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魏晋时期谏议制度的发展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三国并立，之后西晋短暂统一，不久又复分裂。东晋偏安江南，延续晋祚。这一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断，但于混乱中又有所发展。各政权在国家机构和制度上都进行了不少改革。谏议制度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并更趋完善，影响颇为深远。
一、职官设置的演变及门下省的设立
魏晋职官设置基本承袭汉制。《通典》中言：“魏与吴蜀，多依汉制。晋氏继及，大抵略同。”[1]但其中也包含诸多变化。在这一时期，谏官设置出现若干变化，西晋始设门下省，谏议开始变得系统化、规范化，成为中国谏议制度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一）三国时期谏官的设置
三国时割据分裂，动荡不安，各政权都比较注意中央专制集权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谏官设置在与秦汉一脉相承的基础上又有所改变，侍中寺的发展，侍中等官职谏议之责的确立是这一时期最大的特点。
东汉末年建侍中寺，长官为侍中。史载，献帝即位之初，“置侍中、给事黄门侍郎，员各六人，出入禁中，近侍帷幄，省尚书事”[2]，隶属少府，此即门下省的前身。侍中、黄门侍郎的职掌由生活上侍奉、顾问应对发展为固定的省尚书事，侍中侍郎开始摆脱简单的侍从近臣的身份。侍中寺这一制度为三国沿用，而又各有发展。其中以曹魏最为突出，参与谋议、应对进谏成为其最重要的职掌之一。
黄初元年（220），曹丕将侍中寺从少府分出，开始任用侍中、散骑常侍等专门负责进谏之责，侍中寺发展为掌管谏议的言谏机关。
侍中，秦时置，本来是丞相属吏，汉时为亲近之职，“便繁左右，与帝升降”。贵族子弟因为官服华丽曾强夺为任。东汉以来职权渐为提高，多用儒者，顾问应对，“殿内门下众事皆掌之”，无定员。曹魏侍中寺设侍中四人，为长官。可为加官，加官者不限此数。秩二千石，第三品。“御登楼，与散骑常侍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3]。
侍中以下又设散骑常侍、给事黄门侍郎等属官，具谏官性质的有如下数职：
（1）散骑常侍：四人，秩二千石，第三品，为皇帝侍从官，“魏文帝黄初初，置散骑，合之于中常侍，同掌规谏，不典事，貂珰插右，骑而散从”[4]。又《职官分纪·门下省》载：“置散骑常侍为一官，省‘中’，置四人，与侍中同掌规谏。”直接点明散骑常侍与侍中的谏议之职。下设散骑侍郎四人，秩六百石，第五品，魏初与散骑常侍同置。此外还有员外散骑常侍，无定员。
（2）给事中：第五品，掌顾问应对。秦置，以有事殿中，因称给事中。东汉时省官，魏时重置，或为加官，或为正员，无定员。
（3）给事黄门侍郎：四人，秩六百石，第五品。为侍卫之官，掌侍从左右，开通中外，规谏得失。秦汉时有黄门侍郎与给事黄门之置，东汉时合为一官而称给事黄门侍郎，曾去“给事黄门”一名而改称侍中侍郎，不久恢复如故。魏太和中，杜恕为此官，“及在朝，不结交援，专心向公。每政有得失，常引纲维以正言，于是侍中辛毗等器重之”[5]。
（4）谏议大夫：秩六百石，第七品，无定员。秦时置，掌议论，汉初期未设，至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才又置谏大夫，东汉时更为谏议大夫，魏沿汉制，亦设。《三国志·魏书》卷一二有载：“（徐奕）在职数月，疾笃乞退，拜谏议大夫。”[6]此外还有前代掌顾问应对，具有谏官性质的太中大夫（秩千石，第七品）、中散大夫（秩六百石，第七品）、议郎（秩六百石，第七品）等职，此时也都仍然设置，但如谏议大夫一样，或仅做加官之虚衔，或特为年老病弱之人所拜，如光禄大夫至此时完全成为加官及褒赠之官，“其诸公告老，皆家拜此位；及在朝显职，复用加之”[7]，位极优重，但不复行使实际职权，谏议之责已逐渐转移至侍中等手中。
吴蜀两国皆承汉制，尤其是蜀汉一向以汉室正统自命，制度上自然多沿汉制。蜀于建安二十四年（219）设侍中，可考者12人，此外还有给事黄门侍郎、议郎、中常侍（秩二千石，第三品）、太中大夫、中散大夫等官。诸葛亮《出师表》中称：“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8]可见侍中等职颇受重视。蜀国谏议大夫地位特为优崇，以博学鸿儒为选官标准，设为六人，职掌规谏，尹默、杜微、费诗等都曾任此官，诸葛亮曾再三恭请杜微入仕，拜为谏议大夫。谏议大夫多拜于后主之后，此时进入政治制度的完善阶段，谏官制度也随之开始建立。如《三国志·蜀书》卷四二载：“后主践祚，拜（杜琼）谏议大夫，迁左中郎将、大鸿胪、太常。”[9]同卷又载：“后主践祚，拜（尹默）谏议大夫。”[10]
吴国也设侍中等职，可考者20人，及谏议大夫、太中大夫、中散大夫、议郎、给事黄门侍郎、散骑侍郎等，皆为谏官性质。吴国还设散骑中常侍，职同散骑常侍，孙休时，原选曹尚书兼太子少傅薛综之子薛莹就曾被授任此官。
三国时期侍中职权更为提升，侍从皇帝左右、照顾其起居虽仍为重要职掌，谏议之职权也已明显出现。原属光禄勋的谏议大夫、给事中等职此时开始被并入侍中寺，谏官集中于一个机构，这正是谏议制度开始规范化和系统化的表现。侍中寺之影响至为深远，对后世谏议机构之设立具有开创性意义，至晋遂发展为制度更为完善的门下省机构。
（二）门下省的设立及两晋谏议制度的发展
魏晋是中央政治制度从三公九卿制到三省六部制的重要过渡时期，三国时担有谏议之责的侍中寺经过三国时期的发展，至西晋终于被门下省取代，历史上开始正式出现门下省的名称。门下省的出现，是谏议制度发展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步。谏官被归于门下省，受门下省长官侍中领导，谏议机构扩大，地位进一步提升，职权得到加强，谏议制度获得重要发展，奠定了隋唐中央封驳机构的模式。
诸种文献都有门下省设立于西晋的记载。如《通典·职官三》载：《晋志》曰：“给事黄门侍郎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或谓之门下省。”[11]《晋书·武十三王传》则谓：“（司马）伦子虔为侍中，在门下省。”[12]《职官分纪·门下省》亦证道：“自晋始有门下省。”
