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道教文学”的源头

从神仙幻想到神仙信仰

中国教团道教形成于东汉末期。它的构成情形十分复杂：教理多借重先秦老庄思想和后来的道家、黄老之学，还汲取阴阳五行学说的某些内容；信仰主要取自上古流传下来的先民宗教信仰、民间的巫鬼信仰和秦汉之际大兴的方仙道；“方法”则多取春秋战国以来兴盛的方术、方技和原始医学、养生学等；发展中对当时正在传播起来的佛教也多有借鉴，等等。综合这庞杂的成分，逐渐形成以神仙信仰、神仙思想为核心的教理体系。道教可说是教人成仙的宗教。而就神仙观念的发展说，由朦胧的神仙幻想发展为明确的神仙信仰，经过了战国后期到秦汉数百年时间。这一过程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里有相当充分的体现。而文学作品中的表现又有力地推进了神仙信仰的发展，进而对于道教的形成与发展也起了重要作用。

一般所谓“神仙”，指“仙”、“仙人”。仙人形迹神秘，具有神通变化能力，带有某种“神性”，因此在“仙”的前面加个“神”字。从人类蒙昧时期的原始思维到如今兴盛的各种宗教，创造出无数的神，如上帝、佛陀、真主等，还有土地爷、灶王、妈祖、无生老母等等，但“仙”不是一般意义的“神”，乃是中国古人创造的、出自想象的特殊一类“人”——“仙人”。

“仙”字原作“僊”。汉代字书《说文解字》上说：“僊，长生僊去，从人从，亦声。”后来写作如今通用的“仙”。同是汉代的刘熙《释名》说：“老而不死曰仙。仙，迁也，迁入山也。故其制字，人旁作山也。”这样，“仙”的基本义是长生不死。长生不死的仙人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老子所说的“长生久视”，即长生不死，“视”是“活”的意思；另一类是飞升成仙，则进入了另一个超然永恒的神仙世界。

“仙”这个观念是中国特有的。人类关于“它界”的想象，在人世之外，一般设想作为人世延伸的有天堂和地狱（不同语言里名称当然不同），构成“三界”。而在中国，还有外来佛教的“净土”，又创造了不死的“仙界”。中国古人的“它界”观念特别丰富。

强烈的生命意识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征。自古以来长生不老就是人的理想。东周初年铜器铭文里多有“用旂眉寿，灵命难老”之类的话。《老子》书上宣扬贵生重己、全生葆真，主张“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是谓深根固柢、长生久视之道”。注重养生保命、追求生命延续是后来道家的传统。长生不死对于向往延续现世享乐的历代统治阶层显然更有吸引力。《左传》上记载鲁昭公说：“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答说：“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晏婴所表达的是有生必有死的理性看法，而鲁昭公则道出了人的一种幻想。

基于神仙幻想，形成神仙信仰。在这个过程中统治阶层的精神需求起了重要作用。《山海经》是上古地理书，也是辑录神话传说、反映宗教观念的书。其中的《山经》和《海经》在内容和写法上各成体系。一般认为《山经》形成于战国初期到中期，《海经》则在其后，是迟至秦到西汉初年的作品。《海外西经》的记载里有“轩辕之国……八百岁”，“白民之国……寿二千岁”等说法，是出自幻想的长生观念，《海外南经》更说到“不死民”，《大荒南经》记载“有不死之国”，《海内西经》里还有“不死之药”的设想。这就把“不死”的幻想落实了，并进而设想让人不死的办法。这样，不死的幻想就有信仰意味了。

把神仙幻想发展为神仙信仰，方士起了重要作用。方士阶层形成于战国末期，活跃于秦、汉，早期主要在燕、齐（大体相当于今河北、山东一带）地区。他们可看作是后来道士的先驱。方士眩惑帝王，主要靠“方术”。“方”，指方法，方技，法术；掌握“方术”，所以称为“方士”。古代方术内涵极其丰富。广义的方术包括方技类，即属于原始科学的技艺，如呼吸、吐纳、导引、避谷、食饵、胎息、丹药、房中、堪舆、风角等等，这些是属于原始科学的医学、药物、养生、天算等领域的内容；另有降神、招魂、驱鬼、镇邪、符箓、禁咒、占卜、行跷、变化、隐形、易貌、尸解等巫术，存神、养心、守一、内观等养炼技术，后两类属于宗教性的法术。方士们把这些统统当做实现不老不死的手段。这些对于追求延续世间享乐的统治者必然具有诱惑力，掌握方术的方士们也必然被他们信重，从而得以大肆活跃。

