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宋书》的主要内容
《宋书》一百卷，有纪、志、传，分述如下。
本纪共十卷，包括《武帝纪》三卷、《少帝纪》一卷、《文帝纪》一卷、《孝武帝纪》一卷、《前废帝纪》一卷、《明帝纪》一卷、《后废帝纪》一卷、《顺帝纪》一卷。本纪通过对皇帝活动的记载，用系年方法记述了刘宋一朝自武帝刘裕到顺帝刘准共八帝在位时期的主要事件，如重要诏令、官吏任命迁转、对内政策、对外交往、天灾人祸、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民众反叛等。值得注意的是，三卷《武帝纪》详细记载了宋武帝刘裕的创业史，保存了这一时期大量诏令奏议，有利于了解晋末宋初的历史状况。各卷末皆有“史臣曰”，用简短精练的话语对该帝王予以评价，抒发感叹。《武帝纪》、《少帝纪》、《前废帝纪》、《明帝纪》、《后废帝纪》还记载了该帝一些生平事迹，或节俭，或荒淫，或猜忌，或残忍，人物形象栩栩如生，增加读者对当时历史的感性认识。
志共三十卷，包括《律历志》三卷、《礼志》五卷、《乐志》四卷、《天文志》四卷、《符瑞志》三卷、《五行志》五卷、《州郡志》四卷、《百官志》二卷。与《汉书》“十志”相比，缺《刑法志》、《食货志》、《郊祀志》、《沟洫志》、《艺文志》；与《后汉书》“八志”相比，则少《舆服志》、《祭祀志》，新增《符瑞志》，改《地理志》为《州郡志》。“八志”之首是一篇《志序》，文字不多，概述“志”的源流、《宋书》“志”的缘起。沈约认为，司马彪《续汉书》中《礼乐志》、《郊祀志》、《祭祀志》、《礼仪志》、《舆服志》等所载之事，皆属“礼”的内容，遂一并归入《礼志》；《宋书》不设《刑法志》、《食货志》，是由于前人已详载，故只随流派别，附之纪传；因作者认为“天道茫昧，难以数推”，存在天人感应，故首创《符瑞志》，列举从远古到刘宋的诸多神怪荒诞之事。
《律历志》多采何承天旧志。上卷记载黄钟大吕的长短度数、五声八音的音律调和之制，反映了当时的乐器、乐理成就。中、下卷载秦汉以来的历法演进过程，详细地记载了曹魏历法家杨伟《景初历》、刘宋科学家何承天《元嘉历》的推合方法，以及祖冲之《大明历》的内容，展示了当时数学、历法研究与应用的最新成果。
《礼志》在各“志”中内容最多。制礼作乐本是教化民众、维护统治秩序的重要手段，历来都被统治者高度重视。它综合记载自曹魏至刘宋以来宗庙、祭祀、服饰、车舆等各种礼仪制度，如定正朔，改元，冠礼，迎立皇后及三夫人九嫔，皇太子纳妃，遣使拜皇后、三公、诸王，岁旦禳礼，聘享之礼，正旦元会，救日蚀，藉耕，蚕礼，释奠太学，兵礼，天子巡狩，太子监国，读时令，禊祠等礼；《礼志》最重丧礼及服丧、祭祀天地明堂及五岳四渎、舆服之制，占其一半多的篇幅。
《乐志》因古代《乐经》焚于秦火，班固《汉书》所载不全，司马彪《续汉书》亦不备续，以至八音众器，郊庙乐章，不见于书，沈约刻意搜求，使之“自郊庙以下，凡诸乐章，非淫哇之辞，并皆详载”。（《宋书·志序》）不仅记录了自西汉以来各朝各代宗庙雅乐舞曲的起源发展，而且记载了金、石、土、革、丝、木、匏、竹等乐器“八音”的形制，还记载了郊祀歌、民歌、鼓吹铙歌等大量歌辞。
《天文志》记载古代各种天体学说，如浑天说、盖天说等的发展源流，以及浑天仪的制作；还记载了各种天文星象，意在附会天人感应思想，供统治者治世借鉴，不过却因此较完整地保存了自曹魏以来日月星辰各种天体运行情况以及彗星、陨石等天文资料，有助于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研究。
《符瑞志》为《宋书》首创，记载自远古以来祥瑞、怪异与人事之间的关系，如华胥履大人足迹而生伏羲，简狄吞玄鸟卵而生商契，汉高祖大泽斩龙蛇等荒诞迷信之事，至于帝王生而有瑞气，太平盛世出麒麟凤凰、青黄黑龙，以及神龟白象、白狐白鹿、白兔白燕、白鸟白雀、青雀白鸠、赤雀苍鸟九尾狐，降甘露、生嘉禾、木连理、一蒂二花等奇禽异兽、奇花异草，比比皆是。以此宣扬符命思想，自欺欺人，但是从中也可以了解到当时的一些人文及生态环境等方面情况。
