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关于《晋书》的研究成果和参阅著作

《晋书》修成后，唐宋时期的《通典》、《通志》、《通考》，以及《资治通鉴》两晋部分的《考异》和胡三省《音注》，对《晋书》的典章制度和史实内容，有所补缺正误。但真正在《晋书》的文字校勘、编纂内容和典章制度研究方面取得重大成就者，当推清代、民国、新中国三个时期。清代学者有近二十人对《晋书》作了校勘、补正、考异、商榷等工作，其中成绩显著者，有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劄记》、卢文弨《群书拾补》、张熷《读史举正》、周家禄《晋书校勘记》、丁国钧《晋书校文》、劳格《晋书校勘记》、李慈铭《晋书札记》等。如果仅从校勘角度讲，以周、丁、劳三人成就最为突出。如就《晋书》校勘和全面研究而论，则钱、王、赵三人用功最勤。钱氏乃经史、音韵、训诂、典制、地理、金石之通才，其《晋书考异》共计约三百七十五条，而用力最多的是对《晋书》各志的正误补遗，其条数占总条数的百分之四十六。王氏博学有重名，其《晋书商榷》共约三百零九条，多有发微正谬。赵氏为史学名家，其对《晋书》的多处评论极具卓见。他们三人在校勘的基础上更进一层，对《晋书》所记年、月、日、地名、人名错误、掌故释疑、记事颠倒遗漏、礼、乐、天文、历律、郡县沿革、侨州郡县迁徙的考辨诠释，无不涉及，内容较为丰富。清末以来学人对《晋书》的评论，不少来自钱、王、赵之说。

我国古典史学，立志以记朝章国典。《晋书》虽有十志，但如《地理志》等存在问题较多，又无艺文志，因而清代学者首先重视对《晋书》的地理、艺文两志的校正和补缺。《二十五史补编》所收《晋书》校补志十一种中，清人便有九种，均属地理、艺文两类，可称开创之作，内容丰富，价值颇高。年表对于史著，提要省繁，年月史实相系，聚类汇总而便于寻检。清人万斯同等为《晋书》补《诸王世系表》、《将相大臣年表》等共十八种。这些年表对西晋诸王或两晋百官初步理出头绪，或关西晋乱起之由，或涉两晋、十六国职官制度，稽检方便，殊为重要。总之，清代是对《晋书》全面进行校勘、编纂研究以及补志补表的开创时期，为后代学者进一步研究《晋书》打下了基础。

民国时期用力于《晋书》者颇不乏人。其成绩斐然者，首推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斠注》。该书分列“溯源”、“捃逸”、“辨例”、“正误”、“削繁”、“考异”、“表微”、“补缺”、“广征”、“存疑”十例。其内容旁搜博考，异者辨之，同者证之，谬者纠之，遗者补之，书法体例，声韵训诂，无不囊括。其资料搜求甚广，凡经史子集、释道诸部、敦煌遗书、流沙坠简、外国史乘、类书、地理、方志、金石、考古等，悉心网罗，务求穷尽。据初步统计，凡引书三百二十余部。（参考刘节《中国史学史稿》。台湾学者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所列《晋书斠注》引书凡三百一十余种）吴氏力求吸取前人所有校勘注释成果，实为对他以前《晋书》校勘注释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校勘记》中，征引前贤校注最多者，即为《晋书斠注》，总共约二百余条，可见其对《晋书》研究之重要性。然而《晋书斠注》同任何鸿篇巨著一样，受个人和时代条件限制，如果详为审察，其内容既有可斟酌之点，亦有失误之处。不过，吴氏对《晋书》研究所作阶段性总结，其功绩是不可否认的。

民国时期，继清人为《晋书》作志者共有五家，全为补经籍艺文之类。其中最佳者要算黄逢之所作《补晋书艺文志》，深思博涉，用力最多。此补志同清人丁国钧《补晋书艺文志》互有详略补充，堪称补两晋艺文志之代表作。杨守敬以《晋书·地理志》问题较多，虽有清人补正，犹未尽善，故取材而绘为图。其所绘有西晋、东晋、十六国等共十八幅地理和疆域图。据称，此乃证前人补《晋书》地理志之不足。程旨云撰《中国历史地理·两晋篇》，其篇首分弁言、晋代行政区域之演变、户口农田水利、都市与交通、边疆民族、民族大迁徙、民族血缘与民族文化、结论，共八篇，附有七表。程氏认为，两晋地理重点有三：行政区划之演变、南北交通之要道、民族意识之反映等，其讲述甚详。显然，程氏两晋地理篇之旨趣，已超越地理而深化到与地理有关的史实之研究。

