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古代天象记录及其校勘
出于迷信占验和科学研究的双重目的，中国古代统治者对天象观测极为重视，在历代官方史书中留下大量系统的实时天象记录。这些天象记录数量之多、种类之齐全、延续时间之长，堪称世界之最。它们被广泛应用于历史学、科技史和现代科学研究，例如利用各种天象记录研究夏商周年代(1)，利用超新星记录研究恒星演化(2)等等。
在“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大多有天文志（或天象志、司天考、五行志），其中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系统地记载当时发生的天象事件。除天文志外，历代本纪中也有不少天象记录。本纪中记录的数量通常远少于天文志，但日食记载相当完整，彗星和“太白昼见”较受重视。此外，历法志中偶有比较详细的日食月食记录，用于检验历法精度；一些天象记录，也被归入五行志中。“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的天象记录，是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主体，此外只有极少量殷商甲骨和先秦文献的早期记录、极少量与“二十四史”同期的文献记录以及明代以后较大量的其他官方记录和地方志记录。
在某些时期，天象记录的篇幅甚至超过记载全国大事的本纪。例如《宋史》神宗熙宁一至十年，本纪共有1.1万字，天文志中这一时期的天象记录就有1.6万字。又如《元史·顺帝纪》，全卷纪事约450条，天象记录就占了40％。可见古人对天象的重视。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形式简略而公式化，通常包括年号、年、月、干支日、天象，例如《汉书·武帝纪》：“建元二年二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在中华书局点校本的校勘记中，各史对天象记录的处理不同。最仔细的当属《元史》：可以看出，对日干支的存否以及在月中的相对位置作了全面的检验；对志、纪的天象记录作了认真对比（《元史》本纪天象记录特别多，与天文志几乎一一对应）；一些相异的记录还利用天文学常识，甚至粗略的计算判断正误。其他大多数史书都对天象记录作了干支检验、他书比对等一定程度的校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出校的标准不一。例如有的仅仅日期干支错就出校（没有别的考证），但同一卷中，别的许多干支错却没有出校。
随着现代天文学、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这些天象记录的多数，都可以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加以验算，恢复出“历史的真相”。点校本校勘记中提出的许多疑问，也可以得出明确的答案。能够检验的天象包括日食、月食、月五星列宿掩犯等；不可检验的记录主要有流星陨星、客星、日月晕、太阳黑子等（彗星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计算，但历史记录的认证比较困难）。例如《宋史·天文志》共载有日期、现象俱备的天象记录7991条，其中可以计算验证的5661条，不可计算的2330条(3)。两千年来的日、月、行星位置，现代天文计算精度可以达到0.1°左右，满足肉眼观测的极限。但对于早期日食（例如汉代以前），特定地点能否看到全食，还有一定误差。
本书所作计算，是利用自编的计算机程序，作各种可能性的搜索。读者若需检验，可以很方便地利用天文计算的商业软件。宁晓玉等比对了多种专业和商业软件，推荐SkyMap作为古代天象记录研究的工具(4)。用天文软件考证古代天象记录，或许会发展成一项大众参与的学术游戏。
利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系统检验，始自朱文鑫。他利用Oppolzer的日食典(5)对《春秋》和“二十四史”中的日食记录进行了全面考证(6)。由于计算能力的限制，其考证结果在相当程度上值得改进(7)。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内天文史界和古籍界投入大量人力，对中国古代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整理，尤其是对各地地方志中的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搜索，其中部分成果收于《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8)。日本学者斋藤国治也曾对中国五代以前的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检验(9)。
