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本章小结
（一）先秦是中国谏议制度的萌芽时期。商代以前的有关记述虽大都来自于传说，但在军事民主制尚广泛残存的情况下，君主向下属纳谏是施政中的重要内容。像黄帝、尧、舜、禹等，都采取了许多鼓励下属进谏的措施，并成为后世广泛流传的佳话。商代以后则出现了以进谏为主的职官。西周除设“司谏”一职外，另设有“保氏”一职，“保氏掌谏王恶”。《周礼·地官司徒》文下“疏”云：“王有恶则谏……谏者以礼义正之……使王谨慎其身而归于道。”这里的“保氏”就是个专职谏官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设有大谏、御史等官职，虽兼有监察和教化之责，但谏议的功能越来越明显了。
（二）自先秦开始，君主向下属纳谏就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优良文化传统。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由于古代的巫史传统，下属经常用卜筮的方法向君主进谏。《左传》和《国语》中都记有许多这样的例证。《周易·蹇卦》六二的爻辞为：“王臣蹇蹇，匪躬之故。”意思是说，作为君王的臣下，蹇蹇直言进谏，并不是为了自身之事，而是为了君国之事。这种优良的传统一直为后世所继承。
（三）这时出现的一些著名谏臣成为后世的楷模。其中最为出名的当数殷商末年的比干。他痛感商纣王的荒淫无道，便反复谏诤，以至于三日不去，竟被纣王挖心而死。比干的直言敢谏为后世树立了一个难以逾越的标准。春秋时齐国的晏子既勇于进谏，又善于进谏，使齐国迅速强大起来。他一生俭朴，讲求气节，致使孔子愿当他的学生，司马迁愿当他的车夫。这些著名谏臣的活动成为历史上一道亮丽的风景。
（四）先秦已形成了丰富的谏议思想。大体说来，法家虽然也主张君主应虚心纳谏，但更强调维护君主的权威，甚至要为君主掩恶。墨家主张臣下应勇于进谏，倡“亲士”、“尚贤”，具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视君主虚心纳谏为一种善行，是一种美德，颇为深刻。但因墨家整体对后世影响较小，故其谏议思想对后世影响亦不甚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还是儒家思想。
（五）儒家的核心思想是“仁”，其本身就是反对暴政、崇尚仁政，虚心纳谏即仁政的题中应有之意。儒家倡导“内圣外王”，即具有仁爱之心的圣贤居王位，行仁政。对此，曾巩在《唐论》中进一步阐释道：“诎己从谏，仁心爱人。”意即曲折自己，听从劝谏。儒家主张“以道事君”，无道之君被有道之君所取代是合乎天理之事。因此，君权并非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称赞儒家政治思想为道德政治，对消除战争尤有意义，当属有识之论。
[1]参见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期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载《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张分田、萧延中：《中华文化通志·政治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23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160页。
[3]王宇信、杨升南：《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先秦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52页。
[4]《魏源集·默觚下·治篇十二》，中华书局，1976，第68页。
[5]吕不韦著、陈奇猷校释：《吕氏春秋新校释》卷二四《不苟论·自知》高诱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1611—1612页。
[6]白居易著、朱金城笺注：《白居易集笺校》卷三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第2617页。
[7]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文》卷一夏禹《簨簴铭》，商务印书馆，1999，第10页。
[8]参见彭勃、龚飞：《中国监察制度史》，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第20页。
[9]司马迁：《史记》卷二《夏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83页。
[10]孔颖达等：《尚书正义》卷一一《泰誓中》正义引《帝王世纪》，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第181页。
[11]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十四年》，中华书局，1981，第1017—1018页。
[12]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楚语上》，中华书局，2002，第503—504页。
[13]《左传·襄公十四年》也记春秋时师旷称：“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
[14]司马迁：《史记》卷三二《齐太公世家》，中华书局，1959，第1480页。
[15]高亨：《诗经今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13页。
[16]闻一多：《风诗类钞》，《闻一多全集》第四册，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第542页。
[17]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第428页。
[18]参见李金玉：《论春秋战国时期的“谏诤”制度》，载《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19]参见陆晓光：《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先秦诗说论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0]沈作喆：《寓简》卷一，《丛书集成初编》本，第1页。
[21]以上参见赵长征：《〈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载《北京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22]参见王宇信：《西周史话》开头语，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7，第2—3页。
[2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三十一年》，中华书局，1981，第1512页。
[24]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〇《泰族训》，中华书局，1998，第1416页。
[25]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越语上》，中华书局，2002，第568—569页。
[26]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卷九《勾践阴谋外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143页。
[27]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卷五《夫差内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75页。
[28]乐祖谋点校：《越绝书》卷六《越绝外传纪策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第45页。
[29]周生春：《吴越春秋辑校汇考》卷五《夫差内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第86—87页。
[3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楚语下》，中华书局，2002，第525页。
[31]本节关于齐国威宣盛世的论述，参见王京龙：《齐国威宣盛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第47—128页。
[32]缪文远：《战国策新校注》卷八《齐策一·邹忌修八尺有余章》，巴蜀书社，1987，第319页。
[33]参见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载《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
[34]参见张新斌：《殷比干三论》，载《殷都学刊》1998年第4期。
[35]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卷二〇《反质》，中华书局，1987，第515—516页。
[36]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中华书局，1959，第108页。
[37]刘向编著、石光瑛校释、陈新整理：《新序》卷七《节士》，中华书局，2001，第846页。
[38]参见徐鸿修：《周代贵族专制政体中的原始民主遗存》，载《中国社会科学》1981年第2期。
[39]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中华书局，2002，第9页。
[40]参见徐中舒：《西周史论述（下）》，载《四川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41]以上关于《诗经》中召公进谏的论述，参见赵敏俐：《先秦君子风范》，东方出版社，1999，第251—252页。
[42]参见顾振权等：《中国古代名谏研究》，军事谊文出版社，1995，第351页。
[43]马骕：《绎史》卷七七《晏子相齐下》，中华书局，2002，第1667页。
[44]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一《内篇谏上·景公饮酒酣愿诸大夫无为礼晏子谏第二》，中华书局，1962，第6页。
[45]参见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第224—225页。
[46]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五《内篇杂上·景公怜饥者晏子称治国之本以长其意第八》，中华书局，1962，第311页。
[47]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一《内篇谏上·庄公矜勇力不顾行义晏子谏第一》，中华书局，1962，第1页。
[48]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卷四《内篇问下·景公问廉政而长久晏子对以其行水也第四》引苏舆注，中华书局，1962，第248—249页。
