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汲冢的發現與盗掘

汲冢的發現與盗掘包括發現年代、地點與盗掘者等問題。

一　汲冢的發現年代

（一）汲冢發現年代諸説

晉武帝之時，汲郡汲冢出土竹書。關於汲冢發現的年代，文獻記載不一，有咸寧五年、咸寧中、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太康六年、太康八年、太康中等不同的記載。

1．咸寧五年

唐人房玄齡等《晉書·武帝紀》記載咸寧五年汲郡人不（音彪）凖掘魏襄王冢，張懷瓘《書斷》、張守節《史記正義》、宋人郭忠恕《汗簡》、王應麟《困學紀聞》皆從其説。

唐人房玄齡等《晉書·武帝紀》曰：

（咸寧）五年……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十一月，大舉伐吴。[5]

唐人張懷瓘《書斷》卷上：

晉咸寧五年，汲郡人不凖盗發魏安釐王冢，得册書十餘萬言。[6]

案：其文，“魏安釐王冢”取於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其餘取於《晉書·武帝紀》。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

按《汲冢書》，晉咸（和）〔寧〕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册七十五卷。[7]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8]

案：晉武帝咸寧五年之説出自唐人房玄齡等修《晉書·武帝紀》。同書《律曆志》、《衛恒傳》作太康元年，《束晳傳》作太康二年。所以，《晉書·武帝紀》繫“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於咸寧五年下有疑問。

2．咸寧中

宋人郭忠恕《汗簡》曰：

咸寧中，汲〔郡〕人盗魏安釐冢，得竹書十餘萬言。[9]

案：《汗簡》所載與張懷瓘《書斷》大體相同而略簡，當本《書斷》。

3．太康元年

《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太康元年三月平定孫吴，後汲郡出竹書。衛恒《四體書勢》、王隱《晉書·束晳傳》、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隋書·經籍志》及秦觀《淮海題跋》並作太康元年。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曰：

大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10]

《晉書·衛恒傳》曰：

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盗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11]

案：衛恒《四體書勢》作元康元年，在“太康元年”後十年。

《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

王隱《晉書·武帝紀》：大康元年，諸軍伐吴，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預先爲荆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吴，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吴。吴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束晳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盗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12]

虞世南《北堂書鈔》曰：

王隱《晉書》云：初，太康元年，汲縣〔民〕盗發魏（王釐）〔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13]

《爾雅·釋親》邢昺疏：

《束晳傳》曰：太康元年，汲郡民盗發魏安釐王塚，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科斗文者，周時古文也。[14]

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曰：

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15]

《隋書·經籍志》曰：

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16]

秦觀《淮海集·跋·倉頡書》曰：

魏初傳古文者，有邯鄲淳。衛覬嘗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効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盗發魏襄王冢，得簡書十餘萬言。案衛氏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17]

案：秦觀《淮海題跋》本《晉書·衛恒傳》。

案：太康元年之説，有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衛恒《四體書勢》、王隱《晉書》、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隋書·經籍志》等爲據，當考。

4．太康二年

荀勖《穆天子傳序》、盧無忌《吕望表》、傅暢《晉諸公讚》、王隱《晉書》、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黄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趙明誠《金石録》等記載太康二年汲縣盗掘古墓。

荀勖《穆天子傳序》曰：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盗發古塚所得書也。[18]

盧無忌《吕望表》曰：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盗發冢，得竹策之書。……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19]

《初學記》曰：

傅暢《晉諸公讚》曰：“荀勖領祕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勖躬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於祕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20]

《太平御覽》曰：

（傅暢）《晉諸公讚》曰：“荀勖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勖躬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列於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21]

《北堂書鈔》曰：

王隱《晉書》云：“荀勖字公曾，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勖（手）〔躬〕自撰次，吏部注寫，以爲中經，〔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22]

《太平御覽》曰：

王隱《晉書》曰：“荀勖領祕書監，始書師鍾、（朗）〔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勖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别在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23]

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曰：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24]

案：太康二年之説出自汲冢書的整理者荀勖，並有晉人盧無忌、傅暢、王隱的著述同樣記載的强有力支持。

5．太康六年

關於汲縣民盗發古冢年代，馬端臨《文獻通考》作太康六年。《文獻通考》曰：

《穆天子傳》六卷。鼂氏曰：“晉太康六年，汲縣民盗發古冢所得。”[25]

案：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

《穆天子傳》六卷。右晉太康二年，汲縣民盗發古冢所得。[26]

《文獻通考》“太康六年”乃傳抄訛誤，當作“太康二年”。

6．太康八年

《尚書·咸有一德》曰：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孔穎達疏：

《紀年》之書，晉太康八年汲郡民發魏安僖王冢得之。[27]

案：杜預卒於太康五年，預親見汲冢竹書，故太康八年誤矣。《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

王隱《晉書·武帝紀》：大康元年，諸軍伐吴，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預先爲荆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吴，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吴。吴平，又自江陵還襄陽。《束晳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盗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28]

故知《尚書·咸有一德》孔穎達疏“太康八年”當作“大康元年”，“元”傳抄訛誤作“八”也。

7．太康中

劉知幾《史通·申左》曰：

至晉太康年中，汲冢獲書，全同《左氏》。[29]

章如愚《群書考索》引陳騤《中興館閣書目》〔成書於淳熙五年（1178年）〕作太康中，《群書考索》曰：

《竹書》，按《隋·經籍志》：“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帝命荀氏勖、和嶠撰次，爲十五部八十七卷，多雜怪妄。其《紀年》用夏正，載三代事，不及他國。特紀晉、魏事，終哀王，蓋魏之史記也。”此本止有第四、第六及《雜事》三卷，下皆標云荀氏叙録。一《紀年》、（一）〔二〕《紀令應》、（二）〔三〕《雜事》，悉皆殘缺。《崇文總目》不著録《（中興館閣）書目》。[30]

高似孫《緯略》曰：

晉太康中，汲郡人發魏王冢，得古文竹書，武帝付祕書詳校，時束晳任著作郎，得〔觀〕竹書，隨義注解，皆有識證。[31]

王應麟《漢藝文志考證》曰：

《周書》七十一篇。周史記。……《隋》、《唐志》皆云得之晉太康中汲郡魏安釐王冢。《晉紀》：咸寧五年十月得竹簡古書。[32]

案：《隋書·經籍志》曰：

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33]

所以，《中興館閣書目》、《緯略》、《漢藝文志考證》所載“晉太康中”，實爲“晉太康元年”之略。

（二）學者對汲冢發現年代的探討

文獻記載汲冢的發現年代，值得辨析的有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學者多在其中擇取或折中。

1．持咸寧五年説者

王應麟《困學紀聞》曰：

《漢·藝文志》：“《周書》七十一篇。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隋》、《唐志》繫之汲冢。然汲冢得竹簡書在晉咸寧五年。……按《晉·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得竹書七十五篇，其目不言《周書》。《紀》云咸寧五年，《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當考。[34]

閻若璩以爲：

王氏云“當考”，余因遍考同一《束晳傳》，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互異已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爲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爲《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吴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獲）〔得〕見之。”此與情事頗得。[35]

武億《授堂金石録·後魏太公吕望碑》承閻若璩，曰：

由是觀之，《紀》文殆非誤，而董氏及趙明誠或失詳也。[36]

2．調和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説者

雷學淇、秦榮光、神田喜一郎、劉汝霖、朱希祖、衛挺生、方詩銘、吴璵等調和汲冢不同年代的記載，以爲不準盗墓在咸寧五年，官府收書在太康元年，而荀勖等整理汲冢書始於太康二年。

雷學淇《考訂竹書紀年》曰：

竹書發于咸寧五年十月，明年三月吴郡平，遂上之。《帝紀》之説録其實也。餘就官收以後上于京時言，故曰太康元年。《束晳傳》云二年，或命官校理之歲也。[37]

秦榮光《補晉書藝文志》曰：

竊疑《武紀》五年冬十月，實竹書出冢之期；太康元年三月，乃竹書付秘書監之侯；太康二年，則秘書監校定竹書，奏上之時焉。[38]