笔者应用现代天文学计算方法对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天文志（天象志、司天考、五行志）和本纪中可以计算的天象记录进行了全面的检验。在错误的记录中，超过半数可以考出其原来面貌。这些错误往往是由于传抄过程中文字的形似、音近，或月份、年份的脱漏造成。这些“可考”的记录及考证结果收于本书。日食在古代受到特别的重视，因此某些年代错误而无考，甚至正确的日食记录（如春秋时期），也收入本书。此外，还包括少量注释条目。
书中每个条目首先列出天象记录的原文，然后是相应检验和考证，最后是简短结论。书中条目的顺序，按照中华书局点校本的页码排列（极少数需要归并的例外）。本书中各节内的分类，多取自原文。但有些原文缺，或多项合并，则是笔者所立。
检验天象记录的第一步，是将原文“年号、年、月、干支日”表达的日期转化为公历年月日和阴历日期。由于干支有60种，每个月只有29天或30天，如果文献流传过程发生日期错误（年、月、干、支中的某个字错），一部分错误的日期就会呈现“该月无该干支”（或称干支不存，或干支错）的情况。如果这样的日期错误是随机发生的，“干支不存”应该占全部日期错误的一半。
本书日历换算主要参考陈垣的《二十史朔闰表》(10)。陈《表》源自宋代刘羲叟（司马光《通鉴目录》）和清代汪曰桢（汪曰桢《历代长术辑要》）的工作，是根据诸史历法志重建的历代日历。在古代碑刻、简牍中，均发现不少陈《表》与实行历不合的例子(11)。笔者在天象记录检验中也发现一些不合的例子(12)，在本书中列出。
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绝大多数记有年、月、干支日。极少数干支日脱漏的，只要记录清楚，类型合适，前后记载密集互证，也可以可靠地推算出具体日期。这种情况，本书部分收录。
本书所用公历日期，在圆括号内以阿拉伯数字表达，按国内外史学界的通用方法，1582年10月5日以后为格里历，10月5日以前为儒略历。计算所得的天象时刻，为东8区时，即“北京时间”。
（二）天体、天象及其记录
（1）恒星
恒星距离遥远，看起来它们的相互位置似乎是固定不变的。西方古人按照亮度给恒星分为等级，称为星等。最亮的一批恒星为1等，肉眼可见最暗的6等。按现代精确的定义，每相差1等，亮度相差2.5倍。全天肉眼可见的恒星，大约6000颗。中国传统恒星分为283官1464颗，《晋书·天文志》、《宋史·天文志》有详细的描述。其中的二十八宿（28个星官）是中国古代天文学天空位置的参考系，日月行星和其他恒星的位置，以二十八宿距星（每个星官都有一颗标志星，称为距星）为标准来度量。二十八宿形成带状环绕天球，它们依次分为四组，自西向东：
东方苍龙：角（左角）、亢、氐、房、心、尾、箕；
北方玄武：斗（南斗）、牛（牵牛）、女（婺女／须女）、虚、危、室（营室）、壁（东壁）；
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觜觹）、参；
南方朱雀：井（东井）、鬼（舆鬼）、柳、星（七星）、张、翼、轸。
用二十八宿的28颗距星分别连接天球南北极，将全天划分为28个长条区域，就像花皮西瓜的花纹那样，每颗恒星都属于其中一宿。天体的球面位置用“入宿度”和“去极度”来表达，类似于现代天文学中的赤经、赤纬。为了满足太阳日行一度的观念，中国古代定义周天为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之一度，这与现代度量的“°”相当接近，在历法计算和仪器（例如浑仪）观测中，使用这种计量单位。在任意方向的角度估计时，“丈、尺、寸”常被用到，尤其在天象记录中。研究显示，一尺相当于一度(13)。
中国古代星官内的具体恒星，缺乏完整的系统命名。除少数恒星如轩辕大星、心前星、房上相外，多数恒星的指示，用东西南北、第一第二来形容，而不是严格的定义。例如南斗的同一颗星，时而是西第三星，时而是东第四星。至于当今用数字表达的中国星名体系（例如轩辕十四、毕宿五等），则是迟至清代才开始应用的。
