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前言

《三国志演义》，一般都省称作《三国演义》，是罗贯中的不朽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大夫们最看不起像罗贯中这样的通俗文学家，骂他是“村学究”。因此有关他的生平纪载，十分难得。由一些极零星的资料，我们得推知以下几点：罗贯中，名本（另一说：名贯），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太原人（另外二说：东原〔似指山东东平〕人，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生于元末，死于明初，大约跨公元一三三〇到一四〇〇年的一段时期；主要是元顺帝脱欢帖木尔和明太祖朱元璋两个人的统治年代。他的小说著作除《三国演义》外，相传还有《隋唐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北宋三遂平妖传》等多种；在《水浒传》的撰作或编整工作上，他也是一个主要参与者。此外，他还擅长作词曲，风格“极为清新”，他作的杂剧现在所知有三种：《赵太祖龙虎风云会》、《三平章死哭蜚虎子》和《忠正孝子连环谏》。可见罗贯中的文学才能是多方面的。他的友人曾说他的性情“与人寡合”，后来则“不知所终”。可能是：晚年流落在偏鄙的地方，去作“湖海散人”、“传神稗史”，即专一致力于小说等文学创作事业了。他的落落寡合的脾气应该就是他不肯与一班统治阶级人物同流合污的表现。又在较晚的传说中，还提到他在元末参加过革命活动，和张士诚有过相当的关系。

“三国演义”在罗贯中以前，有长期形成的过程；在罗贯中以后，也还有加工的经过。在他之前，大约从唐末起——至少是到北宋时期，三国故事在民间已经十分盛行，当时的劳动人民在偶有一点闲暇的时候，就喜欢去听说话人（当时说书叫作“说话”，“话”就是故事的意思）说“三国”。又由于宋朝城市商品经济发达，市民阶级的文化生活要求很大，所以大都市里的说话门类很多，分工很细，就有叫作“讲史”的，专门演说历史故事；而“讲史”一门中又特别分出“说三分（三国）”的一个专科来；这就说明人民群众是如何喜爱这些三国故事了。到元朝的时候，已经有了半图半文的《全相三国志平话》的刊本，这是由口头讲说逐渐结晶为文字写本的痕迹。同时，元代剧曲特别盛兴，从保留下来的不一定完备的元人剧目来看，三国故事也是和水浒故事同为元代历史剧作家们所最常取材的对象。这中间，民间传述、说话的艺人、写剧演剧的文学家艺术家，都不断在创造、丰富这些故事。罗贯中的《三国》小说，就是在这样雄厚的基础上，同时又参考了历史家和文人的纪载，天才地写作而成的。明弘治甲寅年（一四九四）序刊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大概是比较接近罗贯中原本的一个本子。

在这以后，到明代许多《三国》刊本已经流行了将近三百年的时候，清初人毛纶（字声山，江苏长洲〔今吴县〕人）毛宗岗（字序始）父子开始了修订《三国》的工作。这一工作大约完成于康熙十八年（一六七九）或稍前。毛氏父子在细节上进行了一些增、删、改动、修饰的加工工作，如鲁迅先生所指出：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见，约举大端，则一曰改，如旧本第百五十九回《废献帝曹丕篡汉》本言曹后助兄斥献帝，毛本则云助汉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孙夫人，毛本则云“夫人在吴闻猇亭兵败，讹传先主死于军中，遂驱兵至江边，望西遥哭，投江而死”。三曰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烧木栅寨》本有孔明烧司马懿于上方谷时，欲并烧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诸葛瞻大战邓艾》有艾贻书劝降，瞻览毕狐疑，其子尚诘责之，乃决死战，而毛本皆无有。其馀小节，则一者整顿回目，二者修正文辞，三者削除论赞，四者增删琐事，五者改换诗文而已。

其中改、增两例，据毛宗岗自己说明，都有所本；削去的则是“不知其诬，毋乃冤古人（诸葛亮父子）太甚，今皆削去，使读者不为齐东所误”；旧本有词句不够妥帖和复沓的地方，许多征引的章奏和史官的论赞，成为累赘的，都或改或删，使全书更加紧凑和完整。所以这一次修订大体上是有益于原本的。从此，《三国志演义》的创作和加工，都已完备定形。毛本替代旧本流传到今天，又已经三百年左右。所以我们现在重印的本子，仍取毛本。

