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会操”概念厘定
“会操”一词是军事术语，古今语意不同。在今日，“会操”专指军队的队列训练。[1]在清代，“会操”应是“会合操演”或“会合大操”的简称，属于中国传统兵学词汇。[2]甲午战前，由于清军在编制、武器、战术、军事学术方面未发生系统性变革，其军事训练普遍以传统操法为主。“会操”意指抽调某区域的清军在围场或校场进行的狩猎式或阵式训练，其表现形式如八旗大阅、木兰秋狝及绿营演练阵法等。
在甲午战后的军事变革进程中，“会操”一词被赋予新的内涵。袁世凯、张之洞学习德国军制分别编练的小站新军、南洋自强军及湖北护军营，均属于新式军队。新式军队在编制、武器、战术、军事学术方面发生了系统性的变革，连带而来的是军事训练方式和内容的变化。新军举行了多次对抗演习，这是中国陆军开始组织、实施近代军事演习的标志。这一时期新军对抗演习，主要是较小规模的攻守战、遭遇战形式的战术演习，影响范围有限。新军内部称之为“攻守战”[3]或“操行军队”、“演行军队”[4]等，尚未见使用“会操”一词。直到清末新政期间全国普练新式陆军，军事演习作为练兵的新举措、新思路，在全国新军中推而广之，“会操”一词才开始被广泛用来指称新军的军事演习。
1905年练兵处大员奏请举办河间会操，奕劻、袁世凯等人称：“东西各国每于秋冬间举行大操，详求赴机应变之方，实行攻守战阵之法……征之经传，如周官四时治兵尤以冬阅为重，我朝大阅、大狩诸典亦以木兰秋狝为特严，皆期励戎行、习战法，协疾徐进退之节，练心胆耳目之用。”[5]这里的“冬阅”，即《周官》中的“仲冬教大阅”，是西周时期军队在冬季开展的狩猎式军事训练；“大阅”，是清朝皇帝亲自校阅八旗的军礼；“木兰秋狝”是清朝皇帝在秋季亲率八旗将士开展的狩猎式军事训练。“冬阅”、“大阅”、“木兰秋狝”均属于中国传统军事训练，与近代意义上的军事演习有着本质的区别。奕劻、袁世凯通过征引中国古代典籍或追溯本朝典制，将它们比附为西方近代军事演习的做法，只是为了使河间会操更加名正言顺而已。1905年11月1日，阅兵大臣袁世凯、铁良奏报河间会操情形时，解释了本次会操与传统军事训练的区别：“伏查此次会操，非第以齐步伐、演技击、肄威容、壮观瞻而已。盖欲以饬戎备、娴战术，增长将士之识力，发扬军人之精神，熟悉于进退攻守之方，神明于操纵变化之用”，其最终目的在于“实习战事”。[6]应该说，自河间会操始，“会操”一词才有了新的内涵，正式蕴含近代军事演习之意。1906年阅兵大臣袁世凯、铁良奏报彰德会操情形时，再次强化了“会操”一词的新内涵：“伏查会操宗旨，盖使各军官之调度指挥，各军人之动作服习，一一实验诸经历之地，而平日各行省督练之成绩，各部伍教育之程度，亦将以课其殿最，较其短长。”[7]河间、彰德会操以后，清政府官方和报刊舆论常常使用“会操”指称新军的军事演习。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新军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多在秋季举行，时人也用“秋操”、“大操”称之。如1906年贵胄学堂某学生在笔记中对彰德会操有如下记载：“大操者，大阅合操之举，又名秋操，盖秋成之后，田野宏旷，既利于操演兵队，复不致有害田苗，所以恤民间之疾苦如此。今岁大操，以河南彰德为战地……大概考两军之调度布置及攻守一切情形。”[8]由于清政府没有硬性规定一个标准的专有词汇，所以，“会操”、“大操”、“秋操”三词均可用来指称清末新军的军事演习。本书以“会操”为主体词汇，实为行文之便，但不排除在引文或习惯指称时使用“秋操”或“大操”。
1904年练兵处颁行的《陆军营制饷章》规定编练现役、预备役相结合的新式陆军，同时制定了现役、预备役新军的会操规则。对于常备军而言，“应习操法，分门教授，由浅及深”，在完成基本军事训练和各兵种专业训练后，“按期聚集，讨论方略，演习战法”，开展高级阶段的军事训练，即举行会操。[9]对于预备役部队而言：续备军，“每年十月……由该驻弁调集各兵，带往听候会操，操期以一月为度”；后备军，“第二年、第四年，均须会操，其章程与续备同”。[10]据学者研究，除常备军编成一定规模外，续备、后备军编练成效甚微，“以致迟到1909年末，在全国只有北洋的两个镇有足够后备力量，能在战时达到规定的兵额”；[11]“直至1911年，后备军仍然不见踪影”。[12]因此，本书所谓的新军会操，专指常备军会操，即现役部队的军事演习。
就新军会操的情况看，按其目的大体可以分为三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校阅性会操。各地新军编练成军之时，或训练满三年之际，均奏请朝廷派员校阅，会操是校阅过程中的固定科目，其目的是为了检验、考核新军平时的训练情况。第二种形式是训练性会操。每年秋季各省新军自主举行会操，将新军各部置于近似实战的环境下对抗演练，其目的是为了提升新军的实战能力。第三种是集训练性和校阅性为一体的秋季大会操。1905年河间会操、1906年彰德会操、1908年太湖秋操及1911年永平秋操均属此类会操。这四次会操的时间均安排在秋季，每次操期均为四天，前三天举行诸兵种演习，最后一天举行阅兵仪式，兼具训练和校阅新军的双重目的。一方面锻炼官兵的战斗力，“在上者，试出其韬略以为指挥；在下者，服从其命令以勤职务”；另一方面检验新军各部的日常训练情况，“考军队程度之高下，验平日教育之得失”。[13]校阅性会操和训练性会操，分别是由校阅大臣和地方督抚主导，多在一镇或一协新军中举行，规模较小，会操地点也在驻地附近。相比之下，秋季大会操的级别最高、规模最大，通常由清廷钦派阅兵大臣，中央军事领导机构（练兵处、陆军部、军谘府）制定统一的会操计划，参加会操的新军包括多个镇、协，往往达到数万人，而且操地远离驻地，属于跨区域实施的大型军事演习。
二、选题的意义
