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张之洞的反思与南洋自强军、湖北护军营的编练

甲午战争期间，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北上督师，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面对中日陆军一败一胜的结局，张之洞也做出了反思。他认为：首先是对手的改变，“发、捻虽甚猛悍，然究系流寇，与敌国不同。日本用兵皆效西法，简练有素，饷厚械精，攻取皆有成算……故今日之敌，迥非发、捻可比”；其次，中国军队积弊较深，士兵临时招募、装备较差、训练缺乏，将领则暮气较深、克扣军饷、敷衍塞责；最后，呼吁改革陆军，“非一变旧法，必不能尽除旧习”。[14]

1895年7月12日，张之洞奏称，计划仿照德国营制、饷项编练一支新军，故“以德国将弁为营哨官”。[15]除了从北洋奏调德籍军官外，张之洞还委托出使德国大臣许景澄代为延聘德籍军官，计有36人。据德国学者统计，他们是：密尔斯门（Merschmann），来春石泰（Reitzenstein, Maximilian Gustav Freiherr v.），斯忒老（Strauch, Ernst von），泰伯福（Töpffer, Ernst），德百克（Dobbecke, G.），Aschbrenner, p., Heinrich, Hans，赛德尔（Seidel, A.），柏登高森（Bodenhausen, Georgvon），特屯和恩（Tettenborn, Benno von），Schoeler, Joseph von，昆特（Kuhndt, Max），Hanisch, Johann Friedrich, Wottrich, Arthur, Sims, Paul，吉尔讷斯（Girnus, Otto），南尔都福（Nauendorf, Leo von），那汉斯（Nayhaus-Cormons, Otto Grafvon），马师凯（Maschke, Ottwin），喀索维基（Quassowski, Willy），何福满（Hoffmann, Friedrich Wilhelm），齐百凯（Dziobeck, Carl），宜安（Jahn, Josef），伏德利西（Friedrich, Bernhard），伏来思倍（Fressberger, Jul），Krause, Karl Gustav, Sciba, Carl，德勒福思（Detlefs, Ernst），Larling, Otto, Möller, Friedrich, Gomoll, August，麦泰思（Mertens, Wilhelm），克罗纳（Krone, Hugo），柏卢士（Bruisch, August），季泰德（Dietert, David），爱斯基（Ehses, August）。[16]为了检验德国军官的练兵才能，张之洞从卫队、护军等营内挑选士兵，先交其训练，数月后取得了可观的练兵成效。

根据张之洞的计划，先练二千数百人为一军，照西方军制编为30营，定名为自强军，成军半年后，再行扩充，酌增人数一倍，后续扩充至万人为止。如果饷项难筹，则至少编练5000人。12月27日张之洞奏称，自强军编练成军，“现设步队八营，营二百五十人，分为五哨。马队二营，营一百八十骑，分为三哨。炮队二营，营二百人，分为四哨。工程队一营，营一百人”。[17]自强军的规模约为德国陆军一军的四分之一，共计官兵2860人，驻扎省城江宁训练。在自强军中，从统带到各营营官、哨官均委派德国军官充任。其中，来春石泰为全军统带，斯忒老为步队第一营营官，特屯和恩为步队第二营营官，泰伯福为炮队营官，那汉斯为马队营官。[18]张之洞将“带兵操练之权”交于德国军官，另派中国武官充任副营官、副哨官，“约束惩责之权，则专归华官”。[19]1896年2月14日张之洞奏称，计划扩充自强军规模，“应再添练步队六营、炮队二营，合成步队十四营、炮队四营、马队二营。除工程队一百人不并计外，新旧合计共练成步队、炮队、马队二十营，计将及五千名”。[20]不久，张之洞回任湖广总督，刘坤一重新接任两江总督，自强军的扩军计划遂遭搁浅。刘坤一未继续扩大自强军规模，仅对自强军人事、营制略作调整，如改委候补道沈敦和总理自强军营务处；将原设马队2营汰弱留强，合并为1营。[21]

