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研究現狀
宋代政治史研究具有深厚的學術積累，而傳統政治史研究通常關注鼎革時期、突發事件、重要人物或制度條文，對實際政治運作情況研究相對不足。隨着研究深入，逐漸有學者開始嘗試從動態微觀的政治過程來分析宋代政治體制運行的實態。目前隨着研究視角的調整，日常性政務活動日漸引起學界重視。以下分别對聽政、奏對、集議、文書四方面的專門研究予以述評，然後結合目前學界對於宋代政治史研究的反思，談一談它們給予本文研究視角方面的啓發與借鑒。
首先是聽政。目前學界對宋代君主聽政活動關注較少，就筆者所見，主要有朱瑞熙與日本學者平田茂樹作過相關論述。朱瑞熙將北宋前期視朝制度分爲文德殿常朝、垂拱殿早朝、後殿視事、内殿大起居四類
。這種分類法受到《宋史》禮志、《宋會要輯稿》儀制等史料影響，實際是按照朝會“禮儀”標準予以分類。但作者在敘述時，又籠統以“皇帝坐殿視朝聽政”標題涵括，並未對朝會中的“禮儀”與“聽政”這兩種活動加以明確區分。
實際上，在對宋代以前朝會活動的研究論著中，“儀式”與“聽政”是兩種十分不同的研究視角。在王健文、甘懷真、金子修一等學者看來，權力是一種文化建構，它必須借由禮儀符號得以展示。禮儀符號體現在朝會儀式、郊祀、明堂、封禪甚至宫室格局、都城規劃等各個方面，不僅是君臣關係締結與維護的主要方式，也是確立國家正當性、形成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這種從禮制入手探討國家體制與皇帝制度的路徑，在某種程度上是受到日本戰後中國史研究、特别是以西嵨定生爲首的禮制研究傳統的很大影響。而“聽政”則往往被視爲由君主親自主持的御前決策會議。會議地點、時間、流程與參加人員的變化，反映出當時中央政務決策方式與權力格局的調整。當然，也有將“禮儀”與“聽政”結合起來考察的，比如日本學者松本保宣在研究唐代的常朝時，就注意到從唐代前期到後期，朝參儀禮與聽政活動之間出現了分離趨勢。
日本學者平田茂樹則從政治空間的角度，考察了北宋以“對”機制爲中心、南宋以“御筆”機制爲中心的政治運作情況。其中北宋的“對”主要是指禁中以君主爲中心的一系列議政活動。在此基礎上，平田總結了北宋君主以聽政爲重心的一日活動流程：垂拱殿早朝——後殿再坐——下午經筵——夜間召對。平田力圖將“政治過程”用空間方式更加情景化、鮮活化地展現出來。這裏的“政治過程”有兩層含義：一是寺地遵所説的“以宋代存在從皇帝到官僚機構的最下層之間的連綫爲前提，考究在這個連綫内發生的勢力集團間圍繞國家決策所發生的衝突、抗争之總和”。這個政治決策過程，在空間上即表現爲君臣進行政務商議與裁決的“場”，以及文書傳遞的過程。二是“唐宋變革論”將唐宋間的政治變化概括爲從唐代貴族政治轉向宋代君主獨裁制。在空間上則表現爲，朝廷進行政治立案與審議時，從官僚政治空間比重較大變成以皇帝政治裁決空間爲重心。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學者渡辺信一郎在《天空の玉座：中國古代帝國の朝政と儀禮》一書中，專門從議政形式與空間變化的角度，考察漢唐間君權在整個國家政治結構中的變化。他指出：東漢朝堂是以公卿爲中心的官僚會議場所；魏晉以後，朝堂成爲貴族勢力集結之處；隋唐時期，原本相對獨立的朝堂與皇帝正殿議政空間之間的區隔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皇帝一元化的議政結構。若將渡辺與平田的研究結合起來看，那麽唐宋間的君權變化實際是其來有漸的。
