常”事務的處置。

北宋中央日常政務的參與者，主要包括：君主、領導全國政務中樞的二府、臺諫與兩制等侍從官、諸司即事務性部門官員等。其政務内容相當龐雜、細密，限於學力，筆者無法予以面面俱到的通盤研究。況且其中相當一部分政務，由各機構内部循章處理即可。目前學界關於二府、臺諫、兩制、諸司等部門的專題論著，對此多有涉及，相關研究已較爲豐富，本文亦無重複論述的必要。因此，筆者主要擷取北宋各時期由君臣共同參與、常見而關鍵性的若干政務處理活動，通過個案式研究具體而微的觀察，發掘其間反映的一些共同問題與現象差異，進而把握當時中央政務處理方式的變化趨向及其背後宏觀的時代走勢。

本文選取的四個問題點分别是聽政、奏對、集議與文書。當時，君臣主要通過面議與文書這兩種方式來商議、裁處政務。隨着宋代君主獨裁制度的確立，君主在某種意義上成爲當時全國行政首腦，在中央日常政務活動中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其中，聽政是君主最常用的理政方式，也是君臣就政務進行當面溝通最重要的途徑。聽政方式的變化，不僅涉及朝堂上君臣的政務處理，也牽動着其背後中央政務系統與權力格局的相應調整。與君主聽政相輔相成的，是官員的上殿奏對活動。北宋設有多種層次的奏事渠道，既成爲君主防範壅蔽、加强集權統治的制度基礎，也有利於激發官員參政議政的熱情，促進了“士大夫政治”的形成與展開。

在聽政和奏對之外，君主與二府、有司關於政務的交流、裁處，主要通過文書進行。北宋初期，君主對政務的個人影響十分突出，“臣下止於奉行聖旨”。從中期開始，一方面隨着制度的完備，各類政務處理流程與規範基本建立，君主政務指揮的邊界開始受到限制。另一方面，新型士大夫群體以不同於以往的觀念和方式影響乃至主導朝廷的政治運作，面對君主屢屢越出正常統治軌道的行爲，如何約束、規範皇權的行使，成爲他們最關心的問題之一。君主政務指揮方式的調整，遂成爲此後政治變化的一大關鍵，表現在文書層面，最突出的現象莫過於“内降”、“内批”、“御筆”問題。本文對北宋中央文書行政的考察便着力於此。北宋君臣對“内降”、“内批”、“御筆”問題的態度與措施，不僅引起了高層政令文書運行流程的調整，也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各時期君相權力分際，展示出北宋不同階段君臣合作理政的實態。

北宋士大夫政治主導性的增强，不僅表現在約束皇權這方面，更多體現爲士大夫在政務中的實際作用，逐漸從原來的被命執行發展爲參政議政。北宋中期，隨着創業君主的遠去，朝廷政務主導權逐漸操持在宰執手中，這一局面遭到士大夫的紛紛質疑。加之當時中央決策屢次失誤，以君主和宰執爲核心的中樞決策層的原有決策方式飽受批評。此時，集議這一做法在中央政務決策中開始被普遍采用。朝廷利用集議方式，將更多官員意見引入決策討論，在現有制度框架内，給二府以外的士大夫群體提供了一條參政議政的重要渠道。

本文選取的聽政、奏對、集議、文書四者，在北宋中央日常政務處理中常用且關鍵。近年來學界對此雖有涉足，仍缺乏正面、深入的討論。能將其各自的制度演變與實際操作情況疏通鑿實，其本身亦能補現有研究之不足。有鑒於此，本文對上述四個問題的考察，將首先致力於制度層面的釐清，力求清晰勾勒出其制度形成、變化與實際運作的面貌，呈現北宋中央政務如何圍繞四者展開運轉的實態。各時期的政治局勢、風氣、人物、事件、權力關係等諸多政治因素，對中央政務均有重要影響。本文在研究過程中，會注意將這些政治因素納入視野，並在論述中儘量予以充分展現。换言之，即將各時期政務活動還置於具體政治時期和背景下進行觀察，注重其縱向的動態變化，以及彼此間横向的互動關係，而非籠統静態地就整個北宋進行整體描述。

本文側重關注北宋日常狀態下的常程政務運行情況，其難點在於，如何對以往熟知的宋代史料進行重新解讀。官方史料提供的，大多是代表國家意志的制度條文與一般原則，對其落實情況的記載往往語焉不詳。而文集、筆記等雖然提供了較多政策的具體實施情況，但被記録的事例往往具有特殊性，反映的多是執行與條文之間的不一致。如何把握好制度原則與實際操作、個案特例與一般常態、短期調整與長期走勢之間的關係，對史料進行綜合利用與合理解釋，從而挖掘出歷史中“消失了的常態”，這是本文在研究中需要應對的最大挑戰。

綜上言之，筆者希望通過對所選問題的切實考察，發掘北宋政務運作漸進、穩健、務實的演進軌迹，推進學界關於宋代中央日常政務相關問題的研究，豐富和加深我們對於宋代君主獨裁制度演變、士大夫政治發展等議題的認識和理解，進而力求爲北宋政治史研究提供新綫索、新思路與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