[49]以上关于晏婴进谏技巧的论述，参见章沧授：《论晏子的言辩艺术》，载《中国文学研究》1997年第3期；张祥浩：《论晏子的谏君》，载《管子学刊》1990年第2期；邵先锋：《从〈晏子春秋〉看晏婴进谏的艺术技巧》，载《泰山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王红、李薇：《百般谏诤皆为民：晏婴在〈晏子春秋〉中的谏诤形象》，载《管子学刊》2005年第3期。
[50]司马迁：《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中华书局，1959，第2542页。本节所引文出处均同，不再详注。
[51]本节系参见刘泽华、王连升《先秦时代的谏议理论与君主专制主义》（《南开学报》1982年第1期）和张分田、萧延中《中华文化通志·政治学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323—328页）写成，特此说明。
[52]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郑语》，中华书局，2002，第470页。
[53]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公二十年》，中华书局，1981，第1419页。
[54]杨伯峻：《论语译注·子路篇》，中华书局，1980，第141页。
[55]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襄公二十五年》，中华书局，1981，第1098页。
[5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臣道篇》，中华书局，1988，第250页。
[57]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晋语一》，中华书局，2002，第256页。
[58]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二《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419页。
[59]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臣道篇》，中华书局，1988，第250页。
[60]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上》，中华书局，2002，第11、13页。
[61]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卷四《用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第235页。
[62]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君道篇》，中华书局，1988，第239页。
[6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一八《八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049页。
[64]参见贾玉英等：《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史》，人民出版社，2004，第443—445页。
[65]杨伯峻：《论语译注·述而篇》，中华书局，1980，第67页。
[66]杨伯峻：《论语译注·里仁篇》，中华书局，1980，第37页。
[67]杨伯峻：《论语译注·卫灵公篇》，中华书局，1980，第168页。
[68]杨伯峻：《论语译注·子张篇》，中华书局，1980，第201页。
[69]孔颖达等：《礼记正义·曲礼下》，中华书局影印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1980，第1267页。
[70]本节参见刘泽华：《先秦政治思想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第381—386页。
[71]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三《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461页。
[72]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八《尽心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973页。
[73]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五《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第503页。
[74]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五《离娄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第526页。
[75]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六《离娄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547—548页。
[76]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七《尽心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第946页。
[77]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八《公孙丑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258页。
[78]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二《滕文公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419页。
[79]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一六《离娄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546页。
[80]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八《公孙丑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260页。
[81]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二七《尽心章句上》，中华书局，1987，第925页。
[82]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卷五《梁惠王章句下》，中华书局，1987，第145页。
[83]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君道篇》，中华书局，1988，第239页。
[84]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不苟篇》，中华书局，1988，第51页。
[85]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臣道篇》，中华书局，1988，第250页。
[86]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臣道篇》，中华书局，1988，第250页。
[87]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非相篇》，中华书局，1988，第84—85页。
[88]参见高旭：《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载《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89]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一《难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8页。
[90]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一《难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52页。
[91]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四《说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54页。
[92]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四《说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56页。
[93]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四《说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269页。
[94]以上有关韩非谏议思想的论述，系参见高旭：《君主专制下的两难言说：论韩非的“谏说”思想》，〔《长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和黄鸣奋：《说服君主——中国古代的讽谏传播》（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写成，特此说明。
[95]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一《初见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页。
[96]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九《内储说上七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562页。
[97]陈奇猷：《韩非子新校注》卷九《十过》，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199页。
[98]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二一《要略》，中华书局，1998，第1459页。
[99]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墨子后语》卷上《墨子传略》，中华书局，2001，第680—681页。
[100]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卷一《亲士》，中华书局，2001，第4页。
[101]以上关于墨子谏议艺术的论述，参见吴新安：《从〈公输〉看墨子的论辩说理特色》，载《武汉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报》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