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类　地主、雇农、逃户、贫农（唐玄宗朝民歌七首）

第七篇　富饶田舍儿

富饶田舍儿①，
论请（情）实好事：
度（多）种如（屯）田②，
宅舍青烟起；
槽人饲肥马③，
仍更卖奴婢④；
牛羊共成郡（群），
满（圈）养（豚）子⑤。
窖内多埋谷，
寻常愿米贵⑥！

里正追（追）役来⑦，
坐着南厅（里）。
广设好饮食，
多须劝遣醉⑧。
追车即与车，
须马即与马，
须钱便与钱，
和市亦不避⑨：
索面驴駞送，
续后更有有（衍文，删）雉（之），
官人应须物，
当家皆具备⑩。
县官与（余）恩宅⑪，
曹司一家事⑫，
纵有重差科⑬，
有钱不怕你。

〔考释〕

①“富饶田舍儿”

唐时，称农户、农家为“田舍”。“田舍儿”，意为庄户人；有时作“田舍子”。

王维《偶然作六首》其二：

“田舍有老翁，垂白衡门里。”

杜甫《田舍》：

“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

《旧唐书》许敬宗传：

“许敬宗……妄言曰：‘田舍子胜收十斛麦，尚欲更故妇。’”

“富饶田舍儿”，意为家财丰富的庄户人——地主。

②“多种如屯田”

“屯田”是封建朝廷的官营田地。唐前期，全国有九百九十二屯，每屯占田三十顷或五十顷不等。开元时，玄宗又增置百余屯，大“屯”占田达二百余顷。屯田原是由军工耕种，但往往也招农民佃耕或雇工耕作。

《新唐书》食货志三：

“唐开军府以捍要冲，因隙地置营田。天下屯总九百九十二。司农寺每屯三（十）顷，州镇诸军每屯五十顷。”

杜佑《通典》食货二：

“大唐开元二十五年令：诸屯隶司农寺者，每三十顷以下、二十顷以上为一屯。隶州镇诸军者，每五十顷为一屯。”

《新唐书》姜师度传：

“（姜师度）徙同州刺史……收弃地二千顷为上田，置十余屯。”

由此可知，所谓“屯田”乃是数十百顷的大块耕地。诗中描写“富饶田舍儿”、“多种如屯田”：显然，这位“田舍儿”是个大地主。

根据唐代的“田制”看来，这位“田舍儿”是玄宗开元、天宝时代的大地主。所以如此说，是因为唐初期实行“授田制”（又称“均田制”）：“占田不得过限”，“禁卖永业、口分田”。但到了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授田制遭到破坏，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这时乡村中才普遍的出现了大地主和无田的佃农。

《新唐书》宇文融传：

“时天下户版刓隐，……豪弱相并，州县莫能制。”

食货志二：

“自开元以后……丁口转死，田亩卖易，贫富升降……。”

《册府元龟》卷四百九十五：

“如闻王公百官及富豪之家，比置庄田，恣行吞并，莫惧章程。”

《全唐文》卷三百七十二：

“开元后，……豪猾兼并，强者以财力相窘，弱者以侵渔失业。”

杜佑《通典》食货二：

“开元之季，天宝以来，法令弛坏，兼并（土地兼并）之弊，有逾（超过）汉成（帝）哀（帝）之间。”

由此证明，本篇民歌当是开元、天宝时代的作品。

③“槽人饲肥马”

“槽”是马槽。“槽人”是养马夫（马倌）。饲马用专人，可见这位“田舍儿”养马之多。

从诗中看来，“富饶田舍儿”的“肥马”和其“奴婢”、“牛羊”、“豚子”、“窖谷”一样，是准备出售的商品。

据史载，唐玄宗开元初年，国内缺马，马价很高，朝廷曾奖励民间养马。

《新唐书》兵志：

“马者，兵之用也。……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姜诲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九年（721），诏：……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官荫），能家畜十马以下，免帖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

由此可知，本诗正是反映这时的情景。

当时，“劣驴”一匹值二贯；“壮驴”一匹值五贯；平常的马一匹则值三十贯；打球用的“骏马”一匹能卖到四千贯（见《河东记》、《剧谈记》、《集异记》、《广异记》所载）。如以开元末天宝初的物价折合计算的话，则一匹值三十贯的马等于二百三十石米。显然，当时养马是有利可图的，因此“富饶田舍儿”饲养“肥马”，待贾而沽。

④“仍更卖奴婢”

