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帝国的信息网—密折
密折,也称奏折、折子、奏书、奏疏等,是清代专门用来向皇帝陈情言事的一种文书。说起来,清朝以前各朝也有奏疏等公文,多少可算作密折的前身,但没有任何朝代曾经像清朝这样高度重视密折。清朝,尤其是康雍乾时期,围绕密折逐渐形成了一套完整而又严密的规章制度,并将密折与政治生活和政权安危紧密地联系到了一起。雍正设立军机处之后,是密折发展历史上一个标志性事件。密折制度对于朝政的影响,自此被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使之一举成为清朝皇权政治的重要标志之一。
据说清代自顺治朝已有奏折开始使用,[3]从康熙朝开始,奏折更加受到重视。奏折之所以称为密折,也与康熙密不可分。康熙执政前期,奏折开始投入使用,但在相关奏折的办理、传递及保管等各方面,都没有步入正轨。也正是在这种试用和摸索过程中,康熙逐渐认识到奏折在了解政情、军情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作用。于是开始对奏折有所关注,并在传递和保管等方面做出规定。书写和呈递奏折也需要限定身份,奏折逐渐变成高级官员才可染指的带有一定秘密性质的文书。
有学者曾对康熙朝进折人员的身份进行过分类研究,并按身份和所属机构分为五类:其一是宗室姻亲、汉族异姓王公及内务府等皇室服务系统;其二是中央官员系统;其三是地方官员系统;其四是内外蒙古各部王公及青藏、准噶尔蒙古外藩系统;其五是难以归入上述各类的其他人员。[4]从上述情况来看,奏折并非普通人所能使用,而是需要具有相当社会地位才行。就康熙一朝的情形来看,言事陈情之官虽有渐渐扩展之势,但范围终究非常有限。起初只是若干亲信人员,后来则发展为各旗的亲信,渐渐地才扩展到一些重要官员,但人员总数仍然不过200左右。
至于阅览奏折,更是有着严格的权限规定。康熙绝大多数时候都是自己亲自批阅奏折,只会在偶尔情况之下,才会将某些相关奏折交由内阁大学士批答。而且这种情形没有维持多久,内阁批阅奏折的权力很快就被剥夺。
康熙四十六年(1707)四月,甘肃巡抚齐世武奏报甘肃雨雪灾害情况。其时康熙正在南巡途中,密折被递交内阁处理。等康熙回京之后,发现本被密封的奏折已经拆阅,便严厉地责备齐世武“糊涂”。康熙对齐世武说:“朕不在之时,奏折应该送给掌事阿哥阅示才对!”
康熙不在京城,“掌事阿哥”可以代行批阅奏折,这掌事阿哥自然是康熙非常信任之人,正如同当初胤礽代理国事时所扮演的角色。从这起事件中我们至少可以看出两点:其一,其时内阁已经没有了阅览奏折的权力,可知内阁完全不被信任;其二,所谓奏折,其时已经发展成为密折,更加强调保密性。故此,康熙不在之时,只有他所指定之人才可以阅览。
康熙废立太子期间,流言很多,而且局势一度难以控制。康熙为了及时掌握情况,下令朝臣可以在请安折中随时报告所闻所见,但必须“如实密陈”。而且,康熙坚持亲自批阅奏折,不容别人插手。康熙执政的最后几年,一度因为中风而导致右手无法书写,无法正常批阅奏折,但他为了防止上传下达之中出现差失,给结党营私之人以可乘之机,便一直坚持用左手批阅奏折。显然,在康熙眼中,抓住了批阅奏折的权力,就是掌控住了大清帝国。小小的密折,俨然成为皇权和地位的象征,是大清帝国的宝器,不容任何人窥伺。
满人入主中原,除了学习汉文化之外,更是很好地学习了中原王朝的统御之术,尤其学会了让臣下“互相监视,并以密告别人的方式来表示自己的效忠”的方法,“甚至比以前的汉族封建君主还有之而无不及。”[5]清朝设立八旗驻防制度,其目的就是试图建设一个严密的监控网络,尤其是对汉人和重要官吏实施严密监控。当然,地方行政官员也可以对驻军将领的情况进行监视,有紧急情况需要随时上报,同时鼓励职务较低官员对上级官员情况进行监视和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