当然，《三国演义》的主要和真正作者还是罗贯中而不是毛宗岗，毛本虽然有些细碎的更动，实际上绝大部分还是保留了罗本的原文的。

全部《三国演义》，从东汉灵帝刘宏中平元年（一八四）一直叙到晋武帝司马炎太康元年（二八〇），写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历史。从历史本身来看，这是一个由于土地剧烈兼并、地主剥削残酷，官家徭役繁兴，政治极端腐败，几十万农民起来反抗不幸失败之后，一群军阀割据争夺的混乱时代。两汉以来四百年间社会生产的积累、发展，社会生活的繁荣、文明，到此遭到长期的破坏、严重的摧残，人民蒙受的苦难至极深重，战乱残馀的百姓，饿得人吃人；士兵到无所劫掠时，也只以桑椹、蒲螺为食物。正如当时的诗人所写：“穷变巧于台榭兮，民露处而寝湿；清嘉谷于禽兽兮，下糠秕而无粒。弘宽裕于便辟兮，纠忠谏其骎急。”“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前者对比地写出统治剥削集团的淫奢昏暴和人民的水深火热；后者则画出一幅人民在“各路诸侯”大规模杀戮破坏、饥馑流亡之下的惨绝人寰的图画。正因如此，人民对这样的时代最难忘记，千百年间，父老子孙们在递相传述；而且，每当再一次遇到一个动乱苦难的时期，人民就很容易地联想起以往的历史而温习它，“说书唱戏，讲今比古”这一话头代表着过去人们历来的共通认识。这样，对历史的沉痛记忆也就加深一层。在内政败坏、外族压迫的宋、元时代，“讲史”特别以“说三分”和“讲五代史”（五代，指唐、宋之间的另一混乱时期，九〇七——九五九，包括梁、唐、晋、汉、周五个朝代，内中唐、晋、汉都是外族人作皇帝）为两大主题，最为人民所注意，不是没有原因的。

人民群众不只是单纯地“温习”历史，目的在于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更在于通过它而表达自己的愤恨与愿望。因此，《三国演义》小说所以不同于所谓“正史”的陈寿《三国志》，首先在于它整个贯穿着极分明的爱憎。北宋时候就已有人记下了一段笔记，说：“涂巷中小儿薄劣，其家所厌苦，辄与钱，令聚坐听说三国古话，至说三国事闻刘玄德败，颦蹙、有出涕者。闻曹操败，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泽，百世不斩。”可见人民早就有自己的爱憎看法。同时，在魏、蜀、吴三者之中，该把谁尊为“正统”，这一来源甚早的争辩问题，也在两宋时候士大夫中间讨论得特别热烈起来；到南宋，以蜀为“正统”的意见——以朱熹为代表——在时代条件下获得优胜，向人民群众“说三分”的爱憎观点取得一致，虽然二者的立场、动机、理由并不相同。群众都肯定刘备一方面，否定曹操一方面，是最清楚不过的了。

群众为什么肯定刘备一方面、否定曹操一方面呢？换句话说，群众的这种评价有没有历史科学上的价值呢？照理说，是应该有的；社会科学家评价历史人物，也不能不参考、分析人民群众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看法。但这牵涉着广泛、复杂的问题，还有待于学术上的深刻研究和全面讨论。假如先专就小说所反映的内容而看，假如我们承认人民群众确有自己的看法，承认他们千百年来早已肯定刘备、否定曹操的话，那么，《三国演义》小说就恰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这一看法。晋人陆机说：“曹氏虽功济诸华，虐亦深矣！其民怨矣！”刘备则自己曾说：“今指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两人的对立和对比，是有由来的。小说四十一回写到刘备被曹操逼得弃樊城而走，新野、樊城、襄阳的十几万百姓，誓死拋家相随，一路上刘备的军士和他们相依为命，如同家人；到实不能相顾而分离的时候，民众哭声震动。这种动人的场面，绝非偶然，诚如晋历史家习凿齿所说：“其所以结物情者，岂徒投醪抚寒、含蓼问疾而已哉！”这在曹操方面——为给父亲曹嵩个人报仇就“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把攻取的地方“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是万万不能想象的。罗贯中在这里曾特别称道此是刘玄德“第一件好处”（弘治本）。又如诸葛亮号称“治国以礼，民无怨声；刑罚不滥，没（殁）有馀泣”。死后“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唐末，孙樵记下一段话：“武侯死五百载，迄今梁、汉之民，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其爱于民如此而久也！”金朝赵秉文在题涿郡先主庙时也说：“一时风云会（指刘备、诸葛的会合），千古事藻；野农复何知，尚说官家好。”可见到唐、宋时期他们在南北人民之间的遗爱确实尚在。至于曹操死后，除了“七十二疑冢”和“分香卖履”等话柄常被提到外，似乎找不到什么“遗爱”，相反地，在宋、元诗人的笔下，却久已变成“阿瞒”甚至“强虏”、“猾贼”、“老奸”了。以上都说明爱刘憎曹这一思想基础是如何深厚、来源是如何古老。在小说方面，宋朝的“三分”话本虽然看不到，但听众的态度分明，已见上文；元刊本《平话》，实际从桃园结义写起，到孔明一死就止，等于很明白地说：我们属意只在蜀汉一家。后来说唱《三国》的也无不提到曹操的得“天时”、孙权的得“地利”，而刘备一无所有，只占“人和”。“人和”是什么呢？显然就是和人民较好的关系。一部《三国演义》，写了无数战争故事，而读者却可以感觉到一个贯穿在整个小说深处的基本思想，就是，人民希望在刘备、诸葛亮政权之下统一全国，使广大人民获得较好的生活，因而对于他们的成败，是抱着无限关切和惋惜的感情的。人民有自己的看法，人民一向是肯定刘备、否定曹操，希望刘备、诸葛亮成功的。《三国演义》则集中地具体地反映了人民的这一看法、这一愿望。这正是《三国演义》的人民性所在。