日本學者神田喜一郎《汲冢書出土始末考》曰：

今按汲冢書出土之時日，實咸寧五年十月。而翌年太康元年，官收其書，藏於祕府。更翌年爲太康二年，始命束晳、荀勖、杜預、衛恒等，當時學者，始親校讀之。猶束晳等之校讀，當更述於後。據如此事情。關於汲冢書出土之時日，生出一時傳聞之誤，遂至各據所傳者，有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之説。可以想像，即如法人伯希和氏，自敦煌發掘多數之古書，雖在西曆一九〇七年之末，至其爲世所知，實在翌年。一九〇八年之秋，該氏始攜其書至北京，爲中國學者所見。則當時對於敦煌書之發掘，遂有傳爲一九〇八年者矣。由此觀之，則汲冢書出土之時日，則有三説之傳，何足深異乎？[39]

案：神田喜一郎的觀點與雷學淇同。神田喜一郎稱暗合。神田喜一郎以當時考古發現相舉證，可爲一説。

劉汝霖《漢晉學術編年》曰：

蓋初發冢時實在咸寧五年，而收集散亂，表上秘府，令人整理，俱非一年之事，故記載不免出入。[40]

朱希祖《汲冢書考》曰：

案：雷説是也。惟云“吴平遂上之”，恐尚嫌過久。蓋出土在咸寧五年（公元二七九年）十月，當時地方官吏即表聞於朝，汲至洛京雖隔黄河，相去不過二、三日程，及帝命藏於祕府，至遲必在太康元年（公元二八○年）正月。否則露積於汲冢，則有散佚之虞，保管於郡府，亦有疏失之慮，何能待至吴平而後獻邪？當收藏秘府之時，正大舉伐吴之際，軍事孔亟，未遑文事。及三月吴平，論功行賞，吴土戰亂，尚未安定，故至太康二年（公元二八一年）春始命官校理也。王隱《晉書·束晳傳》云：“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秘府，詔荀勖、和嶠以隸書寫之。”可以證明之。三事不同時也。[41]

方詩銘《西晉初年〈竹書紀年〉整理考》采納朱氏的觀點[42]。

衛挺生《論汲冢與其竹書》認爲汲冢發現之年：

謂之爲在咸寧五年十月者，當是不準盗發之事初被發掘之時。謂之太康元年者，當是官收後而開始發掘之時。謂之太康二年者，可能發掘完畢而將竹簡書交歸當時中書省所屬祕書（“局”後改“省”）收管理之時。[43]

吴璵《六十年來竹書紀年之考證》亦以爲《竹書紀年》咸寧五年出土、太康元年官收、太康二年整理[44]。

3．調和太康元年、太康二年説者

陳夢家《汲冢竹書考》將出土年代總結爲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太康八年四説，然後評論：

以上四説，前三説皆在太康三年以前。《杜序》作于太康三年，皇甫謐已見《竹書》，而據《晉書》本傳謐卒于太康三年，故《竹書》之出不得晚于此年。八年之説，决不可信。王隱爲東渡前人，荀勖爲編校《竹書》之人，《太公望表》作于太康十年，故太康二年之説較爲可信。疑咸寧五年十月爲太康元年十月之誤，故《杜序》此事于太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之後。元年十月出土，而官收車送當在次年，故諸書均謂二年出土也。[45]

朱淵清《再現的文明：中國出土文獻與學術傳統》贊同陳説，曰：

四説中太康八年説不可信，太康初年説則較爲可信。情况很可能是太康元年不準盗掘了汲冢，而汲冢書上繳官府則在太康二年。[46]

案：閻若璩、雷學淇、神田喜一郎、朱希祖、陳夢家、衛挺生、方詩銘等以爲發現、收藏與校理不同年也，皆屬調停論者。

4．持太康二年説者

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曰：

五年十月，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按：《束晳傳》作太康二年、《衛恒傳》作太康元年，與《紀》互異。趙明誠《金石録》據《太公廟碑》及荀勖《序穆天子傳》，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晉紀》年月之誤。其説固確，然亦未檢束、衛兩《傳》也。杜預《春秋後序》亦作太康元年。[47]

郝懿行《竹書紀年校正》曰：

汲冢得書之年，杜預、束晳俱當時親見，杜云“太康元年”，《束晳傳》則作“太康二年”，不同者，杜欲述平吴之事，故遠繫元年，《傳》據得書之實，故指言二年也。[48]

吴士鑑《晉書斠注》曰：

《束晳傳》曰：“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冢，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書鈔》五十七王隱《晉書》曰：“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趙明誠《金石録》二十《晉太公碑》其略云：“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盗發冢而得竹策之書，書藏之年當秦坑儒之前八十六歲。”《太平御覽》六百六十五《東鄉序》曰：“得汲冢竹簡，亦長二尺四寸。”案：《束晳傳》及王書、太公碑均作“太康二年”，荀勖校《穆天子傳》亦作“太康二年”，是汲冢之發必在是年，《本紀》蓋誤列前二年耳。惟《史記正義》云：“晉咸寧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册七十五卷”，則與《本紀》同誤。又本書《衛恒傳》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發魏襄王冢。”《北堂書鈔》一百一王隱《晉書》曰：“太康元年，汲縣〔民〕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則又誤作元年也。……杜元凯《春秋後序》曰：“大康元年，吴寇始平，余（選）〔還〕襄陽，乃修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文）〔書〕，皆簡編科斗文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科斗書久廢，推尋不能盡通。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所記大凡七十五卷。”……惟《序》首云“太康元年”，乃叙其修成《釋例》之年，非謂汲冢即發於是年也。[49]

岑仲勉《汲冢書出土之年》對閻若璩、武億的認識及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的太康元年發表見解：

勖當日實主持整理工作，無忌以汲令記汲事，碑又立於汲，所言較可信。……《授堂金石》跋云：“閻伯詩云，同一《束晳傳》，（《王隱傳》者）〔王隱撰者〕曰太康元年，房喬修者曰太康二年（案隱當據《左傳後序》，喬當據此碑），已互異如此，當以當日目擊之言爲據。《晉武帝紀》本《起居注》，杜預爲《左傳後序》，皆其所目擊者也。冢蓋發于咸寧五年冬十月，官輒聞知。明年太康改元，三月吴平，預始得知。又二年，始見其書，故《序》曰初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此與情事頗得。由是觀之，紀文殆非誤，而董氏（《廣川書跋》）及趙明誠（《金石録》）或失詳也。”涉杜預《後序》，别于後文論釋。唐修《晉書》，雖以臧榮緒本爲主，然仍分採諸家，《武帝紀》是否全本《起居注》，殊無可考。即令其是，但修咸寧、太康《起居注》之李軌（字弘範），乃東晉尚書郎，武氏不以主持整理之荀勖，乃去發冢未十年之汲令爲可信，而偏主本紀，未免輕重失衡矣。總之，今《晉書》紀傳史料，采自多家，先後有三年之差，固舊史上常見之事。

再次，《杜預左傳後序》云：“大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古人行文，往往以某年領起，其下牽連叙述，厥例甚多。預太康元年三月解甲歸來，續成《經傳集解》及《春秋釋例》兩大書，未必當年即就，即所謂“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可信至少已遞入二年。易言之，預序並未指實太康元年盗發汲冢，“始訖”而後“會有”，更非不知出土時代。王應麟言：“《左傳後序》云太康元年”（錢大昕《考異》一八同），似未細玩預序文意。又據《預傳》及本紀，平吴已後，預未入都，太康五年閏十二月，征爲司隸校尉，行次鄧縣而卒，是預得見汲書，應是托人由秘府鈔送，其時間得爲太康三年、四年或甚至五年，武（億《授經堂書跋》）跋稱“又二年始見其書”（按即太康三年），雖出肊測，然總不至失之過遲；此由預别撰後序以記其事，便知前序早成，不欲更動也。更申言之，預自咸寧五年以迄於卒，未嘗在都？武億顧認爲目擊，若主持整理如荀勖，服官冢地如無忌，反之不信，殆未足以服人也。[50]

案：岑氏認爲，太康元年之説當是衛恒、王隱等依據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而誤解年代。岑氏以爲“杜預得見汲書，應是託人由秘府鈔送”則誤[51]，據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當是在秘府觀看。

