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邵其人
刘邵字孔才，广平邯郸（今河北省邯郸市）人，生卒年及家世均不详。关于刘邵的名字，历来有两种记载，一为“劭”，以《三国志·刘劭传》为代表；一为“邵”，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历代沿用。宋庠《人物志·后记》认为两者均误，应为“卲”。本文按学术界的习惯采用“邵”字。
据《三国志·刘劭传》记载，刘邵于“建安中”作为广平郡的计吏赴中央政府所在地许昌。到达尚书令荀彧处时，恰逢太史令预报将出现日蚀，在座的官员围绕是否按时举行朝会产生争议，刘邵对此发表了精辟见解，认为推算容易出现失误，不应因此废朝会。他的看法得到了荀彧认可，朝会按期举行，日蚀也没有发生。曹操于建安九年（204）平定冀州，荀彧逝世于建安十七年（212），刘邵到达许昌的时间应当在建安九年至建安十七年之间。
计吏是地方政府向中央荐举人才的方式，一般都留用，况且刘邵在日蚀问题上的出色表现，得到荀彧的赏识，“彧善其言”。荀彧以知人善任闻名，又是朝中当权派，因此刘邵很可能从此进入仕途，具体任职不详，按惯例应任郎吏，有俸无职，等待选调实授的机会。即使刘邵在建安十七年入仕，他在郎吏位置上也至少等待了五年。《三国志·刘劭传》记载，建安二十二年（217）御史大夫郄虑辟刘邵，恰逢郄虑被免职，刘邵转任曹丕的“太子舍人”，后任秘书郎，从此成了曹丕的幕僚，太子党成员。
曹丕“太子党”核心人物是陈群、司马懿、朱铄、吴质“四友”。刘邵得以入选太子舍人，可能得益于陈群的推荐。因为这一年随着曹丕被立为太子，曹魏的权力结构也作了调整。《三国志·陈群传》记载：“群转为侍中，领丞相东西曹掾。”据万斯同《魏国将相大臣年表》，此事发生在建安二十二年。东、西曹是丞相府中专门管人事的机构，西曹主管丞相府内官员的任免，东曹主管府外二千石以下官员的任免。曹的负责官员正职叫掾，副职叫属。陈群任魏王府侍中并同时主管“东西曹”，标志着太子控制了人才选拔工作。刘邵作为曹丕的幕僚，尽管职位较低，但也有机会与“太子党”前辈有所交往，这些人物都是日后的曹魏重臣，其中陈群最重要，他在太和至青龙之际作为执政大臣“录尚书事”。
曹丕登基后，刘邵任尚书郎，后任散骑侍郎，进入曹丕的谋士班子。曹丕曾下诏解释“散骑”职位的政治意义：“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三国志·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刘邵以其杰出才华得到了曹丕的赏识，受诏参加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类书《皇览》的编修工作。
魏明帝曹叡时代，才是刘邵政治及学术活动的高峰期：太和元年（227）外放为陈留太守，太和三年（229）任骑都尉，青龙元年（233）任散骑常侍。在这期间，他积极参与了制定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政策和策略，表现出他多方面的杰出才华。例如青龙元年，正确处理了与辽东公孙渊的关系；青龙二年（234），针对吴国突然的大规模军事进攻提出了虚实结合的作战策略；青龙三年（235），作《许都赋》“讽谏”魏明帝大兴土木的弊政。当然，刘邵在这个时期最突出的贡献是在立法方面，即《魏法》的编撰和《都官考课》的起草。
首先是《魏法》的编修工作。面对汉魏之际立法司法混乱的状况，“留心于法理”的魏明帝于太和三年（229）下令编修《魏法》。在这部法典的形成过程中，刘邵的贡献如下：
第一，他是这部法典的实际负责人。《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法》是陈群、刘邵、韩逊、庾嶷、荀冼等人共同编写，陈群位于第一。该法于太和三年（229）启动，至青龙二年（234）还未完成，而陈群自黄初六年（225）至青龙四年（236）一直“录尚书事”，为当权宰相，不可能是该法的真正主持人，故《三国志·陈群传》没有记载此事，《三国志·卢毓传》言及魏律，只提刘邵一人，称“散骑常侍刘劭受诏定律”，这说明魏律的实际负责人是刘邵。刘邵是当时著名的法学家，著有《法论》十卷。夏侯惠称他是“法理之士，明其分数精比”（《三国志·刘劭传》）。合理的解释是，陈群提名刘邵作为自己的代理人编修《魏法》，其立法思想可以通过刘邵之笔实现。