近代意义上的军事演习最早出现于西方军队中，具有模拟实战环境、多兵种参与、分军对抗演练等基本特征。它是军队训练方式和内容的一次革命，经历了一个长时期的酝酿过程。17至19世纪西方经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大革命、克里木战争、普法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后，建立了步、骑、炮等合成军事编制，其陆军战术也经过了横队、纵队到散兵线战术的演变。工业革命的蓬勃发展，在为西方社会带来巨大生产力之时，也为战争提供了新的物质技术基础，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西方的军事学术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俄、德、法等国先后制定和颁行了陆军训练操典及战斗条令。在惨烈的战争环境中，西方各国不断更新军队的编制、武器、战术及军事学术，相应引发了军事训练方式和内容的变革。俄国率先举行了近代军事演习，法、德等国军队紧随其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各国均频繁举行军事演习活动。[14]直到21世纪的今天，军事演习仍然是世界各国军队常态化的训练科目，并为国与国之间观摩军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交流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军事演习慢慢超越了单纯的军事训练功能，往往带有一定的战略指向性。
中国陆军组织、实施近代军事演习，最早可追溯至甲午后编练新军时期。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西方列强侵略和国内起义的双重打击，清政府为挽救自身统治发起军事变革运动。晚清的国防力量，由前中期的经制兵八旗、绿营变为咸、同时期以湘、淮军为主体的勇营，再进而变为甲午后的新军。这些繁杂多变的军队名目背后，是晚清军事变革程度的日渐深入，即从军事技术层面到军事制度层面。尤其是甲午后的新军，是清政府效仿西方军制编练的现代化军队，其编制、武器、战术、军事学术的全面变革，引发了军事训练前所未有的变化。从甲午战后局部区域新军的对抗演习，到清末新政时期全国新军多种形式的会操，近代军事演习被正式引入到中国陆军中，并经历了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这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军队军事训练的方式和内容，对于北洋政府时期乃至于后来中国陆军举行军事演习起着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若追溯中国军队近代军事演习的历史，则不可不谈清末新军会操。毕竟，它处于中国军队组织、实施近代军事演习的起始阶段，代表着中国近代军事演习的早期形态。表面上看，新军会操似乎只是军事训练的变革，但绝不仅止于此，它背后涉及清末新政时期军事领导体制、军事编制、武器装备、军事理论等一系列的变革。由此可见，新军会操既是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改革成果的综合展示，也是中国军事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缩影。遗憾的是，以往研究大多集中于新军编练过程、内部制度、武器装备及其与辛亥革命的关系等方面，目前尚无一部以新军会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虽然现有的一些专题论文对河间会操、彰德会操、太湖秋操、永平秋操有过考察，但它们均为个案研究，既忽视了新军会操的复杂形态，也难以揭示中国近代军事演习的发展脉络。因此，研究清末新军会操，既有助于扩大现有的新军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深化清末新政时期军事改革的研究，也可以弥补以往学界忽视中国近代军演早期历史的研究缺憾，从一个侧面丰富中国近代军事史的研究。
基于此，本书以新军会操为研究对象，具体考察清末新军从西方引入近代军演并对之发展、完善的过程，客观评价其成效、问题及影响，力求系统、全面地呈现出中国陆军近代军演的早期面相。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无论是国内学界，还是国外学界，尚未见到一部以新军会操为研究对象的专著，基本是对河间会操、彰德会操、太湖秋操、永平秋操的概述性文字或专题论文，内容详略不等。
国内方面，相关论著多是关于新军四次会操的一般性介绍文字，鲜有具体而微的实证研究。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提及清政府筹办河间、彰德、太湖、永平秋操的情况，对前三次秋操的兵力配置及演习过程有简单叙述。[15]关于袁世凯的三本传记，也均提及袁世凯任直隶总督期间筹办河间、彰德会操的情况，如《袁世凯全传》[16]、侯宜杰的《袁世凯全传》[17]及李宗一的《袁世凯传》。李著对这两次会操均有积极的评价，称河间会操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正式的野战演习”；称彰德会操为“一次更大规模的野战演习”。[18]史全生的《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介绍了中国军队近代军事教育的发展历程，其中寥寥数语提及了清末新军的四次会操。[19]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梳理了河间、彰德会操的参演人数、编制，但仅将两次会操与袁世凯谋权造势相关联，某种程度上失去了考察新军会操本身的意义。[20]唐向荣的《辛亥滦州起义》[21]、赵润生与马亮宽的《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22]考察滦州兵谏及滦州起义的历史背景时，涉及了永平秋操的筹备情况。与上述著作的关注点不同，尚小明的《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揭示了留日学生在筹划河间、彰德、太湖及永平秋操过程中发挥的积极作用；[23]杨典锟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毕业生为中心的分析》也揭示了留日士官生和日本军事顾问在河间、彰德会操中扮演的角色。[24]