唐朝继承北朝的旧制，将战争俘虏和反逆犯家属没官，作为“官奴婢”，由司农寺管辖。有时朝廷将“官奴婢”赏赐给王公功臣为家奴，供驱使，名为“赐口”。

此外，官僚地主家中还有“私奴婢”（私口），私奴婢大多是作为商品买来的。虽然，唐朝曾以法律明文规定，严禁略人卖奴婢，如：

《唐律疏议》卷二十：

“诸略人（平人）、略卖人为奴婢者，绞（绞死）”，“诸略卖奴婢者，以强盗论；和诱者，以盗窃论。”（同书：“略人者，谓设方略以取之”，“不和为略”。）

但这只是空文。事实上，整个唐代不仅存在着人口买卖，而且政府里也设有管理人口买卖的机构，并规定：凡买卖人口，必须由政府检看，发证券（身契）、抽税（交易税）。

《唐六典》卷二十：

“凡卖买奴婢、牛马，用（由）本司本部公验以立券。”

《唐大诏令》卷五：

“旧格：买卖奴婢皆须两京市署出公券，仍经本县长吏引验正身，谓之‘过贱’（由平人过为贱人）。”

《新唐书》崔从传：

“凡交易赀产奴婢，有贯率钱（即根据交易数额，每贯中抽若干钱为税）。”

张廷珪传：

“（武后）诏市河南河北牛马、荆益奴婢，置监（税监）登莱，以广军资。”

由此可见，贩卖人口是一项公开的被政府认可的交易。

市场上奴婢的来源有三，分述如下。

一是掠卖。当时官吏、奸豪、地主商人往往掠卖贫农子女为奴婢。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荆、益等州和市奴婢，多是国家户口，奸豪掠来，一入于官，永无雪理。”

《唐语林》卷二：

“郭尚书元振始为梓州射洪尉（县尉，从九品小官，管理县内监察、牢狱），征求无厌，至掠部人（治下人民）卖为奴婢者甚众。”

《唐摭言》卷四：

“代公（郭元振）为通泉（即射洪）县尉，掠卖千余人，以供过客。天后（武则天）异之，召见。”

《旧唐书》郭元振传：

“郭元振，魏州贵乡人，举进士，授通泉尉。任侠使气，不以细务介意，前后掠卖所部千余人，百姓苦之。则天闻其名，召见，与语，甚奇之。……授元振右武卫铠曹（参军）。”（案：郭元振于睿宗景云二年及玄宗开元元年两次为宰相，封代国公，是一代“名臣”。）

《旧唐书》罗让传：

“有以女奴遗让者，让问其所因，（女奴）曰：‘本某等，家人兄姊九人，皆为官所卖，其留者，唯老母耳！’”

《唐会要》卷八十六：

“岭南、黔中、福建等处百姓……多罹掠夺之虞。……缘公私掠卖奴婢，……以良口（平民）饷遗贩易，及将（带往）诸处博易。又有求利之徒，以良口博（换）马。”

柳宗元《童区寄传》：

“童寄者，彬州荛牧儿也。行牧且荛，二豪贼劫持，反接，布囊其口，去逾四十里之墟（乡村集市），卖之。”

抢夺人口、掠卖人口并不限于唐的边远地带，连唐的京城附近有时也有掠卖奴婢之事发生。

《唐大诏令》卷五：

“关畿（关中、京畿）之内，掠夺颇多，遂令黔首（平民），徒被丹书之辱。”（案：“丹书”即红契。《辍耕录》：“奴婢……有红契，立券投税者是也。”丹书或红契是奴婢卖身契。）

二是质押或典贴。当时，富商地主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并以贫民的子女为抵押品。如贫民到期不能交纳本利，则将贫民子女作为奴婢卖到远方；或者典当贫民子女，如到期不赎，则将其出卖。

《新唐书》柳宗元传：

“越人以男女质钱，过期不赎，子本均，则没为奴婢。”

《韩愈文集》卷四十《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

“右准律不许典贴良人作奴婢驱使。臣往任袁州刺史日，检袁州界内得（奴婢）七百三十一人，并是良人男女。……原其本末，或因水旱不熟，或因公私负债，遂相典贴，渐以成风，名目遂殊，奴婢不别，鞭笞役使，至死乃休！……袁州至小，尚有七百余人，天下诸州其数固当不少。”

三是贩卖人口。当时，地主富商利用农民的贫困贩卖农民子女以牟利。

《唐大诏令》卷一百九：

“岭南诸州居民……水耕火耨，昼乏夜饥，迫于征税，则货卖男女。奸人乘之，倍讨其利，以齿之幼壮，定沽（价）之高低。窘迫求售，号哭逾时。为吏者……因亦自利。遂使居人男女与犀象杂货俱为货财。”

《唐会要》卷八十六：

“诸州货卖男女，奸人乘之……潜出券书，暗过州县……将出外界。”

孙樵《读开元杂报》：

“自关以东（函谷关或潼关以东），水不败田则旱苗，百姓入常赋不足，至有卖子为豪役者。”