民国时期，继清人之后，又补《晋书》十四表。其中除补晋宗室王侯、异姓封爵、晋方镇等表外，沈维贤所补《晋五胡表》值得注意。此表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开始，迄晋愍帝建兴四年（316），每年之下，再分述有关西晋及各少数民族史实。有关“五胡”之始兴，寇乱之情由，详为注释，无论地域、种落、建国始末，旁征博引，条理分明。缪荃孙撰十六国中的四凉、夏、北燕六国百官表，乃补清人之所缺，共得六国职官三百八十四条。至此，两晋十六国之志、表大致补全，以后表、志之作告一段落。表、志中之重复者，或补其缺，或纠其不善，除少数水平较低外，绝大多数互见详略异同，各具短长，自可齐轸并驱，为学人所用。故民国时期，乃是对《晋书》研究的阶段性总结及补志、补表的最后完成时期，其成绩是显著的。

新中国建立至今五十年来，对《晋书》进行了全面研究，其主要成就可分为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校勘方面全面总结前人校勘成果的是中华书局《晋书》校点本及其《校勘记》。该书最早为吴则虞初点，并作了《校勘记》长编。杨伯峻和张忱石在吴氏基础上，正式进行全面校点，并按统一体例出《校勘记》。《载记》部分则是由唐长孺校点的。全书《校勘记》共计约为二千一百五十六条，减去重复的五十一条，共有二千一百零五条。杨、唐、张等自出《校勘记》一千三百八十五条，为校勘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六，其余吸取二十六家校勘和研究成果共一千一百四十二条，为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四。杨、唐、张等自校所出《校勘记》，约占三分之二，足见其用功之深。此《校勘记》按内容分类，对《晋书》原文衍、脱、错字、字句倒误的校勘共约六百一十一条，订正各种类型的人名错误的三百二十九条，史实错误约一百余条，记日干支错误约九十二条，年、月时间错误约一百一十七条，地名错误约一百零三条。杨、唐等校勘所用版本，除宋本、元本、明本、清殿本外，还采用敦煌石室《晋书》残本，以及各种类书、典制、金石、《通鉴》原文、考异、胡注等古文献，各类古籍和考古资料，基本上网罗殆尽。故所出之《校勘记》，绝大多数不只是用一二条证据，而是用三、四、五、六条或更多的证据。这比清人校勘常只用一二条证据，有的虽指出错误，但不知何据，更具有准确性和权威性。惟其搜集资料最为丰富，所以其《校勘记》才有可能比其他各家校勘总和多出一倍。而且杨、唐、张氏等在采用其他各家校勘成果时，常用多条材料加以补正，这类补正名家的校勘记，共有约二百七十九条，占所吸取前人校勘记的百分之三十八。因此，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不但是目前所有版本中最好的，而且其所出的《校勘记》，对研究晋史和《晋书》，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另有《吕思勉读史札记》中论《晋书》七条，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关于《晋书》的有五十三条。由于上述两人对魏晋史造诣很深，其札记水平颇高，除多数是对《晋书》编纂的史实、制度、名物、词语的考订辨识外，有少数实际上是短篇论文，对两晋十六国史多有创见。

第二，建国后专门研究《晋书》的论文，大约有三十余篇。内容包括唐修《晋书》的原因、编撰指导思想、参撰人员、起止时间、取材来源、史实正误、“载记”与《十六国春秋》的关系、《晋书》的文学性、对《晋书》的总体评价等。其中大多数文章质量颇佳，所获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对唐修《晋书》的原因、起止时间、参撰人员、取材来源等问题，基本上予以解决。其次，对《晋书》的编纂方针和指导思想，也大体明确。再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一公正的评价。因为在千余年来对《晋书》贬多于褒的情况下，只有新中国的学者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才能突破封建传统偏见，实事求是地对《晋书》的史学价值给予符合实际内容的充分肯定，同时也公允地指出其不足之处。可以说，这是对《晋书》在《二十五史》中地位的彻底翻案，也是对《晋书》史学价值总体认识的一个飞跃。（参考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包括李氏对《晋书》编纂及史学成就的论文共五篇，其考辨论述，极具卓见）本文对上述正确见解作了必要的采纳，并进一步给予补充和阐述。