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認爲：

清代學者有人解釋爲發冢出書在咸寧五年十月，次年即太康元年上報給皇帝，再次年即太康二年才命令整理竹書，所以各書記載有三個不同年分。但荀勖、束晳等都是參加整理竹書的人，荀勖的話應較可信。杜預《春秋經傳集解》的後序更足以爲證。他説：“大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會字意爲恰巧、適逢。杜預用“會”字，説明事在太康元年他著成兩書後不久，與二年之説合，不可能在太康之前。錢大昕《廿二史考異》十八云，“趙明誠《金石録》據太公廟碑及荀勖序《穆天子傳》，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晉紀年月之誤，其説固確。”但錢氏此條下又注云，“杜預春秋後序亦作太康元年”，則未注意杜序中“會”字，遂致誤解耳。[52]

吴浩坤作類似討論，亦認爲陳夢家等學者理解錯誤，當以太康二年爲是[53]。

（三）汲冢發現年代辨析

文獻記載汲冢的發現年代，可靠的在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之中。

學者或以爲敦煌文書、殷墟甲骨的出土年代尚存在分歧，汲冢的發現年代的傳説年代不一屬於正常。但是，汲冢的發現年代與敦煌文書、殷墟甲骨年代屬於不同問題。汲冢的發現年代有許多當事人的清楚記録，是可以清楚的。

汲冢發現的年代，太康元年、太康二年説都有大量的記載。衛恒《四體書勢》、王隱《晉書·束晳傳》、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隋書·經籍志》記載爲太康元年，而荀勖《穆天子傳序》、盧無忌《吕望表》、傅暢《晉諸公讚》、王隱《晉書·荀勖傳》、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黄伯思《東觀餘論》、董逌《廣川書跋》、趙明誠《金石録》等記載太康二年。

同一王隱《晉書》，《束晳傳》在太康元年，而《荀勖傳》在太康二年。《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

王隱《晉書·武帝紀》……《束晳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盗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54]

《北堂書鈔》曰：

王隱《晉書》云：“初，太康元年，汲縣〔民〕盗發魏王釐冢，得竹書漆字。”[55]

《北堂書鈔》曰：

王隱《晉書》云：“荀勖字公曾，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勖（手）〔躬〕自撰次，吏部注寫，以爲中經，〔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56]

《太平御覽》曰：

王隱《晉書》曰：“荀勖領祕書監，始書師鍾、（朗）〔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勖自撰次注寫，以爲中經，别在秘書，以較經傳闕文，多所證明。”[57]

案：關於汲冢盗掘之年，王隱《晉書》有兩種記載，《北堂書鈔》、《太平御覽》所引《荀勖傳》在太康二年自是不誤，而孔穎達疏、《北堂書鈔》所引《束晳傳》在太康元年與之對立。

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曰：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58]

考其文字，當是綜合諸家所寫，與王隱《晉書·束晳傳》的年代不同，而是采用了太康二年。那麽，房玄齡等以爲汲冢發現於太康二年更可靠。

同一房玄齡等《晉書》，《衛恒傳》、《律曆志》在太康元年，而《束晳傳》在太康二年。

房玄齡等《晉書·衛恒傳》曰：

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盗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59]

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曰：

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60]

因此，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的記載亦存在矛盾之處，而《晉書·衛恒傳》所引乃衛恒《四體書勢》，證明衛恒持此説，他考正汲冢書在永平元年至元康初（291年），較之荀勖已屬後繼，不是目擊者。

雷學淇等學者以爲太康元年收書、太康二年校理。事實上，荀勖等學者對於汲冢的盗掘、收書與整理瞭若指掌，並有清楚的記載。

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曰：

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寳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61]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曰：

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62]

荀勖《穆天子傳序》曰：

汲郡收書不謹，多毁落殘缺。[63]

以上關於汲冢盗掘、收書、整理的信息，都是源自荀勖，杜預及《晉書》都是根據荀勖及其負責的秘書監提供的資料撰寫。因此，荀勖對於汲冢盗掘、收書及整理的時間非常清楚，尤其是對於官府收書與整理更是直接經手（屬當事人），並有清楚的記載（原始記録，第一手資料），更是清楚明白。所以，雷學淇等學者以爲太康元年收書、太康二年校理的假説實在難以成立。

杜預的記載只能證實汲冢發掘在太康元年之後，遠在伐吴之後，而非伐吴之前，那麽，所有的證據顯示房玄齡等《晉書·武帝紀》的記載屬於孤證。唐人所修《晉書》訛誤很多，所以，學者不足以持此疑問而懷疑或否定當事人荀勖、目擊者杜預的記載。

閻若璩、雷學淇、神田喜一郎、朱希祖、陳夢家、衛挺生、方詩銘等皆以爲發現、收藏與校理不同年，皆屬調停論者，難與事實符合。荀勖是最權威的目擊者，他的記載是得到文獻與碑刻支持的，所以，以上的調停説法實屬枉費心機。

總之，關於汲冢的發現年代，《晉書》等文獻有咸寧五年、太康元年、太康二年、太康八年等不同記載，《晉書》多訛誤，當以荀勖所記及碑刻爲正。在汲冢竹書出土前後，荀勖始終任中書監負責校理書籍，所以他記録的太康二年是最權威的資料，并且這個記載不僅在傅暢《晉諸公讚》、王隱《晉書》、房玄齡等《晉書》可以找到同樣的記載，而且有晉代碑刻的支持。因此，我們説當以荀勖所記與碑刻爲正。所以，晉武帝太康二年（281年），汲郡汲縣出汲冢竹書。

二　汲冢地望考

（一）文獻記載汲冢的地望

文獻記載汲冢的地望有汲郡、汲縣、汲郡汲縣等記載，後世文獻記載具體地望又有分歧。分析稱謂對於研究汲冢發現的地望與時代都有重要價值。

1．汲郡

汲冢的地望，晉人傅暢《晉諸公讚》、王隱《晉書》皆作汲郡。及房玄齡等撰《晉書》、《隋書》，仍之。

《太平御覽》曰：

（傅暢）《晉諸公讚》曰：“荀勖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竹書。”[64]

《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

王隱《晉書·武帝紀》：……《束晳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盗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65]

《北堂書鈔》曰：

王隱《晉書》云：“荀勖字公曾，領秘書監。太康二年，汲郡冢中得古文竹書。”[66]

《太平御覽》曰：

王隱《晉書》曰：“荀勖領祕書監，始書師鍾、（朗）〔胡〕法。太康二年，得汲郡冢中古文竹書。”[67]

房玄齡等《晉書》曰：

（咸寧）五年……冬十月戊寅，匈奴餘渠都督獨雍等帥部落歸化。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68]

房玄齡等《晉書·律曆志》曰：

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盗發六國時魏襄王冢。[69]

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曰：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70]

《隋書·經籍志》曰：

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71]

2．汲縣

荀勖《穆天子傳序》、衛恒《四體書勢》、盧無忌《吕望表》皆作汲縣。

荀勖《穆天子傳序》曰：

序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盗發古塚所得書也。[72]

房玄齡等《晉書·衛恒傳》曰：

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盗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73]

盧無忌《吕望表》曰：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盗發冢，得竹策之書。……太康十年三月丙寅朔十九日甲申造。[74]

趙明誠《金石録》[75]、董逌《廣川書跋》[76]記載相同。

3．汲郡汲縣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張守節《史記正義》等作汲郡汲縣。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曰：

大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77]

張守節《史記正義》曰：

按：《汲冢書》，晉咸（和）〔寧〕五年汲郡汲縣發魏襄王冢，得古書册七十五卷。[78]

案：《晉書·地理志》曰：

汲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六，户三萬七千。

汲有銅關。[79]

晉汲郡有汲縣，《水經》曰：

（清水）又東過汲縣北。

酈道元注：

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80]

由於汲郡的治所在汲縣，所以可以稱汲郡。

（二）漢晉以來汲縣的地理沿革

漢晉以來汲縣的地理沿革變化較大，并且南北朝時期缺乏詳細的文獻記載，唐宋以來學者存在不少誤解。爲了有利於利用文獻記載，兹作簡要的考證。

1．漢爲河内郡汲縣

《漢書·地理志》曰：

河内郡高帝元年爲殷國，二年更名。莽曰後隊，屬司隸。[81]

河内郡有十八縣：懷、汲、武德、波、山陽、河陽、州、共、平皋、朝歌、脩武、温、壄王、獲嘉、軹、沁水、隆慮、蕩陰[82]。

《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曰：

汲。十一年二月己巳，終侯公上不害元年。

司馬貞《索隱》曰：

《漢表》作“伋”，伋與汲並縣名，屬河内。

公上，姓；不害，名也。[83]

