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阅读《宋书》的方法及应注意的问题

阅读《宋书》，应该首先从《本纪》开始，因为《本纪》以帝王在位的时间、纪年为纲，提供了当时重大政策、事件的时间及线索，对于重要诏令以及重要官职如中央级要职、地方各州刺史等的迁转调动也有较详细的记载。在阅读时，根据《本纪》所涉及的人物、制度、事件，再阅读相关的《志》和人物传记，就可以对某一制度或事件有较详细较感性的认识。比如，《武帝纪》篇幅浩繁，浓墨重彩，重现基业开创，其中的诏令、策命、书文，已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众多内容，再结合相关人物，如刘穆之、王镇恶、赵伦之、朱龄石、毛修之等开国功臣传记，可以得到更加丰富生动的印象；对其中的祭祀礼仪如“设坛南郊，柴燎告天”、历法如“改晋《泰始历》为《永初历》”等的记载，参见《礼志》、《律历志》的相关记载，得到的认识就相当清晰了。再如，读《文帝纪》元嘉三年春正月诛徐羡之、傅亮，讨伐谢晦，以及各主要官职的任命，可参阅它所提到的重点人物徐羡之、傅亮、到彦之、檀道济、谢晦、王弘等人的传记，并结合它所涉及的职官（如录尚书事、护军将军、扬州刺史、荆州刺史等），查阅《百官志》、《州郡志》，就可以对宋武帝刘裕去世到宋文帝即位之初这一段时间内发生的废立皇帝、诛杀辅政大臣事件有比较清楚的了解。

在阅读《宋书》时应注意如下问题：

首先，《宋书》曲笔回护现象十分突出。由于沈约所修《宋书》多采徐爰旧本，而徐氏修本朝“国史”自然为本朝避讳，故《宋书》在晋、宋革易之际每每为刘宋讳。如晋恭帝本为刘宋所废，但《宋书》卷二《武帝纪》却书恭帝“禅位于王”，诏书草成，“送呈天子使书之，天子即便操笔，谓左右曰：‘桓玄之时，天命已改，重为刘公所延，将二十载。今日之事，本所甘心’”。然后数番诏策，刘裕数番推让，不得已才即帝位，并封恭帝为零陵王。恭帝之死，实为刘宋所杀，但在《宋书》卷三《武帝纪下》“永初二年九月”，却书“零陵王薨。车驾三朝率百僚举哀于朝堂，一依魏明帝服山阳公故事。太尉持节监护，葬以晋礼”。一点也没有谋杀的痕迹。但在《南史·宋本纪》中则直书为“零陵王殂，宋志也”。即使在《宋书》卷五二《褚叔度传》中，凭其只鳞片爪，也能看出当时晋帝处境之凶险，不是欣然让位，而是迫不得已；也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逼杀。虽然传中只是为了表明褚氏对刘裕的一片忠心，但褚氏实际上是刘裕心腹，因而刘裕之心，昭然若揭。另外，由于臧质、鲁爽、王僧达等传由孝武帝所撰，沈约照录下来，因此，当时朝廷举措，也隐讳多多。