门下省承继侍中寺而来，又多有发展。长官仍为侍中，置四人，东晋哀帝兴宁年间，桓温曾奏省二人，后复旧。设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散骑侍郎、给事中等职，主掌谋议谏诤。如晋泰始二年（266）诏：“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13]以下诸职官是具有谏议之职者：
（1）给事黄门侍郎：员四人。“与侍中俱管门下众事”，地位较魏时有所提高。
（2）散骑常侍：魏初将散骑合于中常侍而为散骑常侍，“至晋不改”，“元康中，惠帝始以宦者董猛为中常侍，后遂止”[14]，常为显职。与黄门侍郎合称“黄散”。设散骑省，掌规谏。《晋书·傅玄传》记：“（武帝）初即位，广纳直言，开不讳之路，玄及散骑常侍皇甫陶共掌谏职。”[15]周处也曾拜此官，“多所规讽”。《通典·职官三》载：“虽隶门下而别为一省。潘岳云：‘寓直散骑省。’”又有散骑侍郎、员外散骑常侍、员外散骑侍郎、通直散骑常侍、通直散骑侍郎等官。晋武帝置员外散骑侍郎，无定员，晋代贵族大臣多有以此起家者。“及大兴中，元帝使二人与散骑侍郎通直”，称通直散骑侍郎，后增为四人。“晋泰始十年（274），武帝使二人与散骑常侍通员直”[16]，谓之通直散骑常侍，东晋时置四人。
（3）给事中：《汉书·百官公卿表》称为加官，“所加或大夫、博士、议郎，掌顾问应对”[17]，东汉省，“魏复置，至晋不改”[18]。晋时无加官，无常员，隶散骑省，位次散骑常侍。
（4）谏议大夫：西晋沿魏制设置，多为加官，以博学鸿儒者任，如《晋书》载庾峻“潜心儒典……官拜侍中，加谏议大夫。常侍帝讲诗”[19]。又有其他异能者，如“陈训，少好秘学，天文、算历、阴阳、占候无不毕综，尤善风角……寻而吴亡。训随例内徙，拜谏议大夫”[20]。东晋时则未设。
此外还有奉朝请等。奉朝请本不为官，东汉时大臣、将军、外戚退职后，多以奉朝请的名义参加朝会。晋代以奉车、驸马、骑三都尉而奉朝请，后罢奉车、骑二都尉，仅留驸马都尉奉朝请，尚主者如刘琰、桓温等都曾为之。“奉朝请者，奉朝会请召而已”。参与朝会，议政进谏，也可说是多少具备一些言谏性质。
东晋时出现了中书省、门下省、尚书台共掌国政的趋势。《文献通考·职官四》载：“东晋以来，天子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矣。”又《通典·职官三》有：“（东晋）以中书职入散骑省，故散骑亦掌表诏焉。”门下省开始逐渐分担中书所掌诏命文翰之事，并对诏书进行审查，“封驳”见于史书。所谓封驳，简单来说即对下达或递交的诏令文书进行封还或加以驳正，其中对上封还诏书之权可说是谏议制度的一大发展。始见于汉，“汉哀帝封董贤，而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21]。《晋书·王湛传附坦之传》记东晋简文帝临崩，诏“大司马（桓）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侍中）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22]，但此时仍“未以为专职”，直至南朝时门下省职权进一步扩大，才形成正式的封驳权，至隋唐封驳制确立，即所谓“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
两晋间谏议制度承袭前代而继续发展，门下省是最突出的一个方面。虽然仍然存在侍从左右、侍奉起居等职，如东晋后公车（原属卫尉）、太医（原属宗正）、骅骝（原属太仆）等官属皆并入门下，门下省长官侍中也兼有陪乘、护驾等职，但谋议谏诤为其主司已无疑问。谏官有了自己的官署和领导机构，职权更为明确，谏议制度朝着更加规范化和系统化方向发展，同时也是向三省六部制发展跨出的重要一步，影响甚巨。两晋制度基本一致，但东晋时百年偏安一隅，官制变得更为简易，省并诸官，如前所述，兴宁年间桓温就曾奏请减侍中二人，另据《晋书·职官志》：“自魏至晋，散骑常侍、侍郎与侍中、黄门侍郎共平尚书奏事，江左乃罢。”[23]公车令等职入门下也正是省并所致。
此外，随着谏议制度的愈加成熟和完备，进谏的途径和方式也变得愈加规范化。但要注意的是，制度外非常规性的谏议行为并未因此而消失，自古以来向君王进谏的方式就是多种多样的，并不完全局限于谏官与谏议制度之内，这也是中国谏议制度的一大特点。有时庶民下层也可以直接进言上达帝听，如《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载魏明帝“容受直言，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24]。
二、言路壅通与政事得失
魏晋历三国、西晋、东晋三个时期，从220年曹魏建立至420年东晋灭亡的两百年间，除西晋曾短暂统一以外，其他各政权都处于割据状态。此时期政权更迭频仍，兵戈不断，但于短暂时期内也常有稳定局面，混乱中又有所发展。
（一）三国时期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个势力互相角力，议士谋臣成为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能否听取进言关系到胜败。这之间出现了如拒谏杀田丰的袁绍之流的人物，但大部分都比较能够注意吸取意见。至三国势成，仍频有战事，三国之间时有征伐，关于战略战术上的建议和讨论仍然较多，统治者深知听取谏言的重要性，比较注意吸收和接纳不同意见。
奠定了曹魏帝业基础的魏武帝曹操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从起事至三国奠定，一生戎马，《三国志》称其为“非常之人，超世之杰”，他深知言路畅通的重要性，尤其是在复杂严酷的战场之上，刚愎自用更可能瞬间带来毁灭性打击，不仅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也注意提高众人进言的积极性。如其将北征三郡乌丸，部下进谏止行，他虽然当时并未听从众人意见，但是事后，反而对进谏者一一重赏：
时寒且旱，二百里无复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入三十余丈乃得水。既还，科问前谏者，众莫知其故，人人皆惧。公皆厚赏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幸，虽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为常。诸君之谏，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之。”[25]
