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已矣 记忆留痕——重读戴幼和家祥先生尺牍后

雪克

无论因公或私觌，不分场所，只要向先生提到四大导师名讳，先生总是马上起立致敬；居家、住院，病卧在床，也要抬头示敬；易箦之际，曾陪同外地受业弟子探望，偶及清华先师，先生紧闭的双眼流出了泪水，此情此境，在场者谁不凄凄伤神。

偶检旧时信函，张舜徽、程千帆、周祖谟、吕贞白、王绍曾等已故诸老的来札，又现眼前。其中，戴幼和家祥先生的尺牍七封，封封是一段往事，件件是长者的心愿，事事遵嘱都尽力去办了。办成的，令人欣慰，有的还不失为文坛添了一段佳话；办不成的，让长者失望，窃亦惭愧难安。说来话长，回过头来，就从我与戴公的结缘开始吧。

1983年杭州大学古籍研究所建立时，定下了本所的第一个科研项目“孙诒让遗书整理与研究”。窃以为，这是很自然的。孙家玉海楼藏书，特别是籀庼公之稿本、批校、题识本，不下百余种，解放前已入藏浙大，解放后在院系调整时转入杭州大学，并已有专刊《孙诒让研究》印行，辑校专著也即将面世，自有全面落实这个项目的优势。

为此，首任所长姜公亮夫师嘱我草拟了整理与研究规划，并派我于当年9月9日向华东师大戴幼和家祥教授求教，听取意见。先生，一代古文字学硕老，与姜公同出清华研究院四大导师门下。初次登门，未免忐忑。相见之下，亲切如故，大家风范，平易近人，毫无架子。我很快就打消顾虑，放松了下来。先生与孙家同乡，又沾亲带故，对籀庼公经子训诂考据、甲金文字之学，了如指掌，娓娓道来，真知灼见，如数家珍。心系籀公遗书，尤重未刊稿本、批校题识，说到孙氏生前未能刊印的《述林》时，强调整理斯著，当从静安先师所言，以经、子、文字考释论学之作为本，他类文字二十多篇，可删削另编。顺着长者思路，谈到姜师欲烦先生理董《名原》事，公叹曰：“早年初校补字四百有余本，已寄朱耘僧芳圃兄请益，久借未还，业已湮坠。另一初校补字底本，是1927年寅恪师所命校录者，今亦存佚不明。窃已年迈，另起炉灶，纠误补阙，实在是难为其役的了。”无奈之际，先生忽然想到了什么，随手从书架上取出蒋秉南天枢先生撰著之《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从中找到了答案，有了新的希望。时已近十二点，一再留饭，力辞不果，师母下厨，端上汤面，同桌共享。放下饭碗，匆匆带上戴公手书便笺，离开师大一村，乘公交由西向北，绕了大半个上海，赶到复旦大学秉南先生寓所，受到蒋公的亲切接待。先生与姜、戴二公亦师出同门，毫不见外，禀明原委后，蒋公马上四处寻觅，终于在仅容一床的阁楼床底下觅得此本。不敢拖延，只能立即匆匆赶回师大，天已黑了下来。亲手交给戴老，老人面如春风，连声“辛苦”。终日奔波，乏累不堪，回到旅舍，倒头就睡。翌日休闲，四马路上寻旧书，在古旧书店淘得两册。回去后，向亮师交差，所座满意。

半年过后，公据补字本复相勘核，重加校点，详撰《书后》，就交出了校定稿，终于在1986年由齐鲁书社影印出书，姜亮公所座为书题签。时戴公年届八秩，蒋长于戴，已八十有三。而今戴西归已近二十年，享年九十有二；蒋驾鹤业已近三十年，享年八十有五。面对秉南公传世之作《论学杂著》，与幼和戴公齐鲁本《名原》、学林本巨编《金文大字典》，如梦前尘，已恍如隔世矣。

就这样，与戴公一老一少（我那时已当了二十年讲师，刚评上副教授，也五十多岁了）结了缘，过后虽未能亲聆雅教，再获发振之益，却书信来往，多年未断，情意殷殷，难以忘怀，也成了沪杭两地同门师兄弟之间的通讯联络员。