其次，我们祖先的英勇智慧、正义气节，是人民一向引为骄傲而乐于称道的。祖国历史上虽然历代都有不少杰出的人物，而三国时期更特别以人才辈出而称著。北宋时候，有人形成一种看法：说是西汉的人物多有“智谋”而无“风节”，东汉的人物多有“风节”而无“智谋”；只有三国时期的人物，才是既有“智谋”又有“风节”的。这个说法反映了人们对“智谋”和“风节”兼备的要求。才干再好，如果品节有亏，也只有被轻视或唾弃。《三国演义》用力刻画了诸葛、关、张等人的明智、英武，但更加倍地刻画了他们的忠贞、义气。弘治本的序说：“其最尚者：孔明之忠，昭如日星，古今仰之；而关、张之义，尤宜尚也。”也就是这种意思。同时这也说明：吴、魏两方面的人物，在小说家的笔下，显然远不如蜀汉人物的光芒万丈，可是凡有气谊品节的，依然给以相当的赞扬，并无例外。至于像吕布那样的人，尽管“三英战吕布”才能取胜，其勇武何尝下于一个关云长或张翼德，然而他究竟不为人民所取，正是他毫无品节可言的缘故。三国戏文故事又标榜“汉节”，实际都是当时民族气节、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特别在像南宋、晚明那样的时期，专制统治者昏聩已极，彻底违反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宠信奸佞，摒斥贤能，投降外族，招致亡国，给人民造成无上的灾难；当时，在外既少有像关、张那样的英武刚毅的大将，在内更难得像孔明那样的聪明正直的贤相；一二出色的人才，不是朝予夕夺，就是被谗枉死：这和刘备、孔明那样“一体君臣”始终不渝、死而后已地共同奋斗反抗敌人的精神，成为一个极端的对比。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谒汉昭烈惠陵及诸葛公祠宇”的诗里写出“论高常近迂，才大本难用；九原不可作，再拜临风恸”的句子。可以说，诗人的叹慨和悲愤也就是当时全体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的叹慨和悲愤。世界古典文学名著往往是作者为某些有关自己的国家、人民和生活本身的重大问题所激动而写出的。《三国演义》对历史上的诸葛、刘备、关、张诸人的备加赞扬，同时就是对当时现实政治的严厉批评。这部小说的人民性之所以特别深厚，也在于这一点上。

封建时代，统治者为了巩固地位，“愚民”是最主要的一种恶毒政策，表现为种种不同的积极、消极的方式。总之是不让广大人民获得任何正确知识。人民在重压喘息下，被统治阶级蔑视为生来就是“愚昧”的奴隶。然而人民是有求知愿望的，他们要明辨是非，关心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是特别热爱自己的历史的，想要知道祖国的悠远的经历的。怎样去知道呢？读“十七史”、“廿一史”吗？万不可能——即使可能，那些“官书”、“正史”也不是写给他们看的。在这里，像罗贯中这样属于人民自己的文学家，把整部的史书变为通俗小说，这一工作的意义为如何伟大，是不难看出的。《三国志通俗演义》出现以后，模仿它的历史小说风起云涌，到后来竟有了全二十四史的通俗演义；民间曲艺中，《三国》节目最多，以京剧为例，《三国》戏竟达数十出之多，假如在历史剧中以时代和专题为分类，那么没有比《三国》戏更多的了。从此，人民才较多地知道了祖国历史的梗概。这便丰富了人民的知识，结集并提高了人民的智慧，也激励培养了人民的良好品德。《三国演义》批评历史人物的力量是无比的，正如《小说小话》所说：“有什伯千万于《春秋》之所谓‘华衮’、‘斧钺’者。”普通人民的异姓结拜，和具有革命性质的秘密组织，无不引“桃园结义”作为典范。明、清两代的农民起义战争中，据说革命阵营都曾以《三国演义》的战案作为范例来学习、运用。到这里，愚民政策已经冲破，封建统治开始动摇。“通俗演义”的伟大意义，就在于“普及”上。这是《三国》的极深厚极广泛的社会影响所以发生，同时也是《三国》的极深厚极广泛的人民性又一所在。弘治本的序在说明“正史”“不通乎众人”以后，总论《三国》:“文不甚深，言不甚俗，事纪其实，亦庶几乎史。盖欲读诵者人人得而知之，若《诗》所谓‘里巷歌谣’之义也。”已经是接触到这一重要意义了。