《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汲紹侯”，傳四世[84]。

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在汲新中鄉置獲嘉縣。《漢書·武帝紀》曰：

（元鼎）六年冬十月，發隴西、天水、安定騎士及中尉，河南、河内卒十萬人，遣將軍李息、郎中令〔徐〕自爲征西羌，平之。

行東，將幸緱氏，至左邑桐鄉，聞南越破，以爲聞喜縣。春，至汲新中鄉，得吕嘉首，以爲獲嘉縣。

顔師古曰：

汲，河内縣。新中，其鄉名。[85]

《漢書·地理志》河内郡獲嘉縣，班固自注曰：

獲嘉故汲之新中鄉，武帝行過更名也。[86]

東漢承西漢地理，河内郡仍之。司馬彪《續漢書·郡國志一·河内》記載河内郡有十八城：懷、汲、武德、波、山陽、河陽、州、共、平皋、朝歌、脩武、温、野王（即壄王）、獲嘉、軹、沁水、林慮（故隆慮）、蕩陰[87]。

《史記·秦本紀》正義：

《括地志》云：“……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88]

案：《括地志》所載“汲故城”實際是漢晉城，在隋唐以後汲縣城（今河南省衛輝市區一帶）的西南二十五里。

《大明一統志》曰：

古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後漢崔瑗所築。[89]

《（光緒）河南通志·衛輝府》曰：

古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後漢崔瑗所築。[90]

《（乾隆）汲縣志》曰：

汲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秦紀》莊襄三年，蒙驁攻魏汲，拔之。又始皇七年，驁還兵攻汲是也。漢爲汲縣治。後漢崔瑗築汲城，即此。今遺址尚存。[91]

2．三國曹魏黄初中屬朝歌郡汲縣，旋還爲河内郡汲縣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在漢爲汲縣，屬河内郡。魏黄初中置朝歌郡，屬冀州。[92]

又曰：

衞縣，緊。十九。西南至州六十八里。本漢朝歌縣，屬河内郡。魏黄初中朝歌縣，又屬朝歌郡。[93]

魏黄初中，分河内郡置朝歌郡，屬冀州。

魏朝歌郡有六縣：朝歌、汲、共、林慮、獲嘉、修武[94]。

《（乾隆）大清一統志·衛輝府》曰：

漢爲河内郡地，後漢因之。三國魏置朝歌郡，後省。晉泰始二年，改置汲郡，治汲。[95]

魏文帝黄初中置朝歌郡，明帝時朝歌郡已省，還屬河内郡[96]。

3．晉屬汲郡汲縣，爲郡治治所

泰始二年，晉武帝置汲郡，郡治在汲縣，仍屬司州。

《晉書·地理志》曰：

汲郡泰始二年置。統縣六，户三萬七千。

汲有銅關。[97]

晉汲郡有六縣：汲、朝歌、共、林慮、獲嘉、修武[98]，與魏黄初中朝歌郡地同。河内郡有九縣：野王、州、懷、平皋、河陽、沁水、軹、山陽、温[99]。另有武德[100]，旋廢入修武。

《水經注·清水》曰：

（汲）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101]

案：此曰“太康中立”，與《晉書·地理志》“泰始二年置”不同。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在漢爲汲縣，屬河内郡。魏黄初中置朝歌郡，屬冀州。晉武帝改朝歌爲汲郡，仍屬冀州。[102]

案：魏朝歌郡還入河内郡，晉分河内郡置汲郡，乃魏黄初朝歌郡所屬。

4．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復汲縣，治汲城

《魏書·地形志》曰：

汲郡晉武帝置。治枋頭。[103]

魏汲郡有六縣：北修武、南修武、汲、朝歌、山陽、獲嘉[104]。

《魏書·地形志》汲縣：

汲二漢屬河内，晉屬，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有比干墓、太公廟、陳城。[105]

案：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二年（488年），復置汲縣，治汲城。陳城，今河南省衛輝市區一帶。

楊守敬《水經注疏》曰：

《地形志》，汲郡治枋〔原誤作城。〕頭，汲縣治汲城，郡與縣不同治。據《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在酈氏後，則酈氏時郡治汲縣。《方輿紀要》，在汲縣西南二十五里。[106]

5．東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興和二年僑置義州於陳城

東魏汲郡有六縣：北修武、南修武、汲、朝歌、山陽、獲嘉。

（1）東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今浚縣枋城）

《魏書·地形志》曰：

汲郡晉武帝置。治枋頭。[107]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後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在今衞縣界。[108]

《太平寰宇記》曰：

後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按枋頭城今在衛縣界。[109]

（2）東魏孝静帝於陳城僑置義州

孝静帝興和二年（539年），恒農人率户歸國，於陳城置義州。《魏書·地形志》曰：

汲二漢屬河内，晉屬，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有比干墓、太公廟、陳城。興和二年，恒農人率户歸國，仍置義州於城中。[110]

案：在陳城僑置義州，是汲郡與義州並立於汲地，汲郡爲主，義州爲客。

《魏書·地形志》曰：

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111]

《魏書·朱元旭傳》曰：

於時朝廷分汲郡、河内二界挾河之地以立義州，安置關西歸款之户，除元旭使持節、驃騎將軍、義州刺史。[112]

《隋書·地理志》曰：

汲東魏僑置七郡十（八）〔九〕縣。[113]

案：七郡十九縣即義州所屬。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後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在今衞縣界，又於汲縣置義州以處歸附之人。[114]

又曰：

汲縣，緊。郭下。本漢舊縣，屬河内郡。後魏於此置義州及伍城郡伍城縣。[115]

《太平寰宇記·衛州·汲郡·汲縣》曰：

後魏於此置義州及伍城郡伍城縣。[116]

6．北齊廢義州，置伍城郡五城縣，治在舊陳城

《隋書·地理志》曰：

汲東魏僑置七郡十（八）〔九〕縣。後齊省，以置伍城郡。[117]

《（乾隆）大清一統志》曰：

伍城故城。即今汲縣治，古汲郡陳城。東魏置伍城縣，爲義州郡治。《魏書·地形志》：義州，興和二年置，寄治汲郡陳城，領伍城、泰寧、新安、澠池、恒農、宜陽、金門七郡十九縣。其伍城郡領縣曰伍城，永安中置。《隋書·地理志》：東魏喬置七郡，後齊省，以置伍城郡，後周廢郡爲伍城縣，開皇六年改爲汲縣。唐、五代、宋、金、元、明因之。宋白《續通典》：衛州，隋以前謂之陳城，武王伐紂于此列陳，故名。

汲縣故城。……《魏書·地形志》汲郡領汲縣，晉置，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又汲郡治枋頭城，蓋縣已非郡治也。北齊省縣入伍城。隋改伍城曰汲，而故城遂廢。[118]

案：東魏在陳城設置義州，北齊省陳城之義州，於汲地設置伍城郡五城縣，伍城郡的治所在枋頭，五城縣治所在舊陳城（今河南省衛輝市區一帶）。

王仲犖《北周地理志》於衛州汲郡五城縣，曰：

有舊置汲縣，漢縣在今河南汲縣西南二十五里汲城鎮。魏書地形志：汲，二漢屬河内。晉屬汲郡。後罷。太和十二年復。治汲城。北齊廢入。有北齊懷義等屯。[119]

施和金《北齊地理志》曰：

此汲縣，王仲犖《北周地理志》云北齊廢入五城縣，但未見有何書明言此事，《元和郡縣志》汲縣下云：“本漢舊縣，屬河内郡，後魏於此置義州及伍城郡伍城縣（五城，或作伍城），周改義州爲衞州，伍城縣屬衞州。隋開皇六年改伍城縣爲汲縣。”若原汲縣不廢，隋開皇六年又如何能以伍城縣改爲汲縣？以此推之，蓋北齊時廢也。[120]

元人王惲《秋澗集·汲冢懐古》曰：

丁亥歲三月十八日，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下。……

濔迤伍城郡，背水猶陣圖。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盂。[121]

案：王惲《汲冢懐古》“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下”者，汲冢在當時的汲縣西今汲城村一帶，王惲稱汲故城爲伍城[122]。