恒星的视运动具有周日和周年的规律，被古人用来测定季节，观象授时（《礼记·月令》）。由于太阳、月亮和行星只在黄道附近运动，所以黄道带恒星大量出现在月五星掩犯记录中。彗星、流星、客星记录则会参考更多的恒星。中国古代对恒星亮度不够重视，虽然提到大星小星，但没有建立起亮度等级，所关注的恒星也不是由亮及暗。一些似见非见的暗星被特别关注（例如5.4等的鬼西南、6等的天理四星），一些较亮的3等星却从不提及。这与中国传统恒星的星占目的有关。
图1“黄道带星图”，一长条的星图分为6幅。其中的中国星名大量出现在天象记录中。图中所注中国星名，是伊世同根据清初文献整理的(14)。此前的传统星官，有少许不同，例如哭星、积薪、日星等。方框内的星座名称以及星旁的希腊字母，是现代国际通用星名。二十八宿是许多天象记录确定位置的参考。其中一些宿不在黄道星图中，特将它们的方向注在图的边上，以显示该宿的范围。星图所用坐标，为2000历元的黄经黄纬。
图1 黄道带星图。
在恒星中，只有“老人星见”（或称寿星）作为一类天象，被长期系统地记载。作为恒星，它的出现有着很简单的规律。作为“异像”而记载，是由于它靠近南天极，在西安—洛阳—开封—南京一线，它只能在较短的时期内出现在南方接近地平线的低空，加之气象干扰，不易见到（在北京，老人星完全看不到；在广东，见到它则是很普通的事）。老人星是各类天象中少有的“吉兆”，历代往往在每年初见时举行祭典。
（2）日月
太阳在黄道上从西向东顺行，每年行一周，日行约1°。月亮也是从西向东顺行，每月行一周，日行约13°，沿黄道附近约5°范围。
月行速，日行迟，每月会合一次，是为朔。如果朔时月亮恰好接近黄道，月面掠过日面，就发生日食。日面直径被遮挡的比例称为食分（例如日面直径被遮挡50％称为食分0.50）。每次日食，各地见食情况（时刻、食分）不同。据笔者统计，全球平均每世纪发生日食238次；其中以北京—西安—南京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核心地区能看到的45次。对于某一地点而言，平均2.56年发生一次日食，230年发生一次日全食(15)。古代日食记录是当代天文学家研究地球自转长期变化的主要依据，历来备受重视(16)。
月亮行至与太阳相背的位置称为望。如果望时月亮恰好接近黄道，月面进入地球的影子，就发生月食。月面直径被遮挡的比例称为食分。每次月食，各地见到的食分相同，但月亮的天空位置不同，如果月亮还没升出地平，该地就看不到该次月食了。全球平均每世纪发生月食154次，对于某一地点而言，可以看到的超过其中半数。此外，月亮进入地球半影时，发生半影月食。通常认为，半影月食肉眼不可见。
由于星占和科学的双重原因，日食在中国古代受到特别重视。日期确凿、系列完整的日食记录从春秋直至清末（仅战国至秦比较薄弱），而且多记在本纪之中。日食记录大多十分简略，但也偶有详情(17)。明中叶以后的地方志中，出现了日全食在各地的生动记载(18)。
相比之下，月食比较不受重视。尽管殷商甲骨卜辞中就屡有月食记载，但较完整的月食系列记录迟至南北朝才出现，远在其他常见天象之后。
月掩犯行星、恒星，是中国古代数量最多的一类天象记录。除了掩（奄、食）、犯外，偶尔也使用凌、乘、逾等词。据笔者研究，“犯”的定义范围为1°(19)。“掩”的含义本身是清楚的，但由于月亮盘面明亮，暗弱的恒星往往只是被月亮的光芒掩盖。因而在本书的检验中，掩、犯没有严格区分。犯的记录，月面与被犯天体不超过2°者，都算作正确（它们只是不精确，不是错误的）。由于月亮位置计算受地球自转参数的影响，中国古代月掩犯记录为这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有用的资料(20)。
月晕是气象问题，但多数记录了月晕某星，可以判断正误。这样的记录很粗略，只可判误，不能考正。
中国古代虽然定义子夜为日期分界，但凌晨的观测往往记前半夜的日期(21)。因此，一次月犯某星，不管是所记日期的当天凌晨、当天前半夜还是次日凌晨成立，都属于正确。
（3）行星
古人称恒星为经星，行星为纬星。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分别称为辰星、太白、荧惑、岁星、填星（或镇星）。从现有文献看不出哪套称谓在先，但在“二十四史”中普遍使用后者。行星在黄道附近运行，通常自西向东，称为顺行。每个行星又都会有时自东向西，称为逆行。从顺行转为逆行，或从逆行转为顺行时，称为“留”，古时称“守”。留的时候，行星运动缓慢。行星的运动和现象与它和太阳的相对位置密切相关，相对于太阳周而复始，称为会合周期。