目前宋史學界從政治空間視角觀察君臣關係的研究開始增多。無論是“禮儀”還是“空間”，都能從不同角度看到朝堂上君主活動背後的不同意義。但對當時朝廷政務運作而言，最具實際作用的還是“聽政”活動本身，對這一方面的研究尚大有深入開拓的餘地。
其次是奏對。目前學界對宋代君臣奏對活動已有關注，但討論面和深入程度仍有待提升。朱瑞熙在《中國政治制度通史》第六卷《宋代》一書中，將“臣僚上殿奏事”分爲日常奏事、召對、請對、轉對四類予以介紹。日本學者平田茂樹也對宋代君臣的“對”、“議”活動有過專文論述，其中“對”主要包括轉對、召對、引對、入見（謝辭）等。上述研究使我們對宋代君臣奏對活動有一總體把握，但其具體論述則稍嫌簡略。此外，學界對轉對、知州朝見（辭）、君臣夜對、内東門召對等某類特殊君臣面談活動均有討論。從現有研究來看，宋代君臣奏對活動的總體情況大致清楚，其中對特殊地點、場合下的某些專門奏對活動亦有研究，反而對常見的分班奏事、請對、召對等活動多有忽略，其中不少細節仍有待釐清。
再次是集議。關於宋代集議問題，朱瑞熙、季平、吴以寧、張仁璽等學者有過專門討論。朱瑞熙將集議視爲朝廷初步決策的一個重要方式，介紹了參議人員、集議過程等情況。季平、吴以寧談到集議班位、内容等問題。他們討論的實際都是尚書省集議，討論方式基本是先介紹相關制度規定，然後列舉一些重要事例加以説明。張仁璽將宋代集議分作朝堂集議、三省集議、侍從臺諫集議、其他形式集議（如執政集議、三司集議）這幾類形式。其中朝堂集議又分爲君主臨朝的“朝議”與君主不臨朝的“廷議”。這實際上是將“集議”概念泛化，並將君主、宰執、侍從、諸司在中央決策中的不同層級與功能混淆處理了。相比較而言，其他斷代史對集議問題的研究雖然也不多，但對各自所討論的“集議”概念均有明確界定，並且特别注意集議活動在某一朝代内不同時期的變化情況，以此透視其背後所反映的當時中央權力格局的變動。這對宋代集議問題的研究當有所啓迪。
最後是文書。文書作爲政務運行的重要物質載體，近年來日益受到宋史學界關注。目前研究偏重下行文書，主要通過對其類型、體式、規格、頒行程式、參與機構的研究，來考察國家政務決策與運行機制等問題。對於政令頒行中君主這一環節使用的下行文書即内降文字，王育濟、朱瑞熙、楊建宏、楊世利等學者已有考辨。其研究重在説明内降文字的性質、效力、降出方式，以及對當時政令運行和權力制約體制的破壞作用，時段上比較側重北宋後期的神宗、徽宗兩朝。日本學者平田茂樹、德永洋介則將御前文字視爲宋代中央政務文書運行的一個組成部分，注重其程式上的特點。其中德永洋介《宋代の御筆手詔》一文討論了御筆手詔從仁宗至南宋各階段的變化特點，他認爲宋代内降政治的發端在劉太后垂簾聽政時期。丁義珏《宋代的御前文字》在釐清宋代御前文字各種稱呼背後的名與實問題基礎上，進一步討論了御前文字的功能與效力。
上述學界已有的豐厚研究，既構成爲本文研究的堅實基礎，也是重新出發的起點。在對研究現狀的吸收和反思過程中，能夠發現一些普遍存在的問題：比如不少研究重在梳理制度條文沿革，而忽視制度框架下的實際運作與調整情況。實際政治生活中，有些政務處理方式已有較大調整，但制度條文的修訂並未及時跟上，這就導致現有研究結論與北宋實際情況的脱節。又比如，受以往政治史研究“重大、鼎革、突變”的傳統思維影響，不少研究對日常穩定時期的政務運行常態，及其中帶有反復性的局部微調，不夠重視。宏觀、静態描述居多，微觀、動態分析較少。往往脱離具體時段與歷史背景，籠統地談整個宋代，忽視政務活動的階段性變化，及其與當時政治局勢、風氣、人物、事件、權力格局等諸多政治因素間的交互影響。再比如，宋代處理具體的日常政務時，各種不同政務手段之間是如何配合與互動的？固定流程與非制度因素是如何互相影響的？政府如何運用常規行政手段來應對突發事件？應急機制又如何轉化爲日常行政手段？這些問題都不是僅僅依靠梳理制度條文就能夠解決的。可以説，現有研究成果，在很大程度上爲本文研究的開展奠定了基礎，而其不足之處，又使得本文具有較大的拓展空間。
