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处的组建与构成
事实上也可以说,雍正正是在与兄弟们的这种争夺中,想到设置机构摆脱内阁等既有体制束缚的主意。但要想将相关设想变成现实,则需要等待恰当的时机出现,而准噶尔之乱恰好给了他这个机会。
在雍正皇帝的授权之下,允祥和张廷玉等人一手置办起军机处,开始在临时搭建的小屋子里办公。如前所述,西北鏖兵富有很大的戏剧性,正当清军溃不成军的时候,喀尔喀人的奋力一击,让这场危机得到暂时缓解。在战争中,负责处理军情并遥控指挥的军机处堪称败绩累累,甚至一无是处,但在战争结束之后仍然得以继续保存。乍看起来,颇令人费解,但如果深究起来,则也不难理解。因为就在西北鏖兵期间,雍正发现,自从有了这个军机处之后,他可以更方便地通过允祥、张廷玉等人顺利地把旨意颁行下去,而且成功地避开了诸位亲王的牵制。既然如此,为何不将它带入政治领域,用它来帮助自己施政呢?
显然,只要宫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没有结束,军机处便有继续存在的必要,只是其职能定位需要作出一些调整罢了。从此之后,军机处不再仅仅定位于“军事”,而是更多让位于“政治”。在西北鏖兵期间,军机处是负责军事情报的传输机构和决策机构,在战事结束之后,它转而更多地关注政情和社情。
雍正用兵,无足称道,与他父亲康熙相比,实在差距甚远。但就强调军情保密和快速传递、秘密处置这一点而言,雍正其实也是用心深远之人。军机处后来几经废立,却最终成为影响清朝政坛的一支重要力量,对维护清朝集权统治起到了非凡的影响力,其中有雍正的创举之功。曾经自诩“天下第一闲人”的雍正,通过军机处的设立和运作,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代政治强人。通过军机处,雍正更可以找到每事都亲力亲为的感觉,从而将帝国的掌控权牢牢地把握在自己手中。
虽说军机处是专为西北战争而设,而且起初似乎特为军需一事,渐渐地才扩展为军情传递和处理,但其中玄机起初并没有多少人知晓。举凡机密事宜,均由雍正吩咐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秘密办理。这种秘而不宣的策略,隐秘性极高,完全绕过了当时的王公大臣。这期间,军机大臣,包括整个军机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贴身秘书”。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辅助皇帝批复奏折,草拟诏旨。
军机处的特点首先是临时性,或者也可以说是随机性。在雍正的设计中,军机处根本算不上是一级正式机构,编制无定、人员无定,都是雍正皇帝根据需要随时调来。被选入军机处的官员,也都属于兼职。成为军机大臣之后,一切依照他们原有的品级和地位,排定先后次序,品级高、资历深者则为“首席”、“首揆”或“首枢”,但军机大臣之间则互不统属,也就是说,互相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只需各自直接对皇帝负责。而且,军机大臣和军机章京虽说身处权力的核心地带,却没有任何的决策权。一切只能听命于皇帝,只要认真完成皇帝交办的各项事务即可。
首批军机大臣只有怡亲王允祥和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三人。即便是加上军机章京,也不超过10人。在首批军机大臣中,允祥和蒋廷锡都天不假年,[6]因此,一段时间之内,张廷玉完全成为雍正皇帝的随身“秘书”。据史书记载,凡有紧急事务,雍正则命廷玉立刻入宫,自己口授大意,张廷玉则于御前伏地书写,或是隔着门帘在案几书写,文稿书写完毕即呈雍正御览,随后立即颁行。如果事情既急又频,张廷玉甚至被每日召见不下十数次。
军机大臣因为与皇帝最为接近,地位之崇高为人所共知,但成为军机大臣之后,他们却没有了六部官员那样的实权。前面说过,军机大臣实际就是充当了皇帝的侍从和秘书。从日常职责来看,完全也是类似秘书职守。军机大臣的日常工作,概括起来就是上传下达。受到皇帝召见时,需要将“未奉御批”的各处奏折恭敬地进呈,等候皇帝钦批。“承旨”完毕,即可退出。遇有皇帝“明旨”,则由军机大臣拟写完毕,下发到内阁执行。至于不宜公开的“密谕”,则经由军机大臣“封交”,视缓急情况,经由“马上飞递”传送各地。
军机大臣之外,也设军机章京,由皇帝挑选满汉官员充任,主要负责缮写谕旨、记载档案、查改奏议等,同样是文墨秘书性质。满人负责抄写满文,汉人负责抄写汉字,分工明确。
军机处还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非常强调秘密性。这个特点,其实从军机处成立之初就已形成。因为它特为处理军机而设。所谓军机,就是需要格外强调保密。西北战事结束之后,军机处仍然不从属任何衙署,其工作职权和范围也完全超出其他部门。雍正要求,军机处办理事务,“不必露行迹,稍有不密,更不若明而行之”。在军机大臣的主导之下,上传奏折和处理朝政,都可以完全避开内阁等各级衙门,只对皇帝一人负责,只和皇帝保持单线的直接联系,因此它格外需要做好保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