在地球轨道内侧的水星、金星称为内行星。它们的会合周期分别为116天、584天。在地球上看，内行星（水星、金星）总是在太阳的两侧摇摆。或者傍晚出现在西边天空，称为昏星；或者清晨出现在东边天空，称为晨星；或者离太阳太近而隐没不见，称为伏。内行星与太阳视角距（夹角）最远的时候称为大距，这时最容易看到。金星平均大距46°，又特别明亮，所以它可见时期很长，伏的时期比较短。水星大距18°—28°，又比金星暗，所以水星伏多见少，每年只有几次、每次几天，能在晨曦或昏影中依稀见到。因此在对水星记录的检验中，不但要计算其所掩犯是否正确，而且要特别注意是否在水星可见期（具体界限是日落／日出时地平仰角超过10°）。
在地球轨道外侧的火星、木星、土星称为外行星。它们的会合周期分别为780天、399天和378天。外行星的一个会合周期从“合”开始，这时伏于日光，顺行。此后，行星凌晨出现在东方。继续顺行，距太阳越来越远，直到超过半个天球，由顺行转为逆行（留）。逆行的中点是“冲”，此时行星、地球、太阳成一条线，行星距离地球最近，最明亮，整夜可见。冲后继续逆行，留，转而顺行，再行半个多天球，夕见西方，逐渐被太阳赶上，伏，合日。外行星都容易见到，它们伏的时期不长。
行星动态也是记录数量最多的天象之一。行星掩、犯的定义和月亮一样，但由于行星的圆面实在太小，历史记录的几十次行星掩星，也只能是“光芒相掩”(22)。常见的行星记录还有合、聚、留几种。
现代天文学定义“合”为两个天体（日月行星）运动中，赤经或黄经相等的时刻（这时两者并不一定很接近）。但古代常记录三个或更多行星相合，其含义则是在同一“宿”中（《宋史·天文志》两星相合也是同宿的意思）。这种情况，“聚”用得更多。但四星、五星相聚十分少见，许多记录并不限于同一宿。
“守”，在古代用来表达一个运动天体（行星、彗星）或新出现的天体（新星、超新星）长时间（例如好几天或更久）驻留在某恒星旁边。行星的“守”，就是现代天文学的“留”，本书中常称为“留守”。守的距离要求不像犯那么严，往往相距好几度，甚至只要在该星宿留，就称为守该宿，例如“荧惑守心”(23)。
太白昼见是数量较多的一类天象记录（还有少量岁星昼见），它在本纪中出现较多，可见受到重视。金星或木星能否昼见，实际上反映的是天气（大气透明度）问题。许多记录了太白昼见于某宿，则可以计算检验。这样的记载位置粗略，只可判误，不能考正。
（4）其他天体与天象
彗星的明显特征是模糊的彗头带着尾巴，亮度和尾巴长度不断变化，快速掠过广大的天区，历时几天至几个月。接近太阳时彗星最亮、尾巴最长。彗星的尾巴总是背向太阳。彗星的形象变化多端，因而在古代，根据其形状而有多种名称。例如马王堆汉墓帛书中有二十多种彗星的图像和名称(24)。历代天象记录中，彗星常被称为彗星、星孛、长星、蚩尤旗，也常被泛称为“客星”，而与新星、超新星混淆。如果记录描述客星移动、有尾或明显模糊，则可以确定为彗星。
精确测定一颗彗星在三个不同时刻的位置，就可以确定它的轨道，从而计算出它过去、将来的位置。有一部分彗星是周期性，可以回归的。这样，就可以计算它许多年前光临地球的时间和位置，与历史记录对比，甚至改进彗星长期运动的理论，哈雷彗星便是著名的例子(25)。但由于大多数彗星不能回归，历史记录难以证认和位置记录粗疏，难以靠计算方法来普遍检验古代彗星记录的正误。
新星和超新星是突然爆发的天体，持续可见的时间从几天到一年以上。这类天体在中国古代的可能记录约有130项(26)，常被称为客星、景星、周伯、含誉，甚至星孛。由于此类记录在天体演化研究中起到特殊的作用，备受中外天文学界关注。
流星、流星雨和陨星的古代记录非常多。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地方志记录了各地不同的流陨事件，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地点的实况。这对于太阳系小天体的研究具有潜力，有待开发。流星、彗星和新星、超新星是现象完全不同的天象，但许多古代记录缺少动态描述，以至难以分辨。
“天变、日变、月变”常常囊括性质完全不同的许多天象。其中太阳黑子记录是研究太阳长期活动规律的有用资料；“白虹贯日”、“日珥”并非现代天文学所称日珥、“日晕”、“日晖气”、“日赤无光”等属于大气现象；夜间发生的“天开裂”、各色云气可能是极光，反映了太阳活动。
以上这些天象记录，都难以用天文计算方法检验。
（三）天象记录错误的常见类型及原因
错误的记录，经过考证往往能发现其原貌，我们称之为“可考”。“可考”记录大约占错误记录的一半。下面列举一些常见的例子。
（1）字形近似：
《魏书·天象志二》：太和十五年十一月乙巳，月犯毕。
十一月无乙巳。十一月十一己巳（491.12.27），月犯毕大星。“乙巳”当为“己巳”。
（2）发音近似：
《宋史·天文志六》：乾道四年十一月戊申，（月）犯荧惑。
十一月无戊申。十一月十一戊辰（1168.12.11），月犯火星。“戊申”当为“戊辰”。
（3）月份错误：
《南齐书·天文志下》：永明二年四月丙申，太白从行犯东井钺星。