本文主要采用“制度取向”，從“日常政務”角度入手考察北宋政治史。這一研究取徑，受到前輩學者對政治史研究思考成果的很大啓發。
白鋼在總結20世紀中國政治制度史研究時，曾指出：“典章制度是一回事，具體執行情況又是一回事。要想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貼近客觀政治實踐的歷史實際，使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更有價值，就必須加强對政治體制的運行機制、對政治制度執行情況的研究。”上世紀末，日本學界以寺地遵爲代表，提出“政治過程論”的研究範式。本世紀初，以平田茂樹爲代表的中青年學者，致力於對“政治空間”的研究，其中平田茂樹《宋代政治結構研究》一書對中國學界影響甚大。國内學界，近年來也倡導宋代政治史研究的新視野與新思路。鄧小南提倡研究“活”的制度史，其政治“過程”與“關係”研究新思路的提出，對學界産生積極影響。該文提醒研究者以問題爲導向，關注制度的過程、行爲與關係，把貌似抽象的政治結構、政策等“還原”到鮮活的政治生活場景中加以認識。如果我們不僅僅把制度視作條文或個别關鍵變革點的組合，而是將其醖釀、運轉、調整等過程與周邊人、事、制度、結構等政治因素之間的交互作用結合考察，這實際呈現的就是一部生動的政治史圖景。這些集體性宏觀反思的成果，成爲本文在研究方向與視角上的指導。
侯旭東在研究漢代傳舍問題時曾説道：“以往對中華帝國統治的研究或專注於重大事件與重要人物，或致力於職官制度的淵源、演變，極少注意帝國統治的日常狀態。其實，帝國統治的基調是反復出現的各種日常活動……制度則是統治活動的依托，而重大事件只是基調上突顯出來的極少數的高音。”他建議史家改變過去“聚焦於各種變動或非同尋常的現象”的做法，關注“這類帶有高度重複性的日常瑣事”，以便“從更深的層面瞭解過去的生活，亦有助於更準確地認識各種變化的意義”。從關注重大政治變革，到關心日常狀態下政治運轉的常態、底色、基調，這一研究視角的轉變很富有啓發性。不過，將日常政治的特點定義爲“反復”、“定期”、“高度重複性”，並將其與“變動”、“重大”、“非常”對立起來，却又局限了對“日常政治”的理解。筆者以爲，所謂“日常政治”，不僅意味着政治史研究範圍的拓展，即將過去被忽視的大量背景、細節、邊緣納入研究視野；更重要的是，它在某種程度上顛覆了人們對政治史“重大、鼎革、突變”等根深蒂固的思維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日常”與“重大”並不構成對立。“日常”並非將視綫從重大人物、事件等問題上轉移開去，僅僅關注那些繁瑣政務；而是“一種幫助我們提問的分析工具，這樣不但有助於提出新的問題，更能使我們重新反省既有的研究架構”。有鑒於此，本文對於“日常”一詞也傾向於作此較爲寬泛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