对谏议之人不罚反赏，这恰和袁绍拒谏杀田丰形成鲜明对比。曹操身边谋士能人云集，他对不同意见的包容和吸纳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言而能进，才能吸引人才，查漏补缺，集思广益，发展实力。
220年，汉献帝禅位，曹操子曹丕即皇帝位，改元黄初，史称曹魏；221年刘备即帝位，建蜀汉，改元章武；222年孙权称王（229年称帝，改元黄武），国号吴，中国历史正式进入魏晋时期。
魏自220年文帝曹丕建立，至266年元帝（陈留王）曹奂禅位，为司马炎所篡，以篡汉始，被篡终，历5帝共46年。曹魏一朝前期皇权较为集中，励精图治，虚心纳谏，颇有开国之相。至明帝薨，司马氏之权益炽，曹氏三少帝皆不能制，导致大权旁落。一旦最高统治者丧失了实际权力，作为统治者政策诏令所出顾问监督的所谓谏议也就起不到什么实际作用了，言路必然雍塞，即使畅通也失去了意义。这种情况一直在不停出现，至西晋后期与东晋尤为明显，成为这一时期的一个普遍现象及突出特点。
曹魏政治可根据君权集中程度分为前期（文帝与明帝时期）及后期（三少帝时期）。
文帝曹丕作为曹魏开国皇帝，在政治上尚属清明，《三国志》对其评价甚高：“文帝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若加之旷大之度，励以公平之诚，迈志存道，克广德心，则古之贤主，何远之有哉！”[26]也如前节所言，正是他开始任用侍中、散骑常侍等专门负责进谏，使侍中寺发展为言谏机关，这是谏议制度极其重大的一个变化。其在位期间，下诏广议轻刑等，惠于百姓，又注意选举贤才，能听取谏言，辛毗、高柔等都是此时出名的直言之臣，但刚愎自用的时候亦颇多。如延康元年（220年，此时其仍为魏王）六月欲南征东吴，“王将出征，度支中郎将新平霍性上疏谏（不可）……帝怒，遣刺奸就考，竟杀之。既而悔之，追原不及”[27]。又《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黄初元年）长水校尉戴陵谏不宜数行弋猎，帝大怒；陵减死罪一等。”[28]鲍勋直言数谏，后“帝以宿嫌，欲枉法诛（之）”，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都为其求情，高柔至“固执不从诏命”，但鲍勋最终仍然被杀。此外曹丕为获得世家大族支持，接受尚书陈群的方案，在人才选拔上实行九品中正制，从理论上而言应是“以论人才优劣”的制度，因负责品评人才的大小中正皆为“著姓士族”，其实际结果必然发展为“以世族高卑”论优劣。九品中正制标志着世族政治的确立，发展至晋，便出现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官员以门阀家族为进身之阶，从而也改变了谏官的选官标准，对谏议制度产生巨大影响。
黄初七年（226），魏文帝曹丕病死，临终遗诏曹真、陈群、曹休、司马懿辅政，子曹叡即位，是为明帝。明帝即位前“不交朝臣，不问政事”，文帝曾担心他难以担当起重任，但这个年轻的皇帝却迅速控制了局面，“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实现了政由己出。侍中刘晔称其“秦始皇、汉孝武之俦”。魏明帝曹叡在位十三年，对吴蜀实行战略防御，辽东被纳入曹魏的版图，算得上是曹魏王朝的全盛时期。明帝个性沉毅好断，好学多识，持法甚严，诏举贤良，对臣下的任用安排也很妥当，而在言路方面，《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特别赞称其“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29]。“含垢藏疾，容受直言”，至“听受吏民士庶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历朝皇帝之间能做到这样，得此评价的也属不多见。但曹叡后期喜好宴乐，“盛兴宫室，留意于玩饰，赐与无度”[30]，后宫宫女多至数千，又圈禁土地豢养麋鹿，麋鹿损坏庄稼，而规定“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31]等，凡此种种，杨阜、高堂隆、张茂、董寻、高柔等多有劝谏，帝“常优容之”，未有加罪者，然“不能听”。这是曹叡之弊，但明帝一朝皇权并未旁落，言路亦算通畅，能优容直言，臣下多有规谏，但谏言是否产生实际效果，则全在皇帝的决断之中。
明帝死后，政权落入司马氏家族手中。这一时期曹魏内部皇权衰落，君主更替掌于权臣之手，政不由己出，于最高统治者的谏议制度实际已无意义，无法发挥作用，而这种现象在魏晋时期还将不断出现。曹魏统治46年，内部发生了剧烈的政治变化，但治下稳定，中原获得了较快发展，景元四年（263）司马师弟司马昭灭蜀，至晋太康元年（280）司马昭子司马炎灭吴，中国终暂时获得统一。
蜀汉是三国中实力最为弱小的一国，自221年刘备称帝立国，至263年后主刘禅降魏，只历2帝43年。刘备以信义著称于时，注意吸纳贤才，麾下吸引了一大批能人贤士，《三国志·蜀书·先主传》评之：“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32]刘备对人才礼遇有加，颇能虚心听言，尤其是倚诸葛亮为股肱，合作无间。益州是蜀汉政权的中心地带，夺自刘璋。刘备治后，举贤用能，不避嫌隙，而又能破格提拔人才，蜀汉号称人和，并非虚名。君臣一心，蜀汉政权逐渐巩固下来，而益州本来就是土地肥美、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按照“隆中对”之谋，此时应该是北伐中原了，但是之前形势的发展已发生变化，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大意失荆州，更使吴蜀联盟破裂，“隆中对”策略遭受重创，终化为泡影。刘备称帝后不久，即准备出兵攻吴为关羽报仇，夺取丢失的荆州，因其态度坚决，朝中主战声浪高涨，群臣虽有反对意见，也不敢过于劝阻。刘备报仇心切，又未能听取将领正确的作战意见，致使兵败，退于白帝城。刘备于章武三年（223）病死，托孤诸葛亮，诏刘禅即位，是为后主。诸葛亮以丞相辅政。