四月无丙申。五月廿四丙申（484.7.3），金星顺行犯东井钺星。“四月”当为“五月”。
（4）月份或日期脱漏：
《宋史·天文志八》：景德二年八月丁丑，（荧惑）犯轩辕大星。甲戌，犯左执法。
八月初一丁丑，火星犯轩辕大星不误。但八月无甲戌。九月廿九甲戌（1005.11.3），火星犯左执法。“九月”脱。
（5）误置：
《宋史·天文志八》：乾道二年五月己未，（填星）掩狗国星。
五月十七己未（1166.6.16），土星天象不合。月亮几掩狗国星。史书编纂整理过程中，将月犯列舍误置于填星。
（6）差一日：
《晋书·天文志下》：永和六年六月己丑，月犯昴。
六月二十己丑，天象不合。次日廿一（350.8.10），月犯昴。这种差一天的记录，我们归为“可考”，本书收录百余条。
归纳常见的错例，可以看出几大类错误的原因。
（1）传抄错误。与史书其他内容不同，天象记录的关键词干支和数字，一旦抄错，就难有改正的机会。乙—己、二—三、戌—辰这样的形似，申—辰、丑—酉这样的音似很容易混淆。干支两字中的后一个字，错的可能性很大，笔者在检验天象记录，输入计算机时，也常犯这样的错误。传抄中另一类常见的错误是脱漏。年份、月份脱漏通过计算验证容易确证，尤其是年月下系有多个记录，可以互相支持。日期脱漏，虽然往往能找出适合的日期，但这样的考证比较薄弱，本书中只是部分收录。古籍中的小字注，本不打断原文的时间顺序。传抄中小字变大字，成了正文，原文的时间顺序被扰乱，造成月份辨别不出。这种情况，在《魏书》、《宋史》的天文志中屡见。
（2）编纂错误。天象记录往往存于《实录》之类的编年史中，与其他事件混在一起。编纂《天文志》时，从中摘出。在这类编年史中，年号、年、月，通常只出现一次。当一条记录需要摘出时，与天象记录文字本身接近的只有干支日。月、年、年号都需要向前搜索。这一过程很容易发生错误。最容易发生的错误就是误用前面的月份（尤其是文本中该月月首没有换行）。这样的困难，在我们今天阅读诸史本纪时，同样存在。在《实录》之类的编年史中摘录天象记录，有时甚至向前查索干支日也会错误，这样就会误用前一天，甚至前几天的日期(27)。
由于天文志编者专业知识欠缺，在总结简化改写的过程中可能会表达错误。在明代天文志和实录的对比中屡有这样的例子（例如将“守”、“入”、“在”写成“犯”）。另一类编纂错误，可能发生在天象记录分类的过程中。
（3）原始错误。还有一些类型的错误，显然并不是编纂和流传过程产生的，我们称之为原始错误。例如掩犯记录，定义在1°之内，2°之内可以算作误差。可是少数“犯”的记录，天体之间的距离达到2°—5°，除了上述改写错误外，也可能是原始记录就这样粗疏。此外，观测者认错星的可能性也有，宋代有几例相当明显。
此外，有少量天象被记在次日或先一日，当属于史官误记。这种记录在唐代、宋代较多，可能与当时天象观测奏报的程序有关，也可能如前文所述摘录时取错日期。
（4）自东汉开始，常有这样一些日食记录，经计算当天确有日食发生，但中国地区不可能看见。这样的记录显然是不精确的计算结果。当时已有常规的日食预报，指导皇帝在日食时举行祭典。由于计算不准，实际上未见到日食，原始文献中会记下“当食不食”、“阴云不见”等等词语，但在编纂史书时往往省略掉了。自宋代以后，月食记录也出现类似情况。这种记录作为一类“可考错误”收入本书。
一些迹象显示，最原始的记载可能使用日序纪日（例如初一、十五），行星名称可能也是金、木、水、火、土，编纂史书时才统一改为干支纪日和太白、岁星、辰星、荧惑、填星。这可以解释某些传抄错误发生的原因。例如辰星误为荧惑，字形并不相似，但它可能原本是从水星误为火星，字形相似。又如“十二”、“十三”字形相似，相邻的干支字形就不相似了。
《明史·天文志》的天象记录很可能直接摘自《明实录》。天文志的错误记录，大多可在实录中找到正确的原文。对比两者，对于理解天象记录错误的发生过程，很有启发。
应用现代天文计算方法后，天象记录中发现的问题成几十倍地增长。除了可以考证复原的天象记录集中于本书以外，发现的多数问题不可能显示。本书附录特以《魏书·天象志》三、四这两卷为例，对此问题加以说明。
笔者在对各代天象记录进行全面考证的同时，也对其类型、特征、数量、分布等做了统计分析，撰写并先后发表了《南北朝日月食记录》（《西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3年第3期）、《南北朝天象记录的统计分析》（同上，2013年第5期）、《隋唐五代日月食记录》（《时间频率学报》2013年第2期）、《隋唐五代天象记录统计分析》（同上，2013年第3期）、《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金史元史天象记录统计分析》（《时间频率学报》2013年第3期）等；此外还有未刊稿《春秋至晋代的日食记录》、《汉魏晋天象记录统计分析》，可为本书读者提供参考。