所以，五城郡五城縣的治所，有待考古資料的證實。

7．北周武帝宣政元年分相州汲郡置衛州；廢五城郡爲五城縣，屬衛州

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年），分相州汲郡置衛州。廢五城郡，五城縣屬衛州。

《周書·武帝下》曰：

宣政元年春正月……壬午行幸鄴宫。分相州廣平郡置洺州，清河郡置貝州，黎陽郡置黎州，汲郡置衛州。[123]

案：分相州汲郡置衛州。

《隋書·地理志》曰：

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爲衞州。[124]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周武帝改義州爲衞州。[125]

案：王仲犖《北周地理志》曰：

按隋志元和志並誤。汲郡東魏北齊屬相州，爲十二畿郡之一。周分相州汲郡置衛州，史有明文。義州者，東魏僑置於汲郡汲縣陳城界者，以處關西歸欵之户，地形志所謂“汲城汲。有陳城。興和二年，恒農人率户歸國，仍置義州於城中是也”。然但寄治汲郡界内，汲郡固非其屬郡也。不當云改義州爲衞州。[126]

《隋書·地理志》曰：

衞舊曰朝歌,置汲郡。後周又分置修武郡。開皇初，郡並廢。[127]

案：汲郡自晉初置，至於隋初一直存在。

《隋書·地理志》曰：

汲東魏僑置七郡十（八）〔九〕縣。後齊省，以置伍城郡，後周廢爲伍城縣。[128]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汲縣，緊。郭下。本漢舊縣，屬河内郡。後魏於此置義州及伍城郡伍城縣。周改義州爲衞州，伍城縣屬衞州。[129]

《太平寰宇記》曰：

周改義州爲衛州，廢伍城郡，其伍城縣屬衛州。[130]

《輿地廣記》曰：

後周改爲衛州，又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汲郡。……

中汲縣……二漢屬河内郡，魏屬朝歌郡，晉爲汲郡治焉。……北齊置五城郡，後周廢爲五城縣。隋開皇六年，復改爲汲，屬汲郡，唐屬衛州。[131]

《嘉慶重修一統志·河南衛輝府》曰：

後周宣政元年，改置衛州。又分置脩武郡，治朝歌。隋開皇初郡廢。[132]

8．隋開皇六年改五城縣爲汲縣，大業三年改屬汲郡

《隋書·地理志》曰：

汲東魏僑置七郡十（八）〔九〕縣。後齊省，以置伍城郡，後周廢爲伍城縣，開皇六年改焉。[133]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周武帝改義州爲衞州，隋大業三年，改爲汲郡。[134]

又曰：

隋開皇六年，改伍城縣爲汲州。大業三年，改屬汲郡。[135]

《太平寰宇記》曰：

隋開皇六年，改伍城縣爲汲縣。大業三年，改屬汲郡。[136]

《輿地廣記》曰：

後周改爲衛州，又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汲郡。……

中汲縣……北齊置五城郡，後周廢爲五城縣，隋開皇六年，復改爲汲，屬汲郡。唐屬衛州。[137]

案：汲縣縣城自此指今衛輝市區一帶。

9．唐武德元年置義州，四年廢義州，縣屬衛州；貞觀元年改汲縣爲衛州治所；天寶元年改爲汲郡

《舊唐書·地理志》曰：

汲漢縣，隋因之。武德元年，置義州，領汲縣。四年，廢義州，縣屬衛州。貞觀元年，衛州自衛縣徙治所於汲縣。[138]

《新唐書·地理志》曰：

汲。緊。武德元年以汲、新鄉置義州。四年，州廢，以汲來屬，新鄉隸殷州。[139]

《元和郡縣志·河北道一·衞州》曰：

武德元年，重置義州，汲縣屬焉。四年，廢義州，縣屬衞州。[140]

《太平寰宇記》曰：

唐武德元年重置義州，汲縣屬焉；四年廢義州，縣屬衛州。貞觀元年，衛州自衛縣徙治所于汲縣。[141]

《輿地廣記》曰：

唐爲衛州，天寶元年曰汲郡。……

中汲縣……隋開皇六年，復改爲汲，屬汲郡。唐屬衛州。[142]

10．宋因唐制，爲衛州治，金因之；元爲衛輝路治；明清爲衛輝府治

《宋史·地理志》曰：

衞州，望，汲郡，防禦。[143]

宋衞州有縣四：汲、新鄉、獲嘉、共城。[144]

《金史·地理志》曰：

衛州，下，河平軍節度。宋汲郡，天會七年因宋置防禦使，明昌三年升爲河平軍節度，治汲縣，以滑州爲支郡。大定二十六年八月以避河患，徙於共城。二十八年復舊治。貞祐二年七月城宜村，三年五月徙治于宜村新城，以胙城爲倚郭。正大八年以石甃其城。[145]

金國衛州下有縣五：汲、新鄉、蘇門、獲嘉、胙城。[146]

《元史·地理志》曰：

衛輝路，下。唐義州，又爲衛州，又爲汲郡。金改河平軍。元中統元年升衛輝路總管府，設録事。……縣四：汲縣，下，倚郭。新鄉，中。獲嘉，下。胙城。下。舊以胙城爲倚郭。憲宗元年，還州治于汲，以胙城爲屬邑。[147]

《明史·地理志三·河南》曰：

衛輝府元屬衛輝路，直隸中書省。洪武元年八月爲府。十月河南分省。領縣六。[148]

明衛輝府有縣六：汲、胙城、新鄉、獲嘉、淇、輝。[149]

《大明一統志》曰：

汲縣。附郭。本殷牧野之地，漢置汲縣，屬河内郡。魏屬朝歌郡。晉爲汲郡治。後魏置伍城郡，及縣周以縣屬衛州。隋復改爲汲縣，屬汲郡。唐徙衛州治此。宋元仍舊，本朝因之。編户三十八里。[150]

《清史稿·地理志九·河南》曰：

清初沿明制，領縣六。雍正中割開封之延津、直隸大名之濬、滑來隸，胙城省。乾隆中，割開封之封丘，歸德之考城來隸。光緒初，考城仍還隸。[151]

清衛輝府有縣九：汲、新鄉、獲嘉、淇、輝、延津、濬、滑、封丘[152]。另，一度有胙城、考城。

《嘉慶重修一統志》河南衛輝府汲縣曰：

元爲衛輝路治。明爲衛輝府治。本朝因之。[153]

《（光緒）河南通志》略同[154]。

案：汲郡及汲縣地理沿革較爲清楚，汲縣自漢以來名稱延續不斷。漢晉北魏汲縣及汲郡治所在今河南省衛輝市汲城村一帶，東魏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東魏置義州於陳城。北齊廢義州，在汲地設置伍城郡，北周設置五城縣，治陳城（或汲城，待進一步證實）。隋唐以後的汲縣治所在今衛輝市市區一帶。

（三）漢晉汲城故城的位置

1．文獻記載的漢晉故城的地望

《水經》曰：

（清水）又東過汲縣北。

酈道元注：

（汲）縣故汲郡治，晉太康中立。城西北有石夾水，飛湍濬急，世人亦謂之磻溪，言太公嘗釣于此也。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有碑。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也。……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廟側高林秀木，翹楚競茂，相傳云，太公之故居也。晉太康中，范陽盧無忌爲汲令，立碑于其上。[155]

案：“城北三十里有太公泉，泉上又有太公廟”，今地理，太公泉、太公廟南三十里正是汲城村一帶。

楊守敬《水經注疏》曰：

《地形志》，汲郡治枋〔原誤作城。〕頭，汲縣治汲城，郡與縣不同治。據《元和志》、《寰宇記》並云，孝静帝移汲郡理枋頭城，在酈氏後，則酈氏時郡治汲縣。《方輿紀要》，在汲縣西南二十五里。[156]

《史記·秦本紀》曰：

莊襄王……三年，蒙驁攻魏高都、汲，拔之。[157]

張守節《正義》曰：

汲音急。《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澤州是。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158]

案：《史記正義》所載“汲故城”實際是漢晉城，在隋唐以後汲縣城的西南二十五里。

樂史《太平寰宇記》曰：

太公廟，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水經注》云：汲城東門北側有太公廟。廟前碑云：太公望者，河内汲人。[159]