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当时后主幼弱，“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但诸葛亮并非擅权之徒，北伐前上疏后主，言辞恳切，特别指出“亲贤臣，远小人”、听取谏议忠言的重要性，劝其“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谘诹善道，察纳雅言”[33]等，谆谆引导劝谏，颇为感人。他治蜀“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34]。在其治下，蜀汉政治较为清明，风气肃然。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蒋、费之时，遵承诸葛亮的政策，“因循而不革，边境无虞，邦家和一”。但此时后主渐长，宠信宦官黄皓，幸有董允为侍中，行献纳进谏之职，“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35]，政治尚算稳定修明。延熙十六年（253），费祎死，姜维掌握兵权，但此时蜀汉政治已日益败坏。董允死后，陈祗代为侍中，不事献纳谏议，而对上讨好后主，对下勾结黄皓，“深见信爱，权重于（姜）维”。黄皓开始操纵政权，至陈祗死后，黄皓从黄门令迁为中常侍、奉车都尉，“操弄威柄，终至覆国”。黄皓弄权于内，众人依附，言路壅塞，朝纲败坏，又欲废姜维以右大将军阎宇代替，姜维疑惧，领兵在外，不敢返回成都，蜀汉军政遂各成一统。而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玩众黩旅，连年出征，大大消耗了蜀汉的实力，增加了民众的负担。当时有吴人薛珝使蜀，评论蜀汉时政“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36]。景耀六年（263），曹魏大举进攻，腐败的蜀汉政权随即土崩瓦解，后主刘禅出降，蜀亡。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有词：“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其中的孙仲谋即是指东吴的统治者孙权。其兄孙策“性阔达听受，善于用人”，以父孙坚所部与所收袁术等残部，平定江东。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时年仅19岁，团结和依靠父兄的朋友属下，又广揽人才，重用周瑜、鲁肃、张昭等人，鼎足江东，向南扩大势力。麾下人才济济，成为当时最有朝气的集团，联刘抗曹，赤壁之战大败曹操，江东政权更为巩固。之后又经过夺取荆州等一系列行为，三国疆域基本固定。222年，孙权称王，229年称帝，孙吴政权正式建立，以222年起算，至280年孙皓降晋，共历4主59年。
孙权作为一个统治者，前半生颇有作为，知人善用，对臣下如周瑜、鲁肃、吕蒙、陆逊等都能推心置腹，信任有加，深受拥戴，使三足鼎立，奄有一方。《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赞其“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勾）践之奇，英人之杰矣。故能自擅江表，成鼎峙之业”[37]。孙权作为开国之君，在东吴四主中算得上是一代英主，但局势稳定之后，就开始变得刚愎自用，尤其是晚年愈加昏聩。陈寿说他“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暨臻末年，弥以滋甚”[38]。孙权为吴王时就喜欢喝酒，举办宴席，饮酒大醉，有一次宴会大臣，虞翻装作喝醉了不肯再喝。孙权察觉后大怒，至欲杀之，后经大司农刘基力谏才得免。这种酗酒的风气一直传至孙皓时期，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后期的孙权刚愎自用到惊人的程度，已经基本听不进什么正确意见。如嘉禾一年（232）执意派使节前往辽东授予公孙渊燕王称号，群臣皆谏而不听，结果使节被杀，首级也被送给了魏明帝。又重用用法残酷的校事吕壹，猜忌臣下，废立太子等等。虽仍知谏议重要，曾对臣下说，应该“有过未尝不谏，谏而不得，终谏不止”，而自己“乐闻异计，匡所不逮”，但表现在实际行动上却全然不是如此，群臣至“莫敢言”[39]。孙权晚年东吴已有衰败之相，神凤元年（252）孙权病死，幼子孙亮即位，东吴开始走向混乱，内部斗争日趋激烈。
孙亮年幼，权臣当政，围绕政权斗争激烈，先后发生几次政变。先是诸葛恪主政，后宗室孙峻杀诸葛恪而代之，孙峻死后，从弟孙琳又取而代之。太平三年（258）孙琳废孙亮，拥立孙休为帝。同年，孙休杀孙琳，又因张布等人“有旧恩”，“委之以事，布典宫省，兴关军国”。张布专恣，阻塞言路，有一次孙休想要召“博士祭酒韦曜、博士盛冲讲论道艺，曜、冲素皆切直，布恐入侍，发其阴失，令己不得专”[40]，极力找理由阻止。孙休恐其疑惧，为了宽慰其心，竟废其讲业，不再宣召盛冲等入内。永安七年（264）孙休病死，东吴连年对外作战，消耗极大。而此时蜀汉新亡，三国鼎立局面不再，形势更为危急。孙权故太子和之子孙皓被拥立为帝。这是东吴最后一任皇帝，也是三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
孙皓继位于东吴危难之际，开始也顺应所望采取了一些整顿措施，但是不久就暴露出“粗暴骄盈，多忌讳，好酒色”的本性，《三国志》以“凶顽”称之。
孙皓嗜酒成性，恣意妄为，杀戮成性，又施用剥面、凿眼等酷刑，群臣稍有不顺即获罪，或罚或杀。当初拥立他的濮阳兴、张布于孙皓继位不久即被杀，孙休妻儿也被杀，至于“淫刑所滥，陨毙流黜者，盖不可胜数”[41]。
这样一个皇帝，自然听不进去臣下的什么恳切谏言。当时陆凯、华阖、贺邵等都是忠正敢言的直臣良士，但劝谏毫无结果。孙皓曾迁都武昌，陆凯上书切谏，并恳请“省息百役，罢去苛扰，料出宫女，清选百官”，孙皓毫无所动。宝鼎元年（266）突然又迁回建业，大修宫殿，广选美女，“功役之费以亿万计”，“后宫以千数，而采择无已”，陆凯、华阖等阻谏，不被听受。贺邵亦上疏有谏，被孙皓怀恨，后被人诬告曾与“应对切直，数迕皓意，渐见责怒”的大司农楼玄“耳语大笑，谤讪政事”[42]，结果楼玄遭到流放，被迫自杀。贺邵后来也因患中风离职数月，被疑“托疾”，下狱折磨致死。会稽太守车浚因郡中荒旱，请求赈灾，孙皓说他欲树私恩，将之枭首。尚书熊睦见孙皓酷虐，微有所谏，孙皓使人“以刀环撞杀之，身无完肌”。如此种种，《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称孙皓“肆行残暴，忠谏者诛，谗谀者进，虐用其民，穷淫极侈”[43]。陆凯等不过以宿望而得免于罪，史载：“皓常衔凯数犯颜忤旨……既以重臣，难绳以法，又陆抗时为大将在疆场，故以计容忍。抗卒后，竟徙凯家于建安。”[44]华阖也终被免官。臣下有谏言议论者多被冠之以“谤讪”等而治罪，朝堂上下离心，“人人忧恐，各不自保”，而君王无道，政治腐败，压榨又重，人民生活困苦，“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起义频起，东吴政权已摇摇欲坠。咸宁五年（279），晋武帝司马炎伐吴，孙皓投降，东吴灭。天下统一，归于西晋。