《五行志》的卷数与《礼志》相当，内容与《符瑞志》有相似之处，皆与人事比附，只不过《符瑞志》所载皆为祥瑞，而《五行志》多为灾异。剔除其“天人感应”的糟粕，《志》中如“貌不恭”、“服妖”、“金不从革”、“言之不从”、“诗妖”等所载材料，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诸多内容；而大量的水灾、天旱、蝗害、冰雹、雷电、狂风暴雨、地震、疫疾，以及日蚀、太阳黑子等日相变化的记载，则不失为研究气象史、灾害史的珍贵资料。
《州郡志》记述了自魏晋以来州郡沿革、户口数目。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政局动荡，战乱不已，人口辗转迁徙，正如《宋书·志序》所说：“迁徙百计，一郡分为四五，一县割成两三，或昨属荆、豫，今隶司、兖，朝为零、桂之士，夕为庐、九之民，去来纷扰，无暂止息，版籍为之浑淆，职方所不能记。”特别是永嘉丧乱，晋室南渡，南方多设侨州郡县，版图更显混乱，《州郡志》篇首说：“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写作难度很大。但沈约却将其写得极有特色。他参考王隐《地道》、晋《起居注》、《永初郡国》、何承天、徐爰《宋书·州郡志》，并以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校正《太康地志》，以宋孝武帝大明八年（464）为断（属王国的内史、侯、相，则以宋顺帝升明末年为准），分州记载，州下系郡，郡下系县，叙述州郡县的源流分合、境内侨州郡县设置情况，其后的设置流变，随事而列，并开列州、郡户数与人数，不少州郡还载有与京都建康、郡与州的水陆距离。《宋书》以后，仅《南齐书》有《州郡志》，《梁书》、《陈书》皆无，当年郡国县邑之区域，百不存一，而户口消长，亦仅见于此。后来唐人修撰《晋书》，其《地理志》有关资料也多由此转录，于此可见《州郡志》史料价值之高。
《百官志》记载自周、汉以来中央及地方文武官制的置省源流、人数、属员，是研究政治制度的重要资料。篇后附有众官品秩，一目了然，查阅起来十分方便。
列传共六十卷，包括《后妃列传》一卷、《大臣列传》四十二卷、《宗室列传》一卷、诸王《列传》六卷、《孝义列传》一卷、《良吏列传》一卷、《隐逸列传》一卷、《恩幸列传》一卷、《索虏列传》一卷、《鲜卑吐谷浑列传》一卷、《蛮夷列传》一卷、《氐胡列传》一卷、《二凶列传》一卷、《自序》一卷。这些列传按类可分为三种：一是专传，即大臣列传；二是类传，如后妃、宗室、孝义、良吏、隐逸、恩幸、二凶等传；三是所谓的四裔传，包括索虏、鲜卑吐谷浑、蛮夷、氐胡等传。
《后妃传》记载后宫三夫人九嫔省置情况，以及仿朝廷百官而设置的宫中女官官名、人数、品秩，然后分述自宋武帝刘裕之母以来刘宋众位后妃生平事迹。传中记载了刘宋国婚、外戚的部分情况，对妇女生活也有一定程度的反映，如宋明帝指使江所作《让婚表》就记述了刘宋时期诸公主对丈夫的专横妒忌现象，有助于社会生活史的研究。
《宗室列传》、《诸王列传》、《二凶列传》可归为一类，记载了刘宋宗室诸王入参朝政、出藩方镇的职官迁转情况，以及诸王经济、文化生活状况。更为重要的是，它比较完整地记录了刘宋时期统治集团内部因争权夺利引发连续而空前惨烈的宗室屠杀，如彭城王义康的废杀，二凶（文帝长子及次子）弑逆，南郡王义宣起兵，文帝诸子如竟陵王诞、庐江王袆、海陵王休茂之反，晋安王子勋起兵，明帝大杀诸侄诸弟，造成宗室寡弱，以及权臣萧道成趁机以“谋反”之名大杀刘姓幼弱宗王等，是研究宗室制度、统治集团内部斗争的重要资料。
大臣列传主要记录当时重要文臣武将事迹，全面反映刘宋时期对内对外政策以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制度、重大事件等，是研究刘宋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如《王弘传》所收录的疏表奏议，记载了在当时“士庶之际，实自天隔”的社会环境下，对士人犯法如何处置的议论，也有百姓服役年龄的议论；《孔琳之传》、《蔡廓传》则记载了是否恢复肉刑的议论；《徐羡之传》、《傅亮传》、《檀道济传》、《谢晦传》等记载了自宋武帝刘裕死后，辅政大臣废杀少帝、迎立文帝、文帝诛杀众辅政等系列事件；《王镇恶传》、《向靖传》、《王懿传》、《刘怀肃传》、《刘敬宣传》、《朱龄石传》、《毛修之传》、《蒯恩传》、《刘钟传》、《胡藩传》等一批开国功臣的传记，记载了刘裕创业过