王惲《秋澗集》曰：

頓坊距汲縣東北二十五里。……今縣治去頓坊二十里，而遥曰五十里者，攷之盖距古汲城而言也。[160]

《大明一統志》曰：

古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後漢崔瑗所築。[161]

《（光緒）河南通志·衛輝府》曰：

古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後漢崔瑗所築。[162]

《（乾隆）汲縣志》曰：

汲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秦紀》莊襄三年，蒙驁攻魏汲，拔之。又始皇七年，驁還兵攻汲是也。漢爲汲縣治。後漢崔瑗築汲城，即此。今遺址尚存。[163]

2．汲城村附近的漢晉遺存

文獻記載的漢晉故城在今汲城村一帶，考古發現證實了這一點。

（1）汲城村汲城故城遺存

漢晉汲城故城在今孫杏村鄉汲城村。東漢順帝時，汲縣縣令崔瑗築縣城。永和元年（136年），崔瑗任汲縣令。七年間，築城周長九里十三步（合4522米），東垣長1122米，南垣長900米，西垣長1000米，北垣長1500米。置東門、南門、西門三座城門。清代、民國時城垣保存完好，“文革”中毀壞，現南、東、西三面城牆各存數段，計長200餘米，高約5米[164]（圖版貳）。

《史記·秦本紀》正義：

《括地志》云：“高都故城今澤州是。汲故城在衛州所理汲縣西南二十五里。”[165]

案：《史記正義》所載“汲故城”實際是漢晉城，在隋唐以後汲縣城的西南二十五里。

《大明一統志》曰：

古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後漢崔瑗所築。[166]

《（乾隆）汲縣志》曰：

汲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秦紀》莊襄三年，蒙驁攻魏汲，拔之。又始皇七年，驁還兵攻汲是也。漢爲汲縣治。後漢崔瑗築汲城，即此。今遺址尚存。[167]

（2）汲城村附近的漢晉墓葬

①汲城村東南的娘娘廟前街村漢墓葬群

近世文獻《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册》、《衛輝市志》記載汲冢在孫杏村鄉娘娘廟前街村。明清汲縣縣城西南12公里娘娘廟前街村南，從東到西並列7座土冢，第3號圓形墓冢即汲冢。“文革”中破壞其他6座冢的一冢，出土陶罐、倉、盒、銅劍、博山爐等，時代爲漢代，所以該墓爲漢墓[168]。孫俊卿《汲冢簡介》曰：

汲冢共有七個，一個大的占地約七畝，六個小的各占地半至四畝不等，這些文化古跡，歷盡滄桑，現在只能看到挖掘的痕跡和戰國時期繩紋磚的殘跡。在娘娘廟前街村群衆家發現有出土的陶器，特别是燒制的房舍、猪圈，造型優美，小猪崽栩栩如生，反映了我國戰國時期養猪業已很發達。[169]

案：依據描述，繩紋磚與模型明器“房舍、猪圈”等當屬於漢代遺物，故爲漢墓，非汲冢矣。娘娘廟前街村的7座墓葬當爲漢代同族家族墓葬，破壞的一座墓證明屬於漢代墓。

②汲城村北唐莊鎮大司馬村漢晉墓地

2006年6月至10月，在唐莊鎮大司馬村發掘漢晉唐宋明清墓葬。一號漢墓規模較大，并且有墓上建築。M1有封土堆，遭破壞，現存平面略成圓形，直徑19．4米，殘高2．8米。M1是一座帶長斜坡墓道的磚室墓。墓向20度。由墓道、前室、後室及耳室組成，全長18．94米。墓室位於墓道南側，全長7．4米、寬3．4米，分前後兩室，有生土臺相隔。前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長3．36米、東西寬3．4米。後室平面亦近方形，南北長3．38米、東西寬3．4米。隨葬品被盗，僅殘存銀髮簪1件、銅錢15枚（“五銖”）、陶器18件、釉陶器2件。M1的時代爲東漢中晚期[170]。晉墓4座，其中M18是一座重要的墓葬。M18，單室土洞墓，由墓道、甬道、墓室三部分組成，通長27．12米，墓向197度。隨葬品被盗，所剩很少。尚有金器（葉形飾、飾片、圓形飾）、銅器（銅環、鋪首等）、鐵器（鐵鏡、剪刀）、陶器等，有珍珠24粒、錢幣（“布泉”）1枚。M18的時代大體屬於西晉中期[171]。二墓屬於級别較高的漢晉貴族墓葬，與當地的郡治符合。

③汲城村西北新鄉鳳凰山戰國兩漢墓地

新鄉鳳凰山戰國兩漢墓地，位於汲城村西北4公里。東西長5公里、南北寬約1公里。

兩漢時期的墓葬，分爲若干區域，東西成排分列。屬於家族葬地。推測爲汲城公共墓地[172]。

（四）汲冢地望辨析

由於文獻記載的簡略，時代久遠，目前學者對於汲冢的地望存在疑問，汲冢的地望成爲需要探討的學術課題。汲冢的地望不僅關係到汲冢墓主等重要學術課題[173]，而且涉及文物保護等一系列問題[174]。

2011年10月中旬，我至河南省新鄉市、衛輝市調查汲冢。當地學者亦有興趣明白汲冢所在并重新發掘，已經展開了初步的調查工作，與我所想一致。通過與當地學者諸多交流，參觀了一些實物，加之運用以前搜集的資料，於是對汲冢的地望有所認識。

汲冢應當是一座墓葬，被當地耕民不（音彪）準盗掘。汲冢出土遺物十分豐富，有青銅編鐘、銅劍、編磬、玉律、大量簡牘等，需要數十車來運走[175]。證實這座墓被盗有限，應當屬於積石積碳墓，像汲縣（今衛輝市）耕民李奠盗掘山彪鎮一號墓[176]一樣，由於石潰以及不想讓人得知的原因，難以完全盗掘。

關於汲冢的地望，古今學者主要有六種不同的觀點。

1．晉汲縣西偏説

盧無忌《吕望表》曰：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盗發冢，得竹策之書。[177]

案：結合衛輝市地形、考古資料解釋之。“縣之西偏”當指漢晉汲縣故城（今衛輝市汲城村）以西的地區，此處爲戰國漢代墓葬區，在鳳凰山墓地與山彪鎮墓地發現戰國墓葬（圖一）。

2．汲城故城附近説

王惲（金哀宗正大五年生，元成宗大德八年卒，1228—1304年）字仲謀，衛州汲縣（今河南省衛輝市）人。元世族忽必烈中統元年（1260年），擢爲中書省詳定官。二年春，轉翰林修撰，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尋兼中書省左右司都事。後歷任朝列大夫、左司郎中等[178]。王惲《秋澗集·汲冢懷古》曰：

丁亥歲三月十八日，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下。歸作是詩者，蓋自江左平後，《竹書》多傳於世，余憂好奇攻異者讀之，恐有致遠汨泥之弊，故不得不辯云。

濔迤伍城郡，背水猶陣圖。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盂。草樹慘不春，穿穴狐狸墟。我來登其顛，懷古心躊躇。憶當戰國際，安釐亦狂且。澤麋被臯比，坐爲秦人驅。敗亡自此始，保邦何乃疎？不知身後藏，安用書十車。上窺姒與商，下逮蒼周書。零亂竹簡光，詭説何紛挐？征南辨已詳，多出行怪徒。稽古不適正，死爲毛穎誣。其中亟當辨，阿衡被夷誅。孔子修六經，亦已防姦污。大書一德後，薨葬開亳都。在易最奇法，安取理所無。兹焉萬世程，洋洋真聖謨。何煩事幽賾，致遠泥所趨。長歌望陵去，樂過風乎雩。[179]

案：“觀稼西疇，遂至伍城，抵安釐王陵下”者，汲冢在當時的汲縣西今汲城村一帶，王惲稱汲故城爲伍城[180]；“濔迤伍城郡，背水猶陣圖”者，（衛）水在之汲城北也；“魏陵廢已久，磅礴如覆盂”者，汲冢爲封土墓，當時猶存封土；“我來登其顛，懷古心躊躇”者，登汲冢之上而懷古也。如此，元代的“汲冢”是在今汲城村附近的封土墓。