自强军规模较小，与新建陆军内部编制大体类似，是仿照德国陆军营制创设的一支包括步、马、炮、工诸兵种的合成军队。自强军的武器装备基本是德制或奥制新式后膛枪炮，全军武器初步实现了制式划一。枪械方面，步兵装备毛瑟枪和曼利夏无烟快枪，前者“系寻常操演用之，即临阵亦甚灵便”，后者“系备用者，较毛瑟尤为精利……此枪宜妥为存储，如当有事之秋，再发给抵敌”。[22]火炮方面，装备德制80毫米口径克虏伯后膛钢炮和英制75毫米口径的麦克信后膛快炮。[23]

1896年张之洞重回湖广总督本任后，并没有放弃编练新军的设想。在湖北，张之洞沿袭自强军模式编练湖北护军营，继续完成未竟的练兵事业。张之洞接到回任谕旨之后就奏称：湖北战略地位关系紧要，计划将原德国军官训练的护军、卫队之“前营五百人调赴湖北，令其转相教习，以开风气”。[24]张之洞回任后，将抽调的500人分编为前、后两营，添足额数，派尽先补用都司张彪充任前营管带官，四川补用参将岳嗣仪充任后营管带官，并派德籍军官贝伦司多尔夫（Bernstorff, Friedrich Graf von）充任总教习，选调天津、广东武备学堂学生充任分教习。同时仿照德国军制编练工程队1哨，由前营管带官张彪兼管。湖北护军营初创成军，共计前营步队3哨、炮队2哨，后营步队3哨、马队2哨，另设工程队1哨，官兵共计1000人，马100余匹。[25]其后，张之洞饬令张彪新募工程兵400人，连同原工程兵100人，凑足500人，编成工程队1营。1898年10月4日，张之洞札委帮带工程队千总姚广顺充任营官，札委张彪督带湖北护军前营，兼带后营及工程营。[26]1899年6月27日，张之洞札委姚广顺招募护军中营步队500人，营制、操法均与护军前、后营相同，札委刘温玉接任工程营营官。[27]1900年8月25日，湖北护军营将旧有步队和新募步队2000人，仿照新建陆军章程，改编为护军步队左、右旗。护军步队左旗四营，以旧有步队改编，派都司衔守备姚广顺充任督带官，武备学生徐嘉霔充任第一营营官，千总焦坤山充任第二营营官，千总沈栋梁充任第三营营官，千总李明章充任第四营营官。护军步队右旗四营，以新募四营改编，派游击王得胜充任督练官，县丞杨蓉充任第一营营官，千总李襄邻充任第二营营官，县丞白寿铭充任第三营营官，千总陈世贞充任第四营营官。马队，派千总黎元洪充任第一营营官。炮队，派千总杜长荣充任第一营营官。工程营，派千总刘温玉充任营官。全军统带由张彪充任，节制、训练护军步、马、炮、工各营。[28]与自强军不同的是，湖北护军营中的营官均是中国官员充任，德国军官只是充任军中教习。

湖北护军营武器“多已改为后膛枪炮”，张之洞除向广东借调“步枪二千枝、七点五公分克虏伯炮二十八门”外，“又向德、日两国均购有武器”。[29]据1900年英国海军观察员卜朗登上尉的观察，湖北护军营主战武器均为新式后膛枪炮，“步兵与骑兵都装备了现代武器，而炮兵则充分供给汉阳制造局造的克虏伯型六磅快炮”。[30]

与八旗、绿营或湘、淮军不同，小站新军、自强军和湖北护军营均是袁世凯、张之洞结合清军现状、参仿西方军制练成的合成军队。合成军队的优势在于编制的进步性，不同兵种相互配合作战，从而产生强大的战斗力，“由于三个兵种（步、骑、炮——引者注）结合在较小的单位中，再加上三种战术队形的结合，各兵种间的相互支援达到了最充分的程度，散兵、横队和纵队形成现代军队巨大的战术优势”。[31]新式军队具备合成军队的战术优势，这就需要开展与之相适应的新式军事训练，固守传统操法或刻板练习西式操法已无法满足这一要求。从德国聘请军事教习，传授德式操法，改革新军的军事训练，已经成为袁世凯、张之洞的练兵共识。德国分军对抗演习的训练模式，作为一种新的练兵思路和举措，被引入新军的军事训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