根据以上材料不难看出，这位“富饶田舍儿”正是一位“略卖奴婢”的“富豪”、“奸人”。他不仅出售“肥马”，而且“仍更卖奴婢”。他不仅“多种如屯田”，剥削农民的血汗，而且“略卖”农民的子女——将农民的亲骨肉换成钱。

⑤“满圈养子”

“”是“屯”字的俗写。“屯子”是“子”的误书。“子”即“豚子”，意为猪娃子。屯、、豚音全同。

《广韵》：

“屯、徒浑切。豚、豕子；、豚、并同上。”

《俗务要名林》：

“、猪子也，徒昆反。”（《敦煌掇琐》）

⑥“寻常愿米贵”

“寻常”，平常、平时。“愿米贵”，希望米价上涨。这说明，“富饶田舍儿”因为自己“窖内多埋谷”，因此盼望荒年，希望歉收，企图在粮价上涨时以高价将藏谷抛出，从而谋取暴利。这是一般地主的内心打算。

徐铉《稽神录》：

“戊子岁旱，庐陵人龙昌裔，有米数千斛粜。既而米价稍贱，昌裔乃为文祷神冈庙，祈更一月不雨。”

⑦“里正追役来”

“里正”，地方上的小吏。其职约同于旧社会的保长，掌管“催驱赋役”（考释见第六篇《生时同毡被》注③）。

“里正追役来”，意为里正“催驱赋役”而来。

⑧“多须劝遣醉”

“多须”，唐宋口语中，“须”有时作“是”解。

王安石《见鹦鹉戏作》：

“直须强学人间语，举世无人解鸟言。”

《永乐大典》戏文《小孙屠》：

“他须烟花泼妓，水性从来怎由己。”

“多须”即“多是”、“都是”。

“遣”，意为“遣送”、“发遣”、“打发”。“劝遣”，古时俗语，意为“以好言打发”。

蔡邕《胡夫人赞序》：

“孤颢……以议郎出为济阴太守。是时夫人寝疾未薨，……夫人乃自矜清禀气力，俯起若愈，以劝遣颢。”

“多须劝遣醉”，意为“多是以好言打发里正吃饱喝醉”。

⑨“和市亦不避”

“和市”，“和”意为公平，“市”意为购买。唐代，官府以官定价钱征购民间货物，号称“和市”。

《唐六典》卷三：

“凡和市、和籴，皆量其贵贱，均天下之货以利于人。”

唐官府以“和市”名义所征购的货物，种类甚多，有米、面、牛、羊、菜、犬、杏仁、鸡子、朱砂、柴等。同时，官府“和市”购得的货物，须由卖主运送至指定地点，官府不付运费；如运输中有耗折损失，则由卖主补偿。诗中所说的“和市亦不避，索面駞驴送，续后更有之，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便是描述地主支应“和市”的情形。

在唐代，“和市”制度曾改变三次。唐初期，太宗、高宗、武则天、中宗时代，全国盛行“和市”。当时，官府“和市”的价格低于市价；“和市”所征购的货物数额，由各户分摊（名为“率户和市”）。因此，当时的“和市”是一种变相的赋税。

《全唐文》卷一百四十：

“顷年已来，疲于徭役，关中之人，劳弊尤甚。……和市之物，不绝于乡间，递送之夫，相继于道路。既有所弊，易为惊扰。”（时为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

《全唐文》卷二百六十九：

“窃见国家于河南北和市牛羊……和市递送，所在骚然，公私繁费，不可胜计。……今河南牛疾甚处，十不存一，……今虽和市，甚于抑夺百姓之望，是牛再疫而农重伤，此则有损无利一也。顷者诸州虽定估价，既缘并市，则虽（难）平准，如其简择，事须贿求。侵刻之端，从此而出。”（时为长安四年，公元704年）

《唐会要》卷六十二：

“臣奉使幽州，途经卫、相等州，知河北和市牛。……闻之官人百姓，当土牛少，市数又多，官估已屈于时价，众户又私相赔贴。……河北百姓，尤少牛犊，贱市抑养，夺取无异。”

杜佑《通典》食货七：

“顷年国家和市，所由以刻剥为公；虽以和市为名，而实抑夺其价。”（时为景云二年，公元717年，玄宗即位前一年）

但到玄宗开元年间时，唐朝廷改变了旧的“和市”法：改变了“配户和市”或“率户散科”（按户分摊）的办法，重新规定，“一切和市令出储蓄之家”、“州县和市配于富有之家”。从此，在各州县中出现了供应和市的“供应户”。当然，“供应户”是由富豪地主充当。

《旧唐书》裴耀卿传：

“裴耀卿……开元初累迁长安令。长安旧有‘配户和市’之法，百姓苦之。耀卿到官，一切令出储蓄之家，预给其直，遂无奸僦之弊，公私甚以为便。”