《秋澗集·汲城懷古》曰：

尚父祠荒草滿扉，伍城猶在陣圖圍。飛梁水落横霜瀨，石馬門空半夕暉。竹簡有光陵寝破，山川今是昔人非。臨風笑煞安釐事，甘着虚名博禍機。[181]

案：“石馬門空半夕暉”者，汲城（圖版貳）高5米餘[182]，王惲登於冢上而可看到半夕陽，是自東向西看。汲城有東、南、西三門，此在東門前觀看，可證王惲所登汲冢在汲城東門，正是娘娘廟前街冢群所在，此處冢高亦5米餘[183]，正可看到被5米餘高的城垣所遮擋的“半夕暉”。王惲的認識代表宋元時期學者的觀點，所以，宋元時期所指汲冢的位置，即是娘娘廟前街冢群中的一座。聯繫到娘娘廟前街冢有汲冢之説，此説竟可追溯至宋元時期。

3．汲城村東娘娘村“娘娘冢”説

魏青鋩《（民國）汲縣今志》曰：

（汲冢）遺址在今汲城村東門外里許，娘娘庙村荒土一（坏）〔抔〕高廣數丈，俗呼爲“娘娘冢”。[184]

案：汲城村乃漢晉汲縣縣城所在，所謂的“汲冢”（即“娘娘冢”，圖一）在汲城村東門外，即在漢晉汲縣縣城東部，明顯與盧無忌《吕望表》記載的“西偏”不合。所以，“娘娘冢”爲“汲冢”説存在地理上的疑問。

近世文獻《中國文物地圖集·河南分册》[185]、《衛輝市志》[186]記載汲冢在孫杏村鄉娘娘廟前街村。明清汲縣縣城西南12公里娘娘廟前街村南，从東到西并列7座土冢，第3號圓形墓冢即汲冢。“文革”中破壞其他6座冢的一冢，出土陶罐、倉、盒、銅劍、博山爐等，時代爲漢代，所以該墓爲漢墓。孫俊卿《汲冢簡介》曰：

汲冢共有七個，一個大的占地約七畝，六個小的各占地半至四畝不等，這些文化古跡，歷盡滄桑，現在只能看到挖掘的痕跡和戰國時期繩紋磚的殘跡。在娘娘廟前街村群衆家發現有出土的陶器，特别是燒制的房舍、猪圈，造型優美，小猪崽栩栩如生，反映了我國戰國時期養猪業已很發達。[187]

案：依據描述，繩紋磚與模型明器“房舍、猪圈”等當屬於漢代遺物，故爲漢墓，非汲冢矣。

此墓所出灰色的空心磚與青灰色的繩紋磚（圖二），確系漢代文物。所以，此墓屬於漢墓當無疑問。

娘娘廟前街村的7座墓葬當爲同族家族墓葬，破壞的一座墓證明屬於漢代墓，故時代亦不合。所以，娘娘廟前街村一帶的汲冢屬於訛傳。

4．輝縣占城鄉大梁冢説

輝縣市占城鄉大梁冢民國時期屬獲嘉縣。《（民國）獲嘉縣誌》曰：

魏襄王冢在縣北三十三里，俗稱大梁冢，即古之汲冢，或謂爲魏安釐王冢。高二丈餘，大數十畝。晉太康二年，爲汲郡人不准盗發，得竹書數十車，命荀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秘書。[188]

《輝縣市志·文物篇》曰：

魏襄王冢位於占城鄉大梁冢村北，因戰國時魏都大梁（開封），俗稱大梁冢。《獲嘉縣誌》（民國23年版）載：古之汲冢也（晉屬汲郡），或謂魏安釐王梁，高二丈餘，大數十畝。晉太康二年（281），爲汲郡人不准盗發，得竹書數十車。後人多次整理爲不同版本的《竹書紀年》。[189]

新鄉史志專家王振中先生對占城鄉大梁冢説持否定態度：

冢上還有一座天仙廟和幾通石碑。但是，無論是資格最老的明萬曆二十六年的“大糧冢重修天仙廟碑記”，還是時間稍後的清順治五年的“金妝天仙關帝廣生碑記”，都明明白白地説該村原名爲大糧冢，不曾提及與魏王墓有何瓜葛。

“由此看來，《獲嘉縣誌》和《輝縣市志》的撰寫者是以訛傳訛，實屬不該；而由於諧音關係，大糧冢村逐漸演繹改成了大梁冢村，從民俗學的角度看，倒是一種正常現象，無須深究。”[190]

關於占城鄉大梁冢，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初步調查，具體詳情有待進一步發掘。

案：目前，此處既缺乏文獻記載，又缺乏考古實證。這裏作爲汲冢的可能性小些。

5．汲城村西南説

今汲城三村西南（亦位於漢晉汲故城西南）發現的一塊古墓門扇和石梁，另外，還有一處尚未開發的墓冢，學者懷疑是汲冢[191]。

據汲城歷史文化研究保護協會會長陳鳳鳴和秘書長王德學介紹：

這處尚未開發的墓冢，當地人稱它叫“冢子”，墓冢很大，上面還種了些莊稼。在上世紀60年代，村裏平整土地基本上把它挖平了，再向下挖却發現一塊石門扇（長142厘米，寬62厘米，高15厘米），就不敢再往下挖，一直到現在。[192]

案：此青灰色的石門扇上雕刻的鋪首銜環與青灰色的繩紋磚（圖三）證明屬於漢代遺物，所以該墓屬於漢墓。

6．衛輝府城西二十里説

《（萬曆）衛輝府志·丘墓》曰：

魏襄王墓，在府城西二十里，即汲冢。[193]

《（順治）衛輝府·地里志·古蹟》曰：

汲城。在府城西南二十五里。[194]

又曰：

汲塚。在縣西二十里。魏安釐王所葬。[195]

《（乾隆）汲縣志·古跡》曰：

汲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秦紀》莊襄三年，蒙驁攻魏汲，拔之。又始皇七年，驁還兵攻汲是也。漢爲汲縣治。後漢崔瑗築汲城，即此。今遺址尚存。[196]

《（乾隆）汲縣志·冢墓》曰：

魏安釐王墓。在城西二十里，即汲冢。○按《晉·束晳傳》，魏襄王墓，或曰安釐王墓，而《紀年》述事至安釐二十年。《史記·魏世家》襄王卒，子哀王立。在位二十二年卒，子昭王立。在位十九年卒，子安釐王立。是安釐王二十年去襄王卒時已六十餘載，安得再啓墓而藏書，且秋澗《懷古》詩但云安釐，必有考據。依《通志》作安釐王墓爲是。[197]

案：“在城西二十里”，當在山彪一帶。乾隆《汲縣志·輿地下》曰：

婁兆、陸莊店、山彪、白馬莊、前楊村、後楊村、康家莊俱去城二十里。[198]

婁兆、山彪在正西。

《（乾隆）大清一統志》曰：

魏襄王墓。在汲縣西二十里。《晉書·束晳傳》：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簡數十車，皆簡編科斗文字，世號汲冢周書。[199]

案：《（乾隆）汲縣志》記載，後漢崔瑗所築汲城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汲冢在明清汲城縣城西二十里，汲冢在漢晉汲城之西北。如此，《（乾隆）大清一統志》、《（乾隆）汲縣志》等記載的汲冢位置，與盧無忌《吕望表》、張守節《史記正義》合。

據《衛輝市志》記載，山彪鎮戰國墓地（圖一）在城西10公里唐莊鄉山彪村西[200]，與汲冢在明清汲城縣城西二十里正合。汲城村所處的汲城故城西北5里，即唐莊鄉山彪鎮西之山彪鎮墓地。1935年，村民李奠探得一大墓，7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河南古跡研究會、河南博物館聯合發掘，獲大墓1座（戰國魏國大夫墓）、小墓7座，郭寶鈞先生編著《山彪鎮與琉璃閣》。山彪鎮戰國墓地與汲冢位置相合，汲冢發現於此區域可信。新鄉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近年來對此調查，新鑽探出高級貴族墓[201]，證實此處爲重要的戰國貴族墓區。山彪鎮戰國墓地爲目前所發現的汲故城以西最重要的戰國貴族墓地[202]。