（二）两晋时期
晋共历15帝156年，其中西晋4帝52年，东晋11帝104年，看似享祚甚久，真正统一稳定的不过是西晋初期短短数年，其余基本都处于扰乱不安之中，能称为英主的更可谓寥寥。在此期间，世家大族力量发展至顶峰，形成门阀制度，统治多受世族掣肘。
咸熙二年（265）司马炎废魏主自立后，成为西晋开国之君，是为晋武帝。即位之初尚能励精图治，俭恭朴素，对谏议亦颇为重视，泰始元年（265）的南郊受禅诏中即有“开直言之路，置谏官以掌之”之语，后又诏曰：“古者百官，官箴王阙。然保氏特以谏诤为职，今之侍中、常侍实处此位。择其能正色弼违匡救不逮者，以兼此选。”[45]泰始五年（269）六月，邺奚官督郭暠上疏陈五事为谏，被升为屯留令，有西平人曲路，言多诽谤，武帝称：“朕之过也。”不治罪。泰始八年（272）二月，武帝与右将军皇甫陶论事，陶与武帝争论，散骑常侍郑徽上表请求降罪，武帝曰：“谠言謇谔，所望于左右也。人主常以阿媚为患，岂以争臣为损哉！徽越职妄奏，岂朕之意。”[46]罢免了郑徽，确实表示了对直言之臣的赞赏。以上载于《晋书·武帝纪》，显示出了武帝对言路畅通和臣下直言的重视和鼓励。《晋书》称武帝“宇量弘厚，造次必于仁恕；容纳谠正，未尝失色于人；明达善谋，能断大事……厉以恭俭，敦以寡欲。……临朝宽裕，法度有恒”。但平吴后发生了剧烈改变，太康元年（280）吴灭，“天下乂安”，以此为转折点，武帝“遂怠于政术，耽于游宴，宠爱后党，亲贵当权，旧臣不得专任，彝章紊废，请谒行矣”[47]。此时门阀政治初步形成，九品中正制已完全蜕变，占田法虽对社会经济有很大促进作用，却又给予了士族极大特权，特权之外又有特权，中央又建立了贵族学校“国子学”，世家特权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愈加巩固，引发矛盾。不少大臣看到种种积弊而上书谏言，傅玄上疏称：“奢侈之费，甚于天灾。”刘毅、卫瓘等请求废除九品中正制，但武帝皆置之不理。太熙元年（290），晋武帝病死。
自惠帝开始至西晋灭亡，整个国家开始处于动乱不断、混乱不堪的状态。至于进谏纳谏之类更是无从谈起。
建兴五年（317），晋愍帝被害于平阳，琅邪王司马睿于江南建立政权，延续晋祚，史称东晋，改元“建武”。东晋偏安一隅，门阀士族政治达到顶峰，“举贤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权贵”，虽延续百年，但君权始终处于比较衰微的状态。祭则司马，政在士族，权臣迭起，历任各帝也少有建树，真正能掌握实际权力的极少。终东晋一代，琅邪王氏（王导、王敦等）、颖川庾氏（庾亮、庾冰等）、谯国桓氏（桓温等）、陈郡谢氏（谢安等）等大族轮流执政，“晋主虽有南面之尊，无总御之实，宰辅执政，政出多门，权去公家，遂成习俗”[48]。再次出现最高统治者大权旁落的现象，而且东晋偏安，官制从简，谏议制度虽也有所发展，但相对并无多少实际效果。此外，兴起于曹魏后期，至西晋王戎、王衍时变为完全消极的脱离实际谈玄说理的清谈之风在东晋时愈加泛滥。玄学思潮渗透至各个方面，佛道盛行，致使一批无所事事、热衷空谈、不理实务之徒被视为高雅，备受赞誉，反之则被指为俗鄙。“是以刘颂屡言治道，傅咸每纠邪正，皆谓之俗吏；其倚仗虚旷，依阿无心者，皆名重海内”[49]。西晋时已是如此，东晋更加变本加厉。历史上素有“清谈误国”之说，清谈断送了西晋，在东晋继续发挥着作用。在这种情况下，谏诤行为自然大为减少。
元熙二年（420），恭帝司马德文禅位于刘裕，是为宋武帝，刘宋建立。东晋至此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三、著名谏臣及谏诤事件
总体而言，魏晋时期的谏议制度虽有明显发展，但尚未完全成熟。又因为其特殊的历史时期，局面几乎没有十分稳定的时候，制度实际所起效果不大。再加上社会思潮和风气改变的影响，谏议行为并不算活跃，但仍出现了不少比较著名的谏臣和谏诤事件。
（一）曹魏三直臣：辛毗、杨阜、高堂隆
曹魏时颇多直臣，卫臻、卢毓“规鉴清理”，陈矫、徐宣“刚断骨鲠”，鲍勋“秉正无亏”等等，辛毗、杨阜、高堂隆更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人物。《三国志》将三人放在一起作列传，评称：“辛毗、杨阜，刚亮公直，正谏匪躬，亚乎汲黯之高风焉。”而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君，因变陈戒，发于恳诚，忠矣哉”[50]。三人具有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能进谏君王，规陈其失。
辛毗，字佐治，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市）人。东汉末年曾依附袁绍，后得曹操欣赏，上表推荐其为议郎，又任丞相长史，颇受重用。文帝即位后，辛毗被提升为侍中，多有规谏。文帝曹丕虽不算是从谏如流的君主，但对辛毗的意见常常还是能听从一些。
辛毗善言且刚直敢谏。文帝初即位的时候，讨论修改历法，辛毗认为魏遵循了舜、禹顺应民心天意继承帝位的传统，与汤武凭借征战平定天下才需要修改历法不同，又搬出孔子与《左传》的说法，成功说服了文帝，“帝善而从之”。又曾经跟随文帝出猎，文帝说：“射雉乐哉！”辛毗回答：“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文帝听了默然不语，“后遂为之稀出”。黄初元年（220）十二月，曹丕下令营建洛阳宫殿，又打算迁徙冀州十万户众去充实河南。当时连年蝗灾，百姓饥苦，百官皆“以为不可”，但皇帝意愿很坚决，辛毗便与朝臣一起请求文帝接见。《三国志·魏书·辛毗传》中对辛毗谏君有一段很精彩的描述：
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51]
