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张兄文瑞将他多年在《文史知识》杂志连载的系列文章结集成书，因为这组文章以旧京的伶人生活和艺术为主题，就嘱我在前面写几句话。我最近长期奔波于各地，行旅匆匆，不得不断断续续地间歇阅读。所幸书中的文章，原本就是分期发表的，于是，我就好像跟着杂志出版的脚步，一篇又一篇地读下来，不知不觉中，就积累了一些感想与心得，写在这里，不知道是否切合张兄和读者们的心意。
北京在中华文明史上有两项最重要的贡献，一是故宫，一是京剧，它们分别是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和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最典型的代表。故宫的贡献既表现在建筑，更表现在其中的收藏；京剧主要不是剧本，而是舞台上的演出，包括那些最重要的剧目，还有它的音乐，以及表演手段。
京剧初称皮黄，它起源并成熟于北京，但北京之于京剧，只是个熔炉。京剧的音乐、剧目和表演，都各有其渊源，但是最终融汇成京剧的各种元素。其实我们对京剧从萌芽到成熟的过程所知甚少，它的剧目多从其他声腔借用并加以改造，但是其源流还没有人加以认真梳理；它的音乐俗称西皮、二黄，同样很难说清它们的含义和传播脉络，更不知道何以这些明明从徽戏、汉调等衍生的腔调，在京城就发生了如此明显的变化；至于表演，一般而言，昆曲的规范与高腔的影响总是无法避免的，不过它又与昆曲和高腔风格样貌迥异。我们只知道这项宏伟的事业，由一大批南方流寓北京的艺人在不经意间就完成了。这些艺人，就是本书所写的旧京的“伶界”中人，京剧完全是由这些为谋生而移居京城的伶人们创造并完善的。京剧诞生在北京，宫廷与贵族们的爱好固然是促使它繁盛的重要因素，然而帝王将相和八旗子弟们只是看客，并没有在艺术上对京剧有过多少贡献，改过皮黄本的慈禧太后，会打鼓的光绪皇帝，最多只不过是京剧爱好者而已；待到京剧渐渐在演出市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有文人愿意为之撰写剧本，但很少被伶人们接受；京城的宫廷和王府，收藏有大量的戏曲剧本，但伶人们多半看不上眼，偶有借用，也总是要经过自己的加工与消化。所以，说京剧“完全”是由伶界中人创造并推向成熟的，决无疑义。
这是一个文化艺术的奇迹。这奇迹之奇，首先是由于伶界是社会最底层的一个群体，这是一群走江湖的人，他们的生活圈子，就是江湖，其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受过起码的教育，而且，也看不出这个群体有多么宏大的艺术理想或文化追求。京剧诞生的年代，在欧洲早就“主义”风行，新的艺术流派纷纷出现，然而在遥远的东方，一群对新潮艺术理论没有任何兴趣的艺人，为我们奉献了京剧这样一门独特而优美的艺术，实属难能可贵。说到奇迹之奇，还不能不提到它的发展之快速。京剧诞生至今，不足两百年，要论其崛起的过程，更短到只有几十年。它从初生到全盛只经历了大约半个世纪，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迅速传遍中国东南西北的各省区。一时间，北到海参崴，南到海南岛，到处都有京剧的演出，甚至形成了京剧爱好者的组织——票房。中国戏剧历史悠久，各剧种此起彼伏，却不曾有过一种声腔像京剧这样用很短的时间就征服了全国。更何况京剧一旦形成，不仅赢得了最广大的演出市场，俘获了最具文化消费能力的观众群，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它很快成为中国艺术的象征，甚至成为中国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符号。
然而创造并完善了京剧这门伟大艺术的这个伶人群体，向来鲜为人们所知。我经常感慨于我们历史记忆的淡漠，离我们还不到百年，那些描写晚清和民国初年伶界生活的文学与影视作品，最令人沮丧之处，就是作者对那个时代的强烈且无法遮掩的隔膜感；某些纪录片涉及清末民初旧京伶人生活与艺术时，舛误甚多。显而易见，今人对百年前的社会，尤其是对伶人的生活方式与状态已经如此之陌生，更无从认识和理解京剧之诞生发展的秘密。伶界中人是一个独立的群体，他们与主流社会的关系，始终若即若离，所以多少有些神秘，然而毕竟他们生活的年代，公共资讯已经相当发达，如果用心读书，有爬梳资料的兴趣和能力，部分还原他们的生活与艺术，并非没有可能。
《旧京伶界漫谈》就是这样一本书，作者通过大量切实可信的资料，辅之以流畅的笔触，帮我们补上了旧京伶人的生活与艺术这有趣的一课。这无疑是本书最直接的价值所在。而在我看来，本书还有深一层内涵，更值得细加琢磨。尤其是书中记录京城伶人生活习俗和艺术规范，时有敏锐感悟，足见作者人生观和文化观之通达。江湖与主流社会虽有区隔，又有如主流社会的镜像，无论是伶人生活，还是京剧艺术，都有其一定之规。掌握和理解伶人生活与艺术习性，才能真正了解这个群体与这个时代，而更深一层，还有他们对规矩的运用与变通。作者写道：“京剧说有法也无法。所谓无法，是不完全拘泥于成规，既合绳尺而又有权变。再往深里说，不拘泥与权变，本身就是京剧艺术的特点，按说也算一种规矩。行当之分也如是，既有规矩又有灵活变化。外行虽觉得有些难以厘清，但百年多梨园从没乱成一锅粥。每位伶人不一定能说清子丑寅卯，却谁也不会犯错。这些尺度码子都是一代一代伶人辈辈相传，存于脑海、铭于心中的事情。终归唱戏是表演创作，不是造模子刻戳子始终都一个样。若如此，京剧反倒减色无光了。”
陈寅恪说我们对历史应有“了解之同情”，张兄文瑞写旧京伶人，就是这种“了解之同情”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