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要义
上QQ阅读APP看书,第一时间看更新

一、什么是国学

“国学”这个名词古已有之。《周礼》曰:“乐师掌国学之政,以教国子小舞。”(《周礼·春官》)《周礼正义》曰:“国学者,在国城中王宫左之小学也。”[清]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四。可见,历史上的国学最早是教育机构,指国家开办的学校。西周时期,周王设于都城的学校称国学,汉代称太学,晋代称国子学,隋唐至明清时期称国子监,均为当时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以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面对深重的国家和民族危机,无数仁人志士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抗争之中。洋务运动代表人物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后来演变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提法即为国学概念的雏形。1902年,梁启超致函黄遵宪,商讨创办《国学报》,黄遵宪在回信中说:“《国学报》纲目,体大思精,诚非率尔遽能操觚。仆以为当以此作一《国学史》,公谓何如?”陈铮编:《黄遵宪全集》(上册),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433页。这大概是近代最早提出和使用“国学”一词。自此,国学概念不断发生变化,逐渐被人们广泛应用。

近代国学概念经历了不同阶段的沿革,不同阶段对国学的理解差别较大,运用国学概念的目的也有很大差异。晚清民国之交,可以看作是政治国学阶段。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列强虎视眈眈,国势危如累卵,中华传统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日渐衰微。在这种形势下,梁启超、章太炎、邓实等人提出“保存国学”“振兴国学”的口号。邓实说:“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学亡之国,其国必亡,欲谋保国,必先保学”。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7期。许之衡提出:“国魂者,原于国学者也。国学苟灭,国魂奚存?”许之衡:《读〈国粹学报〉感言》,《国粹学报》第1年第6期。这一时期的国学概念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烙上了深刻的爱国主义印迹,与国家兴亡、民族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新文化运动时期,可以看作是文化国学阶段。这一时期,学界不再关注国学的救亡图存,而是从文化的角度批判传统文化,引进西方理念来改造中国文化。这种批判声音在五四运动中达到高潮,“打倒孔家店”成为时尚性的诉求。陈独秀认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陈独秀等主编:《新青年》(第6卷,第1号),中国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8页。鲁迅认为:“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4页。毛子水认为:“我们倘若单讲到学术思想,国故是过去的已死的东西,欧化是正在生长的东西;国故是杂乱无章的零碎智识,欧化是有系统的学术。这两个东西万万没有对等的道理。”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第1卷第5期。当然,也有一些重视中国文化的学者,既强调传统文化的价值,又不拒绝和反对西方文化。

上世纪20、30年代,可以看作是学术国学阶段。这一时期,在胡适等人的积极推动下,融合中西文化、再造文明的“整理国故”运动开始流行,国学逐渐成为一个学术概念。1922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了国学门,东南大学、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等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了国学研究院所。学界开始将国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传统、历史和学术。吴宓认为:“兹所谓国学,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而言。”吴宓:《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清华周刊》第351期。曹聚仁指出:“国学者,以我国固有学术为研究之对象,而以科学方法处理之,使成为一种科学者也。”曹聚仁:《国故学之意义与价值》,转引自马瀛《国学概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随着国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形成了三种主要方法,即以章太炎为代表的清末民初的国学研究,延续清代考据学、训诂学,在观念上导入近代文化意识;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国学研究,强调实证方法和疑古思潮,注重整理古代文化;以王国维、梁启超为代表的国学研究,采取对史料进行对比甄别的释证、补证和参证方法,强调古今中外结合的“古史新证”。这些研究方法,在国学的传承弘扬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学概念提出以来,众多学者纷纷从文化、历史、学术等角度对国学进行定义,其内涵和外延一直没有定论。最早提出国学概念的梁启超,没有直接定义国学,只是指出研究国学的路径,“研究国学有两条应该走的大路:一、文献的学问。应该用客观的科学方法去研究。二、德性的学问。应该用内省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事业。这部分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梁启超:《梁启超论中国文化史》,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17页。。邓实提出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国学概念,“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者也”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第19期。。章太炎著有《国学概论》,提出国学本体的概念,采取“是什么”“非什么”的办法建构国学系统,“国学之本体:一、经史非神话。二、经典诸子非宗教。三、历史非小说传奇”章太炎讲演,曹聚仁整理:《国学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胡适提出“国故学”概念,“‘国学’在我们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国学’。‘国故’这个名词,最为妥当,因为他是一个中立的名词,不含褒贬的意义。‘国故’包含‘国粹’,但他又包含‘国渣’。我们若不了解‘国渣’,如何懂得‘国粹’? ”胡适著,沈卫威选编:《胡适论国学》,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页。顾颉刚认为:“国学就是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顾颉刚:《顾颉刚全集》,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5页。余英时指出:“国学主要指中国传统的一套学术或知识系统,这个学术系统,便是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之学。”余英时:《“国学”的概念与中国人文研究》,《国学学刊》2011年第2期。

为了更好地把握国学定义,有必要厘清几个概念的关系。一是国学与中学。19世纪下半叶,在洋务派那里,中学是相对西学而言的。中学是指“三纲领八条目”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是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从某种意义来说,中学是国学的前身,近代国学的概念由中学演化而来。二是国学与国粹。“国粹”一词最早出现于梁启超的《中国史叙论》,指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1905年,章太炎、邓实在上海创办《国粹学报》,专题刊发国粹研究文章。许守微曾给“国粹”下过一个定义:“国粹者,一国之精神所寄也,其为学,本之历史,因乎政俗,齐乎人心所同,而实为立国之根本源泉也。”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国粹重心在粹,主要是指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国学重心在学,涵盖了全部传统文化,既包括精华部分,又包括落后内容。三是国学与国故。所谓国故,可以理解为中国过去的历史和文化,或中华民族所有过去时代的典故和故事。章太炎在《国故论衡》中对国故作了系统论述,胡适将以国故为研究对象的学问称为国故学,简称为国学。胡适的国故学概念属于学术范围,意指研究国学。顾颉刚认为:“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轫于适之先生的具体的计划。”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国故”一词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现在早已销声匿迹,吴稚晖甚至说:“这国故的臭东西,他本同小老婆、吸鸦片相依为命。”吴稚晖:《吴稚晖学术论著》,上海书店1991年版,第124页。四是国学与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曾经占据统治或统领地位的文化,一般指先秦诸子和儒释道三家。国学与传统文化几乎是同义语,两者都是中国历史上传承下来的文化。相对而言,传统文化侧重于文化,“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国学侧重于学术,是有系统的学问。文化是学术产生的基础,学术又是文化进一步发展传播的基础。

在综合研究国学概念的提出、沿革和定义后,似乎还是马一浮的国学定义通俗易懂、明白晓畅:“国学者,即是六艺之学。”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一册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页。所谓六艺,就是孔门之教,指《诗》《书》《礼》《乐》《易》《春秋》;《乐》已不传,可称之为五艺。换言之,国学就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和学术的统称。以儒学为主体,是因为汉武帝“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儒家历史地占据着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和引领着中华文化的发展,更因为儒学所具有的入世意识、家国意识、道德意识、自律意识和教育意识,对于中国历史和社会意识的构建发挥着主体作用,至今仍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能。国学以学科分,传统分为经、史、子、集四部,现代则分为文学、哲学、史学、宗教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等,儒家思想是其中的主流,影响着各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以思想分,可分为先秦诸子、儒释道三家,儒家思想贯穿并主导着整个中国思想发展的历史。从学习角度来讲,国学主要是指文化,特别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从研究角度来讲,国学主要是指学术,是对传统文化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