另有四篇以河间、彰德、太湖、永平秋操为研究对象的专题论文，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清末新军四次会操的认识。张华腾的《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北洋军河间会操兵力考订》是最早关注、研究新军会操的两篇专题论文。前文细致梳理了河间、彰德两次会操的目的、指挥机构、参演部队、战略任务及演习过程，并概括了两次会操的特点，分析了清末练兵成效及不足之处，最后指出两次会操对于清末政局的影响；[25]后文则是爬梳档案后对河间会操参演部队的人数做了扎实的考证，修正了以往对此次会操兵力统计的讹误。[26]彭贺超的《1908年太湖秋操考实》、《宣统三年的永平秋操》则是考察太湖、永平秋操的两篇专题论文。前文依据相关史料，辩驳了以往学界对太湖秋操的错误认识，指出太湖秋操并没有因光绪、慈禧太后去世停操或熊成基安庆起义草草收兵，而是如期进行了三天的诸兵种演习，只是最后一天停办了阅兵仪式，这对于南方新军的现代化进程具有积极的意义；[27]后文同样依据史料辩驳了以往学界关于永平秋操动机、操期的错误认识，重现了永平秋操的筹备、终止过程，并从军事动员的角度考察了其对辛亥时局的潜在影响。[28]
国外方面，有两部学界公认的关于清末新军研究的力作，即美籍学者鲍威尔的《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澳籍学者冯兆基的《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鲍威尔认为1904年至1906年中国军事改革成效显著，书中引用一些国内学者所不易接触的外文档案史料揭示了河间、彰德会操的成就及其不足，这一点弥足珍贵。[29]冯兆基考察军事改革引起的社会反响时，提及了河间、太湖秋操期间军民关系的改善。[30]
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本书深入研究新军会操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基础。遗憾的是，以往研究仅仅聚焦于清末新军四次会操，进行个案研究，一方面，忽视了新军会操的多种表现形式及其制度化的过程；另一方面，缺乏宏观视角，无法从中国近代军演发展史的角度进行考察和评价。凡此种种，难以系统、完整地揭示新军会操的全貌及其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的地位。
四、研究思路
本书写作的目的，绝不在于考察某一次或某几次新军会操，而是以新军会操为切入点，揭示中国陆军近代军演早期史的相关情况。[31]本书致力于回答以下问题：甲午战前清军的军事训练中为何没有产生近代意义上的军事演习？甲午战后新军从西方引入近代军事演习的过程及其表现形式是什么？近代军事演习进入新军后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完善过程？期间取得了什么成就？遭遇了怎样的问题？在中国近代军事史上具有怎样的影响？
为此，本书在借鉴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开展研究时特别注意研究方法的改变，即不再局限于以往新军四次会操的个案研究，而是将新军会操置于中国近代军事转型进程中进行考察和评价。在研究内容上，既从宏观角度勾勒出近代军演进入晚清新军后的发展脉络，也从微观角度区分新军会操的复杂形式，由此揭示出中国近代军演的早期形态。在史料方面，除了官方档案、文集、日记、笔记、报刊外，还运用以往学界较少注意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和档案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国家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以及“亚洲历史资料中心”（http://www.jacar.go.jp/）藏的日文史料。
[1]会操：“集中部属对已训课目、内容进行的操演。多用于队列训练。目的是检验训练效果，相互观摩，交流经验，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通常由连、营、团级单位组织实施，并组成评判组，按指定的单位或个人顺序轮流操演，结束后进行讲评。”参见夏征农主编，郑申侠编著：《大辞海·军事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2]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军务》第53辑，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441页。