当然，在封建专制时代，特别是清朝，统治者的阴谋无孔不入，他们为了达到统治人民的目的，并不是没有过利用《三国》的一个方面。其所以想到利用它并且有可能利用它，也正因为《三国》本身是具备着极深厚广泛的人民基础的。

“通俗演义”本是针对“正史”而命名的；弘治本题作“晋平阳侯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鲁迅先生也说：“凡首尾九十七年事实，皆排比陈寿《三国志》及裴松之注，间亦仍采平话，又加推演而作之。”可见罗贯中的《三国》小说一方面相当大量地依据了史书，另一方面在采平话和加推演两点上，渗入了群众和自己的艺术创造。这就发生了所谓“七实三虚”的问题。清代章学诚说《三国》小说：“七分实事，三分虚构，以致观者往往为所惑乱。”是这类意见的代表。“三虚”指什么呢？由章氏和其他人所举的例子，如玉泉显圣、秉烛达旦、桃园结义、华容挡曹、祭泸水以面为人首、庞士元死在“落凤坡”、“既生瑜，何生亮”等等，以为这些都不见于正史，所以是“无稽”的，我们就可以知道，由此引申，凡是人物方面的性格刻画艺术概括、情节方面的丰富和真实，自然不能都一一“见于正史”，因而便都是“虚构”了。但这也正是文学作品所以不同于历史纪录的分野。我国古代不止一个卓越的历史家曾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加入了艺术概括的成分，世界文献中也不止一部纪录兼具历史意义和文学意义。但其目的究竟不在创造形象，只在纪载史迹。《三国演义》小说则创造了大批人物形象，历史人物的言语行动、思想性格，便都生动而有力地表现于纸上，活在读者的心中。我们所熟悉的关羽、张飞、周瑜、黄盖等等，都不是历史人物的“还原”，而是被十分丰富了的典型概括。曹操处处表现着“宁使我负天下人，休使天下人负我”的性格；刘备则处处表现着“宁死，不为负义之事”的作风：在文学的倾向下构成了最鲜明的对照。“曹操”这个名字，在社会上几乎成为一切奸邪、诈伪、阴险、残暴者的绰号，一切坏人恶德的标识，就说明《三国》作者在人物的典型性方面的成就。这在历史书里是不可能达到的，也正因为不是字字句句都“见于正史”的。在情节的细致与丰富方面，以刘备到隆中求访诸葛亮为例，史书里只有“凡三往乃见”五个大字。可是到小说里面，“三顾草庐”是长达五六千字的精彩文字：在层层曲折、变化、富于戏剧性的情节中间，处处写到刘备的真诚、渴慕，张飞的不伏气、莽撞，关羽的稳重、服从。读者也如身临其境地看到了隆中的景物、隐士们的生活面貌。而这一切，都不是为故事而编故事：一切为了人物性格。假如和史书来比较，这一切自然都是“不见于正史”，也就又是“虚构”了。“虚构”在这样的意义上讲，便是艺术的概括。《三国演义》之所以为广大人民所喜爱，正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七分实事”而已。

明代高儒的《百川书志》给《三国志演义》下过一段评语：

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表达群众的爱憎、愿望）；非俗非虚，易观易入；非史氏苍古之文，去瞽传诙谐之气；陈叙百年，该括万事。