辛毗“亮直”，至明帝朝时，进封颍乡侯，因不肯讨好时“见信于主，制断时政”的刘放、孙资等人而不受重用，只出任卫尉，但仍匡正过失，规谏不止。明帝曾因他的劝谏而停止了削平北芒山在上建台观的行为。青龙二年（234）曾被任命为大将军军师，持节跟随司马懿迎战诸葛亮，“六军皆肃……莫敢犯违”。后又返回任卫尉。不久去世，谥号肃侯。
杨阜，字义山，天水冀（今甘肃优羌县南）人。曹操时就因为讨伐马超有功被封关内侯，后被任命为武都太守，“威信素著”。文帝曾问“武都太守何如人也？”臣下都称赞其具有“公辅之节”，但还没来得及重用，文帝就去世了，后来才被召回授任城门校尉，后升至少府。
魏明帝常头戴锦帽，身穿缥绫做的半袖衣，杨阜见了就问明帝：“这在礼制上算什么礼服？”明帝默然不答，从此不穿上礼服就不出来见杨阜。明帝刚开始大造宫室，征集美女充实后宫的时候，恰逢秋天“大雨震电，多杀鸟雀”，杨阜趁机上疏劝谏：“天地神明，以王者为子也，政有不当，则见灾谴。”希望明帝能够克制约束自己，效法汉文帝，放出宫中少女，修建宫殿务从简约，“开大信于天下，以安众庶，以示远人”[52]。皇帝诏令讨论不利于民的措施时，以“舍贤而用私人”、“大造宫馆台榭”、“争做奇巧迎合皇帝”、“官吏喜好琐碎苛细之事”为“当今之急”，最宜去者，并劝皇帝诏令推举贤能。后来明帝又要修建洛阳的殿阁，杨阜再次上疏力谏，并称：“臣虽驽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将坠于地。”[53]明帝看了十分感动，亲笔写诏书回复。
史载：“每朝廷会议，阜常侃然以天下为己任。”明帝曾赞其“切至之辞，款诚笃实。退思补过，将顺匡救，备至悉矣。览思苦言，吾甚嘉之”[54]。但是虽然多所匡谏，能否被真正接受却完全要看皇帝。《三国志·魏书·明帝纪》载：“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55]有很多谏言实际并没有被接受，杨阜“数谏争，不听”，就多次请求辞官离职，但不被准许，后来去世，家无余财。《资治通鉴》称其“见人主失道，力诋其非而播扬其恶，可谓直士”[56]，《三国志》赞其“刚亮公直，正谏匪躬”而与辛毗相列，是很公允的。
高堂隆，字升平，泰山平阳（今山东省新泰市）人。建安十八年（213）被曹操征召为丞相军议掾，后来任历城侯曹徽之相时，就能“以义正谏”，辅助引导藩侯。文帝时被选任为平原王傅，平原王即位，就是魏明帝，高堂隆被任命为给事中、博士和驸马都尉，后又赐为关内侯，历任侍中、光禄勋等。
高堂隆学问很好，进言常常说古论今，引经据典，使人信服。明帝刚刚即位，有大臣认为应举办盛宴，高堂隆以古之帝王作为借鉴反对，“帝敬纳之”。青龙年间明帝大起殿阁，又西取长安大钟。高堂隆上疏先述周代德政衰败的原因，“以为永鉴”，又指“今之小人”以秦汉的奢靡来扰乱君心，“求取亡国不度之器，劳役费损，以伤德政，非所以兴礼乐之和，保神明之休也”。明帝让卞兰反驳，高堂隆以商纣王靡靡之音与周景王亡国之钟为例，指出礼乐的重要性，并强调明主应乐于纳谏而臣下则竭尽其节为主尽忠，“帝称善”。
高堂隆进谏还颇能“因变陈戒”，就是能利用灾变陈述以往的鉴戒，从而达到谏议的目的。这也是历史上很多谏官使用过的方法，古人迷信，这种说辞常常很有效果。崇华殿发生火灾，明帝下诏询问高堂隆祈祷神明除灾的方法，高堂隆回答：“灾害的发生，都是上天用来训诫的方法，只有遵礼修德，才能战胜灾祸。”引《易经》“上不俭，下不节，孽火烧其室”与“君高其台，天火为灾”之辞，称“今案旧占，灾火之发，皆以台榭宫室为诫”。又陈述前代的事例和体制来劝谏明帝不宜大起殿阁，并应遣出多余的宫女。面对明帝提出的汉武帝用修筑宫殿以镇火灾的问题，高堂隆侃侃而谈，先是表示这种方法非圣贤之训教且实际无用，又用孔子之言进一步阐述君王应以灾害为诫，“退而修德，以消复之”，强调“宫室之制，务从约节……清扫所灾之处，不敢于此有所立作”等，明帝于是仅仅修复了崇华殿。
高堂隆善于将“因变陈戒”与“引经据典”相结合，类似的这种谏言是很多的。凌霄殿兴建时有喜鹊筑巢，彗星出现于大辰星方位等等，高堂隆都能予以讲解而有所规谏。喜鹊筑巢取《诗经》中“鹊巢鸠占”之意引为上天的训诫，现在应该“休罢百役，俭以足用，增崇德政，动遵帝则，除普天之所患，兴兆民之所利”，以转祸为福；称“今之宫室，实违礼度，乃更建立九龙，华饰过前”，所以上天以“天彗章灼，始起于房心，犯帝坐而干紫微”而“觉寤陛下”，“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高堂隆升任光禄勋之后，明帝兴建宫殿、雕饰浪费的行为更为严重了，“上下劳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饥馑荐臻，无以卒岁”，而此时辽东不来朝觐，悼皇后正好去世，天降大雨，冀州发大水，百姓财物纷纷被漂走淹没，高堂隆于是又上书恳切谏言，力陈时弊。他从古代尧舜禹时候谈起，列举前鉴事例，又举吴蜀两国而使皇帝“易心而度”来理解事情，称今“天下彫弊，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畜，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天人之际，未有不应也……暗君荒主，不崇先王之令轨，不纳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志，恬忽变戒，未有不寻践祸难，至于颠覆者也”。明帝看毕，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了这份奏书，让我感到惧怕啊。”
高堂隆学问渊博，精于礼制古法，一生对君王多有匡谏，病重时口述上疏，仍劝导明帝能“涣然改往事之过谬，勃然兴来事之渊塞”，以历代为戒，成为超越三皇五帝的明君，并提出提防萧墙之祸，派遣诸侯加强皇室力量的意见，最后说“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提醒明帝要爱惜百姓，使民咏德政，才能长治久安。不久高堂隆去世，嘱咐要节俭办理丧事，只用了普通的衣服入殓。明帝曾下诏称其“清廉追伯夷，直过史鱼，执心坚白謇謇匪躬”[57]，并非溢美之词。
（二）董允谏蜀汉后主
董允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市北）人，蜀汉后主时任侍中。他的父亲董和在先主刘备时被征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交好，为人清约而能直言，诸葛亮甚为推崇，常常追念，称其“每言则尽……不疑于直言也”。