刘次沅2010年8月初稿
2013年12月定稿
于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中心
————————————————————
(1) 参见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 参见Stephenson F R，Green DA：Historical Supernovae and their Remnan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3) 刘次沅：《宋史天文志天象记录统计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14页。
(4) 参见宁晓玉、刘次沅：《适用于古天文研究的计算机软件》《时间频率学报》2006年第1期，66页。
(5) OPPOLZER T．R．，Canon der Finsternisse．Vienna：Imperial Academy of Science，1887．
(6) 参见朱文鑫：《历代日食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7) 参见刘次沅：《朱文鑫〈历代日食考〉研究》，《时间频率学报》2008年第l期，73—80页。
(8) 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南京：江苏科技出版社，1988年。
(9) 参见斋藤国治、小泽贤二：《中国古代天文记录检证》，东京：雄山阁，1992年。
(10) 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下称“陈《表》”。
(11) 参见黄一农：《中国史历表朔闰订正举隅——以唐〈麟德历〉行用时期为例》，《汉学研究》1992年第2辑，305页；罗见今、关守义：《敦煌居延汉简中与朔闰表不合诸简考释》，《文史》2000年第1辑（总第50辑），57页。
(12) 参见刘次沅：《二十四史天象记录与陈垣历表的朔闰差异》，《时间频率学报》2012年第1期，50页。
(13) 参见刘次沅：《中国古代天象记录中的尺寸丈单位含义初探》，《天文学报》1987年第4期，397页。
(14) 伊世同：《全天星图2000.0》，北京：地图出版社，1984年。
(15) 参见刘次沅、马莉萍：《中国历史日食典》，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6年。
(16) 参见Stephenson F R．Historical Eclipses and Earth's Rot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17) 参见刘次沅：《中国古代常规日食记录的整理分析》，《时间频率学报》2006年第2期，151页。
(18) 参见马莉萍：《清代日食的地方性记录》，《自然科学史研究》2004年第2期，121页。
(19) 参见刘次沅：《中国古代月掩犯资料的统计分析》，《自然科学史研究》1992年第4期，298页。
(20) 参见吴守贤、刘次沅：《由中国古代月掩犯记录得到的地球自转长期变化》，《天文学报》1993年第I期，80页。
(21) 参见江涛：《论我国史籍中记录下半夜观测时所用的日期》，《天文学报》1980年第4期，323页。
(22) 参见刘次沅、P．K．Seidelmann：《二十四史行星掩星考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8年第2期，128页。
(23) 参见刘次沅、吴立旻：《古代“荧惑守心”记录再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507页。
(24) 参见席泽宗：《马王堆汉墓帛书中的彗星图》，《文物》1982年第2期。
(25) 参见庄威凤：《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中国科技出版社，2009年，147—162页。
(26) 参见席泽宗：《古代新星和超新星记录与现代天文学》，庄威凤主编：《中国古代天象记录的研究与应用》，北京：中国科技出版社，2009年，66—109页。
(27) 参见刘次沅、马莉萍：《明代月食记录研究》，《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