[3]《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四》，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4卷，河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2-244、247页。
[4]徐世昌著，吴思鸥、孙宝铭整理：《徐世昌日记》（点校本）第21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0339、10340页。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军务》第53辑，第441页。
[6]《会奏遵旨校阅陆军会操情形折（附各清单）》（14-378），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4卷，第209页。
[7]《续陈校阅陆军会操详细情形折（附清单六件）》（15-548），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5卷，第397页。
[8]《顺承王记秋操事》，顾颉刚著，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145页。
[9]奕劻等撰：《奏定陆军营制饷章》，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第9页。
[10]奕劻等撰：《奏定陆军营制饷章》，第3-4页。
[11]［美］拉尔夫·尔·鲍威尔（Ralph Lorin Powell）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203页。
[12]［澳］冯兆基（Edmund S.K.Fung）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5页。
[13]《会奏遵旨校阅陆军会操情形折（附各清单）》（14-378），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4卷，第209页。
[14]参见［苏］M.A.加列耶夫著，王勤译：《诸兵种合成军队演习》，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7-81页。
[15]文公直著：《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军制（第一编）》上册，周蓓主编：《民国专题史丛书》，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7-60页。
[16]佚名：《袁世凯全传》，沈云龙主编：《袁世凯史料汇刊》（17），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65页。
[17]侯宜杰著：《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05页。
[18]李宗一著：《袁世凯传》，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5页。
[19]史全生主编：《中国近代军事教育史》，东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04页。
[20]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79-181页。
[21]唐向荣：《辛亥滦州起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滦县委员会编：《滦县文史资料》第7辑，1991年内刊，第31-38页
[22]赵润生、马亮宽著：《辛亥滦州兵谏与滦州起义》，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74-83页。
[23]尚小明著：《留日学生与清末新政》，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107页。
[24]杨典锟：《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以第一至第十一期毕业生为中心的分析》，《台大历史学报》2012年第49期，第25-29页。
[25]张华腾：《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
[26]张华腾：《北洋军河间会操兵力考订》，《历史档案》1998年第4期。
[27]彭贺超：《1908年太湖秋操考实》，《历史档案》2012年第4期。
[28]彭贺超：《宣统三年的永平秋操》，《历史档案》2014年第2期。
[29]［美］拉尔夫·尔·鲍威尔（Ralph Lorin Powell）著，陈泽宪、陈霞飞译：《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第179-193页。
[30]［澳］冯兆基（Edmund S.K.Fung）著，郭太风译：《军事近代化与中国革命》，第135页。
[31]按：笔者在考察中国近代军演早期史方面有过一定的研究积累。本书中的部分章节就是在笔者发表的相关论文基础上形成的。其中，第二章的内容来自《甲午战后新军军事对抗演习述论》（《军事历史研究》2013年第4期），第三章的第二节、第三节及第四章的第一节等内容来自《北洋新军会操研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3年第80期）。当然，本书并非完全照搬原论文的内容，而是利用新资料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后文不再标注，特此说明。