董允继承了父亲直言的品质，并且更为突出。他原为太子洗马，后来到刘禅即位，被升任为黄门侍郎。当时丞相诸葛亮正准备北伐，考虑到后主尚幼，难以分辨是非曲直，认为董允“秉心公亮”，值得托付和信任，临行前上疏后主，叮嘱后主要“广开圣听”，多听意见，其中特别提到：“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拔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58]不久董允即被任命为侍中，“任以宫省之事”。此时费祎已被诸葛亮请去做参军，而侍中郭攸之性素和顺，“备员而已”，于是献纳之任，董允“专之”，进谏几乎变成了由他一人承担的专任之职。
《三国志·蜀书·董允传》称董允“处事为防制，甚尽匡救之理”。就是称赞其防患未然，而尽到了匡正补救的职责。董允在世，多次劝谏后主。后主刘禅是个庸碌之人，易于沉溺声色，常常想要在民间采选美女来充实后宫。董允认为“古者天子后妃之数不过十二”，现在嫔妃已经充备，不宜再增加，直言进谏，始终劝阻不肯答应，后主“益严惮之”。后主逐渐长大之后，宠爱宦官黄皓，黄皓善于奉迎谄媚，取悦后主想要以此作为进身之道。董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于皓”，发挥了巨大作用，黄皓十分害怕董允，也不敢胡作非为，一直到董允去世，黄皓的职位竟没有超过黄门丞。
董允为人忠亮清约，尚书令蒋琬曾上奏称赞董允“内侍历年，翼赞王室”，应该赐予土地爵位以示褒奖，董允坚决推辞不肯接受。他还颇能礼贤下士，有一次正与人约好去游玩宴饮，年少官微的郎中董恢来访，董允马上就停止外出接待他。延熙六年（243）董允被加封为辅国将军，后又以侍中身份署理尚书令，为费祎的副手，蜀人将其与诸葛亮、蒋琬、费祎并称四相，号为“四英”。延熙九年（246）去世。《三国志》赞其“董允匡主，义形于色”，“蜀臣之良矣”[59]。
董允去世后，蜀汉再没有能“上正色匡主，下数责于皓”的人了。陈祗继为侍中，上谄媚后主，下与黄皓勾结，后主想起董允，认为他轻视主上，而“追怨日深”。后来黄皓专权，蜀汉政治愈加败坏，终至覆国之祸。
（三）张昭谏孙权
张昭是东吴的重臣，字子布，彭城（今江苏徐州市）人，少时就颇受称扬。东汉末年渡江为孙策所用，任长史和抚军中郎将，孙策待他“如比肩之旧，文武大事，一以委昭”。至建安五年（200）孙策被刺，临终前将幼弟孙权托付于张昭等人：“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60]
孙策死后，孙权只顾哀哭而不能主持政事，张昭说：“夫为人后者，贵能负荷先轨，克昌堂构，以成勋业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盗满山，孝廉（孙权）何得寝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61]《三国志·吴志·吴主传》又载其时言为：“孝廉（指孙权），此宁哭时邪？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师，非违父，时不得行也。况今奸宄竞逐，豺狼满道，乃欲哀亲戚，顾礼制，是犹开门而揖盗，未可以为仁也。”[62]改易孙权丧服，而亲自扶孙权上马，陈兵而出，于是“众心知有所归”。江东形势得以很快地稳定了下来。
孙权嗜酒，曾在武昌钓鱼台饮酒大醉，“使人以水洒群臣曰：‘今日酣饮，惟醉卧台中，乃当止耳。’”张昭听了，神色严肃，一言不发，走到门外坐在车中。孙权派人召他回来，问：“不过是共同取乐罢了，您为什么要发怒呢？”张昭回答：“昔纣为糟丘酒池长夜之饮，当时亦以为乐，不以为恶也。”孙权沉默不语，而面有惭色，下令罢酒。
《三国志·吴书·张昭传》称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甚至曾经因为直言忤逆了孙权的旨意，而一度不能进见。后来孙权派人慰问，又召见张昭，张昭避席赔罪，但仍然表示：“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63]表示不会改变心志思想来换取荣华容身，孙权遂向他表示歉意。
孙权称帝后，张昭以年老有病为由辞还了官位和统领的军队，被授为辅吴将军，封娄侯，位重而职闲，依然忧心国事，时有劝谏。嘉禾二年（233），当时割据辽东的公孙渊派人向吴称臣，孙权十分高兴，大赦天下，决定派张弥、许晏到辽东授公孙渊为燕王，举朝大臣皆谏，“以为渊未可信，而宠待太厚”[64]，张昭也劝谏说：“渊背魏惧讨，远来求援，非本志也。若渊改图，欲自明于魏，两使不反（返），不亦取笑于天下乎？”与孙权反复争论，“意弥切”。孙权无法忍受，按刀而怒，张昭久久凝视孙权而陈言。自己虽知言不被用而每竭愚忠，实在是因为“遗诏顾命之言故在耳”，说完“涕泣横流”，孙权“掷刀致地，与昭对泣”，但最终还是派二人去了辽东。张昭气愤不能听从所言，称疾不朝。孙权也不高兴，用土把张昭家门给堵塞了。张昭就在门内也用土封堵。后来果然如张昭所言，公孙渊杀张弥、许晏，并“送其首于魏，没其兵资”。孙权后悔当初，几次登门去慰问道歉，张昭就是坚持不肯出来。孙权没办法，火烧其门。张昭干脆关闭了居室房门。孙权让灭了火，站在门口等待了很长时间，张昭才出来。孙权“深自克责”，昭“不得已，然后朝会”。
张昭是东吴政权的宿臣元老，孙权曾说他“性刚，所言不从，怨咎将兴”而不适合担任宰相，但他“以严见惮，以高见外”，也正因为“性刚”而更能力陈所失，厉言规谏。史载孙权“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晚年更是诸多弊政，颇为昏虐。张昭虽然不是每次进谏都能取到良好的效果，但是仍然发挥了很大的积极意义。孙权就常说：“孤与张公言，不敢妄也。”他更是令“举邦惮之”[65]。嘉禾五年（236）去世，孙权素服吊唁，谥号文侯。
（四）“忠謇扬庭”刘仲雄
曹魏时在选官制度上实行九品中正制，品评士人品级的权力掌握在各州大中正和各郡中正手里。发展至西晋，已完全成为世家大族取官的工具，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很多朝臣都曾经对此进行过猛烈的抨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晋刘毅给晋武帝所上的“九品有八害疏”，“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这句话也正是出自这里。
刘毅字仲雄，东莱掖（今山东莱州市）人，是西晋有名的忠直之臣，上谏国君，下纠百官，《晋书》赞其“忠謇扬庭”，即忠诚正直，名扬朝廷。西晋后来的直臣傅咸称他“声震内外，远近清肃，……有王臣匪躬之节……所奏见从，威风得伸也”[66]。