第二，刘邵运用名学方法改造了《汉律》，他将《汉律》中关于量刑原则的《具律》改为“刑名”，放在魏律首位。这并不是形式上的变化。张斐说：“律始于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刑名所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晋书·刑法志》）可见，《刑名》篇的作用类似近代刑法的总则。《刑名》篇的出现，在我国古代刑事立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标志着古代刑法总则从分则中划分出来。此后，历代刑法都贯彻了这一分类原则。
第三，据《晋书·刑法志》记载，魏法分“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上述法规统称《魏法》，共243篇，其中刑律的比重只占7.4%，州郡令和尚书官令则是行政法规。首先从数量上看，《魏法》中的非刑事立法大大超过了刑事立法。其次，从现有的资料推测，上述诸“令”很可能是对皇帝诏令的分类汇编。《魏法》对“令”的处理方式，对《晋令》的出现产生了直接影响。
再者是《都官考课》的起草。《都官考课》起草于魏明帝曹叡景初元年（237），而起因却要追溯到太和六年（232）的“浮华案”。那时，一批来自曹魏上层的官宦子弟走上政治舞台，他们通过人物品题和交友串联，左右了人才舆论导向，严重干扰了政府的选官工作。这些人物，便是后来“正始名士”的骨干，其活动可视为早期玄学思潮的萌动，但在执政的建安士人眼中，则属于非法的“浮华交会”活动，需要严厉镇压。司徒董昭代表执政的老一代建安名士上书朝廷，要求予以取缔：“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三国志·董昭传》）因此要像当年曹丕杀魏讽、曹伟一样，予以严厉制裁。魏明帝对董昭的建议迅速作出反应，下诏要求严办“浮华案”。经有司查实，聚众清议的朝廷青年官员中，存在一个以何晏、夏侯玄、诸葛诞为首，名为“四聪”“八达”“三豫”的十五人团体。于是以“浮华交会”控制人才舆论干扰朝廷选举为名，将其骨干成员免官禁锢。五年后，为了防止“浮华”之风卷土重来，在卢毓的建议下，魏明帝决定从制度上解决这个问题，建立一部以考课为本的选举法规。
前此诸葛诞、邓飏等驰名誉，有四聪八达之诮，帝疾之。时举中书郎，诏曰：“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三国志·卢毓传》）
在镇压“浮华案”，下诏作“考课法”一系列事件背后，是老一代建安名士与年轻一代正始名士之间的冲突。魏明帝曹叡时代，国家权力掌握在建安时期入仕的老臣手中，曹丕太子党成员是其核心。年轻的“浮华分子”试图通过人物品评左右政府的选举活动，引起了建安名士的反击。司徒董昭是建安名士中老资格的谋士之一，司徒又主管各级中正的选举活动，故由其出面提出镇压动议，而背后则是陈群、司马懿、卢毓、刘邵等老一代建安名士群体。起草这部考课法的任务落到了刘邵身上，一方面，他实际主持了《魏法》编撰工作，另一方面，所撰《人物志》又奠定了其人才学家地位，可能鉴于刘邵在人才学与法学方面的双重才干，魏明帝让其承担撰写“考课法”的重任。当然，更重要的是，刘邵的政治立场是站在建安名士一边的。
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劭上疏曰：“百官考课，王政之大较，然而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圣之宏略，愍王纲之弛颓，神虑内鉴，明诏外发。臣奉恩旷然，得以启蒙，辄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臣学寡识浅，诚不足以宣畅圣旨，著定典制。”（《三国志·刘劭传》）
《都官考课》完成于景初二年（238），原文已佚，条文细节已无法确知。从刘邵上疏看，主旨是考查在职官员政绩——“百官考课”。《通典·选举三》也记载：“遂令散骑常侍刘邵作考课之法七十二条，考百官。”依照魏晋时期名理学关于“名实相符”原则，该法的题名应当是内容的高度概括。题名中“都官”是指什么？可有两种解释：其一，“都”指监督，“官”指“百官”；“都官考课”意思是“监督百官的考课法规”。其二，“都官”为官名，曹魏时期尚书台有“都官郎”，职能为监督军事官员；司隶校尉有“都官从事”，职能为监督京城官员。刘邵是否利用原有的监察体系进行实施百官考课呢？从后代有案可查的考课情况看，可能性不大。因为这类“都官”的品级较低，难以对朝廷高官实施考课，如北魏孝文帝时期的“考课法”，五品以上官员，由皇帝亲自考课。如此看来，第一种解释比较合理。