战国末期，在方士们的推动下，神仙信仰逐渐兴盛起来。《史记·封禅书》记载：

自（齐）威、（齐）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则方士言之不可胜数。始皇自以为至海上而恐不及矣，使人乃赍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风为解，曰未能至，望见之焉。

这一段文字简括地记述了战国末期到秦王朝君主们的求仙活动，表明他们已相信神仙和仙界实有，即已经确立神仙信仰。这是中国神仙思想的一大进展。具体分析这段话，有以下三方面内容值得重视。第一，最初形成对于仙人和仙界的信仰在滨海地区。在古代，广阔渺茫的大海本是令人畏惧的神秘世界，虚幻奇丽的海市蜃楼更激发起人们的想象。正因此，《山海经》里描述的“不死”的人、“不死之药”都在辽远、渺茫的海外。第二，当时主持求仙活动的主要是统治阶层的代表人物君主。他们享尽人世荣华富贵，幻想把生命延续到永久，因此企图到汪洋大海里去寻求另外的仙界。当时也只有这些人才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决定了早期神仙术的御用性质。第三，具体操作求仙活动的是宫廷里的方士。他们由上古的巫演化而来。巫是通神的，方士是通仙的。和巫相比较，方士有了新的能力和技术。他们的能力和技术包括知道神仙在哪里，并有识别仙人和交通仙界的能力，又有成仙的具体办法，等等，他们的法术概称“方仙道”。活跃在当时的著名方士多被后人列入仙传，被当做仙人崇拜。

秦始皇的求仙活动留下了较详细的记载。当时的方士有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子高等，都是燕人。秦始皇二十二年（前225）东登琅邪（在今山东诸城市东南海滨），“即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应当是秦始皇初次得到三仙山的信息。随着他年龄老迈，求仙更加迫切。“三十二年（前215），始皇之碣石（碣石山，在今河北昌黎县北），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因使韩终、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药……”当时大批方士在他周围从事求仙活动，最后当然都无功而终。

另一位热衷求仙的帝王是汉武帝（前140—前87在位）。他即位之初，“尤敬鬼神之祀”。他相信各种“鬼神方”，敬养、崇信方士，经营祀祷无虚日。具体情形下面还将说到。在积极求仙方面他重蹈秦始皇的覆辙。当时炼丹术已经流行，淮南王刘安（前179—前122）蓄养方士著《淮南子》，讲到化丹砂为黄金的金丹术。这也显示神仙信仰发生又一重大转变——更加注重人为的技术即神仙术，从而开辟了注重养炼技术的新方向与新潮流。

“方仙道”基本是为帝王服务的，所求仙境在虚无飘渺、远隔人世的东海，所求神仙、仙岛是神秘、超然的存在。汉代还有另外一处幻想的仙境——昆仑山，传说那里由西王母所主宰。从今存画像石（古代墓室、祠堂等装饰石刻图画，集中分布在今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湖北、内蒙古、四川等地区，其中以山东嘉祥县武梁祠和沂南、南阳的最有名）可以知道，在西汉，与东海三仙山的信仰相比较，昆仑山和西王母信仰在广大民众间更为流行。即是说，当时神仙信仰在民众间形成另外的潮流。这是不同于帝王神仙术的信仰活动，具有更广泛的群众基础，也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神仙幻想、神仙信仰、神仙术当然都是幻想的产物，但是它们在思想史发展中的意义与价值是不可否定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论及道教的长生术说：

中国人对一切事物的“评价”（Wertung）都具有一种普遍的倾向，即重视自然生命本身，故而重视长寿，以及相信死是一种绝对的罪恶。因为对一个真正完美的人来说，死亡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儒教与道教》）

中华民族传统上重视现世、重视生命、重视人生的积极精神，在神仙信仰里得到曲折的、却又相当充分的体现。战国、秦、汉时期的神仙幻想、神仙信仰、神仙术是前道教的，它们为后来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内容，打下了基础。在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里也出现许多表现神仙观念的作品，它们形象地反映了神仙幻想逐渐发展为神仙信仰的实态，又成为道教文学的源头。后来的道教以神仙信仰为核心，形成系统的教理体系，发展出庞大的神仙谱系，创造出繁富纷杂的符箓、金丹等法术和华丽奇异的斋醮科仪等等，为文学艺术提供了十分广阔的表现领域；而历代以道教为题材创作出大量文学艺术作品，则成为古代文化遗产中富有特色、卓有成就的部分，又推动了道教的普及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