刘毅“幼有孝行，少厉清节”，魏末时应司马氏召为主簿，武帝即位之后，历任散骑常侍、太仆等官。武帝认为他忠謇正直，“使掌谏官”，后因事免官。咸宁初年复官，又改任司隶校尉，纠举豪族，“京城肃然”。
刘毅为人“方正亮直，介然不群，言不苟合，行不苟容”，谏君直言大胆，至随侍的听者“莫不变色”。有一次武帝问刘毅：“卿认为我可以比作汉朝的哪位皇帝？”刘毅直接说：“可比桓帝、灵帝。”武帝说：“我虽然德不及古人，可是能克己为政，又统一天下，把我比作桓、灵二帝不是太过分了！”刘毅回答：“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就此来说，还不如他们。”武帝听了大笑：“桓、灵时候，听不到这种话。现在有直臣，所以不同了。”也不怪罪他。散骑常侍邹湛因此以“刘毅言犯顺而陛下欢”颂扬晋武帝盛德超过汉武帝，称之为“不世之诏”，为之“喜庆”。太康年间有龙出现在武库井中，武帝很高兴，百官都准备去道贺，只有刘毅独自上疏认为龙降未必是吉兆，“证据旧典，无贺龙之礼”。武帝回复“看到上表感到惶恐”，表示庆贺的事的确应该慎重地根据礼典再行动。后来有阴气散而复合，刘毅又上言认为肯定是有结党营私之臣，奸以侍君，当杀而没有杀的缘故。
武帝时期，九品中正制造成的弊端已经十分明显，刘毅因此上疏，分析九品中正之弊，认为应该罢免中正，废除九品制度。刘毅认为九品共有八害：一是中正“高下任意，荣辱在手”，执掌大权，勾结权贵，品评不公，“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欺君欺世，为乱世之源，“损政之道一也”；二是中正官微却掌人事大权，“归正于所不服，决事于所不职”，造成士人互相论难，互生嫌隙，“人伦交争而部党兴，刑狱滋生而祸根结”，“损政之道二也”；三是中正不能按照真正的品级次序来评定人才，公家规定的品级成了私人随意使用的财产，使得“优劣易地，首尾倒错”，“上欺明主，下乱人伦”，“损政之道三也”；四是对中正缺乏相应有效的监督机制，“置中正，委以一国之重，无赏罚之防”，使得“上明不下照，下情不上闻”，“损政之道四也”；五是士人人数众多，中正无法彻底弄清贤愚优劣，“所知者以爱憎夺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乱其度。既无乡老纪行之誉，又非朝廷考绩之课”，于是使求官之人，弃近求远，舍本逐末，官位不由平时行为而以乞求得来，品级不看功劳而靠朋党吹捧评定，“损政五也”；六是专以品行为品级标准，“虽职之高，还附卑品，无绩于官，而获高叙”，压抑了有功劳的人而崇尚虚名，是“上夺天朝考绩之分，下长浮华朋党之士”，“损政六也”；七是以九品为限，以品级取人而不问其适宜才能如何，“况今九品，所疏则削其长，所亲则饰其短。徒结白论，以为虚誉”，品级与能力不符，无法应才选官和处理政事，“损政七也”；八是“今之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进者无功以表劝，退者无恶以成惩”，褒贬、惩劝不明，使得风气污浊，清浊同流，中正结党营私，而天下人懈怠德行而专注于人事，“损政八也”。以此论之，“虽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认为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最后请求罢免中正，废除九品，“弃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67]。
刘毅的这份“九品有八害疏”洋洋洒洒，分析深入严密，句句切中要害。武帝以优诏表示赞许，后来司空卫瓘等人随之上奏建议废九品，但是武帝最终未能实行。刘毅后来自己任青州中正的时候，“铨正人流，清浊区别，其所弹贬，自亲贵者始”，尽力地革除九品之弊。
史载刘毅“夙夜在公，坐而待旦，言议切直，无所曲挠”，朝野以其为楷模，任司隶校尉时又能“直法不挠，当朝之臣，多所按劾”。晋武帝欣赏刘毅的刚毅耿直，常能宽容待之，也颇多听从。太康六年（285）刘毅去世，武帝震惊：“失吾名臣，不得生作三公！”[68]随即赠仪同三司，并派人监护丧事。
（五）东晋谏臣江逌
江逌，字道载，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出身世家，但自幼丧父，与堂弟江灌住在一起，相处友爱，而“获当时之誉”。成帝年间为躲避苏峻之乱隐居临海，潜心研究典籍，后因为家贫出任太末令，平定县乱，为朝廷嘉赏，不久迁为吴令。晋穆帝时为中军将军殷浩所器重，又因桓温奏表黜免殷浩佐吏而被罢免。“顷之，除中书郎”，到了穆帝升平年间，江逌任吏部郎，并长兼侍中。
穆帝将修后池，起阁道，江逌上疏谏止。他分析当时的形势是“二虏未殄，神州荒芜，举江左之众，经略艰难，漕扬越之粟，北馈河洛，兵不获戢，运戍悠远，仓库内罄，百姓力竭”，再加上春夏以来，水旱成灾，财伤人困，大战不停，军国之用无处取给，“损之又损，实在今日”，应该“养以玄虚，守以无为”，并能“畴咨以时，顾问不倦，献替讽谏，日月而闻”，最后称自己身居近侍之职，虽然“言不足采，而义在以闻”[69]。江逌的谏言切中当时的特点，皇帝也在他的劝谏下停止了工程。
至哀帝时，皇帝曾因为天象异常，想依照《尚书》洪祀之制在太极殿亲自执礼祭祀，以求免灾，命令太常召集博士起草祭祀的仪制。此时江逌已升为太常，上疏陈言：洪祀之制虽有旧例，“然自前代以来，莫有用者”，而且“天子所亲之祠，惟宗庙而已”，各种祭祀之地也都设在幽静郊野之中，指出哀帝的计划是违背了旧典常度，不应实行。又以洪祀之制载之不详，强行实行反而会有失误，劝谏哀帝放弃祭祀。哀帝不听从，江逌于是再次上疏，切言以时事考察，如今“强戎据于关雍，桀狄纵于河朔，封豕四逸，虔刘神州，长旌不卷，钲鼓日戒，兵疲人困，岁无休已”，人事困窘凋敝至此，那么七星错乱，灾害发生是当然的。他又引《诗经》等说明，最近的月食等现象并不算是灾异，实在没有必要实行依照《尚书》进行隆重祭祀的必要，最后以“五行深远，神道幽昧”，而“臣非至精”为由，推辞起草制度。哀帝固执己见，仍然要求他起草，江逌“又陈古义”，一再谏止，哀帝最终才作罢了。
江逌在职“多所匡谏”[70]，面对皇帝的坚持而能一谏再谏，在当时实属难能可贵。江逌有《阮籍序赞》、《逸士箴》及诗赋奏议数十篇流行于世。后因病去世，时年五十八岁。《晋书》以“刚蹇（謇）”评之，又称其“睠言遗直，莫之能尚”[71]。这评价应是很高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