程中，讨孙恩与卢循、刘毅、司马休之，灭南燕、北伐后秦等大事；《刘道济传》记载元嘉年间益州镇将统治无方，贪婪刻薄，成都道教徒趁机反叛，规模很大，历时达八年之久，政府军屡扑不灭；《张畅传》、《臧质传》记载元嘉二十七年北魏主拓跋焘率兵南征，饮马长江，与宋军对垒，双方既展开军事攻战，又进行唇枪舌战，且在战隙时互赠有无；《孔季恭传》、《谢弘微传》、《谢灵运传》记载南方世族地主田庄的规模及经营发展状况；《谢灵运传》后的“史臣曰”还反映了魏晋以来文学的发展概况以及沈约对诗歌声律的见解；《羊希传》记载刘宋时期占山固泽的情形；《孔琳之传》、《范泰传》、《何尚之传》、《颜竣传》记载了当时关于是否废除钱币、改用谷帛进行交换或重新铸造钱币的议论，反映了当时商品交换、贸易的一些情况；《张敷传》记载了士庶之间不交往、不同坐的事例；《殷景仁传》、《刘湛传》记载了元嘉中期朝廷大臣朋党交结，彼此倾轧，争权夺利，反映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范晔传》则记载了元嘉年间，范晔与孔熙先等人与道教徒相串通，卷入刘宋宗室政治斗争，欲谋废立，事泄被诛，也反映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柳元景传》、《沈庆之传》、《宗越传》记载了对刘宋境内所谓“蛮夷”的南方少数民族的征讨情况；《周朗传》所载疏议，记载了对当时学校、商贾、赀调、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议论；《沈怀文传》记载宋孝武帝“坏诸郡士族”、皇子立邸舍追逐什一之利的一些情况；《邓琬传》载明帝初年，天下战事纷起，国用不足，朝廷公开卖官，按输米的多少给予官职的事实；《鲁爽传》、《薛安都传》记载了宋魏互相招引对方人才，一些武力强宗凭借实力，依违于两国之间的事实。
在类传中，根据《周易》“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的古则，沈约增设《孝义传》，将至情至性的孝义之人归类其中，标榜“孝行”与“孝廉”。其中有不少当时社会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状况的记载。
《良吏传》则记载了一些清廉、爱民、善政的官吏事迹，为统治者提供治理人民的经验。其中如《徐豁传》记载徐豁上表，陈述郡大田武吏课米过重，乃至产子不养，以及民役太苦等情况，是研究经济史的珍贵材料。
《隐逸传》所记录的是不应州府征辟、遁迹山野的隐士。他们大多看破官场黑暗，无意仕途。一般而言，这些人基本上饥寒无虞，追求淡泊寡欲的生活，多是一些纵情山水的文雅之士。
南朝时期，门阀世族走向衰落，大量寒士通过各种途径走上政治舞台。《恩幸传》所记载的就是这些操纵权柄、出纳王命、出身低微的寒人权臣。是研究南朝政治史的重要资料。
在四裔传中，《索虏传》记载了自西晋以来北魏拓跋鲜卑的发展源流，着重记录了宋、魏之间几次大规模战争，其间也穿插记录了双方的互通友好，是研究北魏前期历史不可或缺的历史资料。篇末附有沈约对宋、魏和战的长篇评论。《鲜卑吐谷浑传》记载了吐谷浑、鲜卑的发展源流，与北魏、刘宋的交往关系，以及其周围地理、风物特产等。《蛮夷列传》记载了刘宋与东南亚、南亚各国（如柬埔寨、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之间的交往关系，以及与东夷诸国如倭国（今日本）、百济（今朝鲜）等的往来，还记载了刘宋对长江流域荆、雍、豫州诸蛮的征讨。《氐胡传》记载陇西清水氐杨氏仇池国的立国源流、与晋宋及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关系；同时还记载了张掖卢水胡大且渠蒙逊左右征战、称王河西的历程，及其与刘宋通好、与北魏及周边各族不断战争的复杂关系。是研究西北民族关系史的珍贵史料。
全书最后一篇《自序》讲述沈氏家族源流，特别是晋、宋之际在列传中不载的重要历史人物沈林子、沈田子的事迹，从中可以对沈氏这一南方大族的发展演变有比较详细的了解。篇中还记述了奉敕修史的经过。卷末附沈约《上宋书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