这是相当公平而且中肯、周到的评价。在“百年”之久、“万事”之繁的素材里，如何简择，如何扬弃，如何写来井井有条，既不平衍，又不芜杂，绝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更不因为“有所本”就成为简单容易，正好相反，这正是罗贯中了不起的一个方面。许多伟大、繁复的场面，他都处理得十分得体、妥帖，写得十分生动、精彩。罗贯中在继承、运用素材原文的文字上，也是值得注意的：我们读《三国》，和其他古典小说比起来，可能感觉文言气息浓重，和口语距离稍远，但假如和史书对照一下，就发现小说本于史书的地方，都经过一番通俗化的变动，很少生吞活剥的情形。这些叙事、对话的文字，经过罗贯中（和毛氏父子）的消化、镕铸，构成一个整体，成为一个明白、纯净、洗炼的完整风格。至于全部《三国演义》不过六七十万字，却写了“百年”之间的“万事”，写了无数人的思想、行动，这样一个比例，在世界文学作品中也是不多见的——这正是我国古典文学中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优越传统。

《三国演义》并不是没有缺点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弘治本序也有“其间亦未免一二过与不及，俯而就之，欲观者有所进益焉”的话。我们也看得到，《三国》里面有些迷信的成分，如一开卷就先述种种妖异灾祥；以后某人出师不利，每先风折帅旗，某人将死，多有预感恶兆；以及作法、祭星之类。我们自然不应该去相信这些——虽然阴阳五行、方术符谶等说法，汉代最为流行，古人确实如此相信、如此传说，无论从历史时代本身还是从作者的时代来看，都并非脱离历史的。此外，《三国演义》的作者不同情于起义的黄巾，把他们贬为“盗贼”。这是作者不能认识那一伟大农民革命的实质，主要是借它为小说中引出刘、关、张等人的引线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如此，罗贯中也还是至多把黄巾“馀党”写为“劫掠良民”而已；在小说家的笔下，把几千口正看社戏的百姓围住，杀掉男子，劫走妇女，装载财物，悬挂人头于车下，口称杀“贼”得胜而回的，却不是“反贼”黄巾，而是“王臣”董卓。在这一点上，罗贯中尽管把黄巾称作“盗贼”，却更着重描写了统治阶级的凶残，反映了历史的真实；对革命的农民并没有什么更多的诽谤。

这类缺点，究竟是次要的、数量不大的。从全部来看，并没有因此破坏或损害主题思想。所以，《三国演义》始终不愧是所有历史小说里的最杰出的一部著作。

此次排印，以几个较好的毛本为根据、弘治罗本作参考，在文字、专名、引录诗文等方面都作了比较细致的校订。一般说来，文字只以毛本为据，除非极个别的地方为毛本改坏了改错了的，酌量采用弘治本更动一下，此外并不处处依从弘治本原文。例如诛董卓时，因董卓衣袍内穿着铠甲，刺不透，史书本作“卓衷甲不入”，弘治本作“里甲不入”（并有小注），而一般毛本作“裹甲不入”。这里“衷”、“里”、“裹”三个字在形、义上辗转变改的关系，是很微妙的。但“裹甲”既然自成文义，又比较好懂，所以虽然明以“里甲”为近是，“裹”字可能是以意妄改或转刻讹误，我们也就不再依弘治本改回。吕布派许汜等去见袁术，时术已称帝号，所以弘治罗贯中本许汜等称术为“明上”，这是根据《三国志·张邈传》裴注引《英雄记》，本是正确的。可是普通毛本却仍如称一般臣僚似地作“明公”，显然于情理不合，所以从弘治本，仍作“明上”。其馀的例子很多，性质复杂，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为了帮助读者的理解，我们作了一些简要的注释。所注释的，主要是一些有关的历史故实，以及比较难懂的文言词句。至于官名、地名、典章制度之类，注起来非常繁琐，对于一般读者来说，也没有多大必要；还有些典故，看了上下文自可了解：这些一概不注。引录的诗文当中的典故和词句，除了和正文有密切关系的，一般的也都不注。注文力求简单扼要，避免专门性质的考证。

此外，还附印了一幅三国地图，帮助读者对小说中人物活动的空间范围获得一个概念。不过，三国的疆域本就错综复杂，州郡的侨置分合也变动频繁；本书又是一部通俗历史小说，并不是严格的历史纪载，其中地名错乱、虚拟、方向位置与实际不符的情形，也是偶尔有的：所以这个地图不可能十分详尽精确，只是画出一个大概的形势而已。

本书所附插图二十二幅，是从清雍正致远堂刻本《三国志》、光绪桐阴馆刻《三国画像》、同文本《三国演义》等书中选出的，和其他整理工作一样，一定还不够完善，有待逐步补充改进。

周汝昌

一九五五年六月于北京

（罗贯中著，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