同时，由于沈约在萧齐奉敕修史，对于宋、齐之际的历史自然十分小心。据《南齐书·王智深传》，沈约曾写《袁粲传》以探齐武帝，齐武帝说“袁粲自是宋家忠臣”，但当沈约写宋孝武帝、明帝诸鄙渎事时，齐武帝派左右人对沈约说：“孝武事迹不容顿尔。我昔经事宋明帝，卿可思讳恶之义。”于是，宋孝武、明帝诸多鄙事被删。由于皇帝直接插手史书编纂，史臣诚惶诚恐，惟帝命是遵，故当事涉宋、齐革易之处时，《宋书》又为萧齐回护，书中对齐高帝萧道成颂扬备至，对讨伐萧道成者悉以“谋反”见称。如卷九○《明四子传》中，宋明帝四个年仅八岁的孩子被萧氏所杀，却写成“谋反，赐死”。宗室、诸大臣凡为宋室尽忠而起兵者，一概称之为“反”、“有罪”、“伏诛”，如《顺帝纪》昇明元年十二月，有“车骑大将军、荆州刺史沈攸之举兵反”，“司徒袁粲据石头反”，“吴郡太守刘遐据郡反”，闰月“屯骑校尉王宜兴有罪伏诛”，沈攸之弟登之“作乱于吴兴”。二年二月，“左军将军彭文之有罪，下狱死”。夏四月，“南兖州刺史黄回有罪赐死”。五月，“辅国将军、行湘州事任侯伯有罪伏诛”。九月，“武陵内史张澹有罪，下狱死”。十一月，“临澧侯刘晃谋反，晃及党与皆伏诛”。三年三月，“临川王绰谋反，绰及党与皆伏诛”。对于顺帝之被杀，也只是书“殂于丹阳宫，时年十三”。隐讳不表，丝毫没有谋杀的痕迹。相反，凡是党附萧氏者，一概称作“义兵”，如沈攸之、袁粲起兵时，刘怀珍、张敬儿、陈显达等萧氏亲信被写成“并起义兵”。

因此，《宋书》既为刘宋讳，又为萧氏讳，曲笔回护现象十分严重，阅读时不可不慎察。

第二，《宋书》大量宣扬天命、符瑞等迷信思想，这也是在阅读时应该加以注意的。

《宋书》有长达五卷的《天文志》、五卷《五行志》，并增设三卷《符瑞志》，作者借一些天文、自然现象，极力宣扬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甚至将一些远古神话、迷信故事等荒诞不经者也载入本是反映历史事实的史册。比如，《天文志一》有：“青龙二年十月戊寅，月犯太白。占曰：‘人君死，又为兵。’景初元年七月，公孙渊叛。二年正月，遣司马懿讨之。三年正月，明帝崩。”此类天人感应连篇累牍，比比皆是。又如，卷三○《五行志一》“龟孽”条云：“晋惠帝永熙初，卫瓘家人炊饭，堕地，尽化为螺，出足起行。螺，龟类，近龟孽也，干宝曰：‘螺被甲，兵象也。于《周易》为《离》，《离》为戈兵。’明年，瓘诛。”如此荒诞不经者也充斥篇中。至于首创的三卷《符瑞志》更是搜集自伏羲以来的神话、迷信故事，加上望气观星诸种星相占卜之术，用以阐述篇首所说“受命之符，天人之应”的观点。在篇中，凡开国皇帝、有为之君，先前都有灵瑞之征。比如，刘裕“始生之夜，有神光照室，其夕，甘露降于墓树”。照作者的观点，刘裕代晋，孔子早就有预言，因为刘裕小名寄奴，“孔子《河洛谶》曰：‘二口建戈不能方，两金相刻发神锋，空穴无主奇入中，女子独立又为双。’二口建戈，‘刘’字也。晋氏金行，刘姓又有金，故曰两金相刻。空穴无主奇入中，为‘寄’字。女子独立又为双，‘奴’字。”而且，篇中的每一种奇异动植物的出现都含有其特殊的祥瑞之义，如，“麒麟者，明王动静有仪则见”。“灵龟者，神龟也。王者德泽湛清，渔猎山川从时则出”。“嘉禾，五谷之长，王者德盛，则二苗共秀”。作者一一列出历朝历代何时何地出现何物，以此宣扬符瑞思想。而且，大凡童谣都含隐喻，如，“吴亡后，蒋山上常有紫云，数术者亦云，江东犹有帝王气。又有童谣言：‘五马游度江，一马化为龙。’元帝与西阳、汝南、南顿、彭城五王过江，而元帝升天位”。诸如此类，阅读时应注意剔除其迷信糟粕，从中找出有用的史料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