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式军校

北洋武备学堂是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2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在天津创设的。北洋武备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陆军军官学校，是李鸿章为了扩充其嫡系淮军部队的实力而开办的。

淮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在曾国藩的指示下，由李鸿章招募淮勇编练的一支军队，是袁世凯“小站练兵”编练新军以前清政府的主要国防力量。清咸丰十一年（1861年），太平军向上海进军，上海守备清军无力抵抗，而作为外援的英军尚未赶到。是时曾国藩督办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军务，他所训练、统率的湘军驻扎安庆，上海地方官绅派代表向他求援。曾国藩早有用湘军制度练两淮勇丁的计划，即命他的得力幕僚李鸿章招募淮勇，于清同治元年二月（1862年3月）在安庆编成一军，因为兵员及将领主要来自安徽江淮一带，故称“淮军”。其后，淮军乘英国轮船，闯过太平天国辖境，前往上海，与英、美各军合作对抗太平军。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淮军被大量裁撤，但仍保留下5万人的规模，后又作为清军主力与捻军作战。

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淮军又肩负起海防重任，并增建了新式炮队19营，武器配备、营制操练，全部因袭德国成法。于是，淮军的训练任务便加重了。除聘请德国军官李劢协（Lehmayer）来华教习三年以外，并选派官弁七人，随李劢协赴德学习水陆军械技艺，以三年为期，学成回国后分拨各营教练，这是中国在役军官出洋学习的最早记录。淮军虽然派员弁出洋，吸收兵学新知，却仍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而必须做大规模地传习方可。适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中法议和之后，有一批前一年聘雇的德国军官留在天津。周盛波、周盛传乘机禀请李鸿章，仿照西国武备书院之制，于天津设立陆军武备学堂。周盛传，字新畲，安徽合肥人，是淮军的重要将领。清光绪元年（1875年）受任天津镇总兵，驻军城东小站，小站也就是后来袁世凯训练新军的地方。因小站开通新河45千米以达大沽海口，分辟小河十数支，上接南减运河，减河左右开沟渠，俾农民易于引灌。又于小站下开横河门，建桥闸三十余处，分运河盛涨，下汇海潮，借淡刷咸，得稻田六万余顷。濒河两岸，田亩悉变斥卤之旧，民利赖之。至今小站犹有“周公祠”。周盛传是段祺瑞的乡前辈，段祺瑞的父亲就是靠租种周家的田地为生的。

李鸿章认为周氏兄弟的建议可行，就在清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五日（1885年6月17日）给朝廷上了一份奏折，内中阐明了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目的：“臣查泰西各国讲究军事，精益求精。……当其肄业之初，生徒比屋而居，分科传授，其于战阵攻守之宜，直视为身心性命之学，朝夕研求，不遗余力，而枪炮之运用理法，步伐之整齐灵变，尤为独擅胜场。我非尽敌之长，不能致敌之命，故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若仅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以与强敌从事，终恐难操胜算。”从学习西方的军事教育制度入手，改变只凭“血气之勇，粗疏之才”与敌作战的现状，最终达到提高清军士兵战斗力的目的，这是李鸿章创办北洋武备学堂的最初想法。朝廷允李鸿章所请，遂设校址于紫竹林，定名为天津武备学堂，习称北洋武备学堂。

北洋武备学堂（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烧后的景象）

北洋武备学堂以道员杨宗濂为首任总办，以荫昌为首任会办。杨宗濂（1832—1901年），字艺芳，江苏金匮人，出身监生，清咸丰五年（1855年）任户部员外郎。太平军起，返乡组织团练进行对抗。后入李鸿章幕府，率濂字营与太平军、捻军作战，颇受李鸿章重视。荫昌（1859—1934年），字午楼，满洲正白旗人，姓氏不详。清末曾任江北提督、陆军部大臣；入民国后，曾任总统府高等顾问、总统府侍从武官长，是满人被授予陆军上将第一人。

北洋武备学堂的军事教习多聘用德国退役军官，他们“或熟精枪炮阵式，或谙于习炮台营垒做法，皆由该国武备院读书出身，技艺优良，堪充学堂教师之选”。学堂初设步、马、炮、工程四科，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后增设铁路科。课程设置分学、术两科，学科教授中国经史、天文、舆地、格致、测绘、算学、化学、战法、兵器等；术科教授马、步、炮队操演阵式，枪炮技艺和营垒工程等。学堂取德国教学法，注重实际演练和考核。每日教习以德语授课，学生靠翻译听讲。隔三五日到军营一次，演练筑垒、操炮技术和步、马、炮、工各队攻守战法，检验所学军事知识。

为保证武备学堂教育方针的贯彻执行，李鸿章制定了《北洋武备学堂学规》作为学生的行动指南。《学规》全文四十六条，并附有《续定章程五条》，是一部较为完备的军事学堂管理规程，成为以后各军事学堂参照的成法。择其要者叙述如下：一是注重学员的精神教育，其第五条规定：“每日由汉教习摘录经史一则，书于黑板，令诸生照录，讲解透澈，感发忠义之心。”第二十九条又规定：“闲书小说，除《三国演义》外，一概不准偷看。”二是严格考勤纪律，其第十条规定：“该学生一日不到，即少一日之课程，倘有托病及借故不到者，记过一次；如有一月之中无一日间断者，即记功一次。”三是严格考试制度，其第十二、十四条规定，每一个月小考一次，称为月课；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称为季考；一年期满，大考一次。四是明确了考绩奖励制度，其第十四条规定：“考列优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循资作为帮带。”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六月的《续订章程》中又进一步：“考列一等者，遇有哨官、哨长缺出，先尽拨补；如本系哨长，记升哨官；本系哨官，即擢为帮带。”去掉了“循资”两个字，突出了考绩的作用。这是激励学生努力学习，力图打破原有“循资”晋升的惯例，是为建设新式军队的衅端。

北洋武备学堂开办不久，学员名额由原来的100多人增加到300人，学制由原设一年改为两年，然后又改为三年，课程安排也渐入正轨。中国当时无后膛快炮及海岸要塞各种重炮，所以对于炮术的训练特别重视。到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该学堂共培养1500名毕业生，除130名为袁世凯所用外，其余几乎全部当教官。同年，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洋武备学堂被焚毁。

北洋武备学堂被当作培养将才的场地，即所谓“陆师将才，以武备学堂为根本”。从北洋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当中，主要的有王士珍、冯国璋、曹锟、段芝贵、陆建章、李纯、李长泰、鲍贵卿、陈光远、王占元、何宗莲、田中玉、雷震春、言敦源、卢永祥、商德全、阮忠枢等，他们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的风云人物，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皖系集团的骨干。

北洋武备学堂的影响还在于它给后来陆军学堂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如两广总督张之洞援例经奏请在广州设立了广东水陆师学堂，淮军系还创办了两所随营学堂，即威海卫武备学堂和山海关武备学堂。更为重要的一项影响，是学堂首任总办杨宗濂详采兵法编成《学堂课程》八卷，为后来各武备学堂的范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