總結以上諸説，晉汲縣西偏説屬於原始記録，而汲城故城附近説、汲城村東娘娘村“娘娘冢”説、輝縣占城鄉大梁冢説屬於後世訛傳，汲城村西南説亦不足信。衛輝縣城西二十里説與山彪魏國貴族墓地合，理當重視。所以，汲冢的地望應本於“縣之西偏”這個原始記録加以探索。汲冢不會是獨立存在的墓葬，尤其是這樣一座高規格墓葬，應當有一同埋葬的墓葬，即墓葬群的存在。所以，汲冢的地望還應當考慮戰國墓葬群的分布情况。分析衛輝市戰國墓葬的分布，與漢晉汲城故城西北臨近的山彪鎮墓地最值得重視。汲冢應是與山彪鎮墓地相關聯的墓葬，即汲冢在山彪鎮墓地一帶是可信的。山彪鎮墓地應當是今後研究汲冢地望的重點。

三　汲冢的盗掘者與盗掘方式

（一）汲冢的盗掘者

關於汲冢的盗掘者，除荀勖《穆天子傳序》外，晉代文獻多省略，作“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汲郡民”、“汲縣人”等，無盗墓者的姓名。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曰：

大康元年三月，吴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其界内舊冢者，大得古書，皆簡編科斗文字。[203]

盧無忌《吕望表》曰：

太康二年，縣之西偏有盗發冢，而得竹策之書。[204]

《晉書·衛恒傳》曰：

恒善草隸書，爲《四體書勢》曰：“……太康元年，汲縣人盗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205]

《春秋左傳集解後序》孔穎達疏：

王隱《晉書·武帝紀》：……《束晳傳》云：大康元年，汲郡民盗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漆字科斗之文。[206]

《隋書·經籍志》曰：

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207]

荀勖《穆天子傳序》有盗墓者姓名，唐人修《晉書》始加盗墓者姓名。

《穆天子傳序》曰：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盗發古塚所得書也。[208]

房玄齡等《晉書·武帝紀》曰：

（咸寧）五年……汲郡人不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于祕府。[209]

房玄齡等《晉書·束晳傳》曰：

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盗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210]

唐人張懷瓘《書斷》曰：

晉咸寧五年，汲郡人不凖盗發魏安釐王冢，得册書十餘萬言。[211]

唐人李綽《尚書故實》曰：

《汲冢書》，蓋魏安釐王冢，晉時衞郡汲縣耕人於古冢中得竹簡，漆書科斗文字，雜寫經史，與今本校驗多有異同。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出《春秋後序》、《文選》中注出。[212]

案：據以上可知，發現墓葬者乃汲郡汲縣耕人不（音彪）準，屬於無意發現，好奇得之。

字書載不準之不讀作彪。何超《晉書音義》曰：

不凖不音甫鳩反。姓也。[213]

唐人李綽《尚書故實》曰：

耕人姓不，不字呼作彪，其名曰準。[214]

宋人陳彭年等《廣韻》曰：

不。弗也。又姓。《晉書》有汲郡人不準盗發六國時魏王冢，得古文竹書，今之《汲冢記》也。甫鳩切，又甫九甫救二切五。[215]

鄭樵《通志》曰：

不氏。甫鳩切。晉時有汲郡人不凖，發魏襄王冢，得竹書科斗文者。又姚興安遠將軍不蒙世。[216]

金韓道昭《五音集韻》曰：

不，甫鳩切。弗也。又姓。《晋書》有汲郡人不凖盗發六國時魏王墓，得古文竹書，（令）〔今〕之《汲冢記》也。又甫九甫救三切十三。[217]

不準，學者引或訛作卞準。方以智《通雅》曰：

不準姓音彪。陳鉅昌《原治篇》引作卞準，非。[218]

趙一清《水經注箋刊誤》曰：

渠又東，不家溝水注之，出京縣東南梅山北谿。卷二十第二十三葉。

箋曰：……按《寰宇記》云：“鄭水，一名不家溝。”不，姓也，《晉書·束晳傳》有不凖，不姓之不，轉注古音音彪。或云與丕、字通，《春秋傳》之鄭亦作丕，葢其地有不姓人居之，故即姓以名溝也。[219]

小川琢治《穆天子傳考》曰：

今按以不爲姓者,前後所未嘗見。意者以晉代太字作大之例,或不爲丕之省畫乎?如是則加邑於右旁,而與邳通用若依考察。則“不”字不當讀作晉，而當讀作丕。[220]

案：不字讀如彪，故小川琢治的推測未當。

朱希祖《汲冢書考》曰：

案：不之爲姓，蓋係之省文。《春秋》僖公十有一年《經》“晉殺其大夫鄭”，《史記》卷三十九《晉世家》作“邳鄭”。“邳”乃後出之字，“”爲初文字，省作“不”。蓋“”之省作“不”，猶“凖”之省作“准”也。汲縣屬於魏，本爲晉地，則不氏爲晉氏之子孫，似非臆説也。[221]

案：鄭之“”，與不凖之“不”音不同，故朱氏推測未當。

（二）盗掘方式

文獻記載，不準燃竹簡盗掘，將鼎等盗取，剩餘鐘磬、玉律、竹簡等。

荀勖《穆天子傳序》曰：

古文《穆天子傳》者，太康二年，汲縣民不准盗發古塚所得書也。皆竹簡素絲編。[222]

《水經注·河水一》曰：

《穆天子》、《竹書》及《山海經》皆埋緼歲久，編韋稀絶，書策落次，難以緝綴。後人假合，多差遠意。[223]

《晉書·束晳傳》曰：

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詮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224]

案：“發冢者燒策照取寳物”者，據燃灰燼推得。

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後序》曰：

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225]

《隋書·經籍志》曰：

至晉太康元年，汲郡人發魏襄王冢，得古竹簡書，字皆科斗。發冢者不以爲意，往往散亂。[226]

荀勖《穆天子傳序》曰：

汲郡收書不謹，多毁落殘缺。[227]

案：竹簡本以素（白）絲編，但是日久編已腐朽。不準燒策照取寶物，於是大量散亂，多燼簡斷劄，文既殘缺，不復詮次。

汲冢雖然經過盗掘，却有數十車遺物被官府獲得，證實盗掘人所得有限。究其原因，當與墓制有關，當時魏國貴族流行積石積碳墓，積石積碳墓不易盗掘，故汲冢存有大量遺物，情形類似於李奠盗掘的山彪鎮一號墓。汲冢當爲魏國積石積碳墓，而不準爲耕人，能盗得此墓，則打一盗洞而得。

《山彪鎮與琉璃閣》曰：

1935年初夏，麥收剛完，秋苗未起，山彪鎮農民李奠在鎮西李浩地北端探得大墓一座（就是下文所叙的第一號墓），挖出大銅鼎一件，小器物若干件。只是這座墓是一種積石積碳的墓法，墓四周環壓鵝卵石甚多，用他們慣用的小井盗掘法下去，石易潰壓，不能恣意盗取。……省博物館許敬武、段凌辰二人前往發掘。許、段二人於6月10日到達山彪鎮，就李奠所開的小井，向下深掏，並向墓中心探進，挖出古物1016件，但仍解决不了鵝卵石潰壓的困難。[228]

案：太康二年（281年）汲縣耕民不準盗掘汲冢，1600餘年後，汲縣耕民李奠盗掘山彪鎮一號墓，情形相似。李奠碰到的困難，亦即不準碰到的困難，由於石潰以及不想讓人得知的原因，難以完全盗掘。此等大墓，非一人之力可以盗掘，不準應像李奠一樣，亦有同夥，後來事泄，被官府得知，則不準、李奠盗墓的經歷正同。

《山彪鎮與琉璃閣》曰：

有兩個洞口，一個在墓的西北角，貼墓壁直下，深達墓底；一個在墓的正中心，深達9米時，也向西北角斜迤，與前洞合二爲一。兩洞合一後，分枝向南向東微延，被卵石杜塞退回，轉入東南方向，接觸棺槨的西北角，直透棺槨中心，裏面遺物和人骨，被搜刮或擾亂淨盡。幸其他大部遺物爲石卵木炭所掩，尚未全經破壞。[229]

案：不準亦應由盗洞進入汲冢，曾點燃竹簡，證實曾進入於棺槨之間。這裏是青銅禮器、樂器等隨葬品存放之所，故不準獵鼎而去，而青銅編鐘、編磬、銅劍、玉律等尚存，故不準所取有限，皆賴積石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