第三，建国后史学界对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硕果累累。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属于断代史的共有四部，论文集二十部，专著三十九部，中国通史或专史中有关两晋卷共约二十余部。古籍整理七部。论文数量之多，尤为可观。学者对晋史的研究与对《晋书》的研究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其区别在于，研究晋史主要在揭示两晋历史发展各个领域的客观规律，研究《晋书》主要弄清其编纂诸问题及所涵史学价值。联系在于，在揭示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时，必然会涉及两晋历史资料、典章制度、史实真伪、人物评价、文化遗产等，而这些同《晋书》的编纂又息息相关。因此，历史学者对晋史的全面研究，为《晋书》的编纂研究打下了雄厚的基础。

如以官制为例，陈仲安等《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对两晋官制上承汉魏，下启南北朝隋唐，作了明晰深入的叙述。祝总斌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对两晋三省长官行政职权的分属作了深入分析后，得出尚书台（省）长官为真宰相的正确结论。黎虎在《汉唐外交制度史》中，对《晋书·职官志》完全缺漏的两晋中央和地方外交机构和官员职掌，首次提出并考辨甚详，这些无疑对《晋书·职官志》是重要的诠释和补充。又如两晋为中古门阀制度的兴盛期，但《晋书》无“氏族志”，仅从有关列传中很难窥其底细，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对两晋门阀制度之精要探幽发微，读后对两晋政坛风云和门阀兴亡，均有启示。再如《晋书·地理志》错误较多，建国以来除发表有多篇专论对东晋侨州郡县设置考辨外，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三册两晋共绘有十五幅地图，第四册东晋十六国共绘有七幅地图。除西晋、东晋、十六国疆域图外，特绘有州、郡管辖区域、治所和县治所，还含一部分县以下有关政治军事的重要地名。在东晋分州地图中，专附有侨州郡县表。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中，绘有两晋疆域、北方少数民族分布与迁徙、西晋末各地流民起义、十六国各国疆域、淝水之战、东晋末农民起义等十七幅地图。经过作者精心考辨后的上述地图的绘制，对《晋书》错漏较多的《地理志》，无疑是较为全面的补充和正误。在关于两晋十六国历史的论文中，涉及《晋书》编纂的各类问题则不胜枚举。兹试举两例，以窥一斑。如周一良在《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使人们对素来难解的魏晋“错役”，有了明确的认识。唐长孺《西晋分封与宗王出镇》（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一文揭示，西晋人论分封与宗王出镇问题，《晋书·职官志》不曾细察，综合前人议论时，删节失当，而把荀勖和杨珧两人之论凑合在一起，似乎其意见相合。经作者仔细爬梳剔抉后，发现荀勖在使诸王就国这一点上是同杨珧一致的，但在建立五等爵和诸王出镇上却持异议。其论既符合历史真实，又解决了《晋书》的志、传内容的矛盾。

总的说来，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大发展的氛围中，史家对《晋书》的校勘和研究，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这是一个对《晋书》校勘集大成的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对《晋书》的全面系统研究提高到新水平的时期。实际上，对晋史和《晋书》的研究乃是相辅相成的，后者为前者的基础，前者又促使后者的扩展和深化。所有这一切，为读者和专业研究者阅读《晋书》及研究两晋十六国历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后学当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不断奋进，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前面我们列举了不少校勘和研究《晋书》的重要论著，我们将其中最重要的十部列于文后，作为参阅书目。无论是专业工作者，或者是一般的读者，在阅读《晋书》时，都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兴趣，选择其中的一部分参阅。这样，读者通过阅读《晋书》和相关资料，即可对两晋十六国史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入的认识。

（1）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上、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部分），中华书局1985年版。

（3）田余庆《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4）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

（5）李培栋《魏晋南北朝史缘》（研究《晋书》五篇），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

（6）廖吉郎《六十年来〈晋书〉之研究》，台北中正书局1974年版。

（7）司马光等《资治通鉴》（两晋部分），中华书局校点本1959年版。

（8）钱大昕《廿二史考异》（《晋书》部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9）赵翼《廿二史劄记》（《晋书》部分），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

（10）吴士鉴、刘承幹《晋书斠注》，吴兴嘉业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