《都官考课》出台后，魏明帝曾将该法规交群臣评议，因其触及士族特权，遭到多数官员的反对，《三国志》中有杜恕、傅嘏、崔林的三篇疏议，内容都是反对单纯依靠“考课法”选拔人才。崔林说：“方今军旅或猥或卒，备之以科条，申之以内外，增减无常，固难一矣。”（《三国志·崔林传》）傅嘏批评它：“夫建官均职，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实，纠励成规，所以治末也。本纲未举而造制未呈，国略不崇而考课是先，惧不足以料贤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三国志·傅嘏传》）其中杜恕的上疏对《都官考课》内容做了部分肯定，认为该法不仅要针对在职官员，而且重点在于将察举入仕过程纳入“考课”范围：
臣诚以为其法可粗依，其详难备举故也。语曰：“世有乱人而无乱法。”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今奏考功者，陈周、汉之法为，缀京房之本旨，可谓明考课之要矣。于以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臣以为未尽善也。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皆有事效，然后察举，试辟公府，为亲民长吏，转以功次补郡守者，或就增秩赐爵，此最考课之急务也。臣以为便当显其身，用其言，使具为课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赏，施必行之罚。至于公卿及内职大臣，亦当俱以其职考课之也。（《三国志·杜恕传》）
杜恕认为：官吏管理不能单纯依靠法制，而应以德为本，但《都官考课》大体思路可取，只是条文过于繁琐而无法实施。因此，除了对朝廷高级官员“公卿及内职大臣”进行岗位考核外，考课的重点应当是州郡察举入仕及其后的晋升环节。曹魏时期察举入仕的流程为：首先郡举孝廉、计吏，或州举秀才；然后公府辟为掾属，再外放县令长；依据政绩，或晋升郡太守，或提高俸禄与爵位。杜恕强调：“此最考课之急务也。”（《三国志·杜恕传》）他建议请刘邵制定专门的“课州郡之法”。在上述从布衣到太守的流程中，最重要的是州郡的察举，这是成为朝廷命官的关键一步。刘邵《都官考课》对这个环节尤为关注，要求察举者必须通过“四科”考试。所谓“四科”，是指儒学、文吏、孝悌、从政四项汉代“孝廉四科”。
《都官考课》的条文细节已无法详知，但考课的目的是明确的，那就是对被考察者划分优劣等级，以确定其是否具备察举或晋升资格。而且，考察的范围不是局限于在职官员的政绩考核，而是要对州郡察举对象进行考试，显然，这不是单纯的行政考核条例，而是一部完整的选举法规。事实也是如此，魏明帝曹叡命刘邵作《都官考课》的动机，正是希望彻底从制度上保障选举的公正性。在此思想指导下，刘邵创作了一部通过“考课”（包括考试）遴选官员的法规。在《都官考课》出现之前，虽然西汉京房撰写了“考功课吏法”（《汉书·京房传》），但局限于官员的考核，未涉及察举方面，没有形成系统的法规。故刘邵说，考课制度“历代弗务，是以治典阙而未补”（《三国志·刘劭传》）。王昶说：“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三国志·王昶传》）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刘邵的《都官考课》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选官考官的行政法规。
《都官考课》没有来得及实施，景初三年（239）元月曹叡逝世，该法也随之夭折。此后，曹魏政局朝着不利于建安老臣的方向发展——当年一度被禁锢的太和“浮华”人物，在顾命大臣曹爽的提携下东山再起，控制了朝政，史称“正始名士”。在正始名士当政的时期（240—249），随着以司马懿为代表的建安名士失势，刘邵也从关键岗位“散骑常侍”退下，转为冗散：“正始中，执经讲学，赐爵关内侯。”（《三国志·刘劭传》）这说明刘邵受曹爽、何晏集团的排挤，属于司马懿一党的建安老臣群体。在这个玄学思潮兴盛的时期，刘邵没有参与正始清谈活动，而是个人从事经学传授，约于正始中期逝世，“追赠光禄勋”。
刘邵是一位多产的学者。据初步统计，其著作达十二种之多。内容涉及政治、法律、人才、文学、礼乐等许多方面，但是除《人物志》外，这些著作到唐代大都散失，部分佚文收录于《全三国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