《册府元龟》卷四百八十四：

“年支和市，合出有处（富有之处）。官既酬钱，无要率户（按户分配）。如闻州县不配有家（富有之家），率户散科（按户分摊），费损尤甚。……宜令所司，更申明格，所有和市，各就出处。”

《全唐文》卷九百六十八：

“所在物产，自有时价；官人买卖，合准时宜。近日相承皆置供应户，既资影庇，多是富豪，州县科差，尽归贫下，不均害理，为弊颇深。”

从以上史料的比较中不难看出，本诗所反映“和市”只符合开元后的“和市”情况。因为：开元前的“和市”，“低于时价”、“甚于抑夺”、“众户私相赔贴”，而开元后的“和市”则“预给其值”（贷款定购）、根据“时价”；开元前是“配户和市”、“抑夺其价”，“百姓苦之”，而开元后的“和市”则配于“富豪”“储蓄之家”（供应户）。富豪支应“和市”后，“既资影庇”，又可减少“科役”。不难想见，开元后，地主富豪是乐意充当“供应户”支应“和市”的。

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因此本篇民歌中的“富饶田舍儿”不仅“和市亦不避”，而且希望继续供应“和市”货物：“续后更有之。”不仅“索面駞驴送”，而且希望扩大“和市”范围：“官人应须物，当家皆具备。”显然，这位“田舍儿”，是开元后支应和市的“供应户”。本篇民歌当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据史载，天宝后，“和市”减少。到德宗时（玄宗后二十五年），只有宫内厨料和诸陵祭物，尚以“和市”名义在京兆附近征购。即此，不久也被禁止。

《全唐文》卷五十二：

“其司农寺供宫内及诸司厨冬藏菜，并委本寺自供，……更不得配京兆府和市。其诸陵……寒食杏仁、鸡子，……便于本户税钱内克折，不得更令和市。”（案：文宗时又禁止一次。）

据此，则本篇民歌当是开元、天宝时的作品。

⑩“当家皆具备”

“当”，读作平声。“当家”，主持家务的一家之主。以后成为世俗对财主、妻对夫的尊称：“当家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

“百姓当家，则力农工。”

其次，在唐宋时，“当家”又可作“自家”解。

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

“当家，犹云自家。……杨万里《寄题福帅张子仪尚书禊游堂诗》：‘不要外人来作记，当家自有笔如椽。’序云：‘子仪帅吴，自作记以书此事。’此犹云自家也。”

据《唐韵》：醉、备在六至；食、事在七志；贵在八未。因此本篇民歌韵脚的婢、贵、醉、备与事、起、子、里、食、避、之、事、你通押。

⑪“县官余恩宅”

“恩宅”是由“恩门”套袭来的称谓。唐代，登第进士称考官为“恩门”，自称“门生”。所谓“恩门”，意为“恩之所自者”之门。

柳宗元《与顾十郎书》：

“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

《册府元龟》卷六百四十二：

“朝廷较艺为择贤，或臣下收恩……时论以贡举官（考官）为‘恩门’及以登第（者）为‘门生’。门生者，门弟子也。”

当时，下司称上司为恩相、恩官，故吏称长官为恩公。一般的富人地主既非官吏，也非士人，但往往也投拜在地方官门下，于是称地方官为“恩宅”。所以用“宅”相称，是由于富人地主以地方官的“宅内厮养”自居。当然，这样的称谓也意味着与官府的亲近。

《水浒传》中的“镇关西郑屠”投拜在“经略相公府”下为“肉户铺”，即此类。

本诗中的“富饶田舍儿”之所以骄傲的宣称“县官余恩宅”，正表明他与县官之间有着密切的交结。

⑫“曹司一家事”

“曹司”犹如近世的局科，是州县衙门中分设的机构。唐代州府中设有六曹或六司。六曹为：功曹（管理礼乐、学校、考课）、仓曹（管理财政、仓库、交易）、户曹（管理户口、籍帐、赋税）、兵曹（管理军防、门禁、驿站）、法曹（管理司法诉讼）、士曹（管理交通）。每曹（司）设参军一员管理该曹（司）事务。

杜佑《通典》职官十五：

“大唐州府……有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六参军。在府为曹，在州为司。”

州的诸曹参军是从七品下或从八品下的小官。

此外，州属县中也设有“司户”、“司法”二职，由县吏主管，无官品，犹同明清时的“钱房师爷”和“刑房师爷”。县的司户和司法也可称“曹司”。本诗中所说的“曹司”，当是指县曹司而言。

“曹司一家事”意为“曹司与我犹如一家”，不分彼此。

⑬“纵有重差科”

“差科”是差使和赋役的综称（考释见第十篇《夫妇生五男》注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