先生来函，仅书日月，均无纪年。除个别可考者外，多已无从考察。概而言之，约自1984年起至90年代初这七八年间。以下分类举例略述之：

办成的。

某年6月5日来函，先生言及北京文物局同意为先师静安先生坟墓立碑，碑文由戴公撰作，想推荐书法名家沙孟海先生写字，嘱我就近代为联系落实。沙公为当代书坛泰斗，是当时西泠印社社长，社会名流，笔润已按字论值，整篇文字，价自不菲。一无经费，私人实难承担。虽有戴公信函，不知二公私交，商洽能否如愿，难以自必，未免心存疑虑。那时，自己正因病住在浙江医院，行动不便，因嘱一位研究生代我趋府拜谒。回告是：沙公一口应允，谓“蒙戴兄看重，能为静安先生碑文握管是我的光荣，说什么笔润”。想不到，就这么顺利办成了。闻之甚幸，甚慰。函禀沪上长者，自然不在话下。

没办成的。

某年1月10日公来函，要我寻找原瑞安孙家所藏两件器物，是否现存杭大。略谓，“1956年任心叔兄对我说起这两件青铜器，孟晋（籀庼公哲嗣）表叔捐赠浙江大学”。并告：如在杭大，则设法拍摄一张黑白或彩照寄沪，以应公近日所撰《瑞安孙氏两青铜器考释》，附此照交温州师院学报发表之需。窃素知中文系与学校均无器物存藏，唯历史系有文物室，藏国家一级文物数件，还有玉器、钱币、青铜、瓷器以及甲骨片等。心存希望，跑去一看，此青铜并非孙家之器；不死心，又去附近玉泉老浙大，以探究竟。从系到校，老友该校中文系主任热心全程陪同，多处查找，仍一无所获。时心叔先生与孟晋丈均已先后谢世，无人可问，徒唤奈何。这两件器物到底流落到哪里去了呢？至今仍是个谜。

又据考，1995年6月23日来函：嘱我向杭大图书馆商借孙公《籀庼述林》手稿本，或借孟晋公笺校本作一校阅，限期一月归还。用不着向姜师告禀，这是不可能的。玉海楼藏书早已入善本特藏，从不出借，只能依规在馆内专室中查览，想目睹斯作，须先生亲身驾临。回函定使长者失望了。

还有不记得有没有办成的。据考有封1986年3月3日来函，让我代查解放前《东南日报》1940或1941年在金华版“周末版”发表的王季思先生《白鹃楼印记》一文，并复印一份寄沪。事关先生所编方介堪《白鹃楼印蜕》将由学林出版社印行事，不敢怠慢，放下手头事务，肯定查了。结果如何，怎样回禀，业已毫无印象。其实该著学林并未刊行，而由上海书店出版。其间详情无从知悉，姑将先生原札附上，向读者同道作个交代吧。

质木无文，终勉成篇。意犹未尽，容再赘言：姜、戴、蒋三位先哲已逝，渐行渐远，治学硕果，泽溉后学者，实不可以道里计。说到三位的尊师重道，可称早已与身心融为一体，终身不泯。沪上二公，对业师的毕恭毕敬，久已昭明于学界，窃亦深有所感。

在亮师身边数十年，言传身教，振聋发聩，每取以自励。就尊师而言，窃入古籍所后，与先生接触日多。无论因公或私觌，不分场所，只要向先生提到四大导师名讳，先生总是马上起立致敬；居家、住院，病卧在床，也要抬头示敬；易箦之际，曾陪同外地受业弟子探望，偶及清华先师，先生紧闭的双眼流出了泪水，此情此境，在场者谁不凄凄伤神。

先生还受业于章余杭师之门，语我：曾与同门弟子醵金为先生购买百衲本二十四史以祝大寿，章师告曰：个人读书从不计较版本，二十四史已仔细读过七遍。——见证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令人钦服。

还有一事，姜亮夫先生亲口告诉我的，说他非常敬佩陈建功先生。事情是这样的：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一次校方召开小规模的高层人士参加事关科研问题的研讨会，中文系姜亮公与瞿禅公应邀与会。当时的副校长陈建功教授乃一代数学大师，他在会上侃侃而谈，声称科学研究是理科的事，自己从来不知道文科还有什么科研！夏公一时没回过神，还没发言，姜公却被激恼了，立马顶了回去：你不知道的事情多着呢！当年清华就有研究院，专务研治国学，一流的科研硕果……霎时间，气氛紧张，另一位学校副座怕会议失控，忙打圆场。可陈老并未发火，“噢”的一声后反而平静下来，认真听了下去，随即说道自己孤陋寡闻，谨致歉意，当场和解。亮公也表达了自己语言不敬的失当，尽显两位学人胸怀坦荡，让我终生难忘。

丙申冬至后三日 时年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